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援華專家撤離中國的真相

蘇聯專家因何而來?

1949年，毛澤東向米高揚要求蘇聯為中國「提供全面的援助」

新中國成立前，技術人才和經濟建設經驗十分缺乏;同時，鑒於當時國際形勢和意識形態，向蘇聯尋求援助無疑是一條重要和快捷的途徑。1948年，東北局書記林彪就致信斯大林，要求派遣大批經濟顧問和專家來華，幫助制定東北恢復國民經濟的計劃。不過蘇聯並沒有立刻慷慨解囊，因為斯大林還不確定，中共奪取政權後是否會加人社會主義陣營並保證對蘇聯的忠誠。1949年1月至2月期間，蘇聯派米高揚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身份對西柏坡進行秘密訪問，了解中共取得政權後對蘇聯的立場，以及商討援助的事宜。

據沈志華的研究，此次會談中，斯大林了解到：中共取得全國政權已經勢在必行;新中國將實行人民民主專政，逐步走向社會主義中共感謝蘇聯的援助，並願意接受蘇共的領導。而中共領導人特彆強調恢復經濟需要蘇聯給予大力幫助。在2月1日的會談中，周恩來說：「我們想請求蘇聯給我們派來一些專家和提供製造武器的設備，並派遣一些顧問幫助我們訓練部隊、建立軍事院校和組織包括軍事工業在內的後勤工作。」最後，在2月4日的會談中，毛澤東提出，「中國共產黨要聯共(布)方面提供全面的援助。需要兩位顧問：一位經濟顧問，一位財政顧問。」

米高揚沒有給予答覆，稱還需請示斯大林，並要求中共派代表團到蘇聯磋商具體事宜。1949年6月劉少奇率領代表團秘密到莫斯科磋商。此次出訪有成果，8月劉少奇回國時就帶回220名蘇聯高級經濟幹部和工程師。新中國成立後，中蘇簽訂了中蘇關於專家問題協定，其中第一條「蘇聯政府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之請求派遣蘇聯專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企業及機構和組織工作。」協議簽訂後，大批蘇聯專家開始入華援助。如果說戰後蘇聯向東歐國家派遣顧問是出於控制和滲透的目的，多少有些強加於人，那麼，到中國來的蘇聯顧問和專家，完全是中國政府自己請來的，完全是為了滿足中共鞏固新政權和發展經濟的需要

當時華北150萬黨員中130萬是文盲或半文盲，蘇聯專家對新中國經濟的恢復至關重要

中共取得政權之後，作為革命政黨，長期從事武裝鬥爭和農村工作，缺乏掌握政權後管理國家的經驗。根據 1950年中央組織部長陸定一接見蘇聯駐華代辦謝巴耶夫時通報的材料，當時華北有150萬黨員，其中130萬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區委以上領導人員中，近50%沒有文化或文化不高。依靠這樣一支幹部隊伍當然是無法對偌大中國進行有效管理的。因此，中共一方面動員各部門幹部到蘇聯學習、參觀，一方面聘請大量蘇聯專家來華協助政府進行管理。蘇共中央的檔案提供了1954年第1季度蘇聯顧問在華工作範圍和地區的證據：當時在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委的顧問達403人，這個數字大約佔當時在華經濟專家人數的1/3，而且其中318人，即3/4以上的顧問集中在北京。這些顧問遍及中共中央和政府所有部門，從安全、軍事、情報，到體育、衛生，無所不在。

而蘇聯專家和技術人員來華，對於中國國民經濟的恢復也作出極其重要的貢獻。據中國檔案材料，自1950- 1953年先後到中國幫助經濟建設工作的蘇聯專家共計1093人。如果按照蘇聯的統計材料，1951-1953年到中國工作的高級專家已有1210人。這些數字大概都沒有把鐵路專家計算在內，據鐵道部1953年的工作報告，僅1950年5月長春鐵路公司正式成立以來，就先後聘請蘇聯專家1500人。…

沒有蘇聯專家的幫助，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將會遇到不可想像的困難」

國民經濟得以恢復後，蘇聯專家便投身到一五計劃之中了。他們幫助中國完成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建立了工業化的基礎。這從1953年李富春的報告就可以看出。

報告說蘇聯決定在1953年至1959年內，援助中國建設和改建91個企業，同時完成1953年4月以前蘇聯援建的51個企業，共為141個企業。對於這些企業，「從選擇廠址，搜集設計基礎資料，確定企業的設計任務書，進行設計(蘇方擔負工作總量約70 —80%，我方擔負20一30% )，供應設備(蘇方供應設備總量約50 —70%，我方負擔30一50% )，指導建築安裝和開工運轉，一直到新產品的製造，無償地給製造新產品的技術資料等等，總之是從頭到尾全面地給予援助」。為了幫助中國掌握這些企業，蘇聯除接受每年派遣1000名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到蘇聯企業。」

李富春在報告中肯定地說，「我國第一個五年建設如果沒有蘇聯的上述幫助，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規模和速度，同時我們將會遇到不可想像的困難」

當然，斯大林也趁朝鮮戰爭中國急需武器援助之機，推銷已淘汰和廢棄的武器

蘇聯的援助對當時中國的經濟狀況來說極其重要。當然，蘇聯同樣需要中國，在冷戰時期，蘇聯對遠東乃至整個亞洲的戰略目標的核心是與中國結成同盟，並以此為蘇聯安全的東方屏障。

此外，蘇聯援華的經濟目的是十分明顯的。戰後初期，蘇聯的經濟困難較多，斯大林利用朝鮮戰爭期間中國急需蘇聯武器援助的機會，推銷蘇聯已經淘汰和廢棄的武器裝備。例如，蘇聯國防部和總顧問團一再建議中國以2億美元購買已退役的l20架圖一4重型轟炸機，一則中國資金短缺，二則這種飛機無法適應戰場需要，彭德懷堅持拒絕，後為照顧中蘇關係，作為訓練器材買了10架。還有一些軍事裝備，是繳獲的德軍和日本關東軍的戰利品，其中有的到戰場上根本無法使用。如1950一1951年從蘇聯運往中國的飛機，有1/4不能起飛，而需要進行修理。

蘇聯專家又因何而走?

毛澤東試圖擺脫「一五」時期的蘇式發展模式，尋找「比蘇聯更快更好建設方法」

一五計劃接近尾聲時，中國便開始考慮調整聘請蘇聯專家和顧問的政策。早期毛澤東號召全民向蘇聯學習，此後逐漸調整。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批評國人對蘇聯專家的盲目崇拜說，「規章制度從蘇聯搬了一大批，已經深人人心」，「各部都有，搬蘇聯的很多，害人不淺」。1958年在6月23日軍委擴大會議的座談會上，既要求「學習蘇聯的方針是堅定不移的，因為它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又強調「一定要批判地學，因此就要堅決反對教條主義，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 顯然，此時他的口氣已經不再是一個面對老師的學生了。

不要教條主義，此一提法放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合理的，在當時國人的確存在過度依賴蘇聯專家的情況，不過毛澤東此番舉動別有深意。長期以來，毛澤東一直尋求一種不同於蘇聯的高速度的社會主義建設方法。1956年毛澤東在提出《論十大關係》時就曾想：「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而當蘇聯幫助中國制定和完成一五年計劃的同時，為也為毛澤東擺脫蘇聯道路的影響創造了條件，在毛澤東看來，羽翼豐滿後，再保留大量可能影響中國政策方針或體制建設的蘇聯顧問和專家顯然是沒有必要了——再者毛澤東醞釀已久的雄心勃勃的「大躍進」即將開始。

中國率先要求蘇聯顧問離開，削減專家人數，以此削弱蘇聯對政策制定的影響

1958年8月赫魯曉夫訪問北京，商談長波電台和中蘇共建艦隊的問題，蘇聯專家的問題也在會談之列。當時中蘇領導人會談經過摘錄如下：

……赫魯曉夫：讓我們來談談顧問問題。照我看，顧問有如人身上的膿包，要把它擠出去。毛澤東：我不這樣看。…… 毛：你們的顧問大部分都是好的，你們的人就是我們的人，都是共產黨員，有些毛病的只是極少數個別的人。赫：我看還是把顧問們調回去好。毛：我只是說個別人，你就要把所有人都調回去。赫：我並沒有說決定調回去，我只是提出來，怎麼辦完全由你決定。……

從雙方交談中可以看出，蘇聯政府受波蘭事件的影響，有心全部撤退在華顧問和專家;毛澤東則表達了對蘇聯顧問的不滿。雙方意見最後達成一致，為鞏固中蘇同盟，在華蘇聯顧問或撤回，或改為專家，以後將根據中國的需要繼續派遣專家。這裡需要說說顧問和專家的區別。顧問一般都是蘇聯的高級幹部，來華後分配在各政府主管部門，負責機構設置、規章制度、管理體制等方面的工作，並協助解決一些重大問題。但文教專家和軍事專家，通常也歸入顧問範疇。專家都是專業技術人員，一般都在企業或經濟主管部門工作，解決具體的技術問題。因為相比於專家來說，蘇聯顧問對中國的政策方針影響力更大，所以毛澤東希望減少顧問的數量降低蘇聯對政策制定的影響。

赫魯曉夫尚未離開北京，周恩來即將兩國政府關於蘇聯軍事專家在中國工作問題的議定書草案送毛澤東審閱。議定書規定：蘇聯根據中國政府請求而派來的軍事專家歸中國政府支配，如果所在單位繼續需要他們，應即改為專家，在雙方商定的期限內，繼續工作。8月23 日國務院通知：「各部門聘請蘇聯專家必須嚴格貫徹少而精的原則，只有工作上確屬需要的新技術、新專業和薄弱環節才可聘請專家，同時，要注意凡能聘請短期專家解決的，就不要聘請長期的專家，凡能夠幾個單位合聘的就要合聘。」此後，中方進一步對聘請專家的專業、聘期、來華日期和聘請條件提出了嚴格要求，並規定了審查制度和相應程序。由於執行新政策，蘇聯向中國派遣專家的數量逐年減少：1957年 952人，1958年915人，1959年699人，1960年410人。再加上不斷有專家到期回國，從1957年開始，在華工作的專家人數更呈現下降趨勢。

中蘇在國際共運路線方針上南轅北轍，赫魯曉夫決定撤走全部援華專家

五十年代後期，中共在「否定斯大林」、「長波電台」、「聯合艦隊」等一系列事件激怒了赫魯曉夫;赫魯曉夫指責中國不該炮擊金門，不該放走達賴，並攻擊和嘲笑「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也激怒了毛澤東。

兩黨之間的分歧很快上升到了國家關係層面，自然也很快影響到專家援助政策。點燃赫魯曉夫憤怒炸藥的導火索是中共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的表現。赫魯曉夫本想把彭真率領的中共代表團孤立起來，通過圍攻中共的政策迫使中共「低頭認錯」。結果卻是雙方一來一往，吵得不可開交。隨後，阿爾巴尼亞也站在中共一邊，當眾頂撞起蘇聯老大哥，令赫魯曉夫無比尷尬，於是他決定以撤退專家的辦法來「懲罰中國人」。

至於赫魯曉夫決心撤退在華專家的更為詳盡的原因，1960年7月13日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科茲洛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曾作報告。報告認為，中共「表面上承認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原則，實際上只是把這一原則看成為一時的策略手段，他們不相信在當代條件下防止世界戰爭的可能性，認為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中共違反與蘇共關於不在兩黨之外暴露雙方分歧的約定，「走上了公開反對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所讚許的共同路線的道路」。報告指責中國在1960年4月「借列寧誕辰90周年之際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直接或間接批評蘇共在列寧主義主要理論和策略問題上的立場」，其次，報告認為中共中央採取了宗派主義手段，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兄弟黨中間宣傳自己的觀點，拉攏他們「反對蘇共的路線和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努力孤立蘇聯共產黨」。

由此可見，蘇聯撤退專家並非背信棄義如此簡單，真正原因和目的是，在中蘇領導人之間的政治分歧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赫魯曉夫對中共的「頑固不化」惱羞成怒，試圖以此迫使中共承認錯誤，放棄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向莫斯科屈服——莫斯科的新路線是與資本主義世界「和平共處，和平競賽」;毛澤東則堅持斯大林時代的武裝鬥爭和輸出革命的方針。當然在蘇聯撤走全部專家之前，中國已經要求對蘇聯的專家做縮編了，對此也有心理準備，蘇聯向中國照會後，毛澤東說：「1917年到1945年，蘇聯是自力更生，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列寧主義的道路，我也要走這個道路。

蘇聯撤走援華專家不是造成「三年困難」的主要原因，其影響主要局限在軍事國防領域

關於蘇聯專家撤退所造成的後果，有一個普遍的論點是，蘇聯政府的背信棄義，不但在極短的時間內，撤走全部援華專家，撕毀援建項日的合同，帶走相關技術資料與圖紙，是造成我國三年困難的重要原因。

但沈志華在《蘇聯專家在中國》一書中認為，蘇聯專家的全面撤走對中國經濟建設的負面影響，過去似乎估計過高。他認為：「由於政治上的原因，中國官方過分強調了蘇聯撤退專家在造成20世紀60年代初經濟困難中的作用。」沈志華認為「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專家對中國的援助重點放在了軍事工業上，特別是核武器的研發上。從1 000多名經濟專家分布來看，八成以上集中在國防企業及與國防工業有關的部委和科研機構中，還有一成多為冶金、化工和水電專家，在煤炭、石油、建設、輕工、農業及鐵路運輸等部門，都只有極少量專家，最少的1個人，最多的7個人，而在水產、糧食、紡織等部門則已經沒有蘇聯專家。」因此，就如同在農業領域發生的問題一樣，蘇聯專家的撤走對工業經濟的影響並不是決定性的，經濟的衰退大多是因為自己的決策失誤，事實上，與蘇聯撤退專家沒有直接關係。

早在1960年以前，中國已經逐漸減少引入蘇聯專家和顧問，但中國並非不需要專家的幫助。相反，在減少或停止聘請管理層面的蘇聯專家的同時，中國對科學技術專家的需求更迫切了，尤其是在高新和尖端科技方面，譬如核軍事領域。在60年代由於蘇聯專家主要集中軍事工業，特別是核武器上，所以蘇聯撤走專家，影響最大也在此領域。

蘇聯專家的來與去，實際上折射的是中、蘇在社會主義陣營地位的升降。斯大林去世後，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陣營的資歷和聲望已遠非赫魯曉夫所能相比，其產生中國應取代蘇聯領導社會主義的看法也在情理之中。由此，擺脫蘇聯的經濟發展模式，在經濟速度上超越蘇聯，在50年代末就成了毛澤東汲汲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蘇聯專家的撤離，當放在此一大背景下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