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評價陳獨秀

陳獨秀。

一、毛澤東談陳獨秀的三個歷史階段

(一)大革命前期:魄力雄大

1917年,毛澤東就評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雄大",在《新青年》發表《體育之研究》,是他們最早的交往。毛澤東對斯諾談起陳獨秀對他的影響時說,"那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他對我的影響也許

超過了其他任何人。"五四運動期間,陳獨秀被捕,毛澤東在1919年7月14日創刊的《湘江評論》上發表署名"澤東"的《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文章,稱讚陳獨秀是思想界的明星,剛出獄的陳獨秀則寫《歡迎湖南人底精神》文章,讚美毛澤東驅張鬥爭。1920年春末夏初,驅張運動取得勝利後,毛澤東在上海和陳獨秀談到組織類似工讀互助團"改造湖南聯盟"的計劃和在湖南創辦文化書社等,陳獨秀答應為毛澤東周轉資金,並建議毛澤東讀一點馬克思的書。毛澤東回憶說:"陳獨秀對於我在這方面的興趣也是很有幫助的……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一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不久,陳獨秀寄給毛澤東《共產黨》月刊和青年團團章,請毛澤東負責湖南發起組。1921年1月,毛澤東給蔡和森去信:"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出版一層,上海出版的《共產黨》……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為)。"

(二)大革命中後期:反革命的嫌疑

1923年夏天,陳獨秀髮表《中國農民問題》,提出中國農民"不容易發生社會革命的運動"。陳獨秀對農民問題的冷淡,在毛澤東心目中留下了陰影;國民黨"一大"後,毛澤東和陳獨秀在三屆二中會議關於國共合作問題上發生了分歧。毛澤東不同意陳獨秀避免國共不必要衝突的主張。針對陳獨秀《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和《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兩文,毛澤東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強調:"中國革命亘30年而成效甚少,並不是目的錯,完全是策略錯。所謂策略錯,就是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陳獨秀拒絕在《嚮導》上發表。10年後,毛澤東於1936年對斯諾說:"大致在這個時候,我開始不同意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我們逐漸地分道揚鑣了,雖然我們之間的鬥爭直到1927年才達到高潮。"解除了陳獨秀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後,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說:"……廣大的黨內黨外群眾要革命,黨的指導卻不革命,實在有點反革命的嫌疑。"

(三)土地革命以後的時期:類似俄國的普列漢諾夫

1929年11月15日,中央作出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定,而毛澤東認為陳獨秀對大革命的失敗應負最大的責任。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把陳獨秀作為非對抗形式轉化為對抗性矛盾的一個例子。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多次談到陳獨秀。說"他跑到反革命那裡去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是第一次大革命失敗的主觀原因";陳獨秀"是大不老實的人";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學習組作《如何研究中共黨史》講話時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歷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全國解放後,毛澤東視察安慶時說:"陳獨秀早期對傳播馬列主義是有貢獻的,後期犯了錯誤,類似俄國的普列漢諾夫。"

二、劉少奇談陳獨秀的四個錯誤

(一)工作作風上的家長制錯誤

劉少奇在黨的建設上一個突出貢獻,就是從理論上論述了民主集中制原則是黨的群眾路線在黨的組織建設上的反映。劉少奇的上述思想,是在總結黨史經驗教訓中,特別是在總結陳獨秀等家長制錯誤的工作方法中提出來的。劉少奇曾說,陳獨秀等人"給予黨的損害,給予中國革命的損害,是十分嚴重的。"1939年7月,劉少奇在說明黨內各種錯誤思想時說:"黨的組織的個別部分、個別環節,也可能被這些錯誤的思想所統治、所腐蝕,在發展到最高度的時候,如在陳獨秀、張國燾等人當權的時候,甚至暫時地支配了黨的重要領導環節。但是,在經常的時候,它又被正確的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壓服著。"但劉少奇不主張開展過火的黨內鬥爭。1941年7月2日,劉少奇指出,我們的同志犯了一個錯誤,"就是常常使我們黨內的鬥爭進行得過火,鬥爭得太厲害,毫無限制地斗下去,走到了另一個偏向,左傾的偏向。"劉少奇提出正確開展黨內思想鬥爭,包含了對陳獨秀在內的黨史經驗的總結。因為這種不正確不恰當的黨內鬥爭,曾經助長了黨內的家長制。

(二)思想作風上理論脫離實際的錯誤

早在"五四"運動前後,劉少奇就閱讀了《新青年》上的文章。他回憶說,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當時的《新青年》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學風上,陳獨秀更多的表現出脫離實際、重視理論的傾向。1922年,狄拉克就批評了陳獨秀等中國黨員孔夫子式的研究馬列主義的學風。陳獨秀理論脫離實際,在歷史觀和群眾觀上,必然表現出害怕群眾的觀點。大革命時期,一次武漢碼頭工人一二十萬人到英租界遊行示威,"陳獨秀等當時害怕群眾過左,要想停止群眾的示威。"陳獨秀、彭述之、李立三等人機會主義在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上的特徵,是理論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劉少奇說:"他們的實質,他們的工作方法與思想方法,是基本上相同的。他們在思想上、政治上是有其一貫性的"。劉少奇不僅揭示了陳獨秀理論脫離實際的錯誤,還揭示了陳獨秀所依據的理論實質是黑格爾客觀唯心主義的一般概念。

(三)領導方式上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早在中共五大上,劉少奇就和瞿秋白、毛澤東、任弼時等人一起堅決地批判了陳獨秀、彭述之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對於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劉少奇最深刻的印象是1927年6月28日夜召開中央緊急會議,解散湖北省5000多人糾察隊的事。1943年3月,劉少奇在談到皖南事變的教訓時說:"皖南的負責同志與新四軍軍部,就犯了這後一方面的錯誤,他們在反共頑固派陰謀和無理進攻的面前沒有警惕性,一味退讓,重複大革命時期陳獨秀式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實質上就是中國的孟什維克主義。"劉少奇在談到陳獨秀等人錯誤時,將對陳獨秀錯誤的分析和對毛澤東正確路線分析結合起來,進行比較研究,從中得出高舉毛澤東旗幟的結論,反映了延安整風運動後,毛澤東在全黨威信的最終確立。

(四)組織上分裂黨的錯誤

陳獨秀一生最主要的錯誤,是犯了托派錯誤,這是陳獨秀和黨的對抗性矛盾。1957年4月27日,劉少奇說:"非對抗性的矛盾在一定條件下,也會轉化為對抗性的矛盾。矛盾轉化了,處理的方式也要隨之轉化。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者同我們黨的矛盾曾經是非對抗性的,是可以在黨內解決的。我們黨內有很多曾經犯過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同志,後來改正了。但是,也有那麼一部分人犯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還死硬不改,並且在黨裡面進行分裂活動,組織特殊的派別。那就變為對抗性矛盾了。"1937年,毛澤東在《矛盾論》里把陳獨秀作為非對抗性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的一個例子,針對的是內戰中王明、張國燾的左傾做法;劉少奇針對的是社會主義時期反右派鬥爭形勢,談陳獨秀的教訓,其共同點是總結歷史教訓,防止非對抗性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

三、周恩來談陳獨秀的三個基本觀點

(一)太緩和

在大革命中後期,周恩來和陳獨秀接觸較多,對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有深刻的認識。對於陳獨秀右傾錯誤,周恩來進行了堅決的鬥爭。1926年12月11日,周恩來寫道:"因為要有衝突,必是革命的工農群眾與和帝國主義的敵人妥協的資產階級衝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國民黨左派和共產分子與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反駁了陳獨秀等人害怕國共破裂的觀點;《汪陳宣言》發表、蔣介石"四?一二"叛變後,周恩來等人給中共中央寫信,建議武漢迅速出師討伐蔣介石,但遭到拒絕。周恩來說:"以前我們太緩和,致使此次大吃其虧……國共聯合宣言毫無積極意味……"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時,周恩來帶來意見:中央要承認錯誤。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周恩來還說:"右的錯誤常常把敵人當成朋友。最明顯的是北伐到了武漢,蔣介石在江西殺了陳贊賢,向共產黨開了刀以後,一天天地走向反動,很清楚的是要走到敵人方面去,但是那時候我們黨內像陳獨秀這樣的人,還主張繼續和蔣介石合作,就沒有認識這個轉變關頭的變動。"

(二)何嘗能分裂黨

大革命失敗後,周恩來就勸陳獨秀去莫斯科,並勸他去參加六大,但陳獨秀拒絕了。六大後,周恩來兼組織部長,直接反對了陳獨秀組織托派和分裂黨的活動。

1928年11月11日,周恩來針對黨內小組織的傾向,寫道:"無論其歷史的長短和工作的好歹,一律不客氣地排除。"反對黨內極端民主化傾向;1929年6月初,中央發現了陳獨秀反對派行為,周恩來幾次到陳獨秀家中,勸陳獨秀回到黨的路線上來,但陳獨秀未予接受。6月29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六屆二中全會上作組織問題的報告,提出對托派小組織,"黨必須堅決予以制裁"。此外,周恩來起草了《中央通告第四十四號--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指出:"中國黨除掉思想上與反對派作堅決的鬥爭外,並要從組織上遵照共產國際的決議與無產階級的最高原則,堅決地消滅反對派在黨內的任何活動,以鞏固黨的一致。"就在這時,陳獨秀等人組織"無產者派"托派小組織。10月6日,中央向陳獨秀提出書面警告。1929年10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通過了周恩來起草的《中共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同月,周恩來作了《托洛斯基反對派在中國發生的原因及其前途》演講。11月15日,中央作出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決議。

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還談到陳獨秀分裂黨的錯誤。1943年8月2日,周恩來在延安歡迎他的會議上說:"陳獨秀、張國燾還不是中共的創始者么?但他們怙惡不悛,為黨開除的時候,他們何嘗能分裂黨,反而使黨更加鞏固了。"

(三)站穩立場

全國解放後,周恩來從站穩立場、總結教訓的角度多次談到陳獨秀。1951年9月29日,周恩來在北京、天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會上,提出了立場問題。1960年7月14日,周恩來在北戴河省市區委書記會議上,作了《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報告,指出陳獨秀和李立三都沒有處理好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關係,是"狂妄自大、唯心武斷的。"1963年5月29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幹部會議上,作《過好"五關"》的報告,在談到立場問題時,再次提到陳獨秀。周恩來說:"為什麼陳獨秀、王明的立場不保險,高崗的立場也不保險?在陳獨秀身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東西就極少,更沒有成為他的指導思想。"

和毛澤東一樣,周恩來並沒有忘記陳獨秀創建黨的功勞。對陳獨秀採取了實事求是的分析態度。1938年春,針對康生污衊陳獨秀是漢奸,周恩來多次託人到陳獨秀寓所勸他"不要活動,不要發表文章";1944年春,周恩來在中央黨校作關於中共六大研究的報告,分析陳獨秀犯托派錯誤的原因時說:"托派主張中國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陳獨秀則受了這個影響。"揭示了陳獨秀犯機會主義錯誤的國際根源。

四、鄧小平談陳獨秀的三個原則

(一)不全盤否定陳獨秀

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提出了對總結建國以來的黨的歷史的三條基本原則。這三條原則不僅適合鄧小平對建國以來黨的歷史的評價原則,也同樣適合鄧小平對建國以前的黨的歷史的評價原則。抗日戰爭時期,鄧小平曾說:"……第一次大革命是我黨積蓄了力量干出的一個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可是被大革命後期不長時間的陳獨秀機會主義領導斷送了。"這裡,鄧小平明確了陳獨秀機會主義發生在大革命後期,與全盤否定陳獨秀在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觀點區別了開來;明確了大革命的失敗是"陳獨秀機會主義領導"的錯誤,與將大革命失敗歸咎於陳獨秀個人的觀點區別了開來。建國後,鄧小平很少提到陳獨秀。1965年6月,鄧小平談到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實質:"大革命後期,我們黨犯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就是怕同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鬥爭,怕觸動它,不敢發動群眾,等到蔣介石一背叛就使大革命失敗了。"1987年,鄧小平在和外國友人談到中共黨史時,再次談到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導致了大革命的失敗。

(二)分析陳獨秀的功過是非

1980年3月,鄧小平提出了對總結建國以來的黨的歷史的第二條基本原則,說:"對建國三十年來歷史上的大事,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評價。"鄧小平的話,同樣適合對陳獨秀功過是非的評價。鄧小平對陳獨秀的分析態度,集中在他關於不提路線鬥爭的談話中。鄧小平說:"……陳獨秀,還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這三個人,不是搞陰謀詭計的……"鄧小平根據習慣說法,沒有稱陳獨秀為"同志",但屬於不搞陰謀詭計的。鄧小平將十次"路線鬥爭"的頭頭分為三類,一類是好的;一類是中間的,有問題,但不搞陰謀詭計;還有一類有嚴重問題,搞陰謀詭計。說明鄧小平最注意的是搞不搞陰謀詭計問題。鄧小平對陳獨秀採取了分析的態度,不否定他在黨史上的地位,還有一例。1981年7月,鄧小平在陳獨秀墓地的有關材料上批示:"陳獨秀墓作為文物單位保護,請安徽省委考慮,可否從地方財政中撥款修墓,並望報中央。"這件事對後來十幾年陳獨秀思想研究的開拓和深入,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三)不多議論

鄧小平在談如何總結建國以來的黨的歷史基本原則時說:"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還是過去的話,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談陳獨秀很少,一個原因是鄧小平和陳獨秀接觸少。1927年夏,鄧小平任中共中央秘書,和總書記陳獨秀有過短暫的接觸。但鄧小平談陳獨秀很少,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不主張多議論。鄧小平說:"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當然,議論過去,將來也難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討論當前工作的時候,聯繫著談談過去的事情。"說明鄧小平注重理論聯繫實際,反對空談。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一定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於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離開本國實際和時代發展來談馬克思主義,沒有意義。"這個思想也是我們研究和評價黨史人物的指導思想和根本方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