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北京官場打拚14年，為何就是不陞官？

從1912年5月到1926年8月，從32歲到46歲，魯迅在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任科長達14年之久，原來是第一科科長，後來因第一科合并到文化部，改任第二科科長，其職務為僉事。他負責圖書館、博物館、地方志、史書、小說、戲曲、古碑文、版畫等業務，工作也算賣力，他經常在辦公室里寫啊算啊忙一整天，不禁「頭腦涔涔然」，但他一直只是科長。1915年，求學經歷相近的老同學伍伸文升任普通教育司司長，最讓他難堪的是，僅比他大3歲的湯爾和1922年9月出任教育總長，湯與他是老朋友了——在他開始教育部仕途生涯的時候，湯不過是北京醫學專門學校的校長，1914年1月5日湯還到教育部給魯迅拜年。

是他不想升遷嗎？顯然不是。從他1918年8月20日寄其摯友、江西省教育廳廳長許壽裳的信中可以看出，「仆以為有權在手，便當任意為之，何必參考愚說耶」，意思就是說，我認為你既然做了教育廳廳長，再無人掣肘，就應當充分利用手中權力，大展宏圖。從他剛到教育部時的工作表現來看，也證明他希望得到提拔。

初到北京的日子裡，魯迅幹勁十足，從參加臨時教育會議，到主講暑假美術講習會，此後還受命主持設計國徽，這是魯迅在教育部承擔的第一項部級也是國家大事。在與錢稻孫、許壽裳的合作下，任務順利完成了。魯迅還到天津出差考察戲劇，參與京師圖書館、通俗圖書館的建設，籌建歷史博物館，參加讀音統一會，促成注音字母的通過，舉辦兒童藝術展覽會，協辦專門以上學校成績展覽會等等，忙得不亦樂乎。

魯迅在教育部14年之久，占其生命四分之一時間的大好年華都耗在這裡，為何一直鬱郁不得志？為何只是靠看書、抄古碑、閱讀佛經、整理金石、寫文章、兼課來麻醉自己，打發時間？

首先，未遵守官場遊戲規則。第一，得罪了領導，給自己的仕途宣判了死刑。他在南京政府教育部任部員時，就和總長景耀月關係不睦。來北京後，某次一教育部次長（常務副部長）把一件公文給他簽字經手，他看了看後，竟斷然拒絕。教育總長湯化龍為了給袁世凱稱帝造輿論，親自召見他，暗示他儘快編譯宣傳封建道德的海外小說，且派員親到督導，但他拒不執行命令。1916年，魯迅還與同事好友聯名上書，駁斥「祭孔讀經」之荒謬，更是為當時的教育總長范源濂所忌，魯迅仕途生態進一步惡化。魯迅與其頂頭上司夏曾佑關係也處得不好，夏當社會教育司司長時已50多歲了，愛擺老資格，吃老本，混日子，這位上司的年衰任性與縱酒胡為讓他難以忍受，故常出怨言譏諷。第二，不願官場應酬，缺少耐性和大局意識。1913年2月13日下午，有一個叫海端生的美國人來教育部，董恂士次長抬舉他，叫其作陪，他竟然表現出很不耐煩。1915年12月16日，教育部為黃炎培召開茶話會，他煩躁不安。教育部召開很多次大會，他都拒絕參加，這樣就喪失了很多結交官場朋友、擴大人脈的機會。第三，儀錶邋遢。做官是要有官相的，而他經常頭戴一頂灰色的破氈帽——不戴帽子的時候亂髮如草，講課時耳朵上還夾一支筆，穿一件幾個月不洗的灰青長衫，一雙破皮鞋走起路來「咯吱咯吱」地響，顯得又老又呆板。

其次，學歷不過硬，專業也不對口。魯迅1902年入東京弘文學院學習，1904年8月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醫，1906年6月肄業，並未取得正式大學文憑。從1906年到1911年，魯迅一直在日本研究文史，在教育學、管理學方面他是門外漢。

再次，缺少基層督學和教育管理的履歷。魯迅的老同學伍伸文之所以能升任司長，就因為做了兩年督學，擁有視察基層學校的經歷。湯爾和是浙江餘杭人，與魯迅前期經歷相似，但與魯迅相比，他有過硬的文憑和完整的教育管理閱歷和經驗。

最後，他當時還是無名小輩，學術和文學造詣還未達到成名成家的地步。當時的社會還是比較尊重知識和人才的，藏書家傅增湘、歷史學家陳垣就先後到教育部任總長、次長。也許，魯迅已看透了自己在官場的命運，並悄然把興趣與精力轉移向文學。如沒有官場失敗的自我省察，沒有憔悴京華的人生洞悉，沒有絕望心情下的失落感受，沒有勃興於京的新文化思潮的托舉，或許也就不會有最終成為文學大師與思想偉人的魯迅。從這個意義來講，魯迅沒有在官場如魚得水恰恰是好事。（王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