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業英先生又說錯了——五評《蔡鍔未回國參加唐才常自立軍「勤王」起義》

原標題：曾業英先生又說錯了——五評《蔡鍔未回國參加唐才常自立軍「勤王」起義》

蔡鍔（1882－1916）

在上一期的《曾業英先生又說錯了》（四評）一文中，筆者指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曾業英先生在今年第9期《史學月刊》上發表的《蔡鍔未回國參加唐才常自立軍「勤王」起義》一文中，為了證明「梁啟超所說並不符合歷史事實」，竟將吳其昌事隔一二十年之後關於蔡鍔回國參加自立軍起義的「回憶說詞」，當成梁啟超所說之言，並經過其「論證」，斷定「梁啟超所說並不符合歷史事實」，並以此作為判定蔡鍔1900年未回國參加過唐才常自立軍「勤王」起義的主要證據之一，是不能服眾的。筆者的理由很簡單，即曾先生未經細緻的考證和辨偽，就認定吳其昌事隔一二十年之後的「回憶說詞」就是「梁啟超所說」是站不腳的。倘若梁啟超地下有知，也一定會在陰間大呼冤枉的。因為1902年，梁啟超就在其《三十自述》中寫道：「七月急歸滬，方思有所效，抵滬之翌日，而漢口難作，唐、林、李、蔡、黎、傅諸烈，先後就義，公私皆不獲有所救。」所以，曾先生用以證明 「梁啟超所說並不符合歷史事實」的「頭一個關鍵問題」純粹是做了無用功。

除了以上曾先生證明所謂「梁啟超所說並不符合歷史事實」的「頭一個關鍵問題」之外，曾先生的第二個「關鍵問題」就是所謂「查明梁啟超抵滬時黃忠浩是否駐軍湖南」。接著，曾先生通過引用張之洞調黃忠浩率軍赴鄂的電文和當時的《申報》《中外日報》有關黃忠浩率軍抵鄂的報道，得出結論：「黃忠浩6月底或7月上旬的確已應張之洞之調離開湖南率部移駐湖北武漢了」。「所以梁啟超所說『松坡那時年齡最小，唐先生看他還不能擔任什麼重要的職務，臨起事的前半月，叫他帶封信回湖南找黃澤生先生（宗[忠]浩）』……等等情節，毫無利（曾先生原文如此，應為「例」）外，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事」。

梁啟超(1873～1929)

曾先生利用紮實史料並經過論證，認為梁啟超所說唐才常叫蔡鍔帶封信回湖南找黃忠浩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其結論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曾業英因此進而斷定「梁啟超所說的故事，固然繪聲繪色，十分可愛，卻被事實證明是不可信的」，就未必也正確了。

列寧曾經說過一句很經典的話：「只要再多走一小步,彷彿是向同一方向的一小步,真理便會變成錯誤。」那麼，曾先生「向同一方向的一小步」為什麼又「變成錯誤」了呢？這是因為，第一，關於蔡鍔回國參加自立軍起義之事，並不是只有梁啟超知道並說起（唐才質、李文漢也有類似的說法，但曾業英在其文章中認為他們的說法源於梁啟超1926年的《蔡松坡遺事》一文），也並非梁氏一家之言。筆者在本文的第二期中就曾提及，張伯楨在《自立會始末記》中說過：「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夏秋之間，唐才常與梁啟超、林圭、秦鼎彝(力山)、吳祿貞等會於日本東京，共商擬於長江沿岸利用會黨舉義，藉以奪取武漢以為基地；乃推林圭為首，回國與各會黨聯繫，因林圭與哥老會中人多所素習，易於結納故也。同行者有秦鼎彝、蔡艮寅(松坡)、田邦璇、傅慈祥、黎科、鄭保晟、蔡承煜等人。」而且蔡鍔逝世後報刊介紹其生平事迹的文章中對於蔡鍔1900年回國參加唐才常『勤王』起義之事也多有提及。如筆者前文所述，梁啟超在1916年12月中旬的《祭蔡松坡文》一文中就提及蔡鍔回國參加自立軍起義之事，而且1917年1月出版的《中華童子界》上有《蔡鍔小史》一文，其中第一句就說：「蔡君松坡，原名艮寅，庚子歲漢口革命，君與其事，更名鍔。」文中還進一步說：「及庚子夏，唐才常謀在漢口起義，君及同學諸人，多歸國參與其事。事敗之日，君及范源廉，以先時他出，得免於難。」這些都比曾先生所謂梁啟超1926年11月才「首開了這一說法」的觀點整整提前了十年。而且筆者還發現，有報紙從1916年12月6日起就連載了《蔡松波先生事略》的長篇報道（詳見下圖），其中寫道：「蔡君松坡，原名艮寅，以庚子與漢口革命，更名鍔。」「及庚子夏，唐才常謀在漢口起義，君及同學諸人，多歸國參與其事。事敗之日，君及范源廉，以先時他出，得免於難。」（劉達武編撰的蔡鍔年譜所說「公以任務他出，得免，仍返橫濱，改今名」也應源於此）這比筆者發現的梁啟超1916年12月中旬首提蔡鍔回國參加自立軍起義之事的《祭蔡松坡文》一文也早了十多天。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蔡松波先生事略》一文的編者在引言中還特別說明，其中內容為「采輯所及」而來。所有這一切充分證明，除了梁啟超之外，當時知道蔡鍔回國參加自立軍起義的還大有人在，而且還早於梁啟超說出的這一「秘密」！由此可見，梁啟超所說蔡鍔1900年回國參加唐才常「勤王」起義的故事在當時也並不「新鮮」。因此，曾先生僅以梁啟超一人所說唐才常叫蔡鍔帶封信回湖南找黃忠浩之事有誤，就否定在梁啟超之前的其他人肯定的蔡鍔回國參加自立軍起義之事，顯然是片面的，且過於草率，也難以服人。

來源：某報1916年12月6日

第二，《蔡松波先生事略》既然說「事敗之日，君及范源廉，以先時他出，得免於難」，也就證明蔡鍔當時已在武漢而且與唐才常在一起，只是8月21日晚唐才常等人在李慎德堂的自立軍總部被捕之時，蔡鍔恰好正在外面執行任務，因而得免於難。那麼蔡鍔外出擔任什麼任務呢？梁啟超說是唐才常派他前去聯絡黃忠浩，也是極有可能的。因為當年梁啟超與唐才常在長沙辦時務學堂時，與時在長沙練軍的黃忠浩往來密切，蔡鍔也應當認識黃忠浩。而且起義失敗後，在死亡線上倖存下來的梁、蔡師生再度聚首日本之時，也必定談及過蔡鍔脫險的經歷，而梁啟超在事隔多年之後將黃忠浩當時的位置由漢口誤為以前的湖南也是極有可能的事。所以，目前限於史料，我們尚難以全面深入地了解蔡鍔回國參加自立軍起義及幸免於難的詳細、準確的情況，只能通過當年與蔡鍔共同參加過此次起義的倖存者或當時與蔡鍔有較多交往的人的回憶來證實此事。儘管他們的回憶中個別細節經不起推敲甚至後來證明是錯誤，但蔡鍔回國參加自立軍起義的基本事實是清楚的、且有多方證明，因此是不容否定的。就這個意義而言，梁啟超所說蔡鍔1900年回國參加唐才常『勤王』起義的故事，雖然難免略有瑕疵，但仍然「繪聲繪色，十分可愛」。

唐才常(1867~1900)

最後，筆者想借曾先生今年在其《沈翔雲回國參加過自立軍起義考辨》一文中的結尾，作為本期的結尾：「歷史當事人的記述，不論是當時留存的檔案，還是事後的追憶，都可能因為主、客觀的種種原因，出現這樣那樣的真與偽或者真偽並存的現象。因而只有對其所記述的人和事，進行全面的考察，逐一辨明其真偽之後，才能對所涉全部人和事做出能否成立的判斷。絕不能僅僅依據辯明其中個別人和事的真偽，輕率否定或肯定其所涉的其他人和事。既不能因其中某人某事被證明是不真實的，便以此為據判定其所涉的其他人或事也是不真實的。也不能因其中某人某事被證明是真實的，便以此為據判定其所涉的其他人或事也是真實的。惟有如此，才不致陷入顧此失彼、按下葫蘆起來瓢的窘境。」（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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