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們之馮驥才：走自己的路，看人生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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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們之馮驥才：走自己的路，看人生風景

文｜李輝

人生路上看精彩風景

2006年4月，前往天津參觀馮驥才的大樹畫館。

參觀馮驥才的大樹畫館合影。

時間過得真快，沒有想到認識馮驥才先生超過三十年了。找到他送我的第一套書《馮驥才選集》，時間為一九八六年七月七日。我們熟悉後，不再叫馮先生，而是叫「大馮」，一直叫到今天。

這位個頭高大的人，喜歡運動，曾是籃球隊員，可是，他卻把更多的時間、精力，投入到藝術門類之中。從小開始畫畫，居然一次又一次臨摹《清明上河圖》，那可真是要下不一般的功夫。

他喜歡收藏民間大大小小的物件，從而奠定後來全身心投入文化保護的紮實基礎。當然，對於他，最大的是文學誘惑。這一誘惑，是在十年「文革」期間鬼使神差地出現他的面前，令他無法抗拒。

大馮夫婦題贈《金婚圖記》之一。

大馮夫婦題贈《金婚圖記》之二。

馮驥才一九四二年出生，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時，二十四歲的他與顧同昭大姐結婚。新婚之際，未曾預料的風暴就來了。五十年，他們相濡以沫，在風雲變幻中走過。去年，二〇一六年，他們步入金婚，收到他們夫婦題贈的《金婚圖記》。翻閱圖記，兩個大家族在天津的風風雨雨，依次展開……

動蕩歲月，沉甸甸的歷史責任感促使馮驥才開始偷偷記錄。他無法抗拒！身處浩劫之中，他清醒意識到他們這代人，需要以不同方式記錄現實發生的一切，為了現實不被遺忘，更是為了留存歷史。下面他的這段文字描述當年情形：

我把自己鎖在屋裡，偷偷寫起來，只要有人叩門，我立即停筆，並把寫了字的紙東藏西掖。這片言隻語要是被人發現，就會毀了自己，甚至家破人亡，不堪設想。每每運動一來，我就把這些寫好的東西埋藏在院子的磚塊下邊、塞在樓板縫裡，或者一層層粘起來，外邊糊上宣傳畫片，做為掩蔽，以便將來有用時拿溫水泡了再一張張揭出來。……但藏東西的人總覺得什麼地方都不穩妥。一度，我把這些稿子捲成捲兒，塞進自行車的橫樑管兒里。這車白天就放在單位里，單位整天鬧著互相查找「敵情線索」。我總覺得會有人猛撲過去從車管兒里把稿子掏出來。不安整天折磨著我。終於我把稿子悄悄弄出來，用火點著燒了。心裡立刻平靜下來，跟著而來的卻是茫然和沮喪。以後，我一發有了抑制不住的寫的衝動時，便隨寫隨撕碎，扔在廁所里衝掉；冬天我守著爐子寫，寫好了，輕輕讀給自己聽，讀到自己也受感動時便再重讀幾遍，最後卻只能戀戀不捨地投進火爐里。當輾轉的火舌把一張張浸著心血的紙舔成薄薄的余灰時，我的心彷彿被灼熱的火舌刺穿了。

（《命運的驅使》）

命運的驅使，就是讓他永遠停不下腳步！

一九七五年前後，大馮寫了一系列詩歌，其中這首《路》，四十年後再讀，仍然令人感動。

1975年《路》手稿。

人們自己走自己的路，誰也不管誰，

我卻選定這樣一條路——

一條時而歡欣、時而痛苦的路，

一條充滿荊棘、布滿溝塹的路。

一條寬起來無邊、窄起來驚心的路，

一條爬上去艱難、滑下去危險的路。

一條沒有盡頭、沒有歸宿的路，

一條沒有路標、無處詢問的路，

一條時時中斷的路，

一條看不見的路……

但我決意走這條路，

因為它是一條真實的路。

馮驥才義無反顧地選擇了自己的路。一走，就是五十年！

的確，一個人的選擇，決定他應該做什麼，可以走多遠。從小說創作到非虛構寫作，從個人收藏轉而在全國呼籲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呼籲保護古村落等，馮驥才與現實的對應關係，對歷史文化傳統的愛之深痛之切的隱憂，令他不能放棄個人責任，不能讓文化脈絡在這一代人手裡斷裂。他敏感焦慮，他四處呼籲與演講，他走進田野考察……

馮驥才走上自己選擇的這條路。我們看路上精彩的人生風景。

2004年猴年之際，馮驥才寄贈屬猴的我的一幅對聯與來信之一。

2004年猴年之際，馮驥才寄贈屬猴的我的一幅對聯與來信之二。

請馮驥才為河西學院題匾：中國非虛構寫作研究中心。

《鋪花的歧路》——不可替代的文學力量

馮驥才是一位有歷史感的人，故而他的筆下總是呈現沉甸甸的歷史真實。

二〇〇二年清明時節，得知花甲之年的馮驥才要回故鄉寧波慈溪，馮家祖居將交還於他。同時，在寧波天一閣，還將舉辦「馮驥才甲子省親展覽」。我與之聯繫，帶上吉林衛視「回家」欄目組，陪同他走進寧波，紀錄他的故鄉之行。面對鏡頭，馮驥才說了這樣一段談及歷史與生命相關的話題，說得特別精彩：

作家對生命特別重視，對源頭特別重視，尤其對於生命的來源，總是要追究、尋找遙遠的聯繫，好像要觸摸生命的源頭。我覺得生命有時候會有漂泊感，但是故園、故土、故人給你一種安慰。我覺得這跟植物一樣。植物到春天的時候，所有樹枝往上長，越長越好，表現一種生命力；可是到秋天的時候，它要回到土地上，要尋找土地。所以我也希望我的下一代，能接地氣。這一次把我的小孫女帶回來了。她很聰明，會有一點記憶，我想給她留下一點童年的記憶。

我覺得一個人或者一個民族，他的生命一定是三段的：一段是現代時的，一段是屬於未來的，一段是自己的歷史。歷史也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為歷史是一種精神，我們的精神，我們的情感，我們生命的本身，實際都存在於已經失去的一段歷史裡面。

（《故鄉情結》）

回到故鄉，當然不只是觸摸生命源頭，更是體驗生命行程，走進歷史。

最初讀馮驥才的作品，是就讀於復旦大學期間。

一九七八年的夏天，我們同班同學盧新華的《傷痕》在《文匯報》發表，引發全國性轟動。同學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一九七八年四月率先在這裡亮相，隨之由《文匯報》發表，頓時轟動社會。

《傷痕》之後，反映「文革」帶給民族傷痛的文學作品，馮驥才的《鋪花的歧路》、從維熙的《大牆下的紅玉蘭》、古華的《芙蓉鎮》等，如井噴迸發。

《傷痕》之前，已有劉心武的《班主任》問世，在時代轉換之際開文學揭示精神傷痕之先聲，但是，盧新華的這一小說，因其具有更廣泛的社會影響，其篇名更通俗、明確，故很快被用來命名新時期文學的第一波創作潮流——「傷痕文學」。

197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鋪花的歧路》初版本，首印5萬冊。

大馮在《鋪花的歧路》上題贈。

小說《鋪花的歧路》插圖。手握木棍的紅衛兵白慧。

馮驥才的《鋪花的歧路》，與諸多「傷痕文學」作品一樣，寫一位女紅衛兵白慧因失手毆打一位女教師的故事，未曾想到的是，她後來結識的男朋友常鳴，不巧就是這位教師的兒子。內疚、悔恨、悲痛，一直折磨白慧，她永遠無法擺脫……

與馮驥才後來創作的《雕花煙斗》、《神鞭》、《三寸金蓮》、《炮打雙燈》等小說相比，長篇小說處女作《鋪花的歧路》的故事敘述能力，他對一代紅衛兵內心傷痕的描寫，今天再看，依舊有歷史沉重感。

根據馮驥才小說改編的《鋪花的歧路》連環畫。

連環畫《鋪花的歧路》之一。

連環畫《鋪花的歧路》之二。

「文革」高潮過去，白慧上山下鄉前往內蒙古錫林格勒盟草原。已經在紅旗拖拉機廠當工人的常鳴，作為技術員派往那裡的拖拉機修配廠工作半年。常鳴到醫院看病，走到取葯窗口時，面前出現的正是白慧，令他為之一震。這一陣哀叫聲的乞求，當然是白慧。白慧無法原諒自己，卻又無法割捨與常鳴的情感。醫院裡的重逢，以凄涼結局告終。常鳴在黑暗中來回徘徊，可以想見他內心的另外一種痛苦。

「文革」十年浩劫，以粉碎「四人幫」結束。天下同慶之際，白慧給父親留下一封長信。她決定離開人世——「我走了……我決定了。」下面這段話令父親痛心不已：「如果人有兩條生命多好！我情願死掉以前那恥辱的一條。讓另一條生命重新開始，好好開始！但可惜人只有一條生命……」

白慧還留下一封寫給常鳴的信，請父親交給小說中的另外一位女紅衛兵杜瑩瑩，轉交常鳴。這封信，同樣寫得感人至深。常鳴終於讀到了白慧這份發自肺腑的情書——可惜只是生命告別的情書。

常鳴騎上自行車一路奔跑，整整一個上午尋找白慧，毫無蹤影。他把車停在一個空地上。對面是東大河的大灣渡口，圓形大鐘在遠方豎立。這個地方，正是白慧第一次約會常鳴的地方。常鳴當年沒有前來，這次卻意外地又來到這裡。「他的幸福好像從這兒斷絕的，現在卻又偶然地來到這裡。意味著什麼呢？」這顯然是馮驥才埋下的伏筆。

白慧在草原醫院與常鳴的意外相逢。

波折過去，兩人緊緊擁抱一起。

常鳴走到沙灘上，不遠處退潮的沙地上，眼前一個姑娘的身影，正是白慧！

《鋪花的歧路》從校園批鬥，到上山下鄉白慧與常鳴的醫院偶遇，再到最後海邊沙灘上的最後擁抱，白慧與常鳴終於有了一個大團圓結局。我想，這是馮驥才在敘述歷史真實的同時，希望給予這一代年輕人痛定思痛之後的一種溫暖，這種溫暖，會讓他們重新感受生活的厚愛，珍惜生命，從而賦予他們繼續前行的力量。這部小說創作將近四十年，再讀之，仍然感感受著以文學敘述歷史真實的一種不可替代的力量。

1996年5月馮驥才題贈《靈性》之一。

1996年5月馮驥才題贈《靈性》之二。

作家出版社圖文本《三寸金蓮》。

馮驥才香港版《炮打雙燈》。

馮驥才題贈香港版《炮打雙燈》。

1984年上海文藝出版社《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初版本，首印7萬3千冊。

1986年出版的《馮驥才選集》。

1986年馮驥才題贈《馮驥才選集》。

我主編的「金薔薇隨筆文叢」馮驥才《秋天的音樂》。

我主編的大象人物自述系列出版的《馮驥才自述》一書。

經過幾年的創作之後，馮驥才對作家開始形成頗為清晰的認識。一九八四年，他在《我心中的文學》一文中，這樣談到一個作家應該具備的素質和架構能力：

一個作家應當具備哪些素質？

想像力、發現力、感受力、洞察力、捕捉力、判斷力；活躍的形象思維和嚴謹的邏輯思維；儘可能龐雜的生活知識和儘可能全面的藝術素養；要巧、要拙、要靈、要韌，要對大千世界充滿好奇心，要對千形萬態事物所獨具的細節異常敏感，要對形形色色人的音容笑貌、舉止動念，抓得又牢又准；還要對這一切，最磅礴和最細微的，有形和無形的，運動和靜止的，清晰繁雜和朦朧一團的，都能準確地表達出來。筆頭有如湘繡藝人的針尖，布局有如拿破崙擺陣；手中彷彿真有魔法，把所有無生活的東西勾勒得活靈活現。還要感覺靈敏，情感飽滿，境界豐富。作家內心是個小舞台，社會舞台的小模型，生活的一切經過藝術的濃縮，都在這裡重演，而且它還要不斷地變幻人物、場景、氣氛和情趣。作家的能力最高表現為，在這之上，創造出嶄新的、富有典型意義和審美價值的人物。

（《我心中的文學》）

《鋪花的歧路》手稿。

《三寸金蓮》手稿。

《書桌》手稿。

《義和拳》手稿。

這是在文壇亮相不久的作家對文學的感悟。以後的小說創作中，他一直期盼進入這個境界。

口述實錄下的歷史真實

從《鋪花的歧路》開始，對歷史的叩問，從來沒有離開馮驥才的視野。八十年代中期，他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非虛構的「口述歷史實錄」《一百個人的十年》。

《美國夢尋》書影。

「口述歷史實錄」最初盛行於歐美。一九八三年，畢朔望先生組織一批譯者，翻譯美國斯特茲?特克爾（Studs Terkel）的作品，以《美國夢尋》為書名出版。在綴語里，畢朔望呼籲中國的作家，不妨向特克爾學習，也從事這種「口述歷史實錄」的方式，留存現實與歷史。他這樣寫道：

行文至此，忽念中國之大，人物之盛，思想之開拓，情感之深刻，如果弄一本特克爾式的《神州人語》之類的實錄文字來，一定很有意思，也會暢銷的。真希望有人費點力氣來試它一試。擔任，只能借意。中國有自己的國情，譬如訪問對象便絕不會忽略知識分子，這是不消說得的。

（《美國夢尋》綴語）

《美國夢尋》一經出版，立即引起諸多讀者和作家的關注。率先採用「口述實錄」形式開始記錄中國現實和歷史的，分別是馮驥才、張辛欣與桑曄。

一九八四年，張辛欣、桑曄兩人合作，四處尋訪、記錄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第二年開始，在不同期刊上陸續發表，然後結集為《北京人——一百個普通中國人的自敘》出版。馮驥才的努力成功地將之引入到挖掘歷史記憶的寫作領域。

馮驥才幾乎也在同時，開始以「口述實錄」方式，借不同人的個人記憶，為「文革」歷史留下群體印象。這些口述實錄筆下的人物各行各業都有，敘述的角度也各不相同——拾紙救父；崇拜的代價；偉大的受難者；我到底有沒有罪；搞原子彈的科學家；一個八歲的死刑陪綁者；一對夫妻的三千六百五十天；失蹤的少女；一個老紅衛兵的自白；我不願意承認是犧牲品；懺悔錄……正是這種方方面面的敘述，十年「文革」的歷史更為豐富，更為立體。可以說，其歷史價值和人性呈現，不可代替。

馮驥才《一百個人的10年》。

《一百個人的十年》手稿。

馮驥才題贈《一百個人的10年》。

這些口述實錄，一九八六年開始在《收穫》、《當代》等期刊上陸續發表。後結集為《一百個人的十年》第一集一九八七年出版。距今，正好出版三十年。

口述實錄的採訪過程，也是馮驥才再次親歷「文革」歷史的過程。從不同談話對象那裡，他深深感受到對他的信任。他為之感動，從而意識到手中之筆的分量何其之重。他知道，自己不能辜負這些素不相識的人們對他的信任。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將他們傾訴的親身經歷寫下來，既是為他們，更是為自己，為歷史。

馮驥才的這本口述實錄，時隔多年，又重新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再版。為新版，馮驥才寫一篇《決不放棄使命——再記》》，最後他寫下的這段話，讀得令人百感交集：

一位讀者曾寫信譴責我：「你曾經信誓旦旦，要為我們一代人寫『心靈史』，為什麼有頭無尾，放一炮跑了？你死了？勇氣沒了？還是也做買賣去了？」

讀了這信，我點燃一支煙，一直抽得燒到手指頭，捉筆只給他寫了一句話：

「我沒權利放棄這使命！」

（《一百個人的十年》再記）

說得真好——「我沒權利放棄這使命！」

馮驥才關於自己文革十年的口述史《無路可逃》。

馮驥才口述實錄韓美林回憶《地獄天堂》之一。

馮驥才口述實錄韓美林回憶《地獄天堂》之二。

《激流中》書影。

馮驥才回憶新時期文學萌發之際，與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交往故事。

馮驥才的確沒有「放棄這使命」。二十多年後，他相續完成非虛構作品《無路可逃——1966-1976自我口述史》、《凌汛》、《地獄天堂》、《激流中》等。在這些作品裡，他敘述自己親歷的歷史浩劫，敘述新時期文學開始階段與人民文學出版社前輩編輯們之間的場景……在他的筆下，諸多歷史細節豐富記憶，為歷史存照。

2017年6月24日與畢飛宇一起看望98歲楊苡老人。

98歲楊苡寫下孫家幾個孩子的全部姓名。

大馮微信發來他與顧大姐結識時的第一張合影。

大馮發來顧大姐兒時與父母在一起的合影。

1938年，楊苡離開天津前在顧家花園的留影。

馮驥才岳母致楊苡信之一。

馮驥才岳母致楊苡信之二。

楊苡的哥哥楊憲益，將何香凝贈送的禮物，轉贈大馮，這也是緣分。

今年五月下旬，我前往南京看望九十八歲的楊苡老人，聊天時，她談到了《收穫》發表的《無路可逃》。她說，沒有想到馮驥才的岳母，就是她在天津時的閨蜜。她找出七十年代馮驥才岳母的來信，又找出抗戰爆發後她離開天津之前，在顧家花園裡拍攝的照片。老人記憶甚好，居然在一張紙上，把顧家的幾個孩子的名字全部寫出。我將這次巧遇，微信發給馮驥才，他也為之吃驚、感嘆。

歷史敘述的魅力就是如此誘人。人們閱讀之後，總是會在不經意之間重溫記憶，走進歷史深處。非虛構作品的力量，就在於此。

不能拒絕的神聖使命

走進九十年代，中國的各大城市，不知為何，一下子開始舊城改造。房地產的大動作，從此讓曾經保留若干古城風貌的城市，老街、衚衕、弄堂、老建築等，彷彿秋風掃落葉一般不復存在。

天津舊城改造開始了。

我們應該記住這個了不起的團隊！記住他們的名字。是他們留存城市文脈。團隊成員之一。

我們應該記住這個了不起的團隊！記住他們的名字。是他們留存城市文脈。團隊成員之二。

我們應該記住這個了不起的團隊！記住他們的名字。是他們留存城市文脈。團隊成員之三。

馮驥才清醒意識到，天津的舊城改造必將失去曾有的風韻。早在一九九四年，馮驥才就組成一個團隊，用照相機拍攝天津的老房子系列，現在，舊城改造讓這個團隊，有了更強烈的緊迫感。

天津的舊城改造於一九九五年六月七日開始。馮驥才組織二十幾位攝影師、十幾位測繪人員，走進大街小巷，走進被拆除的建築。這可謂一次前所未有的田野考察和行為藝術，因為他們的拍攝和測繪，三年之後，《天津老房子》系列畫冊出版。

1999年馮驥才天津活動請柬。

一九九九年二月，收到馮驥才寄來的請柬，他將在天津舉辦《天津老房子》畫冊的發布會。我們前去參加。一次難得的聚會。聽馮驥才慷慨陳詞，聽一位又一位參與者們的講述，他們的故鄉情懷令人感動。

我喜歡這本《舊城遺韻》。翻閱一幅幅圖片，再看後面那些攝影師的照片。說實話，應該感謝這些參與者，他們與馮驥才同行，為自己的故鄉天津城，留下城市遺韻，借圖片延續文脈。

《收穫》開設的田野調查專欄，結集《民間靈氣》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二〇〇四年，馮驥才在《收穫》雜誌開設「田野調查」專欄。年過六旬的他，高大魁梧，卻一次又一次走進田野之間，在民間尋訪，在工匠傳人那裡尋找傳統的源頭。這本書後來由作家出版社以《民間靈氣》結集出版。「民間靈氣」，多麼好的書名。馮驥才在田野調查中，感受到的正是充溢民間的靈氣，是千百年的民間工匠靈氣，讓傳統多了魅力。如今，馮驥才用筆將之呈現於我們面前。

我於二〇一六年十月退休，應大象出版社之邀，負責北京工作室的策划出版。我首先想到了馮驥才。四月初微信問他，關於文化保護的演講是否結集出版過。他回復沒有。

馮驥才演講集《不能拒絕的神聖使命》。

馮驥才演講集封底。

9月20日，大馮在演講集上題跋。

於是，我們開始了合作，將他十五年間的演講略加整理，以《不能拒絕的神聖使命》為書名出版。裝幀設計時，我建議將他在一九七五年寫的《路》這首詩的手稿，放在封底上。在我看來，只有這首《路》，才能夠體現一個文化人的精神取向，體現他對腳下這片土地的愛，為保護傳統文化而擁有的強烈使命感。

「不能拒絕的神聖使命」，可以說，這是馮驥才一生的追求——從文學創作，到文化保護。神聖使命，無法拒絕。

將近二十年的演講，馮驥才將之分為三個階段：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六年，民間文化遺產搶救性普查的啟動階段；二〇〇七年至二〇一一年，民間文化遺產的記錄與保護階段；二〇一二年至二〇〇一六年，「非遺保護」和古村落搶救性全面普查開始的階段。

一次又一次的演講，成為從花甲至古稀之年的馮驥才，另外一種思想和行為的方式。不妨看看下面這些演講的題目，每一個都穿透人心：

民間文化工作者的當代使命是搶救；不能拒絕的神聖使命；我們在艱難中舉步；為人類守護住東方的文明；和縣長一起思考；呼喚全民的文化自覺；讓燦爛的口頭文學永遠相傳下去；為緊急保護古村落再進一言……

為這本演講集，馮驥才撰寫自序，題為《說出來的思想》。他坦誠為何投身於文化遺產的搶救：

我說過我要做「行動的知識分子」。我所做的事情——文化遺產的搶救，不僅需要我說我講，需要呼籲乃至呼喊，更需要我用行動告訴人們我們應該做什麼和怎樣做。這樣，我的演講既有形而上的「思想」，也有與田野工作緊密相關的理論性的思考，而且近二十年來，它像一條線一直貫穿我為之奮鬥的事業，我在全國各地乃至海外，所做的演講何止一二百場。面對的人既有學界，也有社會各界乃至市民村民。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文化搶救更需要喚起民眾。為此，我的演講，包含著我每一步思想的足跡。由於我所做的事，是與同道者共同所為，故而在這些「言論」中，自然可見我們一代文化界的知識分子為民族的文化命運而戰的思想歷程。

（《說出來的思想》）

說出來的思想，就是行動的力量！

無法拒絕的、必須履行的神聖使命！

今年，馮驥才步入七十五周歲。他不會放棄已經選擇的路。在這條路上，他仍將繼續前行！

九月十九日和二十日，「為未來記錄歷史——馮驥才文學與文化遺產保護國際研討會」在天津大學舉行。他的一些老朋友、研究者、漢學家，從日本、俄羅斯、義大利、法國、德國等地來到天津大學，大家深入探討，相互漫談，度過快樂時光。為這次研討會，我寫下這樣一段話：

從小說到非虛構文學的創作，馮驥才為當代文學史提供一個很高的標杆。他的創作，無論小說或者非虛構作品，都與歷史密切相關。歷史場景，在不同類型的體裁形式里得到富有深度的呈現，為百年中國歷史，提供不可多得文本。創作之外，在二十年間，由收藏文物入手，他把視野拓展到文化保護的更大領域。他在《收穫》雜誌開設的田野考察專欄，他在將近二十年間的關於文化保護的演講中，體現一位作家、知識分子對傳統的熱愛，對文化消失的憂慮和保護的緊迫感。他的一次次呼籲和奔走之間，中國的古建築的保護、民間傳統工藝傳承、農村村落的留存等，引發上上下下的關注，堪為文化保護的先驅和保護者。一個作家，在文學和文化保護兩個領域施展身手，可謂少見。在當代中國文學、文化保護方面，馮驥才必將佔據一個極為重要的位置。

下面請允許我以一組研討會照片，作為本文的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