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如同行醫，面對無數生死仍要繼續普通人的生活｜專訪紀實攝影師拉弗格

原標題：攝影如同行醫，面對無數生死仍要繼續普通人的生活｜專訪紀實攝影師拉弗格

從2006年踏上攝影之旅以來，53歲的法國人艾瑞克·拉弗格（Eric Lafforgue）就沒有停下過腳步。他的足跡遍布廣袤的非洲大陸、割裂的朝鮮半島、戰火紛飛的中東地區、人跡罕至的太平洋島嶼……十年間，這些他曾造訪過的地方有的在戰爭中被夷為平地，甚至已徹底在地圖上消失；有的關閉了邊境，或者向他下達了旅行禁令；有的則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失去了獨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在不斷的相遇和告別中，他試圖用相機捕捉這個時代最典型、最生動的面孔，卻也經歷了作為一個旁觀者的隔膜與無奈。

法國攝影師艾瑞克·拉弗格（Eric Lafforgue）

作為一名旅行攝影師，拉弗格被問到最多的問題是：為什麼鍾情於肖像而不拍風景？拉弗格的回答很直接：「我和一棵樹有什麼好聊的呢？」無論走到哪裡，最吸引拉弗格的永遠是當地的人們，他不僅為他們拍照，還希望了解他們的生活。他曾在衣索比亞拍攝過一位長著湛藍雙眸的黑人男孩，而在這雙湖水般清澈的眼睛背後，是一段悲傷的童年時光——他因罹患瓦登伯格綜合征（Waardenburg Syndrome，一種影響五官的遺傳病）被迫輟學、流落街頭。用拉弗格的話說，「所有人都喜歡美麗的照片、純真的笑臉，希望照片能夠留住人們的目光，讓我有機會告訴他們這個男孩的故事，以及非洲無數像他一樣由於貧困而輟學的孩子的故事。」

在中東的工作經歷則讓拉弗格體會到了作為影像記錄者的責任和局限。第一次來到庫爾德難民營的時候，他見到了300頂帳篷，兩年後故地重遊，難民營的帳篷已經一眼望不到邊。「你永遠不可能理解難民的生活，除非你也在戰爭中失去了一切，你可以同情他們，但不可能感同身受。」對拉弗格而言，攝影師的工作有點像醫生，白天面對無數生死，晚上下班回家，還是要繼續過普通人的生活。要儘可能地靠近，又不能捲入太深，要為當地人發聲，同時也要保持客觀公眾，是拉弗格在工作時力求把握的平衡——出於一種職業道德，亦是出於對個人局限的認知。

在他的攝影集《焦點之外：發現世界的隱秘一面》中文版出版之際，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對這位攝影師進行了專訪。在採訪中，拉弗格分享了照片背後的故事，以及他對全球化、地區衝突、多元文化等問題的看法。

《焦點之外》

[法]艾瑞克·拉弗格 著

中國國家地理圖書/中信出版集團 2017-04

全球化浪潮中的非洲：

文化、藝術與原始信仰

界面文化：《焦點之外》一書的序言中提到，你小時候曾和父母一起在非洲生活，可以談談童年在非洲的經歷嗎？

艾瑞克·拉弗格：我在非洲一共生活了四年，其中兩年在一個叫做吉布地的國家，吉布地被稱為「非洲之角」，西鄰衣索比亞，東鄰索馬利亞，是一個戰略要塞。吉布地曾是法國殖民地，我父親彼時是駐吉布地的一名軍官，當時八九歲的我被吉布地奇特的地形地貌（吉布地境內火山密布）和部落文化深深吸引。1973年，在我九歲的時候，我和父母一起去衣索比亞和葉門旅行，那次旅行對我的震動很大，因為這兩個國家在當時還處於「中世紀」的狀態。

小時候在非洲的成長經歷對我的一生而言都非常重要，我見識到了他們燦爛的文化，我和當地的黑人小孩一起上學——我是學校里唯一一個白人小孩，也結交了很多當地的朋友。

界面文化：作為一個法國人，你看待非洲的視角會有什麼不同嗎？

艾瑞克·拉弗格：直到上世紀60年代，西非大部分國家都是法國的殖民地，也因此爆發過各種紛爭，尤其是在阿爾及利亞獨立的過程中，阿法雙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因為法國的殖民歷史，我在非洲工作期間也受到過「種族歧視」。

今天的法國人對殖民時代大多持負面評價，但就我本人的觀察來說，殖民也為非洲帶來了一些正面的影響，尤其是在公共衛生、教育和經濟方面。西非大部分公路、電力系統、供水系統都是法國人建的，如今受益的是非洲當地人。現在這些非洲國家都實現了獨立，但它們並沒有學會真正的民主，政治腐敗非常嚴重，甚至有國家的總統當政40年之久。即便是馬達加斯加這樣資源豐富、旅遊業發達的國家，也位列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之一，原因就在於政治的腐敗，國家的收入都被獨裁者據為己有。

界面文化：你的攝影作品以肖像為主，為什麼選擇肖像這一形式？

艾瑞克·拉弗格：我入行的時候就是一名肖像攝影師，那時候，每當我抵達一個目的地，很少與當地人交流，也不會徵求他們的同意，只是拍照，就像史蒂夫·麥凱瑞（Steve Mccurry）一樣。麥凱瑞是我非常欣賞的肖像攝影師，他曾去到很多非常敏感的國家或地區拍照，包括阿富汗、克什米爾等等，但他從不會告訴我們被拍攝者是誰、他（或她）正在過著一種怎樣的生活。後來我意識到，有時這種為陌生人拍攝肖像的方式會對他們構成冒犯，被拍攝者會不開心。所以，現在我在拍照的同時，也會嘗試去講述照片背後的故事，不是為了拍攝肖像而拍攝肖像。

當然，我喜歡拍攝肖像首先是因為它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你也可以為一頭牲畜或者一棵樹拍攝很美的照片，但你無法通過照片與它們交流，同時，也有一百個人可以在同樣的光線下拍出同樣美麗的樹。但肖像不同，在肖像中，攝影師可以通過拍攝對象的眼睛捕捉他的靈魂。因此我在拍攝肖像時，會儘可能地虛化背景，聚焦於拍攝對象的眼睛，這是我的攝影作品被人們認可的原因之一。

現在當我到達一個地方，我會儘可能找一個嚮導，或者能講英語的人；即便是在那些相對偏遠的地區，可以講英語的人也越來越多了。在拍照的同時，我也希望了解他們的生活。我曾在衣索比亞拍攝過一個長著藍眼睛的黑人男孩，他患有瓦登伯格綜合征（Waardenburg Syndrome），一雙藍眼睛在黑皮膚和紅牆的映襯下特別漂亮。拍完照之後我問他多大了、為什麼沒去上學，我跟著他回家，見到了他的父母，他們告訴我家裡沒錢供他上學，希望他直接去打工。但是這個男孩想上學，他不想在街上混日子。我拍的照片都是很美的，但是它們背後的故事常常是辛酸的，我希望能通過這些漂亮的照片讓人們的注意力多停留幾秒，看看我寫在照片下面的故事，這樣他們就會知道：在非洲，有很多貧困家庭的孩子無法完成最基本的教育。

藍眼睛的黑人男孩 拉弗格/攝

界面文化：你拍攝了很多民族或部落的節日慶典或祭祀儀式，也特別關注他們的服飾、妝容包括一些紋身和人體彩繪，為什麼會關注這些？

艾瑞克·拉弗格：首先因為它們美麗，幾何圖案的視覺衝擊力很強；其次，這些紋身、彩繪在當地的文化中有著特殊意義，我們可以通過這些圖案了解他們的文化。更有趣的是，很多時候這些裝飾或彩繪是假的，是表演給遊客看的——過度開發的旅遊業在這些部落創造了新的文化，或者說是假的文化，一些是旅行社偽造的，還有一些是當地原住民自己偽造的。

界面文化：你可以分辨出真偽嗎？

艾瑞克·拉弗格：我可以，其實方法很簡單。在真實的文化中，這些服飾是為日常生活或宗教祭祀儀式設計的，因此穿戴上之後，他們必須要能活動，能跳舞。如果你看到一個人把一籃子水果戴在頭上，非常重以至於行動不便，那基本可以確定這是假的，因為戴上之後他只能站在原地擺拍。但對於這些原住民而言，他們可以得到更多收入，漸漸地，真的文化與傳統和偽造的就混淆在一起了。

為遊客「發明」的花朵頭飾 拉弗格/攝

界面文化：除了為遊客「發明」傳統之外，你在書中還提到，在衣索比亞的奧莫雷特（Omorate）小鎮，當地人會用瓶蓋、用過的電話充值卡等廢品製作飾品，在他們看來，這些廢品製成的飾品甚至比他們的傳統飾品價值更高。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一方面它說明全球化的潮流確實已經席捲了這些曾經與世隔絕的部落，另一方面，當地人對於商品價值的理解與我們又是截然不同的。

艾瑞克·拉弗格：你說的沒錯。這些部落長期與世隔絕，在五年或十年之前才開始修建高速公路，外國資本租用了當地的土地，在附近興建了一些大規模的農場，於是部落里的人們開始見到大量的商品湧入。原住民沒有「垃圾」或「廢棄物」的概念，他們會利用一切東西，包括塑料瓶、瓶蓋或是電話卡，一切在他們手上都可以變廢為寶。我拍過一張照片，是一個女孩用珠子裝飾一個廢棄的塑料瓶。在我們看來，她用的珠子很貴，而塑料瓶一文不值，但對他們來說並非如此。他們會回收這些廢品，一部分原因是那裡物質的確非常貧乏，但他們回收廢品卻並不是為了賣錢，而是為了打扮自己，為了單純的審美價值。

不過近些年來，他們漸漸發現遊客對廢品製成的飾品非常感興趣，因此他們也開始為了吸引遊客而製作，但這些飾品不對遊客出售，只收取拍照的費用。

戴著瓶蓋帽子的女孩 拉弗格/攝

界面文化：在書中你還談到了很多非洲原住民的特殊信仰，比如聚居在奈及利亞和貝南的豐族人會製作成對的小塑像——霍霍維（Hobovi），並相信它們可以留住死去的雙胞胎的靈魂，當你告訴他們這些塑像曾在蘇富比拍賣時，他們很震驚地說：「怎麼可以賣孩子？」。可以談談豐族人的這種特殊信仰嗎？

艾瑞克·拉弗格：豐族人有一種奇怪的基因，高達40%的小孩是雙胞胎，他們中的很多都在出生不久後夭折。於是他們開始製作這種小塑像（Hohovi），想要留住死去的雙胞胎的靈魂。他們將小塑像當做真人一樣對待，一起看電視，還會對著塑像說話，給它們穿衣服，塑像還有專用的小床；當他們談到死去的孩子時，也依然用「現在時」。即便是受過教育的當地人也會這樣做，他們相信如果塑像丟失或毀壞，厄運將會降臨這個家庭。

我是一名基督教徒，我相信耶穌在水上行走（《聖經·新約》中的一個奇蹟），這就和豐族人相信小塑像可以留住死去雙胞胎的靈魂一樣不可理喻。我這本書想要傳遞的一個信息就是：不要輕易去評價他者的文化。

霍霍維有專門的座位和食品 拉弗格/攝

界面文化：這類非洲原住民藝術（indigenous art）在西方已經形成市場了嗎？

艾瑞克·拉弗格：當然，你只要登陸蘇富比的網站，輸入「雙胞胎、奈及利亞、貝南」等關鍵詞，就能看到拍賣信息，最高可以賣到幾千歐元。

界面文化：它們怎麼進入市場的？

艾瑞克·拉弗格：我猜測，這些在蘇富比網站上拍賣的塑像是幾十年前從非洲流出的。在殖民時代，西方人可以利用權力輕易獲取這些東西，甚至可能不用付錢。但是現在，當豐族人聽說這些塑像在國外拍賣的時候，他們還是非常震驚的。

戰火中的中東：

美麗、苦難與共情的可能

界面文化：在拍攝伊朗境內的庫爾德人的時候，你曾發現很多庫爾德女孩都會在結婚前做隆鼻手術，她們也更羨慕高加索人的高鼻樑嗎？

艾瑞克·拉弗格：在伊朗境內的交戰區，很多人在結婚之前都會做隆鼻手術，現在已經成為他們文化的一部分。整容大概需要200-500歐元，對於年輕人來說是一筆不小的費用，所以家庭也會為子女分擔一部分。我的很多庫爾德朋友都做過，他們覺得想變得更美沒有錯。伊朗人和黎巴嫩人也是如此，整形在整個波斯地區都很普遍。很多整過形的當地人到了40歲，長相就會變得非常奇怪。

她們整容不是為了變得更像莫妮卡·貝魯奇或者斯嘉麗·約翰遜，只是她們的基因決定了她們普遍長著大鼻子，而她們想要更高的鼻樑，更有稜角的鼻頭。對她們來說，這是一個新婚禮物。

界面文化：男人也會整容嗎？

艾瑞克·拉弗格：當然。我一位在旅行社工作的朋友前段時間就做了，我看到他的照片，問他是不是做了手術，他說是為了健康，我當然知道這只是借口。男人一般會有點兒不好意思承認，但是他們也會做。對於男人來說，在適婚年齡整容，也是向女人顯示自己經濟實力的一種方式。

庫爾德少女 拉弗格/攝

界面文化：在中東這樣連年戰亂的地方工作，你如何理解記者或者攝影師面對戰爭和苦難時的責任和局限？

艾瑞克·拉弗格：當你進入一個國家，你需要選擇衝突雙方中的一方。比如當我進入庫爾德斯坦（伊朗境內的庫爾德人聚居地），就必須選擇阿拉伯人或者庫爾德人作為嚮導，一旦選擇了就必須一直跟著他。不能時而和阿拉伯人同行，時而和庫爾德人同行，這是不允許的。這並不意味著你支持你選擇的一方，只是在行程中你不能朝秦暮楚。

我有一些朋友參加了庫爾德武裝，他們長期在基爾庫克（Kirkuk）與基地組織戰鬥，不久前剛剛解放了基爾庫克，但在基爾庫克解放之後，土耳其庫爾德人和伊拉克庫爾德人之間很快又爆發了內戰。這些戰爭有些是因為民族和宗教問題，也有一些是為了爭奪石油，基爾庫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石油產地。一些庫爾德武裝的朋友對我說，他們是為了自己的祖國，為了父母和孩子戰鬥，但他們知道，在國家層面，這些戰爭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爭奪石油。

作為外人，我們是永遠不可能理解他們之間的衝突的，除非我們的家園也被戰火覆蓋，就好像我們永遠都不可能理解難民，他們失去了一切，失去了房子和工作，孩子不能再接受教育，我們可以同情他們，但永遠不可能感同身受，但也有一些記者過深地捲入了當地的爭端。曾有一位法國記者是艾哈邁德·沙阿·馬蘇德（阿富汗軍事領導人）的朋友，馬蘇德在9/11前一天被基地組織暗殺，這位記者預感到形勢不對，並呼籲西方世界必須要做些什麼。但是當時沒有人相信他，後來9/11事件爆發，他由於過於自責而自殺了。

坦克上的庫爾德少年 拉弗格/攝

在很大程度上，記者就像醫生，白天在工作中面對很多生死，下班回家後還要過普通人的生活。我想說的是，當你看到那些人，你會很想去幫助他們，想要改變他們的生活，但事實上你是做不到的。我第一次到庫爾德斯坦的難民營時，看到的是300個帳篷；兩三年後我再回到這裡，已經看不到帳篷的盡頭。我曾看過一個關於難民的紀錄片，其中提到一個數字：一旦一個難民進入難民營，那麼意味著他將在難民營待上30年，也就是說，你的人生就是這樣了，你再也回不去家了。

聯合國難民署有一個300人的團隊在幫助難民，我並不是能夠改變他們命運的第301個人。我能做的只是拍照，希望這些照片能登上主流媒體，讓更多人看到。

我不做戰地攝影，我的一位朋友是供職於Getty圖片社的戰地記者，他曾經對我說：「有時我到達現場，人們告訴我這裡剛死了200人，我會說，只有兩百人嗎？事後我覺得非常羞恥，我居然會說出這樣的話。」在法國，我們有一句俗話：如果你身邊有一個人去世了，會是一件非常悲傷的事情；但是如果千里之外有一千個人去世了，你並不會覺得怎樣。對我而言，因為我四處旅行，那些離我千里之遙的人們就像我的鄰居一樣熟悉，因為我了解他們，知道他們的名字、他們的家人、他們的故事。因此，如果我去過的國家或地區發生了戰爭或者災難，對我來說那就像我的親人受難一樣。

■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文中所有照片由攝影師拉弗格本人授權使用。作者：張之琪，編輯：黃月、潘文捷，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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