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國元勛蔡鍔傳奇之四：思想轉變

原標題：護國元勛蔡鍔傳奇之四：思想轉變

蔡鍔（1882－1916）

戊戌變法失敗後，時務學堂被撤銷，師生皆離散。蔡鍔、唐才質、范源濂等十多人打算到湖北武昌兩湖書院繼續學習，但以時務學堂舊生而被拒絕。蔡鍔等人只得前往上海，於1899年6月投考南洋公學，並以優秀的成績被錄取。在等待入學之時，他們接到逃亡日本的梁啟超來函相召，並得到唐才常等人的資助，遂於8月東渡日本。到日本後，蔡鍔即進入東京大同高等學校學習。該校由橫濱華僑和日本有關人士共同籌資於1899年9月創立，梁啟超任校長，日本著名教育家柏原文太郎為幹事，授課教師除梁啟超和徐勤外，另有日本教師6名，幫助學生學習日文及普通科學。梁啟超後來回憶東京大同高等學校時說：「他們來了之後，我在日本小石川久堅町租了三間房子，我們十幾個人打地鋪，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捲起被窩，每人一張小桌，念書。那時的生活，物質方面雖然很苦，但是我們精神方面異常快樂，覺得比在長沙時還好。」東京大同高等學校學生除陸續來日的蔡鍔、唐才質、范源濂等10多個原湖南時務學堂學生之外，還有從橫濱大同學校轉來的馮自由、鄭貫一等人，加上以後陸續入學的共計30餘人。

上海南洋公學

在東京大同高等學校，梁啟超仍像當年在時務學堂那樣，指導學生讀書、討論，批答學生的學習札記。不過，這次他要求學生所讀之書不再是《春秋公羊傳》、《孟子》，「多採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賦人權諸學說」；老師與學生所討論的話題也不再是「孔子改制說」「三世說」「開民智」「興民權」，而代之為「冒險」「進化」「自由」「權利」「平等」。因為梁啟超經歷驚心動魄的戊戌變法失敗和在日本閱讀了諸多近代歐美有關民主自由平等學說的著作之後，早已「思想為之一變」。

進入東京大同高等學校，蔡鍔耳目一新，在梁啟超的引導下，如饑似渴地研習西方近代民主、自由、平等的理論，師生所談論的全是前所未有的新問題。在一篇學習札記中，蔡鍔探討了冒險與進化的關係：「古今之大患，莫甚於以己之才力心思，不敢卓立絕出，而駕乎人之上，相率因循，以仰人之鼻息，承人之目耳，自窒其腦筋，束其手足，此賤丈夫之所為，甘於為人之奴隸者也。以為千萬人之所是，吾獨從而非之，千萬人之所非，吾獨從而是之，千萬人之所閉，吾獨從而開之，寧不為人竊笑乎?此終古所以無進化之理也。雖然，蓋未知是非無定之理耳。夫儒崇樂，墨非之。墨救人，楊守身。古之所非，今以為是。此數百年以為是，後數百年必有以為非者。且以有形之草木禽獸，固無一定之象，況無色相無涯涘之公理乎!夫千萬人之所非者是之，是者非之，閉者開之，夢之所不及者吾言之，冒險也。一人冒險，而遂開千古文明之境界，日本之藤寅是也。冒險者，進化之大原因也。原因甚微，結果劇大，可不勉哉。」

梁啟超批道：「英國大儒約翰彌勒曰：侵人自由之權，為第一大罪，自放棄其自由之權者罪亦如之。言自由之學者，必以思想自由為第一義，若人人皆以古人之是非為是非，則天下無復思想矣。」

1899年 梁啟超（前右四）等人在東京大同高等學校合影

人的權利問題也是蔡鍔研究的興趣所在，他在札記中寫道：「分民之階級，與破除階級之見者，優劣判若天淵，然無階級中復有無窮階級存焉。下等社會之人，不能有上等社會之權，即授之以權，則亦不能保守，其權即為無權，此天演之階級也，人為每為天演力所抵制者此也。欲勝天演之力，非平世界之智慧不可，平之之道，其大發其原動力乎。進化之關鍵，舍此無由，則天演之力，轉而為鑄文明之具也。天演與人力所以互相勝負也歟。」

梁啟超批道：「自由權者，自得之者也，非人所能授我也。若人能以授我，則必非我之自由權也。授之以權，亦不能保守，此最可痛之事，然亦必然之理。然則尋常人罵獨夫民賊之奪我民權者，是冤詞也，己苟不放棄其自由權，誰得而奪之?凡被人奪者，必其不能自保守也，於人乎何尤?」

接著，蔡鍔又與梁啟超探討了自由與權利的關係問題。蔡鍔寫道：「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志者何?自由之志也。志於自由，必不可以奪之，可以奪之者必其不自由也。夫志尚可以奪之，則無不可以奪之矣。中國無具此不可奪之志，烏能與自由者享自由之權利哉!權利者，天下之公物也，己不能享之，人必代而享之，於人無尤也。無自由之希望，必不能有自由之力量，無其力量，則不能置足於大地爭競之場也必矣。夫希望之所至，力量隨之，力量之所至，成事之現象隨之，其效至速也。善夫中村正直之言曰：國家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於人民有自主之權，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於有自主之志行，蓋深知國家自強之大根原也。」

梁啟超批道：「志之自由，則思想之自由也，為一切自由之起點。權利者，天下之公物也云云數語，德國學者所稱道之說也。」

在另一篇札記中，蔡鍔進一步談及了對於國權與民權關係的看法：「國家之有主權，即代表人民之公共權也。權散於私民，則渙散而微小，歸於統一，則強大而堅固，故不能不立一主權之國家。國家所主之權，國民所與之者也。國民之權大，則國家之主權亦必大，國民之權小，則國家之主權亦必小。此二權者有聚分之別，無上下之分，故所聚之權，常視其所分之權為大小強弱。故善治國者，常行其強大國民之權而舒伸之之政，故國家之主權，亦因之以強大舒伸，今之環球諸強國是也。不善治國者，常行其弱小國民之權而屈抑之之政，故國家之主權，亦因之而弱小屈抑，今之中國及土耳其是也。推及其初，不過逞一己之私，而侵奪人民之權，人民之權既就於消亡，而己之權隨之以化為烏有，其眼光如豆，祗顧一己，不顧大局，祗顧一時，不及未來，野蠻人之思想作為種種如是，亦可笑已。」

梁啟超批道：「約翰彌勒言：專制之國，必無愛國之人，若有之則其君主一人耳，可為此文註腳。」

對於西方一些政治家宣揚的美妙的世界大同，蔡鍔難免心嚮往之：「演言謂：尚武人群，以農工商供兵役。農工商人群，以兵資保衛。上所言者，野蠻之世也，下所言者，近日歐美進化之世也。予以為進於化之極，必人人能伸自由之權，識自由之理，人人自為保衛，且無所侵爭，則無所謂保衛，又何以兵力為哉。人心中有國界，故致有以兵平不平之事。他日合地球為一大群，歐亞美為腰腹，群島為手足，天下豪俊為頭目，公理為以太，又安有手與足之爭，手足與腰腹之爭哉，則無兵之世，可決而定也。」

梁啟超批道：「自由之理大明，人人不相爭，自然無所用兵，且不惟兵無所用而已，即政府之職，亦不過以調停裁判其人民之偶有侵人自由者而勸止之，如斯而已。他事非所干涉也，政府猶然，而況於兵。」

出於對「無兵之世」的嚮往，蔡鍔對俄國首倡之和平會議也有幾分期許：「俄倡設弭兵會，人多以詭詐目之，謂不足信，蓋亦未之思耳。王陽明曰：未能知說甚行，故知先於行，空談先於實事，一定之理也，迂儒何足以知之?夫天下事，每以空談起點，而遂成其後，安知此時之欺詐，後日不得不轉為至誠者?此時之出諸口，安知後日之不能見諸實事者?儒生議論，尚足以移動全球之大局，況昭昭然聯為會者乎?即其不誠亦文明之先聲也。而張之洞乃作非弭兵議以非之，抑何忍心倍理，甘為野蠻據亂之人耶。」

這說明，此時蔡鍔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本質還缺乏認識。對於這個敏感的現實問題，滿腹經綸的梁啟超也感到一時難以解釋清楚，只好委婉批道：「雖然此理固是也，然合為一大群之後，則第二之原動力，無從發生，恐又變成退化之局，如中國此前千年之世界，然斯亦不可不慮也。汝試深思之，答此難。」

但不久，蔡鍔對帝國主義列強本質有了較為深刻的認識，認為：「俄人之言平和，猶盜賊之言道德」。「以帶甲百萬之俄羅斯，而首倡萬國平和之會，在常人之眼視之，以為惡獸結放生社，不過藉此以弭天下之猜忌，而己乃得肆其爪牙而已」。「此弭兵之會，所以徒虛設耳」。

由上可見，在梁啟超教導下，蔡鍔比較系統地學習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理論，受到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熏陶，「由是高談革命，多以盧騷、福祿特爾、丹頓、羅伯斯比爾、華盛頓相期許」。聯繫當時封建落後的中國，蔡鍔慷慨激昂地表示：「大丈夫當視國如家，努力進行，異日列吾國於第一等強國之列，方不負此七尺軀也」。為達此目的，1899年秋，蔡鍔與林錫圭等人發起成立東京九段體育會，以強身健體。不久，東京飯田町九段體育會開幕，蔡鍔和東京大同高等學校學生都積極報名參加，每兩天練習兵式體操及射擊兩小時。為了「聯絡情感、策勵志節」，1900年春，蔡鍔與秦力山、沈雲翔、戢元丞等在東京成立中國留學生組織「勵志會」，並創辦《譯書彙編》《國民報》，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鼓吹天賦人權、平等自由，鼓吹反清革命。所有這些充分表明，蔡鍔此時的思想已經逐步由維新變法向民主革命轉變。

（摘自：鄧江祁著《護國元勛蔡鍔傳》第二章「留學日本」）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