侵華戰爭時期，日本竟如此囂張，提出「東亞協同體論」

本文作者史桂芳，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導。獨立完成並出版《東亞聯盟論研究》、《「同文同種」的騙局》、《近代日本人的中國觀與中日關係》、《戰後中日關係史》等學術專著。原文題目為《日本侵華戰爭時期的「東亞協同體論」》，這裡截選了文章一部分，內容主要講的是「侵華戰爭時期日本的侵略擴張理論」。為方便訂閱號排版，原文引注從略。

昭和研究會成立於1933年12月，是日本知識分子自發組織的民間「國策」研究機構，「作為近衛文麿的智囊團」而廣為人知。昭和研究會的組織者後藤隆之助是近衛文麿好友、高中校友，曾為「大日本聯合青年團」幹事，與右翼團體玄洋社骨幹分子杉山茂丸、志賀直方等交往甚密。1933年在志賀直方的建議和支持下，後藤隆之助組建事務所，年末改稱昭和研究會。後藤隆之助回憶道：「我是在志賀的經濟援助下離開青年館，成立了研究所」。昭和研究會從成立之日起，就確定了做日本政府智庫的目標，一直從思想、理論上配合日本的侵略戰爭，成為對外擴張的幫凶。

昭和會社

昭和研究會會員主要來自知識界，有大學教授、專家、媒體人和一般官員，可以說集合了日本經濟、政治、外交、文化等領域的「精英」，因此被稱之為「知識分子團體」。1931年日本挑起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政府立即訴諸國聯，以為國聯「對日本破壞條約之暴行，必有適當之制裁」， 期待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事變。1932年4月，國聯派出李頓調查團到中國實地調查。1933年2月24日，國聯召開特別大會，表決《關於中日爭議的報告書》，報告書雖然有袒護日本的一面，並沒有明確指出日本侵略中國，但是，指出了日本佔領中國東北不符合國聯精神，東北主權屬於中國，否認偽「滿洲國」的合法性，敦促日本撤兵。日本要繼續佔領東北，對這個報告書非常不滿意，在國聯大會表決時，日本投了唯一的反對票。日本駐國聯首席代表松岡洋右在國聯大會上用英語發表了措辭強硬的演說，稱：「遠東糾紛之根本原因，在於支那無法律之國情及不承認對鄰國之義務，皆唯自己意志行動之不合理現狀所致。至今為止，支那長期懈怠作為獨立國之國際義務，致其最近鄰之國家日本，蒙受了莫大損害」，松岡洋右隨即用日語說了聲「再見」，揚長而去。松岡洋右在國聯的狂妄表演被日本媒體大肆渲染，認為漲了日本的志氣，日本處於舉國支持戰爭的瘋狂之中。3月27日，日本政府發表《退出國際聯盟的通告文及詔書》：「帝國政府認為已經無與國聯合作之餘地，據國聯規約第一條第三款，帝國宣告退出國際聯盟」。

九一八事變

在這種形勢下，日本知識分子卻表現出「冷靜」和不安，他們並非尊重中國主權、反對日本侵略中國，而是擔心如果退出國聯，可能招致在國際上的孤立，危及已有的「特殊權益」。他們認為日本現在實力與西方列強有很大差距，不應公開與西方抗衡，而應在與列強的「協調」中逐漸擴大侵略利益。於是，他們決定組織國策團體，為政府充當智囊。「為國家前途而憂慮的青年、有識之士彙集一堂，挺身而出組成團體，為研究國策出力」，昭和研究會認為知識分子不是國家命運的旁觀者，在關鍵時刻應挺身而出有所擔當，為國「分憂」，所謂為國「分憂」就是為日本獨佔中國東北利益出謀劃策，制定更加有利於日本的對外政策，以自己的學識支持侵略戰爭。《昭和研究會設立趣意》開宗明義，「集合各方面的智慧與經驗，實行各方面的總動員，充分融合政界、軍界、實業界、學界、評論界等思想，綜合社會各界的經驗和智慧，以確立日本的政策」。昭和研究會每年都會根據形勢的變化，修訂《昭和研究會設立趣意》，並制定具體的年度工作計劃。昭和研究會成立時僅有會員15人，隨著會員人數的增加，1935年3月，設置常任委員15名，包括青木一男、高橋龜吉、臘山政道、風見章、後藤文夫等政界、經濟界、新聞界的名人。設置專任委員20名，並成立教育、農村、政治、外交、經濟、金融財政等專門委員會（小委員會）。專門委員會（小委員會）設委員長1人，幹事2人，會員若干。1936年6月，成立「中國問題委員會」和「中國問題研究會」。由於會員數量不多，會員交叉擔任專門委員會。研究會每周舉行會議在討論基礎上撰寫報告，報告有以昭和研究會事務局名義形成的，也有以分委員會名義形成的。研究會根據報告內容，決定公開或「保密」，將可以公開的報告印刷成冊發行，擴大研究會的社會影響。保密報告則直接「送給近衛公。會員還通過私人關係送給近衛公身邊的人，送達總理官邸等處」。盧溝橋事變後，昭和研究會又在內部設立一些聯絡感情的機構，如昭和親睦會（1938年2月）、昭和同人會（1940年2月）、東亞俱樂部（1939年4月）以及培養人才的昭和塾（1938年2月）等。從昭和研究會成立的背景、宗旨、討論內容及其組織機構等可以看出，它是為了適應九一八事變後為了確保並逐步擴大在中國侵略利益而成立的，以便使日本政府制定更加周密的侵略政策。

昭和研究會為自己制定了明確的「國策」團體的目標，但卻對外聲稱不持任何特定立場，因而吸引了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甚至左翼知識分子參加，包含了社會上左、中、右翼各派人。研究會有臘山政道、高橋龜吉、後藤文夫、山崎靖純等知名學者，也有三木清、尾崎秀實這樣的左翼知識分子，持中間、右翼立場者居多。三木清是日本著名的哲學家，早年接觸過馬克思主義哲學，1928年與羽仁五郎主辦過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刊物《在新興科學的旗幟下》，在《思想》等雜誌上發表過介紹、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盧溝橋事變後，三木清加入昭和研究會，從民間學者變成近衛的智囊，是戰爭形勢下日本左翼知識分子轉向極端民族主義的代表性人物。他認為「既然誰都無法逃脫命運的安排，不如積極地挺身而出，參與解決現實問題」，從承認現實、把侵略戰爭正當化的角度來協助日本政府。三木清撰寫的《協同主義的哲學基礎》、《協同主義的經濟理論》、《新日本的思想原理》從哲學角度論述「東亞協同體論」的必要性，是昭和研究會關於「東亞協同體論」著述中理論水平最高的，被視為「協同體論」經典著述，在協助「建設東亞新秩序」、支持對外侵略方面起了非常惡劣的作用。當時，日本很多「左翼」知識分子既不滿意軍部的一意孤行，又不願意放棄在中國的「特殊利益」，內心充滿矛盾與糾結，在「舉國一致」進行對外侵略的形勢下，他們最終選擇了站在政府一邊，站在了極端民族主義立場上，從思想文化上支持、協助侵略戰爭。這些左翼知識分子開始「有意」與馬克思主義保持距離，開始了思想和行動的「轉向」。正如昭和研究會會員戰後回憶中所言，研究會中「有人接近社會主義，有人與納粹思想很近。在協同主義最大公約數下，組成了昭和研究會的人員」。有日本學者認為他們是「思想上的左翼，行動上的右翼」。尾崎秀實「參加權力中樞，贊同東亞協同體論，進而參與佐爾格事件都是因中日戰爭所導致的」。在日本，除共產黨外，勞農階級政黨、左翼知識分子基本都放棄了一直追求的民主、自由理念，在為了國家的旗號下，支持建立「一國一黨」的法西斯獨裁體制，滑向了極端民族主義的反動道路，支持破壞人類和平、正義的侵略戰爭，在歷史上寫下了罪惡的一筆。這是日本知識分子的悲哀，也說明了歷史是不以人們的一直為轉移的，反映了其複雜的一面。

三井株式會社

昭和研究會自成立之日起，就與日本財界、官界保持著密切的聯繫。賀屋興宣是大藏省主計局長，「在三井、三菱、住友等財閥的支持下，昭和研究會成立了」。昭和研究會作為近衛文麿的智囊組織成立並進行活動，。昭和研究會成立時，後藤隆之助就預測到：「近衛先生早晚會掌控政權。為那一天的到來，無論是國內政治還是對外政策，現在就需要做相應的準備」。1939年1月，第一次近衛內閣解散後，後藤隆之助最先設想到近衛文麿將再度出山，要從各個方面為近衛再度組閣做準備。近衛文麿第二次出任首相後，後藤隆之助提出建立強有力政府、抑制軍部勢力等改革主張。近衛根據他的建議，組織大政翼贊會並親任總裁，效仿德國的集權主義，開展「一國一黨」的新體制運動。昭和研究會提出「支那事變爆發，我國面臨著從未有過的國難，對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需要制定緊急對策、探討根本方針」，他們要以自己的知識和智慧，研討尋求解決戰爭之道，協助政府制定維護在中國侵略利益的政策，發揮作為「國策」團體的作用。

昭和研究會有擔任權力中樞要職的人，直接參与了日本內外政策的制定。第一屆近衛內閣時期，馬場鍈一任內務大臣，有馬賴寧擔任農林大臣，大谷尊由擔任拓務大臣。常任委員賀屋興宣先後擔任過近衛文麿內閣和東條英機內閣的大藏大臣，被譽為「理財聖手」。他制定的獎勵儲蓄、戰時財政等政策，竭力避免日本戰時經濟倒退與停滯，從財政經濟上支持侵略戰爭。笠信太郎是近衛文麿的顧問，近衛早餐會（水曜會）成員之一，長期擔任朝日新聞社論主筆，對「東亞協同經濟」頗有「貢獻」。風間章是第一次近衛內閣的書記長官，第二次近衛內閣的司法大臣。有田八郎曾經擔任廣田內閣、平沼內閣、米內內閣的外務大臣。尾崎秀實則長期擔任近衛的私人顧問。昭和研究會成員參與權力核心，他們不僅是政府的智囊、顧問，還是日本制定侵略政策的參與者和決策者，其對侵略戰爭的責任絕不亞於軍部法西斯分子。

盧溝橋事變後，昭和研究會的「中國問題委員會」和「中國問題研究會」通宵達旦地研討中國局勢和戰爭進展，向政府提出報告和建議。為了解事變後戰爭是實際進展，1937年10月，後藤隆之助、酒井三郎等到中國東北、內蒙古、華北、華中等地進行實地考察。他們通過數月的走訪、調查，認為日本在中國有「特殊權益」，日本國民應該與政府一道關注戰局，關注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對日本國民來說，不應否認支那問題是今後數十年需要關心的問題」。他們提醒日本政府，民族主義在中國正發揮著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解決盧溝橋事變的出路就是要根本消除中國的民族主義，實現中日兩國的「協同」、「合作」，達到統治中國的目的。於是，昭和研究會提出了「東亞協同體論」，可以說「東亞協同體論是事變的直接產物，是直面事變造成的深刻、悲慘而困難局面所產生的」。昭和研究會不只是在書齋里、在遠離戰場後方研究對策，其成員主動到充滿危險的中國內地考察，就是了為使提出的建議更切合日本需要，更有利於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他們在實地走訪、調查基礎上提出的「東亞協同體論」比「擴大派」、「一擊」使中國屈服等更有欺騙性，危害也更大。

盧溝橋事變

「東亞協同體論」 被日本人稱為「思想上的創造」，昭和研究會與東亞聯盟協會等亞洲主義團體不同，它沒有自己的機關刊物，基本主張反映在昭和研究會的專題報告、政策方案，以及會員發表在《改造》、《中央公論》、《日本評論》等雜誌的論文中。「東亞協同體論」的代表性著作為昭和研究會編寫的《日本經濟改組試案》、《協同主義的經濟倫理》、《政治機構改革大綱》，三木清的《新日本的思想原理》、《新日本的思想原理 續篇》、《協同主義之哲學基礎》，尾崎秀實的《「東亞協同體」的理念及其客觀基礎》，山崎靖純《作為長期建設目標的東亞協同體論之根本理念》，高橋龜吉的《我的實踐經濟學》等，分別從思想、文化、經濟、政治等方面闡述了「東亞協同體論」。1960年代，日本出版了一些昭和研究會會員撰寫的回憶性著作，包括後隆之助監修的《昭和研究會》、酒井三郎著《昭和研究會——某些知識分子的軌跡》、內政史研究會編的《後藤隆之助氏談話速記錄》（印刷品）等。2004年起，大東文化大學東洋研究所整理出版了7卷本《昭和研究會資料》，收集了昭和研究會當年所有公開和保密的文件，為深入研究「東亞協同體論」提供了基本條件。

「東亞協同體論」內容龐雜，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國際關係等各方面，概而言之，就是建立以中日協同經濟體製為核心、以文化提攜為紐帶、以地域合作為基本框架的「東亞協同體」，實現中日兩國「民族協同」、「經濟合作」，進而達到東亞各國的「共存共榮」，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的目的。「東亞協同體論」發展了近代以來以日本對外侵略的亞洲主義，以日本最終獨佔亞洲、稱霸世界為根本目標，也使亞洲主義從民間走向官方。「東亞協同體論」雖然使用了「協同」、「合作」等辭彙，卻隱含著維護和擴大日本侵略利益的實際目的，是協助戰爭的侵略理論。

盧溝橋事變後，昭和研究會多次研討中日戰爭後的中國形勢，尤其是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們認為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中國實現了全民族抗戰，這對日本十分不利。同時他們看到了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存在著不同階級、階層、團體和派別，始終有「離心」與「向心」兩種傾向，認為國共兩黨「同床異夢」，矛盾、摩擦不斷，巧妙地利用這些矛盾，就可以瓦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達到日本發動戰爭的目的 「從支那社會構成來看，統一戰線中包含著勉強的、不合理的成分，存在著可能破裂的危險因素」。他們希望日本政府了解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矛盾和分歧，採納「東亞協同體論」的主張來擴大統一戰線的「離心」力，把握中國的「民心」，形勢朝著日本希望的方向發展。昭和研究會自信「東亞協同體論」是破壞中國抗戰的最佳方案，認為近代以來中國人雖已萌生民族意識，但是，畢竟其民族認同、民族主義形成時間不長，在一般百姓心中，國家、民族意識仍然比較淡薄，更重視個人利益。日本應乘機施以「恩惠」，啟發其「親日」感情，「說到底，支那人是求利的，給其利益就能使他們走向親日。救濟支那民眾的生活，就可以收攬人心，進而統治支那」。昭和研究會中不乏中國問題專家，以為打著「協同」、「合作」旗號，兼之以小恩小惠，就能消除中國人的國家、民族意識，真是打錯了算盤。近代以來，特別是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後，中國人的民族意識空前覺醒，認識到日本目標是要滅亡中國， 中國自古就有「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傳統，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機關頭，無論是政治上業已成熟的中國共產黨，還是執掌國家大權的中國國民黨，都以抗日救亡為第一要務，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雖然有分歧、矛盾、摩擦，甚至後來還發生皖南事變那樣的激烈軍事衝突，但是，兩黨最終以民族大義為重，從政治上解決矛盾，避免摩擦升級，維護了團結抗戰的局面。昭和研究會只看到中國不同階級政治訴求、經濟利益等方面的矛盾，低估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傳統在中國的影響，以為給中國人利益就可以瓦解中國人的抗戰意志，低估了中國人的民族覺悟，與歷史發展潮流背道而馳，「東亞協同體論」，也註定不能達到日本早日結束戰爭、維護在中國侵略利益的目的。

總之，「東亞協同體論」是在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提出的，其目的是瓦解中國人的民族意識，把中國民族主義從對日抗戰轉向對日「合作」，以隱蔽的手段達到日本完全控制中國的目的。 「東亞協同體論」反映了戰爭形勢下，日本知識分子的政治抉擇，是亞洲主義在中日全面戰爭時期的演進與發展，從思想、文化上支持了侵略戰爭。

（未完待續）

編輯：胡一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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