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楨眼中的周恩來與蔣介石

來源 / 東方新聞，原文摘自《從上海市長到「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口述回憶》

作者 / 裴斐

吳國楨

吳國楨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外交部政務次長、漢口市長、重慶市長、上海市長，１９４９年後還當過「台灣省主席」。１９４９年１月毛澤東宣布通緝的１５名主要戰犯中他名列第１０。

在南開中學，吳國楨曾經是周恩來的同窗好友，從政後他做過蔣介石的私人秘書，他與蔣介石和周恩來有過不一般的交往，由他口述的這些經歷內容獨特，鮮為人知。

蔣介石（資料圖）

蔣介石的嗜權及通往獨裁之路

吳：在孫博士死後，蔣介石掌握了權力，他口頭上對孫博士的理想說得很動聽，但從未全心全意地將其付諸實踐。國家統一了，但軍政與訓政繼續著，從未認真努力地將政府帶入最後階段，即憲政階段。於是他鞏固自己的地位，並多多少少成為一個獨裁者，甚至早在１９３８年就已如此。

按照國民黨黨章，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應當每３年召開一次，以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其常委會。自從１９２５年以後，差不多有１３年沒有開過國民黨代表大會了，於是在１９３８年終於召開了一次，差不多所有的黨代表都是蔣介石的人，他們開會並選蔣為國民黨總裁。

總裁的意思直譯就是「一個人決定一切」。

他不僅不必遵守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還可否決其決議，反其道而行之，所以他擁有一個獨裁者的絕對權力。

問：蔣使自己成為最高領袖、獨裁者，或者其他你想叫的稱呼，正是在他的統治下，出現了一些惡劣的行徑，這是真的嗎？現在我們想弄清楚的是，你是否認為蔣介石自己也腐敗？

答：不，我不認為他腐敗。他有許多好品質，但卻有一種支配他全部性格的品質，那就是他的保權欲。

在我成為中央宣傳部長以後，我和他很接近，我想除了大概４、５個人以外，我比其他人更接近他。抗日戰爭結束後，我向他提出過兩個建議：其一是他應當出國走一走，到美國去並週遊世界，看看民主究竟是怎麼運作的。他說：「嗯，我不能這樣做，因為有共產黨問題。」我說：「由馬歇爾主持的談判正在進行，讓其他人代你進行談判，同時你可以出國，你將會作為英雄受到接待，回來時再重開談判，無論如何，即使你出國，所有重大問題仍會向你請示。」他沒有接受這個建議。後來另一次，我們一起乘他的車，我告訴他說，按我的看法，歷史上最偉大的人是喬治·華盛頓（Ｇｅｏｒｇ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他轉向我說：「為什麼？」我說在美國革命戰爭之後，華盛頓本可使自己成為終身總統，如果他願意的話，甚至還可成為國王。但華盛頓當了兩屆總統後，不僅拒絕再次競選，甚至發表告別演說，建議不準有人連任三屆總統，這樣就奠定了美國民主的基礎。而且我說：「我真誠地希望閣下應成為中國的喬治·華盛頓。」

他沒有回答。

這方面關於他有一件趣事。早年當他在國民黨內為最高權力而奮鬥時，他有兩個對手，一個是胡漢民，另一個是汪精衛。那時人們常常評論三人間的差異，他們說：「當你同汪精衛談話時，汪會滔滔不絕，你簡直沒機會說話；同胡漢民談話時，他談你也談；同蔣介石談話時，只是你談，他一句也不談。」

我以前曾是蔣的私人秘書，但只做了３天，就受不了，離開了。

我成了一部機器。那是早在１９３２年，他要我當他的私人秘書，當然，我接受了。除我之外，在他家裡另外只有兩個人，一個是私人副官，另一個是為他解密碼的私人報務員。我問兩位同事，上午我應多早到辦公室（我指他的家，他在南京時都在那裡工作）。我的工作是替他寫私人信件，並陪同等候會見他的客人。此外，有時候當他會見重要客人，他要我參加，旁聽他們的對話，而後作出筆記，所以我想我應儘早到辦公室。兩位同事告訴我，蔣很早就接見客人。於是第二天早上６點我就到那裡，可是蔣已接見了幾位客人。然後我得籌備午餐。蔣不同我們共餐，他午餐後要小睡一會兒，我想這時我可以休息休息了。有一部電話從他的卧室通到我的辦公桌上，他可以隨時叫我。晚上當所有客人走後，他有更多的工作要做，這是他的一個優點。他會找些教授來，給他講感興趣的問題，我也參加聽課。第一個晚上他找了個經濟學教授，給他講現代經濟理論，但那人的經濟知識還不如我多。３天之後我真的感到厭倦，幸好他讓我走了。

問：知道他的人都說，不管他的思想如何嗜權、狹隘，但他個人的廉潔是無可指責的，我想你是贊同的，對嗎？

答：對又不對。說對，是因為我從不知道他有過個人腐敗之事。說不對，因為處於他的地位，沒有任何必要這麼做，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他只要給銀行寫張條子說：「給我３００萬美元」，錢就來了。

問：我總有這樣的印象，即他從不貪財，他需要權力，他幹事是為了權力而不是為個人致富，對嗎？這種說法公正嗎？

答：公正。但擁有的權力達到一定程度時，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任何數量的財富，為什麼還要去貪財呢？

問：吳博士，戰後年代的災難，那是領導的失敗，對嗎？

答：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缺乏一個開明的領導。

一個真正偉大的人，他會傾聽各種意見，特別是那些他不大願意聽的意見。但蔣形成了一個習慣，那時他從不聽與之相左的意見。正由於這點，沒有人敢提出自己的建議，周圍的人都在揣摩他的心思，所以他們提出的建議，通常是那些被認為最能取悅於蔣的東西。

自從大陸丟失後，我對此想了很多，在關鍵時期，中國的領導權僅僅由一個人也就是蔣介石把持著，他惟一的弱點就是嗜權，他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保全和擴大權力。因此，他一方面採取措施，壓制人民要求改革的呼聲，另一方面在自己周圍只用些願意充當工具的人。可能有種意見認為，他本人從不腐敗，但在中國人中幾乎公開認為，他對下屬的腐敗是樂意的，因為一個人如果變得腐敗了，那麼對他就更加惟命是從了。

有兩本書蔣介石很愛讀，一本是《孫子兵法》，另一本是《戰國策》。後者敘述了中國大約從公元前６００—前２００年間，名為戰國時期的統治者們採用的各種政治手腕和計謀，其名言之一是：一個統治者有必要做些惡事，但應當讓別人來承擔責任。我想蔣對此印象很深，而且為了對自己有利，多次運用過。

問：很有意思，這是他真實的方面嗎？

答：是的。有一次，我將一套非常古舊的《孫子兵法》送給他作為生日禮物，他特別喜歡。但《孫子兵法》只講軍事謀略，不講政治手腕，於是他問我能否替他弄一套類似的《戰國策》，但我弄不到。他告訴我說，從《戰國策》中有許多東西可學。

問：你說的這些，正好印證了他的為人和政治活動間的一致性，對嗎？

答：對。他是一個精明的人。我曾給他寫過一封信，我說：「儘管我佩服你的精明，尊敬你的智慧，閣下惟一的弱點就是自私。」

問：這自然不會得到回答吧？

答：自然不會。

問：你認為他有個非常好的頭腦？

答：非常精明，別被他愚弄了，任何時候都不能認為他是無知的。

問：可不可以說，他的問題一部分在於對中國的優秀文獻讀得不多，對外國的重要文獻則根本不讀？你認為這是否是他的弱點？

答：我不認為是這樣。他的弱點在於，他的思想受其喜歡的那兩本書的影響太深。他自稱是孔夫子的學生，常引用孔夫子的話，但我認為他的思想並未受到孔子的影響。他說他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對此我十分懷疑，至少我知道在復活節的那個星期天，他策划了對我的謀殺，或者同意別人這麼做。

問：你對此能肯定嗎？

答：發生了謀害我的事件後，對我最重要的事就是查清他是否知道此事，或者他是否表示過同意。我用三種方法來查，而這三種方法都使我確信他事先知道。對此，我至今仍然感到悲哀。

外國記者鏡頭下的周恩來 （資料圖）

我所知道的周恩來

問：吳博士，我知道你年輕時是周恩來的朋友，實際上我想你和他一度很親密，請談談你對他性格和人品的印象。

答：我們兩人從１９１４年到１９１７年間都在天津的南開中學求學，周恩來比我大５歲，高我一班。但從一開始，即我們都還是孩子時，就互相敬慕。那時還有一個姓李的，經常同我們在一起，有些學生常常叫我們是「三劍客」。周那時是完完全全的孔子信徒。

問：我打斷一下，據我所知，他出身於一個相當富裕、受過良好教育的家庭，確實嗎？

答：這很奇怪，我在中國和這裡都讀過這樣的描述。如果有什麼人了解他的早期生活，我想我是有資格的，但這方面的真實情況我並不知道。他經常到我北京的家中來，暑假時也是如此。他只請我到他家中去過一次，他那時同伯父住在一起。他從未談過他的家庭，他伯父似乎比較富裕，也從未給我談過任何有關他父母的事。後來在重慶，當他擔任中共代表時，我們突然在報上看到他父親去世的消息，你知道中國的習慣是要登個訃告，他登了。但據我所知，他從未向任何人談過他的父親。我想這可能存在著某種家庭問題，但我不能斷定。

周恩來是個卓越的學生，他的中文在校中名列前茅。他還參加過演講比賽，但那時他並不像個好的演說家，由於聲音太尖，所以只取得了第５名。他是個了不起的組織者，在南開組織了一個社團，名稱很有趣，叫敬業樂群會。他很喜歡我，我那時是全校歲數最小的，所以他特地在該社團內建立一個童子部，並選我為部長。那時我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他經常閱讀我的日記，也很重視我的日記，並在社團月刊中予以刊出。他還是個很好的演員，參加了學校的話劇社。他長得很清秀，聲音又尖，如果我們演戲，他總是扮演女主角。他要我也參加劇社，但我是個笨演員，沒有適合我演的角色，但他設法讓我當一個夫人的差童，這角色完全不用表演。他是個非常好的女角扮演者，每年南開都要上演一齣戲，而且是面向公眾的。他演戲如此出色，以致經常收到向他表示崇拜的大量信件。但就思想而言，他是個完完全全的儒家信徒，如果那時有人告訴我說，他將來會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我敢用生命打賭說他不會。

１９１７年我離開南開去了北京清華學校，我想他是由於家庭狀況，所以上高等學校有困難。他到清華來看過我兩次，但那時南開也已發展成為大學，他留在了那裡。後來，我們當然都知道，在稱為「五四」的運動中，他策動了一次罷課，那是１９１９年的事，為此他被監禁了幾天。就是在那時，他遇見了未來的妻子鄧穎超，鄧現在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問：吳博士，你在清華時，只見過他兩次嗎？

答：是的。

問：五四運動後，你知道他怎麼樣了？

答：在我１９２１年動身來美國的兩年前，我收到他一封信，說他打算去法國學習。那時中國正在組織所謂的勤工儉學小組，他參加了那個組，並在１９１９年或１９２０年去了法國。此後我就完全不知道他的蹤影了。

問：你沒收到過他的信？

答：我們都把對方的地址弄丟了。當我１９２６年回到中國時，我聽說他已回到中國，並在黃埔軍校任政治軍官。我還聽說他已成為共產黨員，我並不確信。當我在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到漢口，參加國民黨的北伐時，得到了證實。有人說他也在漢口，我設法找他，但沒有找到。然後我在１９２７年到了上海，同郭泰祺先生一起工作。有一天，我在無軌電車上看到了一個留著絡腮鬍子和鬢角的人，從臉的其餘部分我能認出這是我的老朋友周恩來。我過去同他講話，他說他不認識我，我說：「聽聲音你就是我的朋友周恩來。」他說：「不，我不是周恩來。」

當然，他以後做了些什麼事只有歷史知道。我們再次相見是１９３７年下半年在漢口。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再度合作，共產黨的軍隊作為八路軍加入國民革命軍，周是該軍與政府之間的聯絡官員。我那時是漢口市長，當我下班回家時，我妻子突然告訴我說，周恩來來過了，並留下一張名片。當然，我立即去了他的總部，於是有了我們第一次的團聚，彼此間很有禮貌。我再次問他，在上海見到的那個人是不是他，他予以否認，但這時他的胡鬢沒有了。於是我舉行晚宴招待他。至於怎樣招待我這位老友，妻子和我考慮了很長時間。我們認為他是共產黨員，因此不會出席一個真正的宴會，於是我們為他辦了三等晚宴，只請了少數幾位南開的朋友。他來的時候非常高興，老朋友都在，他喝了一杯又一杯酒，令每個人都感到快慰。然後他說：「我得還禮，但我的住處不如這裡舒適，可否借你的家，請今天這些人再來敘舊，由我訂菜。」到了那天，我們吃到了漢口能有的最好最貴的一餐，他自己帶來的酒也是最好的，我們喝了又喝，大家都有點醉了。有個夥伴冒昧地問他：「你的薪金是多少？」他說：「５塊錢」。「就這些？」大家吃驚地叫道，他說就這些。於是有人問：「你怎麼付得起這頓飯錢呢？」他說：「由我的黨來付。」於是有人問：「那你的皮衣呢？」他回答說：「也是黨提供的。」又有人問：「有沒有什麼東西不是黨提供的呢？」他說：「你們知道，我們是共產黨人，我們共享一切，我什麼也不佔有，黨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客人們一個個走了，只剩下他和我們夫婦倆。他問我：「你對現在的職位滿意嗎？」我說滿意。他想了一會兒說：「我估計你最多能當上一個部的副部長，你的抱負是不是比這還高？」我說：「我的抱負是盡我所能為祖國服務。」他說：「我也一樣。」於是他告辭了。

我們的關係一直是真誠而友好的。漢口失守前，我們又多次見面。事實上當朱德將軍到漢口時，周還將他帶來看我，他採取的方式很有趣。那時為了安全起見，我已將妻子和兒女都送到昆明去了。他打電話給我說：「我要在你家裡，請自己和另一位客人與你共進午餐。」他們來後，他沒向我介紹他的同伴，他說：「你知道這人是誰？」幸好有人告訴過我朱德正在市內，於是我說當然是朱德將軍。我們共進午餐，席間我們談了一些事，也談到中國的算命術。我們沒有討論國家政治事務，我也迴避這類話題，我要將友誼置於私人基礎上，不願超越其外。

１０月下旬當漢口行將落入日本人之手時，一天晚上他打電話給我說：「你的廚師還在嗎？」我說還在。他說：「我的已走了，我想同你再吃一頓飯，我設法弄些酒來。」吃飯時，他帶來兩瓶高級紅葡萄酒一起喝。他說：「你知道，蔣介石委員長已經走了，你打算什麼時候走？」我說：「我要儘可能長地留在這裡。」他說：「你到哪裡去？」我說去宜昌。「坐車嗎？」他問。我說：「是的，坐車。」他說：「我可以同你一起走嗎？」為此我想了好一會兒，然後客氣地告訴他，也許時間會很緊迫，我沒法同他聯繫，我們各自安排自己的計劃最安全。他離開了，半夜又打電話給我。日本人的炮彈已打到郊區，他說：「你現在走嗎？」我說：「我還要等一會兒。」他說：「你有沒有重新考慮我的建議，我們一起離開？」我說：「我還是原來的想法。」他明白我的暗示，再也沒同我聯繫。如果周曾有過要將我招為共產黨人的想法，就是在此時打消的。於是我們再次分手，最後都到了重慶。

在重慶，他擔任中國共產黨的代表，還是國民黨政府政治部的副部長，我是重慶市市長。上班時間，他打電話到我家裡，同我妻子講話，詢問我是否在家，此時我當然不在家。幾分鐘後，他到我家拜訪我妻子，表示他仍然視我為私人朋友，但他並不真想見我。我也回了禮，我打電話給他辦公室，發現他不在，我去那裡留下了名片。從那以後，每逢中國節日，他會給我家留名片，我也給他的住地留名片，除了在公共場合或開會，我們再也沒有見面。

後來的事情涉及到帕特里克·赫爾利（Patrick Hurley）大使、毛澤東和周本人。正如拙稿《夜來臨》（The Night Cometh）中寫的，那時我同老朋友周恩來爭論了一番。第二天，周同他一起任代表的同事王若飛，參加了與政府代表張群、王世傑和邵力子的會談，這些代表們開了一段時間的會，討論和平解決國共兩黨間的分歧。會後，張群將軍按規定將會議記錄傳給當中央宣傳部長的我，他笑著對我說：「你看看裡面的內容。」整個會議記錄，除了周恩來和王若飛對我最為尖銳的攻擊外，別無所有。

兩周之後，他打電話給我說，要請我們夫婦吃飯。為了昔日交情，我們去了。除了我們夫婦外，還有另一對國民黨的夫婦，是南開中學出身的張平群先生和他妻子，張後來是駐紐約的總領事，其餘的都是正好在重慶的共產黨員，有王若飛、董必武（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和葉劍英（現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元帥）。周彬彬有禮，宴會完全是為了招待我，我們沒談論什麼事，只是聊天。張夫人的妹妹已是共產黨員，不久前剛從延安回到重慶，她在父親家裡閉門不出，不願談任何經歷。有幾個月時間，她家一直不讓她單獨行事。有一天當只有她一人時，突然又失蹤了。此後不久，家裡收到她從延安的來信，說她在那裡。於是長時間以來，張夫人一直在找周恩來，問她妹妹的消息，周只是回答說她很好。宴會結束時，周戲劇般地站起來對張夫人說：「我給你帶來一位客人。」他走到門邊，將門敞開，張夫人的妹妹就站在那裡。大家請她進來，同我們一起用餐，我們圍著一張圓桌坐著，周在張夫人旁為她擺了把椅子。我們可以看出，那女孩幾乎要哭了。但整個晚上她談話不多，無論什麼時候我們問她，她都會瞧瞧周，尋求提示。這就是我和周恩來的最後一次宴會。

問：吳博士，當１９４６年你是上海市長時，他經常從南京來，那時你見過他嗎？

答：不僅那時見過，就在我由中央宣傳部長調到上海之前，在南京也見過。我到南京不久，他就拜訪過我。國民黨軍隊剛佔領了東北的長春，對用武力佔領長春，他提出了強烈抗議。當然，我是站在我們政府一邊，會談一點也不和睦。然後在上海，他和妻子拜訪了我們夫婦，我們４個人舉行了一次茶會，但談得不多。

問：１９４６年１１、１２月，你已經是市長，對嗎？

答：對

。問：在國共正式破裂之後，我知道他在上海，直到１９４７年初，據報道說他要在上海隱藏下來？

答：情況不是這樣。他曾到我辦公室來，抱怨說他總是被跟蹤，我告訴他，那是為了保護他。

問：你知道他何時離開上海的？

答：我現在無法告訴你日期，我想是在馬歇爾走後，我記不清日期了。

問：吳博士，他在那裡的最後幾周，據說實際上是躲藏著，確實嗎？

答：不確實。他被跟蹤是確實的。

問：他能公開見人嗎？

答：我們從不干擾他見人，但我想他也許是有意放風，製造轟動。

問：我的確知道他從上海打電話到南京，那時我在南京，他說他不敢公開露面，也不敢回到南京。

答：現在我想起來了，外國報刊有過那樣的報導，實際上我們一直知道他的所在，從未乾涉過他的活動。

問：那麼，吳博士，我想你再也沒見過他？

答：是的，再也沒有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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