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的延續性：亞里士多德在聖米歇爾山（中）

按：本文譯自《布魯塞爾周刊》，作者托馬斯·貝爾托諾，美國教授，現執教於紐約州立大學奧斯威戈分校。本文是對法國歷史學家西爾萬·古根海姆（Sylvain Gouguenheim）的《亞里士多德在聖米歇爾山：基督教歐洲的希臘根基》（Aristote au Mont Saint-Michel: Les raciness grecques de l』Europe Chrétienne）的書評。原文篇幅較大，分三次發布，此為第二部分，約2500字。

第一部分見：西方文化的延續性：亞里士多德在聖米歇爾山（上） 托馬斯·貝爾托諾

………………………………

古根海姆在《亞里士多德在聖米歇爾山》一書中指出，希臘人的存在將古典時代末期和西方中世紀初期聯繫起來；這種存在持續了數世紀之久。「在歐洲中世紀盛期，許多地區為希臘人提供了避難所：起初是西西里，之後是義大利南部，再後來是羅馬。」這些共同體襄助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並造就了以下歷史名人，諸如阿格里真托的格列高利（生於559年），在晚年成為家鄉的主教；錫拉庫扎主教喬治，其本人於724年向阿拉伯人傳道時遇害；Saint Gilsenus——7世紀中期，一位生活在羅馬修道院的希臘裔修道士——同Saint Armand一起在埃諾地區（譯註：地名，今比利時一帶）傳教；賴歇瑙的西蒙，亦被稱為「亞加亞人」（譯註：亞里亞人，古希臘諸部落中的一支），則是十世紀之人。像西蒙這種拜占庭僑民，已經越過地中海歐洲來到萊茵河、多瑙河一帶。當時，不止是希臘人，敘利亞基督徒也成為古典遺產的傳遞者，他們在穆斯林的聖戰下逃離家園。「弔詭的是」，古根海姆寫道，「伊斯蘭教從一開始，便是通過引發這類人（他們拒絕伊斯蘭教的統治）的流亡，把希臘文化傳遞到西方。」說句公道話，拜占庭官方神學定期發作的打破舊習的情緒（猶如清教徒式的痙攣）也促成了這類人的流亡。受迫害的「聖像崇拜者」（iconodules），如敘利亞基督徒，通常向義大利、西班牙或法國尋求庇護。

古根海姆清晰地闡明，加洛林文藝復興明確受惠於這些持續來自東方的潮流；他強調了加洛林王朝列王仰慕希臘文化的重要性，在阿奎那學派誕生之前，這種仰慕有助於維護、促進新柏拉圖學派和亞里士多德學派思想的傳播。「在10至17世紀，從加洛林列王的宮廷，到德意志諸王朝，我們發現傾慕希臘知識和文化的人絡繹不絕。」古根海姆提到了「矮子丕平」（Pépin le Bref，譯註：加洛林王朝的創立者，751~768年在位）如何向教皇祈求希臘文獻，以及教皇保羅一世的答覆——後者將各種「禮儀書、語法和正字法手冊、幾何指南以及亞里士多德和託名狄奧尼修斯的作品」交付給王室負責人，除此之外，還有那些「勝任翻譯工作的譯者。」當女兒Rothrude和一位拜占庭王子有望成婚時，查理曼大帝本人僱用一位通曉希臘文化的義大利人——Paul Diacre（720~799年）——「向牧師們教授希臘語」。「禿頭查理」（840~877年在位）「痴迷希臘文化，以至於在855年前後，他要求愛爾蘭學者Duns Scotus Erigena把託名狄奧尼修斯的作品譯出來。」

譯註：加洛林文藝復興（Carolingian Renaissance，又譯為卡洛林文藝復興），發生在公元8世紀晚期至9世紀的加洛林王朝，由查理曼大帝及其後續者在歐洲推行的文藝的復興運動，主要的進步在文學、藝術、宗教典籍、建築、法律哲學。被稱為是「歐洲的第一次覺醒」。

說到亞琛（譯註：德國城市），古根海姆察覺到它對「希臘作家有不可抵擋的吸引力，」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奧托王朝，甚至還得以強化。「中世紀據說晦澀不明的幾個世紀，隨著眾多知識人的再生而變得栩栩如生。」哥特基督教（Gothic Christianity）與古希臘哲學絕非格格不入，實際上，它「成功地古希臘文化整合進聖經的框架，基督教世界正是這種努力的結果。」

譯註：哥特基督教（Gothic Christianity），指哥特人的基督教，有時候也指格皮德人（Gepids）、汪達爾人和勃艮第人的宗教。他們可能用過烏斐拉（Ulfilas）主教所譯的哥特文聖經，擁有共同的教義和禮儀。哥特諸部落於公元376~390期間皈依基督教，是日耳曼民族基督教化的最早案例。

除了偶有的評論，古根海姆還專門用一章的篇幅，探討敘利亞和阿拉伯的基督徒崇尚希臘古典的風氣，這些基督徒與他們信奉伊斯蘭教的語言上的表親大不相同。在中世紀時期，即便後來在哈里發的統治下，敘利亞基督徒在維持東方的神學論述方面仍然發揮了主要作用，這也協助雅典和亞歷山大學派知識（Attic and Alexandrian lore）的西向輸入。古根海姆寫道：「一個人若是談到7至10世紀的『阿拉伯-穆斯林文化』，他準是犯了時代錯誤……因為只有在弄錯稱呼的情況下，此一時期的文化才屬於穆斯林和阿拉伯人。」事實上，「古敘利亞語更接近希伯來語而非阿拉伯語」，聶斯脫利教派和基督一性論派的精英們通常以通曉雙語（本地方言以及帝國的共通語）為榮。古根海姆認為，那種令人愜意的關於穆斯林掌握希臘古典知識的觀念，基於一種誤解：伊斯蘭信徒對古希臘羅馬智慧的了解，絕對談不上廣博，而且他們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敘利亞學者。「事實上，敘利亞基督徒才是把古希臘哲學文獻傳播到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媒介」，他們的慷慨贈與遠遠超出了那些不情願的接受者所能吸收的限度。有些愚鈍的西方人未能分辨出敘利亞文化和阿拉伯-穆斯林文化的區別——後者通過聖戰方式，征服乃至殘酷地消滅了聶斯脫利派（科普特和拜占庭）的社會——從而暴露了他們的淺薄的鑒別力和見識。

譯註：西爾萬·古根海姆的《亞里士多德在聖米歇爾山：基督教歐洲的希臘根基》

然而，不像他們的穆斯林受益者，敘利亞基督徒可以完全吸收古希臘的邏輯和推理。《約翰福音》的「邏各斯」（Logos）源出古希臘的「邏各斯」andthe Christianityof thePatres（譯註：Patres的字面意是羅馬元老，但是標上斜體後譯者拿不準作者的意思，希望了解相關知識的朋友不吝賜教），因此，它使基督教神學成為一種理性的神學；早在古典時代晚期，卡帕多西亞人和敘利亞人作為新柏拉圖主義的主要發展者已經脫穎而出；皇帝們（不論是異教徒還是基督徒）向安條克的教授們尋求建議。在「伊斯蘭教和希臘知識」一章，古根海姆注意到，從另一角度上講，在穆斯林看來，「邏各斯」則成了一種不可同化的醜聞，它違背了對安拉命令（在《古蘭經》中得到闡發，而伊斯蘭的本意正是服從）的絕對服從。伊斯蘭教「通常只保留那些與古蘭經教義不相抵牾的」的希臘思想。此外，「古希臘——以及羅馬——代表著一個與伊斯蘭截然不同的世界，其中不單有宗教原因也有政治原因」；而且，不像拉丁人和法蘭克人，「穆斯林對被征服者的語言不感興趣」，因為（他們相信）「阿拉伯語是神聖的、最優秀的語言，它記載了安拉的啟示。」

尤為咄咄逼人的是，「穆斯林對希臘知識的排斥或漠不關心，還一再地體現為對文化中心（即修道院）的摧毀，穆斯林的這種舉動絲毫無異於維京人。」不過，我們可以觀察到，維京人至少在兩個世紀之後體面地終止了掠奪行徑，成為基督教世界的成員。

文化多元主義者和親伊人士（Islamophiles）一直援引阿拔斯王朝建立「智慧之家」（House ofWisdom，西班牙語為Bayt al Hikma）作為穆斯林對古典知識充滿熱情的證據。古根海姆指出，這不過是另一種「誘人的」誤解，是那些愛幻想的人士渴望聽到的。實際上，「智慧之家」的功能沒有超出古蘭經學校的範圍，即使在這個意義上，它的存在也是相對短暫的。（譯註：原文如此）

譯註：智慧之家（House of Wisdom），或譯作「智慧宮」，是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時期伊拉克巴格達的一所圖書館及翻譯機構，被視為伊斯蘭黃金時代的一個主要學術中心。智慧之家由阿拔斯王朝哈里發哈倫·拉希德創立，在其子馬蒙時最為鼎盛，馬蒙在公元813年至833年間當政，因智慧之家而備受讚揚。智慧之家原本只著重於翻譯及保存波斯文文獻，接著就將翻譯的範圍擴展至帕拉維文、敘利亞文、希臘文及梵文。占星學、數學、農業、醫學及哲學的文獻書籍因此而被翻譯。（摘自維基百科）

（未完待續）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

本站內容充實豐富，博大精深，小編精選每日熱門資訊，隨時更新，點擊「搶先收到最新資訊」瀏覽吧！

請您繼續閱讀更多來自 保守主義評論 的精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