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禮平談收藏：發潛闡幽，伸張遲來的正義
『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香港翰墨軒總編輯許禮平先生的身份，總是難以下一個準確的定義。冠在他身上的頭銜，有收藏家、金融家、投資家、編輯、作家等，足見他的興趣之光、才力之大。而他的廣交遊、好記性也是出了名的，但凡與他見面餐敘，總是講不完的故事、說不完的掌故——一直以來，他對歷史細節都抱有強烈的興趣，而這種興趣延伸至收藏領域，便是對歷史文獻的關注與搜求。他自承「最初收東西很隨意，沒有系統」，「後來集中火力在歷史文獻方面」。而他的收藏反過來也豐富了創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招隱士，舉義名」，」發潛闡幽，伸張遲來的正義」。聽許先生講述這一路的收藏故事，一方面艷羨他能夠幸運地得到這麼多前輩的指點與幫助、遇見這麼多難得一見的書畫文物，另一方面也不禁感慨，很多時候，一幅畫、一張字、一封信，乃至一枚照片、一頁檔案，裡面都隱藏著豐富的細節與歷史的真相。
許禮平（蔣立冬繪）
許禮平談書畫信札收藏
「發潛闡幽，伸張遲來的正義」
採訪︱鄭詩亮
「
其實當時的畫，說貴並不很貴。至今記得看過一張吳作人畫的六尺整紙大熊貓，定價六百塊，當年不知道可以打折。那時吳作人算是新派畫家，沒人當回事，受推崇的是任伯年、吳昌碩這些海派畫家。因為香港的收藏家多為上海人。
上海書評：您大約是從何時開始接觸收藏的？
許禮平：我在澳門出生長大，住在巴素打爾古街（海傍街）佛山輪船碼頭對面。離我家不遠有一條關前街（澳門人稱之為「爛鬼樓」），相當於北京的琉璃廠、香港的嚤啰街、九龍的鴨寮街，滿街都是擺賣古董、舊貨的，沿街兩邊有固定的店鋪之外，還有許多每天下午才擺攤的流動攤販。這條街周一至周六下午三四點至天黑前，人頭涌動，非常熱鬧。我十來歲的時候就喜歡在「爛鬼樓」轉來轉去，尋檢有趣的東西。那個時候沒有錢，也不懂，只能撿些舊書，或什麼破爛的東西。
我最喜歡去的一家店名叫「大石」，老闆姓梁，個子魁梧，熟客和街坊都叫他做「大石」，或背後稱為「大嚿石」（大塊頭）。我在這家店買過一冊同治光緒間出版的《天路歷程》，這是用廣東話寫的聖經故事，也買過一些舊日童蒙的《幼學訓蒙詩》《高等論說精華》，還有賭博的書《斷窮根》（此書無法看懂），還有一本「奇書」——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當時全國掀起批「黑修養」浪潮，所以此書相當有名。在大石見到這部名著，拿起問幾多錢，答曰「五毫子」（五角），當年五毫可以吃一碗「中用」（雲呑面，細用三毫，大用七毫），還買得起，於是捧回家「閉門讀禁書」。現在這些兒時撿來的寶貝不知丟到哪裡了。
我幼時喜歡畫畫。住宅對面是「平安碼頭」，再遠處是「灣仔」，斜一點的是四號巴士總站，都是我不用出門的寫生對象。差不多1966、1967年的時候，我開始跟關萬里老師學寫畫，他說畫畫要題署鈐印，關老師帶我去關前街，就是去大石那裡，正式介紹我認識大石，買一些酸枝小盒子，供存放圖章之用，又買一些石章，後來關老師請林近先生為我刻名章。從這時開始，我與大石更熟絡了。而我對書畫的興趣，也就慢慢引發起來了。
饒宗頤、關萬里（中）與許禮平合影於澳門，約1980年
上海書評：當時看過哪些名家畫作，您還有印象嗎？
許禮平：澳門地方細，那個時候想看名家畫作原跡，十分艱難，要看印刷的名家的畫冊，也不容易。偶爾在《人民畫報》上，看到刊印的齊白石、徐悲鴻、傅抱石的畫，就十分開心，看完又看，愛不釋手。當時澳門最繁華的新馬路，有家新遷入的星光書店。我常到那裡「打書釘」。當時星光也看不到有什麼名家畫集。有一天在星光見到人民日報出版的《黑白版畫選》，被書裡頭眾多版畫吸引，遂掏錢買回家，時常翻閱欣賞。這本書後來借給一位朱姓朋友，也就像劉備借荊州，去如黃鶴了。五十年後，仍然惦掛此書。
當時在澳門要看原作，只懂得上木橋街關老師的家，才可以欣賞到。他家樓底很高，幾乎可以作兩層樓那麼高，牆壁上掛滿了畫，記得有黃賓虹、高劍父之類的名家畫作。我到關老師家中學畫時，經常瀏覽牆壁上這些名畫，到現在還有印象。
後來我到了香港，能夠看到的東西就多了。香港的書畫展覽很多，澳門就沒這個機會。記得初到香港時，去般咸道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看「畫壇怪傑蘇仁山」的展覽，至今還記得有一件蘇仁山水墨梅花，以濃墨沒骨寫花瓣，與平日所見雙勾的大不一樣，吸引著我的眼球。香港有個大會堂，好幾層是圖書館，頂樓就是香港藝術館（後來遷九龍尖沙咀），大概1970年，那裡展出過一批齊白石書畫，許多展品是當時日本駐港總領事須磨的藏品，這個展覽在當時就引起轟動，我去看了好幾次。
六七十年代香港大道中雪廠街交界有一古老大樓「中和行」，二樓有家集古齋，專門銷售中國書畫、古硯、古籍等，集古齋樓底很高，也是掛兩層畫，我時常去那裡看書賞畫。當時沒有錢，畫只能看，沒想過去買。書也很貴，但偶爾還可幫襯，咬牙切齒買一兩本。其實當時的畫，說貴並不很貴。至今記得看過一張吳作人畫的六尺整紙大熊貓，定價六百塊，當年不知道可以打折。那時吳作人算是新派畫家，沒人當回事，受推崇的是任伯年、吳昌碩這些海派畫家。因為香港的收藏家多為上海人。還記得吳昌碩一小片梅花立軸，定價三千元，是吳作人熊貓大軸定價五倍，當時這幅紅梅已插有某醫生訂購的紅簽。我更加用神細看，因為買家一提貨，就再也看不到了。
當時的書很貴，貴到什麼程度呢？我記得七十年代初在中華書局海外辦事處打工，月薪不足二百元。但買一冊薄薄只有幾頁紙的珂羅版陳老蓮《歸去來辭》，就花了兩百大元，是一個月的工資。解放後出版的更貴，一冊《傅抱石關山月東北寫生畫冊》，要五百大元。我沒有那麼多錢，是幫關萬里老師買的。
七十年代，香港中環大道中35號，是商務印書館門市部，入門口落樓下，設有古籍部，這裡也有書畫銷售，而古籍系統的書畫比較便宜，可能是因為賣剩下的都是冷門的書畫，買家不多，有時候我也會到這裡檢一兩件。例如來楚生的篆書對聯、王獻唐的梅花軸，都是幾十元就能買到，在當時是比書籍便宜。再後來在中文大學打工，收入稍稍寬裕，在集古齋不再純是欣賞，也開始買書畫，我的收藏，也就慢慢開始了。
集古齋五十周年晚宴
上海書評：香港收藏界有什麼對您影響比較大的前輩、專家嗎？
許禮平：首先是汪孝博先生，我差不多1975、1976年認識他。他的專業是歷史文獻，也弄書畫，常聽他講歷史掌故。他的父親汪兆鏞本身收藏就很多。我從汪先生處得到一整批陳援庵先生寫給他的論學手札，和一迭葉恭綽寫給澳門楊敬安先生的手札（內容是討論編印梁鼎芬遺著《節庵先生集》），還有《廣東城殘磚錄》原拓本，異常珍貴。汪老晚年常說，打算據書畫上的材料考證歷史。後來他寫了許多這方面的文章。
汪孝博
黃蔭普先生對我影響也大。他是大藏書家，是香港商務印書館顧問，我認識他時已不上班了，住在九龍尖沙咀漆咸道，他的「憶江南館」收了不少書畫、名人信札。他字「雨亭」，遇到古人書畫有雨亭上款的他都收集。黃先生晚年轉讓了一些書畫，他的整批藏札曾托集古齋覓買家，但許久無人問津。等我聽到消息時，已為台灣藏家購去。聽汪老（宗衍）說黃先生的藏畫傳給兒子，書法有些托汪老釋出。我從汪老處只得到一兩件黃先生舊藏，好像是沈曾植草書楹聯。黃先生晚歲編印《廣東文獻書目知見錄》，我在日本京都弄的《貨幣書目知見錄》，就是參考黃先生《廣東文獻書目知見錄》的體例。
黃蔭普
等我到了香港中文大學工作，薪酬比中華書局豐厚些，經濟上寬裕不少，從這時開始，陸續購藏書畫文獻。而這個時候，就有機會接觸到有關專家學者了。
「
啟老在香港時，見到我出示七十年代初畫的神仙魚，尚未完成，不嫌我的筆墨稚嫩，竟然大筆一揮，補上水草，死魚變活了，還題上八大用印語「可得神仙」。讓我高興。
上海書評：能請您談談都接觸過哪些學者嗎？之前讀您《舊日風雲》（一、二集），就對這方面的話題最感興趣。
許禮平：我在中文大學工作的部門是中國文化研究所，裡面有家文物館，長年展覽書畫文物。從我辦公室過去，十多步就到了，所以時常到文物館參觀。二樓是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鄭德坤辦公室。鄭公是考古學家，又是收藏家，我時常到樓上與他見面，他待我如子侄。有一段時候，鄭公幾乎每天約我一起午飯、晚飯，而且都是他請。大陸很多學者來香港，都由中國文化研究所邀請、接待。比如啟功先生、周祖謨先生、馮先銘先生、王世襄先生??來訪客人一般比鄭公年輕一些。許多時候，是我陪這些來訪學者登樓探望鄭公。
鄭德坤伉儷與高美慶、劉殿爵、王德昭、饒宗頤及許禮平攝於香港中文大學
記得七十年代初文化研究所曾舉辦過一些書畫研討會，也出版專書。後來有些老輩學者來訪時翻閱到這些書，很認真地指出，某件書畫不靈光，某件如何如何，從中我學習了些鑒定知識。
八十年代初，啟老來中大訪問三個月，住在校內雅禮賓館，星期五、六、日，則在我寓所住，方便照顧。在寒舍時間充裕一些，有時我搬出一些畫冊向老人家討教。當時台灣故宮出版有明清扇面畫冊《惠風和暢》，上海博物館也出版了上博藏的明清扇面畫集。啟老翻開畫冊，有時會評論真偽，教我鑒定知識。記得他指著畫冊里的一幅仇英說，這是「仇人」，不是仇英。我請教他，如何看出不是仇英畫的呢？啟老說，仇英用筆看似工細實則隨意，很流暢瀟洒的，這一幅太過雕琢，刻意求工，反顯板滯。啟老說，不是印出來的畫集、收在博物館裡的東西，就都是對的，不能盲從迷信，凡事都要打個問號。當時我遇到書畫，搞不明真偽，先拍張照片寄給啟老，老人家怕信件太慢誤事，就會打封電報給我，指示寄來的書畫照片是假的，或是真的。等啟老來香港，或我去北京見面時，就會細說為何是假的。
最早認識啟老，是在1977、1978年左右，在廣州參加第二屆古文字會議。其實在這之前啟老已經送了一張行書詩直幅給我。啟老喜歡聊天，總有說不完的故事。我記得八十年代初某期《藝苑掇英》雜誌封三，刊登一個說書人陶俑，一看那神態很像啟老。那個時候啟老住在北京小乘巷一個小房間，他自稱「小乘客」。後來才搬入北師大紅六樓。啟老本來畫畫很有名，「反右」之後不畫了。到晚年才再畫。他訪港住寒舍時，偶爾也畫幾筆。啟老畫竹較多，我請他畫梅花，可把他難住了。第一張不成功，第二張畫好，只是有點生澀，啟老很客氣地題款說「初習寫梅」。不過回北京後，他畫的梅花比誰都好，令我五體投地。啟老在香港時，見到我出示七十年代初畫的神仙魚，尚未完成，不嫌我的筆墨稚嫩，竟然大筆一揮，補上水草，死魚變活了，還題上八大用印語「可得神仙」。讓我高興。
「可得神仙」
八十年代初香港中文大學請他老人家來講學三個月，我們每天都見面，剛才說到星期五晚就住在我家，周一送他回學校。當時二玄社印了不少台灣故宮藏的書畫名跡，原大印的，乍看還以為是原作。我買了一張郭熙的《早春圖》懸掛在家裡，啟老看啊看的，然後對我說：從前進故宮，每次都見到這幅畫，心裡嘀咕怎麼還不換，沒想到後來再也見不到了，都去了台灣。當時運輸大件書畫入大陸比較麻煩，有一回知道商務印書館的陳萬雄先生去北京，我就托他將這張畫帶給啟老，送他老人家了。那時候買這樣一張複製品，要我一個月的薪水——兩千多塊。
當時中國文化研究所請了不少學者過來，大陸來的學者很多是我的舊識，或是仰慕已久者。有時請他們揮毫，留下墨寶。如北京來的呂叔湘先生、黃葯眠先生，等等。也有新加坡來的鄭子瑜，日本京都來的小川環樹先生等等。他們留下的墨寶，當時已覺得珍貴，今天再翻閱欣賞，更覺自己太幸運了。
呂叔湘行書錄王國維《人間詞話》
八十年代中，京滬來了好些名畫家，在中文大學參加什麼研討會展覽會，又在文物館即席揮毫。記得吳冠中在文物館地上寫張大畫，畫得差不多時，急步跑上二樓往下審視，然後又衝下樓繼續畫。各位名家如黃胄、謝稚柳寫畫時的神態，各盡其妙，到今天還有印象。
上海書評：這些收藏家裡面，您和誰交往最多？
許禮平：最主要的是虛白齋主人劉作籌劉先生。他收藏的明清書畫精品很多，我經常去文咸西街四海通銀行裡面的虛白齋，看他藏的書畫。劉公又是美食家，經常請我吃地道的潮州菜。有時去三角碼頭附近那家「天發」，有時是德輔道中「環球」，都是當年潮州菜的名店。有時看畫夜深了，他就喚四海通銀行的伙記去「巷仔」（潮州美食小巷）買粿條（河粉）回銀行吃，都是難忘的美食。八十年代我住在銅鑼灣北角交界的興發街。吃完晚飯劉公往往到我家坐、講書畫經。他的司機在我寓所樓下等，或到他走時再喚來接。每次都是我送他老人家上車。許多年之後，有一次他女兒告訴我，人家說她父親有一個私生子。因為他的司機常常在他下班以後把他帶到某大廈，很晚才出來，每次都是那個「後生仔」送他出來坐車。原來說的就是我。
許禮平與劉作籌、沈之瑜（上海博物館長）、馬國權（大公報）及陳凡在虛白齋
八十年代中，上海博物館沈之瑜館長來香港，辦青銅器展，我也把沈館長帶到劉先生虛白齋看書畫，沈館長驚訝劉先生藏有這許多明清書畫精品，後來促成虛白齋藏品運到上海博物館展覽，鬨動一時。
還有一位周錦榮先生。1969年就認識他了，他好像不用工作，整天泡在集古齋，我一去集古齋就能看見他在那裡，此後我們常有接觸。他喜歡談天，會時不時打電話給我，收藏圈、書畫圈中很多消息都是他告訴我的。他好幾次和我談到爭奪簡又文藏品的事。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有一大批簡又文舊藏書畫，主要是廣東名家的作品，二蘇（蘇仁山、蘇六朋）、二居（居巢、居廉）、三高（高劍父、高奇峰、高劍僧）為主。原本周先生很想要簡又文這批書畫，但沒談成。簡先生轉讓整批收藏，是有他的想法的。後來是文物館館長屈志仁先生，找北山堂利榮森利公開了支票，才接收過來。這批簡又文舊藏廣東名家書畫，為中大文物館打下堅實的基礎。利公的北山堂收藏名跡也不少，後來全部捐給中大文物館。
猛進書屋簡又文（1896-1978）
簡又文先生很有意思，他和我叔叔的岳父劉體智醫生時有往來。我後來有緣認識他的兒子簡幼文醫生。去年簡醫生來香港，我跟他說，你父親的藏品很好，但是收藏印太壞，那麼大一方印，打在小小的扇面上。汪孝博先生為《名家翰墨》寫過文章，批評藏家鈐收藏印不講究，就拿簡又文藏品作壞典型舉例。去年保利拍賣一批信札，我一看上面亂鈐劣質藏印，佛頭著糞，不買了。來上海開會，聽上海博物館的劉一聞先生說，謝稚柳謝老請他在自己作品上鈐印，見他鈐得不錯，就讓他幫忙在書作上鈐印，過了好幾年，才讓他幫忙在畫作上鈐。可見謝老對鈐印的重視。鈐印是有很大學問的。
「
袁（永熙）是解放後清華大學第一任黨委書記，陳佈雷的女婿。拙藏爛紙堆中，有一小疊有關袁氏的「交待材料」，材料顯示，袁並未叛黨，然而此後厄運總是纏繞著他。我總想據拙藏文獻，寫些什麼，發潛闡幽，伸張遲來的正義。
上海書評：可否請您談談您本人的收藏，都有哪些您關注的方面？讀過近兩年來您關於書札收藏的演講錄，似乎您的興趣集中在近現代名人手札墨跡上面？
許禮平：我最初收東西很隨意，沒有系統。後來集中火力在歷史文獻方面。前一陣子比較關注辛亥革命那一段，有緣收到許多同盟會人物的墨跡、照片、書籍，孫中山、黃興、朱執信、宋教人、林文……等革命志士的墨跡要收，他們的對家——革命對象——宣統皇帝溥儀和其他親貴、名臣的手跡也收。前幾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我和廣東省博物館合辦了個 「氣吞河嶽——辛亥風雲人物墨跡展」。參觀的人很多，近代史專業的學者稱許這個展覽很充實。省博還編印展覽圖錄。同一時期澳門博物館（在大三巴那家）也搞了個孫中山與澳門的展覽，我也借給他們若干孫中山相關的墨跡、照片、圖書參加展覽。在那兩個展覽之前，我辦公室牆壁上懸掛的是孫中山的炭相，孫中山墨跡「博愛」（相馬上款）匾額等，有來訪客人看到這場面，還以為這裡是國民黨香港市黨部呢。
這些孫中山文物摘下來借去展覽之後，沒有再掛出來，換了同盟會其他志士。現在懸掛的是一塊陳其美寫的匾「成仁取義」，上款是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宋教仁老友北一輝。這件文物是辛亥革命百周年時，在此地蘇富比拍賣會奪回來的。同一場還投得廖仲愷行書四條屏。當然都要付出高昂代價。這四條屏不敢長期懸掛，平日偶爾拿出來欣賞。
陳其美《成仁取義》，蘇富比，2013年4月16日
保皇黨康梁一夥，我也一視同仁，也收藏他們的書畫。當中比較特別的是去年收到的保皇黨殺手梁鐵君致康有為手札四通卷。梁鐵君和康有為是同學，又是他的支持者。梁鐵君奉派潛入北京，易名「吳道明」，在北京設置機關，開照相館、開東洋車公司。又派人去日本學制炸彈。擬布置刺殺慈禧太后。但事敗被殺。這幾封信透露了他當時在京活動情況，是不可多得的文獻。
梁鐵君（吳道明）致康有為手札卷，匡時，2016年6月7日
梁鐵君有個兒子梁藴侯（梁元），他的老婆就是章士釗太太的妹妹。1961年，章士釗據梁藴侯提供的材料，包括這手札卷，再走訪當年經辦此案的朱啟鈐，寫了篇《吳道明案始末》，刊登在全國政協的《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八輯。前兩年，北京匡時拍賣公司搞了個「孤桐遺珍專題」拍賣，這個手札長卷整卷陳列出來。我看了許久，當場拍了許多照片，回家仔細研究，覺得此卷文獻價值極高，決定爭奪，幸好有緣投到。
同盟會、保皇黨之外，近一點的共產黨志士、烈士的手跡，也是我搜集的對象。但這個範疇的文物很難遇到，所以一旦遇到，就儘力去收。這麼多年，只收藏到一點點。其中有李大釗的手札，上款胡適之，內容是討論《新青年》去廣東辦的問題。又有鄧中夏的手札，鄧是省港大罷工的領袖，是工人運動專家，存世手跡極稀，這通手札講的是省港大罷工時期的人事安排。有一件邵飄萍為香港某雜誌題辭「願天下有情人終成了眷屬」，和一封給雜誌主編的信，信的署名是邵振青。
墨跡之外，照片也不可忽視。我的藏品中，有中共早期工人運動領袖汪壽華的照片，也有被中共中央特科紅隊處死的叛徒顧順章的照片，是上海清黨前任工人糾察隊時的照片，十分罕見。
我收藏的對象當中，有一個很奇怪的人物：廉泉（南湖）。他的夫人叫吳芝瑛，夫婦二人與朝廷重臣和革命黨的關係都很好。秋瑾遇害之後，屍體就是他們收葬的，但是辛亥革命爆發後，力主鎮壓的親貴良弼被革命黨炸死，也是他們收葬的。
歷史再往上推，甲午戰爭時期名人的手跡，如丁汝昌、鄧世昌、左寶貴等人，也收了一些。丁汝昌的墨跡有幾件，最有意思是黃海戰爭之後的電訊稿。日本人打到劉公島大本營，這些東西成了他們的戰利品，他們倒是很重視這些文獻，都保留了下來，後來在北京嘉德拍賣，給我投得。甲午交戰是清日雙方，我們不能只收清朝名將而忽略敵人一方，所以日方的名人也收了不少，如日本聯合艦隊的司令官伊東佑亨，還有他的老師勝海舟，勝海舟是反對日本與中國為敵的。
丁汝昌致李鴻章書，報告八月十八日（舊曆）的海戰
還有朝鮮的歷史名人，引發甲午戰爭的金玉均，他的手跡我也有幸收藏一件。還有一個投靠了日本、被朝鮮當作「國賊」的李完用——毛主席在延安時就說過，我們不要學李完用。他的手跡我也收了。這些很冷門的東西，只要有機會遇到，我就儘力去收。
李完用
我還喜歡收藏人物畫像。過去未有照相機，人們的面容靠畫家描繪而傳世，既然關注近世史事，也就留心歷史人物畫像了。例如廣東嶺南畫派的始祖居巢、居廉，居廉還有照片，再往上的，李秉綬、宋光寶、孟覲乙都沒有照片，而人們也未見過他們的畫像。我有件華冠畫的雅集圖卷，幾十個人物畫像，其中就有李秉綬等幾位畫家。人物畫像、照片，我都很留心收集。
另外，我還有一個興趣：收藏不以畫名的歷史名人的畫作。晚清人物如李慈銘、曾紀澤，民國人物如熊希齡、汪大燮、楊度、陳立夫，中共人物如鄧拓、康生等等，都收。例如陳立夫，他太太孫祿卿畫畫，有時見到某些作品是孫祿卿畫、陳立夫題字。其實陳立夫偶然也畫畫的，但極罕見。從前見陳的兒子陳澤寵在台北信義路辦公室掛有一件。前幾年遇到一張陳立夫送給美國某外交官太太的畫《雞冠花》，一看是他本人的手筆，二話不說，立即就收了。
陳立夫《雞冠花·雞鳴而起孳孳為善》
康生的作品流傳得很少，而且他慣於反覆修改，同一畫作有好幾個版本，例如他畫荷花，稿本送了給谷牧收藏，後來又畫了一張較滿意的，加題首詩送給他老婆曹軼歐收藏。廿多年前北京翰海拍賣，遇到康生墨荷曹軼歐藏本，奮力爭奪，終於收歸我有。
上海書評：此前您寫到的不少人物，都利用到了您手頭所藏文獻，能否請您談談，您的收藏與寫作之間存在著一種怎樣的關係？尤其是，您說自己專好打撈不為人知或遭人遺忘的人與事，能否請您舉例談談？
許禮平：從前我常聽汪孝博先生說，他正忙著以書畫裡面的材料，寫考證歷史的文章。我也曾經問過葉嘉瑩先生，說研究詩詞的學者大都只關注刊印成書的詩詞集，或是不同的刻本，你有沒有關注那些沒有收入集中、散落在外的詩人墨跡。她答沒有。我自己對這方面是比較留意的，二十多年前，我代啟老在拍賣場競投的王闓運七律墨跡冊，許多首沒有入集子。此冊爭的人多，超過啟老預算幾倍，最終變成我的藏品了。這詩冊對我們研究王闓運是很有幫助的。
王闓運《杜若集》
三十多年前我收藏了唐紹儀贈田中的墨跡，廿年前又收到唐紹儀被殺的案發現場照片、當時報紙報導等資料，前幾年又收了唐幾件墨跡，一直關注他。近幾年，看到一些公開發表的秘檔，這些檔案材料顯示，當時孔祥熙的情報系統也好，日本人的情報系統也罷，都在關注唐紹儀的動向。唐沒有離開上海，日本人一直拉攏他，老蔣很不放心，軍統急委員長之所急，所以唐不得不死。近些年許多歷史檔案公開，如老蔣日記也公開了，這些史料雖然不一定準確，但有許多歷史謎團，因而稍稍清晰。如果再遇到合適材料，準備寫有關文字。
從前我說過我是冷攤殘客，是專撿古舊破爛的玩家，不是什麼藏家。我關注的是舊時事物，有時在拍賣場與人爭奪心頭好，付出高昂的「血拚」代價，但更多時候，只是以廉值撿拾人棄我取之「爛紙」。日積月累，也塞滿寒齋。有時檢出翻閱，碰到有趣的東西，便有要整理整理，寫些什麼的念頭。拙文往往就是這樣生產出來的。
上海書評：您曾經說過，您的興趣在於「再次整理原來的那些老東西」，關注的是「一些被歷史遺忘的大師」，「招隱士，舉義名」，這方面的工作現在進行到什麼程度了，能請您介紹一下嗎？
許禮平：最近北京清華大學美術博物館準備搞王國維文物展，跟我商借王氏文獻參展，共襄盛舉，以紀念這位令人敬仰的國學大師逝世九十周年。上個星期，找出拙藏王國維的文獻若干，交與清華大學杜教授。重新檢視這幾件文獻，引起要寫篇有關王氏文字的念頭。
先交待一下，我藏的王國維文物是哪裡來的呢？最早的是七十年代末，在香港中環南華大廈集古齋覓得一把王氏小楷成扇，當時即視為寶貝，因為王氏墨跡極稀。八十年代重遊日本京都訪朋友書店時，書店老闆土江澄男先生惠賜鈴木豹軒（虎雄）保存的王國維文獻給我，讓我高興得不得了。土江所贈幾件文獻，最珍貴的是王國維訃聞，還有輓詩謝啟和帛金謝啟各一，王氏遺囑（石印本）連封套、王氏遺照、王氏手書郵柬等。
1927年6月2日（丁卯五月初三）王國維自沉頤和園昆明湖，了結其短暫的人生。八九十年來，王國維之死仍然為不同年代的學人談論和關注。當年參加過王氏喪禮的人，恐已無存者。而王氏的訃聞，未見有人提及。國人習慣，這種不吉利的東西，大都毀棄不留，所以存世稀有。王氏訃聞八十年代曾呈饒宗頤翁細讀一過，饒翁嘖嘖稱奇，說可以寫文章。但一擱又是三十年。去年參加上海圖書館「生前死後」展覽和研討會，展覽有王國維墓志銘、紀念專號等，但沒有這訃聞，會議中遇王氏曾孫王亮博士（王仲聞孫），謂也未曾見過，那麼拙藏這訃聞，恐是人間孤本了。今年正巧是王國維逝世九十周年，近日擬據手邊這些文獻撰寫王氏訃聞相關文字。
王國維死的時候，是清華學校研究院導師。清華有不少人物，是我所關注的。其中有位袁永熙，今天似乎不在人們視線中。袁是解放後清華大學第一任黨委書記，陳佈雷的女婿。陳布雷是老蔣文膽，但女兒和女婿卻都是中共黨員。袁永熙夫妻曾雙雙被捕。被捕除非犧牲，縱是堅貞不屈，活著出來也是「手尾長」（粵語，指麻煩纏身，難以了結乾淨）的。拙藏爛紙堆中，有一小疊有關袁氏的「交待材料」，材料顯示，袁並未叛黨，然而此後厄運總是纏繞著他。今年是他誕辰一百周年，恐怕無人理會。我總想據拙藏文獻，寫些什麼，發潛闡幽，伸張遲來的正義。
忽然想到，拙藏一冊清華校長梅貽琦的友朋到訪冊，其中一頁，有葉公超、袁永熹夫婦到訪後留名，時間是民國廿五年七月十一日。袁永熹是袁永熙的姐姐，葉公超是袁永熙的姐夫。袁被捕後，是葉保釋出來的，他真的不知道袁是中共黨員嗎？葉公超赴台灣前，在廣州愛群大廈與黃苗子碰面，向苗子表示自己想返回北平清華教書算了。當時解放軍已經入城，返回清華豈不是「投共」？葉與小舅子袁永熙談過這歌敏感話題嗎？抑或是袁永熙動員姐夫北上？葉向黃苗子透露北返念頭，是請苗子搭線嗎？這許多謎團，都像舊時月色般蒙朦朧朧。或許將來遇到有關材料，才能清晰，才敢動筆。
我的觀點，是讓材料說話。所以平日頗為留心史料實物。當然，有許多事情是無法追查的，也不必執著，人生苦短，精力有限，能做多少算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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