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清廷被自己的「統治基礎」拋棄了

文 | 諶旭彬

武昌的槍聲，距今已一百餘年。「革命」這個辭彙，也歷經了種種變遷和浮沉。各種各樣的「反思」，尤其是對「革命」的反思，也在百餘年間紛至沓來。但「反思」之前，還是應該先搞明白「什麼是辛亥革命」。

一、什麼是「辛亥革命」

什麼是「辛亥革命」？這好像是個不言自明，用不著回答的問題——武昌一聲槍響，清帝國土崩瓦解，民國時代到來，不就是辛亥革命么？

這麼說對不對？狹義而言，它是對的。但這種表述缺失了三個關鍵因素：

1、誰在搞這場革命？

2、革的是誰的命？

3、如何革的命？

只有回答出了這三個問題，「辛亥革命」的概念才算完整。

1、誰在搞「辛亥革命」?

先說第一個問題：誰在搞這場革命。以往的慣用描述，自然是「革命派領導了辛亥革命」。這種描述有個嚴重的問題：究竟誰是「革命派」？

要講清楚什麼是「革命派」，先要講清楚什麼是「革命」。

現在有一種非常流行的「常識」——革命是暴力的，改良是和平的；暴力的「革命」經常被拿來與和平的「改良」作比較，然後得出結論，革命在物質與道德兩個層面的破壞性都很大，很長時間都難以恢復，所以，還是改良更好，更理性——自90年代「告別革命」的概念出爐之後，這個「常識」普及甚廣，但它本身是錯誤的。錯在誤讀了「革命」，想當然地把「革命」等同於「暴力革命」。

之所以「革命」會被等同於「暴力革命」，在於國人長期以來習慣了用手段而不是用目的來劃分「革命」與「改良」。但凡訴諸暴力的政治運動，必屬革命；但凡堅守和平的政治運動，必屬改良。這種劃分是不當的。

真正能夠區分「革命」和「改良」的，是政治訴求，也只能是政治訴求。

具體到晚清，革命黨自然屬於革命派無疑，但長期被標籤為改良派的立憲派，其實也屬於革命派。這個問題，梁啟超當年在與革命黨論戰的時候，就表述得非常清楚了——梁氏說，革命黨的政治訴求是共和立憲，立憲派的政治訴求是君主立憲，二者都倡導民權反對傳統君主專制，故而都是革命：

「政治革命者，革專制而成立憲之謂也。無論為君主立憲，為共和立憲，皆謂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憲，無論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礎生若何變動，而或因仍君主專制，或變為共和專制，皆不得謂之政治革命。」

梁啟超在論戰中還反覆申言：自己絕不反對「革命」，但主張「有秩序的革命」，而不是「暴動革命」。所謂「暴動革命」，顯然系指革命黨要推翻滿清皇室而言；所謂「有秩序的革命」，則是立憲派的和平立憲。

就政治訴求而言，搞「預備立憲」的朝廷和搞「孔教救國」的康黨，才是真正的「改良派」。

簡言之，一種政治運動「革命」與否，取決於它的政治訴求當中，有沒有變更政體、重造政治遊戲規則的選項。如果有，它就是「革命」；如果沒有，而僅限於在現有體制基礎上修修補補，那麼它就只是「改良」。以目的（政治訴求）劃分了「革命」與「改良」之後，方才輪到用手段（暴力或者和平）來劃分「有秩序的革命」與「無秩序的革命」。

廓清了革命的定義之後，自然不難發現，類似「在辛亥革命的過程中，革命派沒起到什麼關鍵作用，他們的歷史地位被高估了」的論調，其實是偽問題。主張暴力的革命黨在武昌打響了第一槍；主張和平的立憲派促成了各省的易幟響應，革命黨與立憲派的政治訴求，本質相同，都是「興民權革專制」，實同屬革命陣營。

2：「革」的是誰的「命」？

再講第二個問題，辛亥革命到底「革」了誰的「命」？

這其實是一個真正不言自明的問題。革的當然是清廷的命，是專制的命——革命派的政治訴求很明確。

但現在流行一種「反思」，說「革命打斷了改革」，認為革命不但革掉了清廷和專制，而且革掉了更有價值、更有可能成功、社會轉型代價更小的的晚清憲政改革。這種說法很有市場。它如果成立的話，辛亥革命則不僅僅無功，簡直可謂是有罪了。

這種「反思」是荒謬的。

其一，改革早在武昌槍響之前就已經死掉了——慈禧臨終前夕的1908年，頒布了一系列的反改革諭旨，譬如禁止紳商和學生「干預國家政治」；譬如頒布《大清報律》，壓制一切不利於朝廷的言論；譬如出台《結社集會律》，打壓開國會請願運動；譬如頒布《欽定憲法大綱》，滿篇都是各種「議院不得干預」……此年，改革就已經死掉了。此後，立憲派在咨議局內、資政院內的種種抗爭，乃至發動民眾走上街遊行請願，都已不能改變朝廷反改革的決心。

其二，「被打斷的改革」具體是指什麼？如果是指朝廷所願意搞的「預備立憲」，那麼，這種「改革」理應被打斷。因為根據朝廷頒布的《預備立憲章程》和《欽定憲法大綱》，它所要搞的，不過是一種新時代的「開明專制」。如果「被打斷的改革」指的是立憲派所要求的「君主立憲」，那麼，武昌的槍聲並沒有打斷它，因為立憲派的政治訴求與革命黨一樣，都是「興民權革專制」，至於是否保留君主，並不具備實質意義，立憲派從來就沒堅持必須保留一個君主，1911年之後，立憲派與革命黨仍然繼續在為「興民權革專制」而努力，並無中斷。

3：如何「革」的命——辛亥革命從何處來？

第三個問題——如何革的命——最為複雜，它實際上等同於在追問「辛亥革命從何處來」？

現在有一種意見，簡單地將武昌首義等同於辛亥革命，然後得出許多結論，譬如說辛亥革命是一場偶然性極大的革命，說辛亥革命具有強烈的會黨色彩；又從武昌首義的參與者成分構成中得出結論認為「革命是由一群失意的社會邊緣人群搞出來的」。如此種種，也是「反思辛亥革命」的滾滾大潮中的一個部分。

把辛亥革命局限在1911年本身就錯了。革命，是從革命派開始提出自己的「興民權革專制」的政治訴求的那一刻開始的。革命，也一直要到革命派自覺完成了「興民權革專制」的政治訴求的那一刻結束。當然，如此而言，何時開始，何時結束，或者是否已經結束，也就很難給出一個具體的時間點了。但有沒有具體的起始、結束時間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須將辛亥革命放在更廣闊的時代背景下考察。在歷史長鏡頭裡，可以清晰看到，期望「萬世一系」的愛新覺羅皇室主動喪失了太多機會。（至於說「革命具有強烈的會黨色彩」，錯在無視同屬革命派、促成各省易幟的立憲派群體，這些人與會黨沒什麼關係，也不是什麼「失意的社會邊緣人群」。）

眾所周知，晚清中國的近代化努力，與外患緊密相隨。這種努力，最初表現為洋務運動，後來是戊戌維新，再往後是清末新政。這些政治活動，通常都被冠以「改革」或者「改良」的名號，但這些活動，本身是存在巨大差別的。不理解這些差別，就無法理解「辛亥革命從何處來」這個問題。

下面對這些活動的實質作一個簡單梳理：

1.洋務運動所要解決的，是清帝國「船堅炮利」不如西方的問題。

2.到1880年代，出現了一些體制內官員要求朝廷開設議會的呼聲（譬如兩廣總督張樹聲），這和中法戰爭毀於朝廷內部權力鬥爭有關，這些深受其害的體制內官員希望用一個「議會」來改變朝廷的決策機制。換言之，張樹聲心目中的議會，與西方民主、民權毫無關係，僅僅是一種「朝廷內部民主決策機制」，可以用來制約朝廷決策被個人權斗扭曲（譬如慈禧與恭親王）。

3.1890年代的維新運動，所關注的仍然是「朝廷內部民主決策機制」的問題。甲午年的慘敗，很大程度上被歸因為朝廷內部的決策機制有問題，受個人權斗（慈禧與光緒、翁同龢與李鴻章等）的影響太深。議會與民權雖然已經被部分知識分子結合在了一起，但朝廷並無意拿議會來實踐民權；支持維新的張之洞等實力派官員，所關心的也只是「朝廷內部民主」。（「維新領袖」康有為為了實現個人的掌權之夢，甚至認為連議院都不必開，因為皇帝實在太英明了，英明的皇帝已經解決掉了決策機制的問題，沒必要再搞什麼議會。）

4．1901年朝廷宣布開始「新政」，同樣與內部「民主決策機制」問題有關。1900年慈禧獨斷專行悍然對世界宣戰，導致八國聯軍入京，辛丑條約賠款出現天文數字。此種慘痛結局，讓帝國體制內官僚和體制外知識分子再次痛感「朝廷內部民主」的缺失。兩廣總督陶模提議搞議院，界定「議院議政，而行政制權仍在政府」，很顯然是希望能有一個機構對朝廷的決策做出監督，雖然這個機構叫做「議院」，但它和以民主、民權為核心的那個議院並無多大關係。

5.日俄戰爭在中國東北爆發之後，慈禧不得不於1906年頒布預備仿行憲政的諭旨，由朝廷主持的「預備立憲」由此啟動。立憲派「君主立憲」和革命黨「民主共和」的政治訴求也一併高調地擺上了檯面。至此，議會與憲法才被視作一種新的政治體制，而正式納入「頂層設計」的視野。

6.1908年，朝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明確表示要走日式立憲的道路，其本質則是一種新的「開明專制」——這一點，《大綱》已經用各種各樣的「議院不得干預」交代得非常清楚，與「議院不得干預」相對應的，是各式各樣的（權力）「操之君上」。也是從這個時候起，主張走英式立憲的立憲派，與朝廷的分歧越來越大。

7.1910年，立憲派組織了遍及全國二十餘省，簽名達數百萬人（人數恐因宣傳需要存在誇張）的要求立即開設國會的請願運動，四次請願，四次被朝廷拒絕。拒絕的根源，正在於立憲派要走英式立憲道路，而朝廷希望竭盡全力保住日式立憲的既定方針。

8.1911年，武昌首義的槍聲打響之後，驚惶失措的朝廷迅速推出一份完全照搬英式立憲的《十九信條》，其中規定，種種權力都屬於議會，皇帝將成為真正的虛君。其目的，旨在希冀挽回與革命黨站在一條陣線上的立憲派，但顯然為時已晚。

上述線索雖然粗糙，但至少可以講清楚兩個問題：

1.立憲派、革命黨與朝廷是怎樣一步步分離出來的。洋務運動時期，只有朝廷，不存在立憲派和革命黨；戊戌維新時期，革命黨極其零散，可以忽略不計，立憲派也尚未成型，能將議會制度與民主、民權結合起來討論的知識分子雖有，卻並不多，影響力很有限，此一時期，大多數國民仍然選擇與朝廷一起「摸著石頭過河」；1900年朝廷的荒唐決策給國民帶來了深重災難，最終促成了革命黨的急驟發展，立憲派也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1906年日本戰勝俄國，立憲派給出的解釋終於突破了以往「議會」在決策方面更具優勢的陳舊套路，而看到了立憲國的國民要比專制國的國民更愛國，更支持本國政府的政策，由此得出立憲可以強國的結論；1908年的《欽定憲法大綱》第一次明確宣示朝廷要走開明專制的改革路線，立憲派從此與朝廷成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1910年四次大請願失敗之後，整個1911年，從年初直到武昌槍聲響起，立憲派再也沒有發動請願活動。

2．時下很多對辛亥革命的「反思」，想當然地把立憲派和朝廷放在一起（至少認為二者的距離更近），而將革命黨作為二者的對立面，進而認為如果不是「革命」打斷了改革，則立憲派有可能與朝廷博弈和平完成憲政改良。這種「反思」有違史實，辛亥年可供選擇的並不是只有改良和革命兩條道路，實際上存在著朝廷的日式開明專制、立憲派的英式君主立憲與革命黨的美式民主共和，一共三條道路。朝廷的道路與其他二者之間的差距才是最大的，立憲派與革命黨的路徑反而相差不遠。換言之，並不存在什麼「革命打斷改革」的問題。朝廷本無意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下面就士紳與清廷的離合，再做一點分析。

二、士紳為什麼要拋棄清廷？

傳統中國的統治基礎，由以科舉為維繫紐帶的士紳組成。

現在有一種很有市場的觀點，認為廢除科舉，斷絕了士紳依靠讀書做官的上升通道，導致他們變成了革命者。譬如復旦大學歷史系沈渭濱教授如此說道：

「我認為清末廢科舉是一項過於極端的舉措。科舉制度有很多弊病，但畢竟是廣大士子讀書做官的主要途徑。捐官也可以入仕，但不是正途，為士子所不齒。廢科舉等於絕了士子向上發展的路，這樣他們就沒有奔頭了，只得找新的出路。而從新式學堂出來的學生也要找出路，讀書能幹什麼？讀書可以經商，更重要讀書可以做官。1905年以後，做官的路絕了。所以在我看來，辛亥革命某種意義上就是知識分子找出路的一場運動，包括個人出路、國家出路兩個相輔相成的方向。不要低估廢科舉帶來的負面影響。」（《辛亥革命前的中國》，《東方早報》2010年10月10日）

另一位學者，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羅志田先生也有類似的看法：

「士沒有了，產生了很多知識分子，以及我比較關注的邊緣知識分子。不少年輕人，讀過一些書，又無法繼續其教育，不能整天呆在鄉村的家裡，在城裡又找不到工作，還看到國家民族在世界競爭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個人和國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這樣的人最後就寄希望於革命。他們從想革命、說革命到領導廣大沒讀過書的人民幹革命，最後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同上）

基於以上論述，沈渭濱教授對辛亥革命有這樣一段總結：

「士紳和近代知識分子是當時社會群體中最有影響、最有活力的群體。他們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統治秩序的安危。可以說，辛亥革命就是知識分子包括士紳叛離和反對清王朝的一場政治運動。」（同上）

這個結論——「辛亥革命就是知識分子包括士紳叛離和反對清王朝的一場政治運動」——是對的，是符合史實的。但其邏輯——讀書人因為科舉廢除後，個人沒有了出路，而傾向革命——恐怕並不準確。

因為廢除科舉並未損害讀書人的上升通道：

其一，早在科舉廢除之前，參加科考就已經不再是讀書人上升的主要通道。數據統計表明，太平天國以前，朝廷捐官總人數不過3.5萬；而19世紀的最後30年，捐官人數竟達到53.4萬。科舉作為主要上升通道的功能，早已名存實亡。自1860至1905年間，「通過科舉制完成社會垂直流動的紳士僅佔3%-4%左右」（ 王先明：《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

其二，廢除科舉得到了大多數讀書人的擁護。因為與廢除科舉同時出台了一個《舉貢生員出路章程》，這個章程旨在為各省數萬舉貢和數十萬生員籌劃善後。因為這一善後政策的切實實施，在科舉停廢至清廷滅亡的6年時間裡，舉貢生員的入仕就職機會，反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機會與高概率，其優先錄用的待遇聞所未聞，因為待遇過於優厚，還曾引起輿論的不滿，在《申報》上刊文抨擊。

既然廢除科舉並未損害、反而擴大了讀書人的上升通道，為什麼「知識分子包括士紳」最終仍選擇「叛離和反對清王朝」呢？

答案並不複雜：雖然廢除科舉對「知識分子包括士紳」上升通道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但自1905-1911年，這短短的六年時間裡，「知識分子包括士紳」自身已經完成了巨大的「身份轉型」；與此同時，朝廷卻遲遲地拒絕「體制轉型」。當「體制轉型」遠遠跟不上「知識分子包括士紳」的「身份轉型」時，原來作為朝廷統治基礎的他們，只好為了自身利益，選擇拋棄了朝廷，選擇「叛離和反對」。

簡言之：1905年的廢除科舉，確確實實衝擊了清廷的統治基礎，但這個衝擊，並不如一些學者所言，是一種斷裂（「知識分子包括士紳」被拋離）；而是一種「轉型」。

為什麼不是「斷裂」，而是「轉型」？清末各省咨議局議員的身份構成比例最有說服力。根據台灣中研院張朋園教授的數據統計結果，各省咨議局議員的構成有這麼幾大特色：

1、咨議局議員絕大多數是出身於舊科舉制度下的紳士階層。據張朋園教授所製作的《十五省咨議局議員功名背景表》顯示，「他們89.31%皆具有傳統功名，相對的，只有10.87%不具功名背景」。正如革命黨人譚人鳳所言：「他們咨議局的人，不是翰林進士，就是舉人秀才，在社會上潛勢力非常大」，日本人井一三郎在參觀了各省咨議局之後，則總結道：「議員大多為來自田間的讀書人」。

2、議員中頗多受過新式教育甚至留學日本者。若單純以學歷而言，擁有新式學歷的議員，在各省咨議局內並不佔多數，按張朋園教授的統計數據，只有10.16%。但若以擁有新思想為判斷依據，就遠遠不止這個比例了——井一三郎在訪問了河南省咨議局之後，稱其中「有新知者三分之一」，是一個可供參考的重要記載。

3、議員中有很多人曾在政府當中任過職，做過官。尤其以議長和副議長為最，63位正副議長當中，曾擔任中央或地方官職的，有40人。

4、議員大多出身富裕家庭；大多數是43歲以上的中年人。譬如：奉天議員的平均年齡是45歲；黑龍江40歲；湖南45歲；四川42歲。

這些數據統計清晰地顯示：廢除科舉之後，作為傳統中國統治基礎的「知識分子包括士紳」並沒有消失，咨議局議員九成的功名比例，足以說明這一點，所以，沒有「斷裂」。咨議局是近代化的產物，是「興民權」的結果，自1908年開始，以各省咨議局為領導核心，連續發起了多次要求及早開設國會的請願運動，尤其以1910年的四次大規模的請願運動為最，這四次請願運動覆蓋全國，前後簽名人數達數百萬（恐有宣傳需要的誇張），高達數十百次的群眾上街遊行……這是「轉型」，是傳統「知識分子包括士紳」，向近代「中層社會」的「轉型」。

朝廷不願意失去傳統「知識分子包括士紳」的支持，因為這是它最重要的統治基礎，這一點在1905年廢除科舉後的補償措施里已經表露得很清晰。但問題是：當這些傳統帝制中國的統治基礎，完成了上述身份轉型之後，朝廷卻固執地停留在「君上大權神聖不可侵犯」的傳統體制里，堅持拿「開明專制」式的日式立憲來搪塞這些要求「英式立憲」的統治基礎們——朝廷似乎沒有意識到：只有在以興民權為主旨的「英式立憲」政體下，這些已經從舉人、貢生、秀才轉型為「議員」的「中層社會」知識分子，才可能找到自己新的位置，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在日式「開明專制」下，他們不過是可有可無的花瓶，社會地位反不如廢除科舉之前。

朝廷的制度轉型遠遠滯後於其所依賴的統治基礎的身份轉型，最終被自己的統治基礎拋棄，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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