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抗爭——美國民權運動中的女性
撰文：胡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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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0日至21日，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召開了為期兩天的朱利安·邦德（Julian Bond）紀念研討會，會議的主題為「繼續推進這場運動」。邦德系美國民權運動時期的著名學生領袖，曾帶領黑人青年學生髮起抗議種族隔離的入座運動，成立「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NCC），後投筆從政，擔任喬治亞眾議員、參議員、南方窮人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中心首任主席（1971-1979）、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主席（1998-2010）、弗吉尼亞大學歷史系教授（1992-2012）。[1]邦德不但是民權運動的參與者、組織者，還通過各種場合，大力傳播民權運動的非暴力直接行動理念；在弗吉尼亞大學任教20年間，他一直在歷史系開設「民權運動史」課程，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向年輕一代講述美國歷史上那段不平靜的歲月，選修這門課的學生多達5 000多人。
2015年，邦德因病去世，為紀念這位民權英雄，弗吉尼亞大學文理學院院長在研討會開幕式上宣布，學校已籌集到300萬美元資金，用於設立朱利安·邦德講座教授席位，現已著手招聘講授和研究民權運動史的頂尖教授。這也是學校繼承邦德遺志、「繼續推進這場運動」的一大舉措。
參加這場研討會的，除了當年和邦德一起參與入座運動、發起成立SNCC的老人外，還有專門從事民權運動歷史研究的著名教授，以及正在積極投身「尊重黑人生命運動」（Black Lives Matter）的青年學生。他們結合自己的親身感受與研究經歷，暢談民權運動（主要是邦德和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精神遺產、黑人平等運動的現實處境和未來策略。
朱利安·邦德的歷史地位奠定於1960年代初的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時期。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先後參與或組織了民權運動歷史上的幾場重大活動，包括在南方抗議種族隔離的「入座」運動、從北到南的自由乘車運動、1963年的「向華盛頓進軍」、在密西西比州發起的「自由之夏」運動[2]，以及在1964年的全國民主黨代表大會上質疑全白人的密西西州代表團的壯舉。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所提倡和踐行的非暴力直接行動策略極為成功。他們在南方各州餐廳掀起的「入座」運動，以公民不服從的形式，促使南方結束公共場所的種族隔離。他們所參與的「自由乘車」運動，以直面警棍和牢獄的不屈精神，吸引了聯邦政府和新聞媒體的關注，衝擊了交通運輸領域的種族隔離。1964年的「自由之夏」更是動員了大批黑人參與選舉，促使聯邦政府相繼通過《1964年民權法》和《1965年選舉權法》。
朱利安·邦德，1968年
1
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在美國民權運動中的重要作用和歷史地位，國內學者已有不少研究，[3]但是由於歷史時期和研究篇幅的局限性，對其非暴力直接行動策略的起源、貢獻和歷史意義，以往的研究卻強調不多。2015年底，於展博士出版的《非暴力直接行動與美國民權運動》一書[4]，則在這方面有所突破。作者將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置於1955-1968年間這段經典的「美國民權歲月」之中，詳細分析了非暴力直接行動策略的緣起與演變、成就與挑戰、分歧與衰落。作者認為，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誕生於1960年代初的大規模抗爭運動之中，一開始便吸收了甘地、馬丁·路德·金等人的非暴力鬥爭策略和猶太-基督教中的非暴力傳統，具有鮮明的直接行動特色。而且，這批南方的黑人青年學生，以填滿監獄的勇氣，通過非暴力的手段，結束了南方各州餐飲等公共場所的種族隔離，喚醒了新一代黑人的靈魂，也重新塑造了年輕黑人的自身形象，使他們獲得繼續衝破隔離網羅的勇氣。[5]
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成立之初的核心人物主要有四位：領導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學生「入座」運動的詹姆斯·勞森（James Lawson）、積极參与當地「入座」運動的約翰·劉易斯（John Lewis）、馬里恩·巴里（Marion Barry），以及來自亞特蘭大的朱利安·邦德。其中，勞森是這場非暴力「入座」運動的精神領袖（其他三位當時都是在校的黑人大學生或研究生）。勞森很早就投身非暴力抵抗活動（比如抵制徵兵，寧可坐牢也不願參加朝鮮戰爭），還專門到印度學習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策略。1958年，勞森開始在納什維爾和南方其他一些地方舉辦非暴力研討班，教導學生和民權運動積極分子如何運用消極抵抗策略。他還到南方各地的黑人高校遊說、訓練學生。到1960年，南方的許多黑人學生都聽說過非暴力研討班。勞森在研討班中反覆宣揚非暴力原則：「在（餐吧）櫃檯前自始至終表現友好，正對櫃檯端坐筆直，如果被攻擊，不要還擊或咒罵，不要笑出來，不要交談，不要堵塞入口。」他認為使用非暴力最現實的原因是，「我們要建立一個更正義的社會」，而不是助長仇恨。[6]
入座運動
詹姆斯·勞森被捕
與朱利安·邦德一樣，後來進入學界、成為大學教授的勞森，也是美國民權運動研究和敘事中容易被遮蔽和忽視的一個重要人物，但是於展博士的這部《非暴力直接行動與美國民權運動》卻留意到了他在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成立之初（乃至整個民權運動中）的引導作用，凸顯了其非暴力思想和策略對當時那批青年學生的影響，深化了中國學界對民權運動中非暴力因素的理解。非但如此，於展博士還點出了隱藏了在這場非暴力「入座」運動和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背後的另一靈魂人物——埃拉·貝克爾（Ella Baker）。
貝克爾出生於20世紀初，從年齡上講，她是劉易斯、邦德等人青年學生的長輩，運動經驗也比他們更為豐富。貝克爾大學畢業後，曾為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工作十餘年，後參與組建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SCLC）工作。1960年初，南方青年學生「入座」運動風起雲湧之際，身為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地區負責人的貝克爾，說服「大會」將這批青年學生領袖召集起來，為他們的抗議活動提供指引和幫助。在當年「復活節」的那個周末（4月16-18日），劉易斯、邦德等人青年領袖齊聚北卡羅來納州的羅利（Raleigh）。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本希望將這批學生作為「大會」的青年分部納入麾下。但是貝克爾頂住壓力，鼓勵青年學生按照自己的想法大膽行動。她在青年學生領袖的集會上發表了題為「不只是為了一個漢堡包」的演說，認為青年們的「入座」和遊行抗議，意義不僅僅在於（餐吧）櫃檯，而在於向世界表明，黑人已經不再接受「二等公民」地位，黑人也是人；青年們的抗議活動，要堅持非暴力原則，以團體活動為中心，不能依賴魅力型精神領袖。[7]
埃拉·貝克爾
貝克爾的這番話，明顯是鼓勵青年學生超越馬丁·路德·金和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的「領袖中心」運動模式，深入南方腹地，喚醒更多的普通黑人民眾。在貝克爾的鼓勵之下，這批青年學生成立了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不久他們開始在密西西比州等南方腹地開展選民登記運動，鼓勵黑人勇敢地去登記，成為選民，通過投票，改變當地的政治環境；後來又發起「自由之夏」運動，在當地建立自由學校，教育黑人讀書識字，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8]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貝克爾可謂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設計師」和「領路人」。當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內部出現策略分歧、面臨分裂時，也是她力排眾議，讓學生們分頭行動，一面鼓勵黑人登記成為選民，一面引導黑人走上街頭直接抗議。[9]在這場分歧中，力主採取非暴力直接行動的是一位名為黛安·納什（Diane Nash）的黑人女性，她是1960年初的「入座」運動中湧現的黑人女大學生，深受貝克爾影響。對此，於展博士在《非暴力直接行動與美國民權運動》一書中也有具體論述。[10]
貝克爾不僅是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領路人」，還為「委員會」提供了主要的資金來源。她通過自己與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和其他一些組織的聯繫，為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抗議活動募集了大量的資金。其中，每年給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提供資金的，就包括貝克爾的白人朋友安妮·布雷登（Anne Braden）和她所在的南方大會教育基金會（Southern Conference Educational Fund, SCEF）。[11]南方大會教育基金會是一家致力於說服白人支持黑人民權的南方組織，布雷登及其丈夫卡爾·布雷登（Carl Braden）都是這家組織的成員。貝克爾後來也加入了這個基金會，為其工作。[12]
卡爾·布雷登和安妮·布雷登
與貝克爾一樣，安妮·布雷登也是美國民權運動中的隱秘人物；而且，作為南方白人女性，在民權運動最艱難的歲月里，在充滿敵意的社會氛圍中，布雷登一直堅定地支持著貝克爾、馬丁·路德·金等人。美國學者在「發掘」貝克爾的獨特貢獻時，自然也沒有忽視安妮·布雷登的作用。2002年，美國路易斯維爾大學專門從事性別與女性歷史研究的歷史學家凱瑟琳·福斯（Catherine Fosl）出版了安妮·布雷登的傳記，[13]將其置於全球冷戰的大背景和種族關係緊張的南方小環境之中，以反共白人的口吻，稱主張種族平等的布雷登為「具有顛覆性的南方人」。[14]
2003年，同樣是專門從事性別和（黑人）女性研究的歷史學家芭芭拉·蘭斯比（Barbara Ransby）出版了埃拉·貝克爾的傳記，[15]這部傳記從貝克爾在弗吉尼亞和北卡羅來納州的早年歲月出發，論述了她在高中和大學期間反叛思想的起源。在大學畢業典禮上，貝克爾獲得了代表畢業生致詞的榮譽，[16]此後數十年間，她的演說與組織才能，讓她在多個全國性民權機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其中就包括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她的非暴力鬥爭策略，也影響了包括朱利安·邦德在內的一代青年學生，邦德曾為她的第一部傳記作序。[17]
2
安妮·布雷登傳記的作者凱瑟琳·福斯和埃拉·貝克爾傳記的作者芭芭拉·蘭斯比都是職業女性歷史學家，也是性別問題研究專家。她們從女性主義視角出發，挖掘民權運動中被遮蔽的女性和女性聲音，展現她們的歷史功績和話語權力，打破了以男性和男權為中心的民權運動敘事模式，無論是在研究視角還是在敘事手法上，都給人煥然一新之感（而且，芭芭拉·蘭斯比的埃拉·貝克爾傳還是「性別與美國文化叢書」中的一種）。因此，這兩部書出版後，在學界頗受好評，不但獲得了不少獎項，[18]而且很快再版。[19]
這種女性主義的民權運動研究視角和敘事手法，不僅體現在2002年和2003年出版的安妮·布雷登傳和埃拉·貝克爾傳上，也體現在民權運動中其他女性領袖的傳記之中。2013年，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的珍妮·西奧哈里斯（Jeanne Theoharis）教授出版了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的最新傳記，用「反叛」和「激進」兩個詞，重新定義了羅莎·帕克斯的立場與舉動。西奧哈里斯認為，1955年12月1日傍晚，帕克斯在亞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公共汽車上拒絕給白人讓座的舉動，並非源於一時衝動或是身體太累，而是來自於她內心的堅定信念和不屈的反叛精神。[20]
羅莎·帕克斯
羅莎·帕克斯的勇敢舉動，激發了蒙哥馬利市黑人的非暴力抵制行動，他們聯合起來，拒絕乘坐公共汽車，抵制行動前後持續長達一年之久，並最終獲勝。與多數研究民權運動的著作一樣，於展博士的這部《非暴力直接行動與美國民權運動》也將這場抵制活動視為美國民權運動的起點；而觸發這場抵制活動的羅莎·帕克斯也因此成為民權運動中的傑出女性，被譽為「民權之母」。
抵制活動成功後，不堪忍受外界壓力的帕克斯移居美國北方底特律，極少回亞拉巴馬州，漸漸從人們的視線中淡出。但她依然關心著黑人民權運動，並以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之友的身份，參與過朱利安·邦德等人組織的活動。[21]西奧哈里斯教授的這部最新的帕克斯傳，充分利用檔案和訪談材料，挖掘分析了「民權之母」帕克斯在底特律的「隱居」歲月，尤其是她與「黑人權力」領袖的關係，重構了羅莎·帕克斯的激進一面，破除了激進主義一詞身上的男性色彩。[22]
羅莎·帕克斯的反叛精神和堅定信念，很大程度上源自1955年夏天她在田納西州高地平民學校（Highlander Folk School）所經歷的兩周培訓與討論。帕克斯後來回憶說，培訓期間，黑人與白人民權積極分子同吃同住，相互鼓勵，其中洋溢的平等友愛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她；主持培訓的賽普蒂瑪·克拉克（Septima Clark）女士，更是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展示如何在充滿敵視的環境中繼續抗爭的智慧和勇氣。[23]
賽普蒂瑪·克拉克也是美國民權運動中的傳奇女性，她曾在南卡羅萊納州的黑人學校任教長達數十年，同時為當地的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分部工作（擔任過分部的副主席），後因為參與民權運動而失去教職和養老金。她於1954年來到高地平民學校，很快就留下來，成為學校的主要指導教師。她所創立的公民教育學校，培訓了大量的黑人民權工作者。這批民權工作者深入南方腹地，對黑人進行公民教育，挨家挨戶地動員他們參與投票，為民權運動奠定了深厚的民眾基礎。因此，賽普蒂瑪·克拉克被譽為美國的「民權祖母」，就連埃拉·貝克爾也曾慕名來見她，希望將克拉克的公民教育工作納入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24]2009年，畢業於耶魯大學歷史學系的凱瑟琳·查倫（Katherine Mellen Charron）女士（現任教於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出版了以賽普蒂瑪·克拉克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題目就叫《自由教師》[25]，於展博士在書中也引用過這篇博士論文。
賽普蒂瑪·克拉克
賽普蒂瑪·克拉克的民權教育工作之所以能夠順利展開，與南方一些開明白人的支持密不可分，其中比較重要有克利福德·杜爾（Clifford Durr）和弗吉尼亞·杜爾（Virginia Foster Durr）夫婦。與肯塔基州的布雷登夫婦一樣，亞拉巴馬州的杜爾夫婦也是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知識分子。杜爾夫人是高地平民學校指導委員會成員，十分支持克拉克的民權教育活動。1955年夏天，正是杜爾夫人幫助羅莎·帕克斯爭取到了赴高地平民學校培訓的機會；帕克斯在公交車上不給白人讓座被捕後，也是杜爾夫婦找人保釋了她，[26]他們還利用自己與聯邦政府的關係，讓聯邦政府向亞拉巴馬州政府施壓。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是杜爾夫人成就了羅莎·帕克斯。1990年代初杜爾夫人還在世時，她曾出版過一部自傳。[27]她去世後，有學者編輯出版了她在民權運動期間所寫的書信，[28]最近十年，美國學界還產生了以她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29]和最新傳記[30]。這部博士論文，從傳統南方女性的性別認同出發，以杜爾夫人的人生經歷為例，講述了她所塑造的南方新女性形象。
杜爾夫婦
1964年，當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在南方腹地（主要是亞拉巴馬州和密西西比州）發動黑人選民登記時，同情學生的杜爾夫人，曾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在家中收留保護過不少黑人學生。[31]那一年，學生們所發起的「自由之夏」運動，鼓舞了一大批黑人平民，其中，在密西西比州就出現了一位名叫范妮·魯哈默的（Fannie Lou Hamer）黑人佃農。對於這位出身卑微的黑人女子的傳奇經歷，以及她在1964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精彩發言，於展博士的這部書中有詳細介紹。[32]於展博士還提到了1993年和2000年出版的兩部關於范妮·魯哈默的傳記，認為這些傳記研究，「大大豐富了對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基層組織策略的認識」。[33]最近幾年，美國學界對於范妮·魯哈默的研究又有了新進展，不但出版了她的演講集，[34]而且還以此為基礎，將她的演說作為個案，來分析美國黑人民權運動中的修辭手法。[35]范妮·魯哈默雖然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但她善於利用黑人生活中的常見之物，來比擬抽象的權利；加上天生的好嗓音，使得她的演說質樸熱情，具有超強的感染力。
范妮·魯哈默
在1964年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范妮·魯哈默的演講通過電視向全國觀眾直播，她的事迹和名聲隨之傳遍全國，隨之成為1964年「自由之夏」運動和密西西比州民權運動的代表性人物。范妮·魯哈默在家中的二十個孩子中排行老幺，從小就是揀棉花的好手，如果不是這場波及南方基層的黑人權利運動，她很可能會像自己的哥哥姐姐一樣，繼續整日在棉花田裡勞作。可以說，是這場運動成就了范妮·魯哈默。當然，范妮·魯哈默也頗有權利意識和組織才能，她很早（1950年代初）就參與了當地的黑人權利組織，並以獨特的方式影響了1964年密西西比州的「自由之夏」運動。
3
當美國黑人掀起這場遍地開花、曠日持久的權利運動時，發端於19世紀的女性權利運動卻依然處於不溫不火狀態。多數美國人依然認為，女性的重心在家庭，他們的主要職責在於養育下一代。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讓更多的婦女投身職業領域，但她們的工作依然局限於護理、秘書等輔助性行業。而且，「二戰」結束後，美國軍人大批退伍，重新站立就業市場，很多女性又一次退回到了家庭。
「二戰」對黑人民權運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36]復原的黑人將這種戰爭中的男子氣概帶到了日常抗爭之中，使得民權運動從一開始便具有鮮明的男性主導色彩。相比之後，「二戰」結束之後的美國女性社會參與程度則陷入了20世紀的最低谷。民權運動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女權運動；但是民權運動和女權運動卻並非同步。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很多民權運動領袖，都是不折不扣的男權主義者。馬丁·路德·金就曾表示，女性的首要職責是充當母親；在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的執行委員會會議上，他經常忽略埃拉·貝克爾和賽普蒂瑪·克拉克等女性成員的發言和存在，將她們視為助手而非同事。克拉克甚至認為，美國民權運動最大的缺點在於不能平等地對待女性。[37]
克拉克所提出這種現象，在當時確實相當普遍，民權運動時期的另一個重要組織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內部，同樣存在著類似的性別歧視問題。1961年，當「協進會」創設的法律辯護基金會（1957年完全脫離「協進會」）負責人、著名黑人律師瑟古德·馬歇爾（Thurgood Marshall）接受肯尼迪總統任命，出任聯邦上訴法院法官時，很多人認為，一直追隨和協助馬歇爾的一位著名黑女人律師莫特利（Constance Baker Motley）最有可能成為他的接班人，但是馬歇爾卻選擇了一位白人律師格林伯格（Jack Greenberg，他的另一位助手）。這其中，除了種族原因外，性別也是重要因素。馬歇爾當時認為，女性無法承擔起如此重要的領導職責。[38]
投身民權運動的女性，除了要在公共活動中面臨男性同事的輕視和阻力外，還必須克服來自家庭內部的壓力，得到家人（尤其是丈夫）的理解與支持。被譽為「民權之母」的羅莎·帕克斯與她的丈夫都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蒙哥馬利分會的積極分子，但是帕克斯先生並不贊同自己的妻子整天四處奔波，不同意她去高地平民學校參加培訓，不同意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將她推出來，作為原告起訴當地的乘車隔離法。[39]但他最終理解了帕克斯夫人的所作所為，默默地承擔起照顧家人的任務。長期投身黑人民權運動的兩位南方白人女士——弗吉尼亞·杜爾和安妮·布雷登，也得到了各自丈夫的理解和支持。她們兩人的丈夫都是律師，他們還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識，協助黑人和受迫害的少數群體爭取權利。
相比之下，1957年在阿肯色州小石城支持黑人學生進入當地中心中學的新聞記者（兼出版人）黛西·貝茨（Daisy Bates）就沒那麼幸運了。與帕克斯等人一樣，貝茨也是當地的民權活動積極分子，1952年成為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阿肯色分會的主席。1954年，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在聯邦最高法院贏得要求結束學校種族隔離的「布朗案」後，貝茨和「協進會」的同事一起，策劃和鼓舞黑人學生進入原來全是白人的小石城中心中學，希望以此迫使當地政府執行最高法院的「布朗案」判決。但是試圖進入小石城中心中學的9名黑人學生被阿肯色州州長派出的國民警衛隊擋在門外，軍人出身的艾森豪威爾總統一怒之下，派出101空降師，持槍護衛黑人學生進入學校教學大樓，武力執行最高法院的「布朗案」判決。這一畫面和相關視頻，成為美國民權運動和反種族隔離運動中的經典一幕。而幕後導演貝茨，卻因為外界的壓力不得不跟自己的丈夫離婚，收養的孩子也暫時離她而去。[40]
黛西·貝茨
非但家庭破裂，貝茨的事業也因此終結，她所負責出版發行的一份當地報紙，因為白人的抵制，廣告收入和發行量大減，不得不停刊。面對充滿敵視的生活環境，貝茨和帕克斯一樣，離開家鄉，北上紐約。
在1960年代，作為女性，尤其是具有正式職業的黑人女性，投身民權運動，實際上面臨著四重阻力和風險。首先，她們要衝破家庭阻力，得到丈夫（孩子）的理解與支持。其次，在一些民權組織（比如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和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內部，她們要面對男性同事的性別成見。再次，當她們走上街頭（或其他公共場所）進行非暴力抗爭時，還要面對充滿敵意的南方白人的打壓甚至是迫害。最後，她們也會像自己的男性同事一樣，極有可能因為參加抗議活動或民權組織而丟掉工作。比如，經過1955-1956年的蒙哥馬利公交抵制運動後，羅莎·帕克斯丟掉了原來的裁縫工作，負責高地平民學校公民教育工作的賽普蒂瑪·克拉克，也因長期參與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活動，而丟掉了公立學校的教職和累積了數十年的養老金。
家庭、組織、社會和職業四重阻力和風險，將絕大多數希望爭取平等權利的黑人女性擋在了這場抗爭運動之外，但是，克服這四重阻力的幾位黑人女性，也因此成為民權英雄（heroine），被後人一再記起。相比之下，那些成為民權運動領袖的黑人男性，雖然不像黑人女性一樣，需要克服性別方面的成見，但卻需要比女性面對更多一層的生命風險（比如馬丁·路德·金和馬爾科姆·X）。傳統上以柔弱和委曲求全形象出現的女性，一直都被視為社會抗爭運動中的弱者和弱點，但是，在美國民權運動的非暴力直接行動中，女性的這種傳統形象，卻強化了運動的非暴力色彩，是她們的「柔弱」的堅韌，增添了非暴力直接行動的持久性和感染力。弱者的抗爭，往往成為最有感召力的社會動員手段，促使更多人反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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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反省和反思正是美國民權運動和民權運動研究的最大特點，正如於展博士在這本書中所寫的那樣，民權運動中的所有領袖幾乎都在抗爭過程中不斷反省自己的立場和鬥爭策略，比如，以馬丁·路德·金為代表的公民不服策略，從非暴力勸說演變為非暴力強制；[41]曾經領導密西西比州「自由之夏」運動的羅伯特·摩西（Robert Parris Moses）後來放棄了非暴力抗爭理念，退出了民權運動。[42]
運動高潮退去後，相關學者和親歷者對這場運動的反思更是從未停歇。比如，身兼親歷者和學者兩重身份的朱利安·邦德，以獨特的眼光，在大學課堂和其他多種場合重述和反思非暴力抗爭的歷史，還留下了專門的口述歷史記錄。[43]1999年，邦德曾接受伊麗莎白·格里特（Elizabeth Gritter）的口述歷史採訪。格里特畢業於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歷史學系（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該校開設有著名的美國南方口述歷史項目（Southern Oral History Program）[44]。從1973年啟動至今，該項目已經整理積累了5000多人次的口述歷史記錄，其中涉及民權運動的口述採訪記錄有將近300人次。格里特在該校攻讀學位時所做的邦德的口述歷史，即是其中之一種。除了邦德外，南方口述歷史項目還採訪整理了前文提到的詹姆斯·勞森、約翰·劉易斯、埃拉·貝克爾、賽普蒂瑪·克拉克、弗吉尼亞·杜爾和黛西·貝茨等人的口述歷史記錄。[45]格里特現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東南校區）歷史學系助理教授，任該校地方與口述歷史研究所（Institute for Local and Oral History）主任，是口述歷史和民權運動史專家，側重於民權運動中的女性研究，曾為田納西州孟菲斯市的三十幾位民權運動積極分子做過口述歷史採訪，並有相關專著問世。[46]
對於口述史這種不同於傳統史學研究和寫作的新手法與新敘事模式，國內外學者已有諸多論述和實踐，產生了豐富的研究成果。早在1980年代，很多美國學者就開始將口述歷史引入民權運動的研究和寫作之中，有意識地在自己的研究中採用口述史材料，於展博士書中提到的幾本民權運動研究名著，就能很明顯地看出口述歷史的痕迹，[47]他也引用了大量的口述資料作為自己論證的核心依據。對此，曾任美國口述歷史協會（OHA）主席的金·羅傑斯（Kim Lacy Rogers）教授有詳文分析。[48]羅傑斯教授不僅是口述歷史的研究者，也是口述歷史的實踐者。她所主持的「三角洲口述歷史項目」（Delta Oral History Project）花費三年時間，採訪了密西西比河入海口三角洲地區數十位黑人的反抗歷史，在此基礎上寫成的專著，後來獲得了2007年美國口述歷史協會頒發的圖書獎。[49]前文提到的凱瑟琳·福斯所寫的安妮·布雷登傳，也曾獲得美國口述歷史協會的圖書獎（2003 年）。與羅傑斯一樣，福斯教授也是專門的口述歷史學家，除了從事性別與女性研究外，她還與本校同事特雷西·科邁耶（Tracy E. K Meyer）教授合作撰寫過肯塔基州的民權運動口述歷史。[50]科邁耶教授也是在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歷史學系接受的口述歷史訓練，目前是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大學口述歷史中心的聯席主任。該中心從1970年代就開始採訪整理路易斯維爾地區黑人的口述歷史記錄，加上其他的一些專題口述歷史材料，目前已經頗具規模。[51]
路易斯維爾大學還設有以安妮·布雷登的名字命名的社會正義研究所（Anne Braden Institute for Social Justice Research，現任負責人為福斯教授），收藏有布雷登女士的個人資料。但是布雷登的個人口述歷史記錄，卻不在路易斯維爾大學，而是在肯塔基大學的圖書館。[52]肯塔基大學圖書館設有以前州長名義命名的口述歷史中心（Louie B. Nunn Center for Oral History），分門別類地收錄了農業、地理、體育、女性、宗教、政治等方面的口述歷史材料。肯塔基大學圖書館口述歷史中心收錄的安妮·布雷登口述歷史相關記錄（Anne Braden Oral History Project）一共有26條，[53]均為布雷登傳記作者凱瑟琳·福斯教授一人採訪整理而成，正是在這些口述歷史的基礎之上，福斯才得以完成布雷登的傳記。
布雷登與埃拉·貝克爾是密切合作的好朋友，布雷登具有明顯的左傾色彩（甚至有人稱她是共產黨員），但是貝克爾絲毫不懷疑她的立場和愛國心。前兩年，托德·莫伊（J. Todd Moye）教授新近出版的貝克爾傳記，也詳細描述了他們之間的親密關係。[54]莫伊教授一直從事民權運動的口述歷史研究，在出版貝克爾傳記之前，曾有兩本相關專著問世；他同時也是自己所在大學的口述歷史項目負責人。[55]
除了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美國南方口述歷史項目、肯塔基大學圖書館口述歷史中心外，美國高校和研究機構中以民權運動為重心的口述歷史（項目和收藏）還有不少，比如喬治亞州大學系統的民權運動數字圖書館[56]、南密西西比大學的口述歷史與文化遺產中心[57]、肯塔基歷史協會的肯塔基民權運動口述史項目[58]、華盛頓州立大學民權口述歷史資料庫[59]。而且，隨著公共史學在美國的迅猛發展，這樣的口述歷史（項目和收藏）也越來越多，民權運動研究和敘事的口述化傾向也越來越明顯。正如於展博士在《非暴力直接行動與美國民權運動》一書所指出的那樣，民權運動研究的範圍在向婦女史方面擴展的同時，「民權運動的研究方法和資料來源也發生了重大轉變，口述史逐漸成為民權運動研究的主流」。[60]
由於涉及民權運動的口述史項目和資料眾多，分散在全國各地，而且重複採訪、整理的口述材料不少，層次質量良莠不齊，浪費不少人力物力。為了解決這一問題，2009年美國國會特意通過了《民權歷史項目法》（Civil Rights History Project Act），從2010年到2015年，每年撥款50萬美元，授權國會圖書館和史密斯協會（下設的非洲裔美國人歷史和文化博物館）採訪、整理民權運動親歷者的音頻、視頻材料，建立全國性的民權運動口述史資料庫，為相關的口述資料採集整理樹立典範。[61]
為了摸清美國民權運動口述史現狀和相關口述資料的收藏狀況，2010年初，美國國會圖書館下設的美國民眾生活中心（American Folklife Center）委託美國民眾文化協會（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 AFS)啟動「民權口述歷史調查項目」（Civil Rights Oral History Survey Project, CROHSP),整理全美各州已有的民權口述史材料，在此基礎上判定那些需要增添補充，甚至是重新錄製。該項目聘請了四點陣圖書檔案、口述歷史和數字化處理方面的專家，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到的採訪整理朱利安·邦德口述歷史的伊麗莎白·格里特教授。[62]
與此同時，美國民眾文化協會還聘請專門的團隊，開發民權運動口述史資料庫，在調查的基礎上，整合現有的民權運動口述歷史資源。調查結果顯示，全美49個州共有466個機構（項目）收藏有涉及民權運動的口述歷史資料（北達科他州沒有）；尚未進行口述採訪的民權運動重要人士還有117位。[63]目前，從（國會圖書館）美國民眾生活中心的網站上可以非常容易地找到這些民權運動口述歷史資料的收藏地點和相關條目[64]，而國會圖書館和史密斯協會錄製的一百多位民權運動重要人物口述歷史視頻資料，也全部上網。[65]美國民權運動口述史資料的數字化工作，又大大地向前邁進了一步。
民權運動口述史資料的網路化和數字化，為民權運動史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也吸引了更多領域的研究者投身其中。資源上的便利性和人員上的多元化，使得美國民權運動史研究和敘事的口述化趨勢日趨明顯。
而且，這種口述化敘事模式還出現了代際融合的新特徵。新一代的青年民權運動積極分子，通過採訪、整理老一代民權運動積極分子的口述歷史，將非暴力抗爭的精神與策略在當今的「尊重黑人生命運動」中延續下去。比如，10月20-12日在弗吉尼亞大學召開的朱利安·邦德紀念研討會上，杜克大學的衛斯理·霍根（Wesley Hogan）教授就介紹了自己主持的一個保存和延續埃拉·貝克爾與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精神遺產的口述歷史項目，這個名為「埃拉·貝克爾的孩子：跨代聯結民權運動積極分子」的項目，組織100名積極投身民權活動的青年學生，去採訪100名當年的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成員，讓他們相互交流、鼓勵，傳遞非暴力抗爭經驗，延續非暴力抗爭傳統。[66]這批青年學生中的幾位代表也參加了第二天的研討會，並在台上介紹自己的體會，帶領大家同唱民權歌曲。
民權歌曲既是民權運動時期非暴力直接行動的重要工具和體現，也是非暴力抗爭精神的寶貴遺產和成果；在青年一代中間傳唱民權歌曲、延續運動精神，也成為銜接美國新老民權運動的重要紐帶。這次為期兩天的朱利安·邦德紀念研討會，就有一個單元是從音樂政治的角度討論民權運動。音樂政治是美國政治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但是將音樂政治引入民權運動，卻是近些年來美國民權運動史研究的新動向。[67]2016年，隨著鮑勃·迪倫（Bob Dylan）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早年所演唱的民權運動經典抗議歌曲「答案在風中飄蕩」，也再次被人們所記憶傳唱。早在1960年代初，當迪倫還不那麼知名時，朱利安·邦德就聽說過他的名字和歌曲。1963年7月，為了支援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在密西西比州所組織的黑人選民登記活動，迪倫還應邀訪問密西西比州的格林伍德，與邦德等人面談，並與其他民權歌手一起演唱「答案在風中飄蕩」。[68]如今，邦德已經往生，但民權運動和非暴力抗爭的精神旗幟依然在風中飄蕩。
1963年，鮑勃·迪倫在密西西比州的格林伍德
《非暴力直接行動與美國民權運動》，於展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
[1].胡曉進：《朱利安·邦德：一個和平主義者的民權之旅》，載《書屋》2016年第3期。
[2].包括建立自由學校（教黑人讀書識字）、鼓勵黑人登記參加選舉、成立密西西比自由民主黨，詳見胡曉進：《美國黑人的「自由之夏」》，載《上海書評》2014年8月24日。
[3].老一輩學者劉緒貽在《20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史論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中收錄數篇相關論文，作者以階級分析的方法，批評黑人的合法鬥爭與非暴力直接行動策略。中生代學者姬紅在《民權運動與美國南方黑人政治力量的興起》一文（載《美國研究》2000年第2期）中，詳細論述了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在密西西比州的選民登記和社會動員活動。新生代學人謝國榮在《美國聯邦調查局對民權組織的監控——以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為中心》一文（載《歷史研究》2014年第3期）中，闡述了聯邦政府與轉向「黑人權力」之後的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關係。此外，楊雲志的碩士論文（《從非暴力到黑人權力——美國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NCC）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世界史2010年）和胡其柱的《民主政治、司法監督與社會暴力：美國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研究》一文（載《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也從不同側面論述了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的貢獻，及其從非暴力到暴力的演變過程。
[4].於展：《非暴力直接行動與美國民權運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
[5].於展：《非暴力直接行動與美國民權運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31-39頁。
[6].於展：《非暴力直接行動與美國民權運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33頁。
[7].Manning Marable & Leith Mullings, eds., Let Nobody Turn Us Around: An African American Anthology, 2nd Edition,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 pp. 375-376.
[8].於展：《非暴力直接行動與美國民權運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36頁。
[9].Barbara Ransby, Ella Baker and the Black Freedom Movement: A Radical Democratic Vision,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pp. 269-270.
[10].於展：《非暴力直接行動與美國民權運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33-35頁。
[11].Barbara Ransby, Ella Baker and the Black Freedom Movement: A Radical Democratic Vision,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p. 268.
[12].貝克爾1960年4月在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成立大會上發表的「不只是為了一個漢堡包」演說，最初就發表在南方大會教育基金會所發行的月刊《南方愛國者》（The Southern Patriot）上。
[13].Catherine Fosl, Subversive Southerner: Anne Braden and the Struggle for Racial Justice in the Cold War Sout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14].於展博士的這本《非暴力直接行動與美國民權運動》雖然沒有論及安妮·布雷登，但他近年的一篇研究綜述（《國際視野下的美國民權運動史研究新進展》，載《世界歷史》2014年第1期）卻專門提到了這部傳記。老一輩學者劉緒貽和中生代學者胡錦山也曾在研究論文中提及安妮·布雷登，參見劉緒貽：《二次世界大戰後十年美國黑人運動的起伏》（載《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1年第2期），胡錦山：《美國黑人城市化與五六十年代黑人民權運動》（載《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年第2期）。
[15].Barbara Ransby, Ella Baker and the Black Freedom Movement: A Radical Democratic Vision,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16].Barbara Ransby, Ella Baker and the Black Freedom Movement: A Radical Democratic Vision,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p. 63.
[17].貝克爾的第一部傳記出版於1998年（Ella Baker: Freedom Bound, John Wiley & Sons, New York, New York)，作者喬安妮·格蘭特（Joanne Grant）是親自參與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活動的的女記者，與貝克爾和邦德等人相熟。
[18].凱瑟琳·福斯所寫的安妮·布雷登傳曾獲得口述歷史和傳記方面的獎勵；芭芭拉·蘭斯比出版的埃拉·貝克爾傳，更是獲得了美國歷史協會和美國歷史學家組織頒發的多個獎項。
[19].凱瑟琳·福斯所寫的安妮·布雷登傳於2004年和2006年再版，芭芭拉·蘭斯比所寫的埃拉·貝克爾傳也於2005年再版。
[20].Jeanne Theoharis, The Rebellious Life of Mrs. Rosa Parks, Boston, Massachusetts: Beacon Press, 2013, pp. 60-71.
[21].Jeanne Theoharis, The Rebellious Life of Mrs. Rosa Parks, Boston, Massachusetts: Beacon Press, 2013, pp. 189-191. 本書作者西奧哈里斯教授在讀書和研究過程中，深受朱利安·邦德影響與幫助，因此她在本書致謝中第一個感謝的人就是邦德。
[22].Dayo F. Gore, Jeanne Theoharis & Komozi Woodard, Want to Start a Revolution? Radical Women in the Black Freedom Struggl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18. 與羅莎·帕克斯一樣外表平靜、內心激進的女性民權領袖，還有跟她年齡相當、同住在底特律的老朋友格蕾絲·博格斯（Grace Lee Boggs）。格蕾絲是華裔知識女性（中文名字陳玉平，1940年獲得博士學位），一生信奉馬克思主義，主張社會革命，1998年出版了自己的自傳。她在自傳中回憶了自己背景身世、博士畢業後投身黑人權利運動的經歷，鼓勵年輕一代繼續向前，改變種族、階級不平等。Grace Lee Boggs, Living for Change: An Autobiography,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23].Jeanne Theoharis, The Rebellious Life of Mrs. Rosa Parks, Boston, Massachusetts: Beacon Press, 2013, pp. 37-39.
[24].Belinda Robnett, How Long? How Long?: African American Women in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87-89. 1959年，克拉克主持的公民教育工作正式納入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參見於展：《非暴力直接行動與美國民權運動》，第140-141頁。2012年，曾在南方基督教領導大會中負責公民教育項目的多蘿西·科頓（Dorothy Cotton）出版了以此為主題的個人回憶錄，Dorothy F. Cotton, If Your Back』s Not Bent: The Role of the Citizenship Education Program i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New York: Atria, 2012.
[25].Katherine Mellen Charron, Freedom s Teacher: The Life of Septima Clark,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2012年再版。
[26].Jeanne Theoharis, The Rebellious Life of Mrs. Rosa Parks, Boston, Massachusetts: Beacon Press, 2013, pp. 35-37.
[27].Virginia Foster Durr, Outside the Magic Circle: The Autobiography of Virginia Foster Durr, Tuscaloosa, Alabam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90.
[28].Patricia Sullivan, ed., Freedom Writer: Virginia Foster Durr, Letters From the Civil Rights Year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Atlanta, Georgi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6.
[29].Stefanie Lee Decker, Mask of the Southern Lady: Virginia Foster Durr, Southern Womanhood and Reform, Stillwater, Oklahoma: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2007.
[30].James Smallwood, Reform, Red Scare, and Ruin: Virginia Durr, Prophet of the New South, Bloomington, Indiana: Xlibris, 2008.
[31].Stefanie Lee Decker, Mask of the Southern Lady: Virginia Foster Durr, Southern Womanhood and Reform, Stillwater, Oklahoma: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2007, pp. 238-239.
[32].於展：《非暴力直接行動與美國民權運動》，第94-96，107-108頁。
[33].於展：《非暴力直接行動與美國民權運動》，第8頁。
[34].Maegan Parker Brooks & Davis W. Houck, eds., The Speeches of Fannie Lou Hamer: To Tell It Like It Is, Jackson, Mississippi: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13.
[35].Maegan Parker Brooks, A Voice That Could Stir an Army: Fannie Lou Hamer and the Rhetoric of the Black Freedom Movement,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14/2016.
[36].謝國榮：《二戰對美國民權運動的影響》，載《世界歷史》2005年第3期。
[37].Tomiko Brown-Nag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social movement into law? the SCLC and NAACP s campaigns for civil rights reconsidered in light of the educational activism of Septima Clark」, Women』s History Review. Vol. 8, Issue 1 (1999), pp. 83-101.
[38].Constance Baker Motley, Equal Justice Under Law: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9, p. 151. 莫特利後來成為美國第一位女性黑人聯邦法官，哈佛大學的一位法律史教授（Tomiko Brown-Nagin）正在撰寫她的傳記。
[39].Jeanne Theoharis, The Rebellious Life of Mrs. Rosa Parks, Boston, Massachusetts: Beacon Press, 2013, p. 37, p. 76.
[40].Peter J. Ling & Sharon Monteith, eds., Gender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8.
[41].於展：《非暴力直接行動與美國民權運動》，第81-85頁。
[42].於展：《非暴力直接行動與美國民權運動》，第225頁。
[43].http://docsouth.unc.edu/sohp/R-0345/menu.html
[44].http://sohp.org/
[45].http://docsouth.unc.edu/sohp/
[46].River of Hope: Black Politics and the Memphis Freedom Movement, 1865-1954, Lexington,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4.
[47].比如Clayborne Carson, In Struggle : SNCC and the Black Awakening of the 1960s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Aldon D. Morris,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 Black Communities Organizing For Change (New York: Free Press, 1984)，以及David J. Garrow, Bearing the Cross :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d the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6)。這些民權運動研究專著雖然不是專門的口述史著作，但卻都曾利用過口述歷史材料。
[48].Kim Lacy Rogers, 「Or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5, No. 2 (Sep., 1988), pp. 567-576. 於展博士在書中也引用過這篇文章，詳見《非暴力直接行動與美國民權運動》，第9頁。
[49].Kim Lacy Rogers, Life and Death in the Delta: African American Narratives of Violence, Resilience,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50].Catherine Fosl and Tracy E. K Meyer, Freedom on the Border: An Oral History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Kentucky, Lexington,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9.
[51].http://louisville.edu/library/archives/university/ohc; http://digital.library.louisville.edu/cdm/landingpage/collection/afamoh/
[52].https://kentuckyoralhistory.org/catalog/xt73j960899d
[53].其中有一條就是福斯採訪朱利安·邦德的口述歷史記錄，在將近一個小時的談話中，邦德詳細地回憶了他與安妮·布雷登的交往與相關細節。https://kentuckyoralhistory.org/catalog/xt7s4m91937b
[54].J. Todd Moye, Ella Baker: Community Organizer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3, pp. 116-118.
[55].https://oralhistory.unt.edu/
[57].https://www.usm.edu/oral-history, 范妮·魯·哈默的口述歷史資料收藏於此，http://digilib.usm.edu/cdm/ref/collection/coh/id/15273，於展博士書中的很多口述史資料就直接引自這裡。
[58].http://history.ky.gov/portfolio/civil-rights-movement-in-kentucky-oral-history-project/
[59].http://content.libraries.wsu.edu/cdm/landingpage/collection/cvoralhist
[60].於展：《非暴力直接行動與美國民權運動》，第9頁。
[61].123 STAT. 1612, Public Law 111-19 - Civil Rights History Project Act of 2009. https://www.loc.gov/collections/civil-rights-history-project/about-this-collection/
[62].Timothy Lloyd, 「Case Study: The Civil Rights Oral History Survey Project,」 in Doug Boyd, Steve Cohen, Brad Rakerd, and Dean Rehberger, eds., Oral 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2012. http://ohda.matrix.msu.edu/2012/06/civil-rights-oral-history/
[63].http://ohda.matrix.msu.edu/2012/06/civil-rights-oral-history/
[64].https://www.loc.gov/folklife/civilrights/survey/index.php
[65].https://www.loc.gov/collections/civil-rights-history-project/
[66].http://www.virginia.edu/woodson/julianbond/participants.html
[67].其中的代表性著作包括 Candie Carawan & Guy Carawan, Sing for Freedom: The Story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through its Songs (Montgomery, Alabama: NewSouth Books, 2008), Mary C. Turck, Freedom Song: Young Voices and the Struggle for Civil Rights (Chicago, Illinois: Chicago Review Press, 2008)，前一本書由朱利安·邦德作序，該書還發行了同名光碟，收錄了書中提到的民權歌曲。
[68].Mike Marqusee, Wicked Messenger: Bob Dylan and the 1960s,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5, pp. 78-82.
胡曉進，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主要從事美國政治法律史研究。本文受「中國政法大學校級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資助」，項目名稱：美國歷史上的法學教育改革及其啟示（13ZFG8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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