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濟安致信夏志清：《西遊記》作者想像力不夠豐富 《儒林外史》是部壞小說

原標題：夏濟安致信夏志清：《西遊記》作者想像力不夠豐富 《儒林外史》是部壞小說

《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至第三卷，書信的年代也從第一卷的1947年—1950年轉為1955年—1959年。1955年，哥哥夏濟安已經年屆四十，在台灣大學外文系任教，次年創辦了《文學雜誌》，名聲漸漸顯赫，而婚姻仍無著落；弟弟夏志清也將三十五歲，從耶魯大學英文系獲得博士學位，正經歷著尋找教職、更換工作、生兒育女的風波。

夏濟安、夏志清兄弟。

在這些來來往往的信件中，我們可以發現，已屆中年的他們和青年時一樣熱情直率，熱愛文學、電影和戲劇，但書信探討的重點已經從戀愛的煩惱、跟女人的關係逐漸轉移至文學、學術以及學術圈的風氣。這些兄弟二人交流過程中的吉光片羽，融匯了諸多獨特且富有力量的文學觀點，甚至構成了完整嚴肅的文學批評。簡體版《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已由後浪出版至第二卷。

此前，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以《夏志清為何認為<紅樓夢>不如<卡拉馬佐夫兄弟>？》一文，梳理並節選了夏志清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的論述，實際上，兄長夏濟安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的思考片段亦十分珍貴，這一點從《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中即可見一斑。

《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三

王洞 主編 季進 編注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

一

僅《紅樓夢》符合小說標準，

《儒林外史》只算「壞小說」

1955年，在寫給夏志清的信中，夏濟安這樣批評《西遊記》的缺陷：「讀了一遍《西遊記》，不大滿意。八十一難很多是重複的，作者的想像力還不夠豐富。四個朝聖者的虔誠都成問題，尤其是唐僧，他遇事緊張常常哭，真顯不出修道士的堅定的毅力。豬八戒的懦弱和放縱，很像福斯塔夫（ 莎士比亞戲劇《亨利四世》中的人物）。」

幾年後，對於頗顯重複冗餘的「八十一難」，夏志清在致兄長的信中做出了回應。夏志清在密歇根大學時讀到了阿瑟·魏理譯的《西遊記》，很感興趣，這個譯本僅譯了「小半部」，「假如把八十一個災難全部譯出了，讀者必會有重複和機械化的感覺。」

在1968年出版《中國古典小說》一書中，夏志清對西遊路上「朝聖者」的缺陷做才了更詳盡的闡述：「三藏既好生氣又無幽默感，他是不善觀人察物的領導……對佛教的哲理缺乏虔誠，專憑吃素和遠女色這兩件事來表示自己是個好人，簡直稱得上是個法力塞人。」此外，夏志清還將他們視為了小說「唯心論佛家哲學」的體現：唐僧、八戒和悟空分別代表著一種意識——唐僧只關心自己安危，豬八戒只關心自己的幸福，他們經常結夥反對孫悟空，孫悟空則暴露了唐三藏的恐懼、豬八戒的貪婪和好色，「在經常的吵鬧中，這三個是經歷一種艱苦行程的旅行者」。哥哥夏濟安將滑稽的豬八戒與莎士比亞的喜劇人物福斯塔夫相提並論，夏志清也把《西遊記》與西方文學裡的經典相比，他將《西遊記》里的滑稽色彩、對飲食色慾的描寫跟拉伯雷的《巨人傳》相比，稱讚了這兩部滑稽著作在「表現純然動物的充沛精力方面」的價值。

《中國古典小說》

夏志清 著 何欣 等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6年

回到夏濟安在1955年談及《西遊記》的信件，除「抱怨」《西遊記》的缺點之外，更重要的是，他還談到了《西遊記》文白混合的文體：《西遊記》不僅僅用白話講故事，還時不時利用詩詞鋪陳描寫景緻、武打場景等等，「文章是散文和詩歌混合的，中文白話恐怕不適宜於描寫。《西遊記》里費解之處頗多，如要課堂上講授，恐怕很吃力，」夏濟安說。對於古典白話小說里「白話」的種種反思（例如《西遊記》《水滸傳》《紅樓夢》都屬於白話小說，不同於《聊齋志異》式的文言小說），在兄弟二人此後的信件中也有體現及討論。

兩年後，這對兄弟對中國舊小說的探討從小說人物、語氣情調上升到了另一個層次。夏志清引用T.S.艾略特所說的「伊麗莎白悲劇」（Elizabethan tragedy，指英國伊麗莎白時期的戲劇，例如莎士比亞戲劇）和「英雄戲劇」（heroic drama，一種英國復辟時期的戲劇，以英雄形象、宏大主題著稱）的區別，來論述中國文學的「淺薄」。他認為，很多中國小說是把忠孝節義抽象化和機械化運用的「英雄戲劇」，而不是把道德問題具體化的悲劇，就連《儒林外史》也是抽象了名士「琴棋書畫」的公式而已。在眾多小說中，真正具有儒家精神的悲劇式人物當屬賈母和諸葛亮，因為他們有一種「不可為而為之」的特質。

作為對弟弟的回應，夏濟安從自己的閱讀經驗出發，總結了「小說」（novel）和「羅曼斯」（romance）的不同。他認為中國有無數的「羅曼斯」，例如才子佳人、武俠、神仙、歷史演義和公案，但符合「小說」標準的只有《紅樓夢》一部，《儒林外史》只能算得上「壞小說」。「羅曼斯」與「小說」的區別何在？夏濟安解釋道，「羅曼斯」更像是人們喜聞樂見的通俗故事，與現實的距離較遠，「寫羅曼斯的人，根本不想反映現實，才子佳人式的戀愛故事跟中國人真正的戀愛方式，不大有關聯，但是這種故事，可以叫人聽之不倦，那也就達到了通俗文學的目的。」

正因通俗易懂，「羅曼斯」的形式並不重要，內容卻深入人心，無論是關公、崔鶯鶯、張生還是孫悟空，都建立在不斷重複的故事講述之上，而並不在於原著如何。「小說」則與之不同，「非精讀原書，不易欣賞其好處」。當然，人們也可以把《紅樓夢》里的寶黛故事理解為戀愛故事，但那已經失去了小說的本味；用小說的評判標準來看羅曼斯的話，也會覺得「幼稚可笑」。「西洋從romance進步到novel，需要很多時間。中國如要產生novel，恐亦須稍等，」夏濟安在信中寫道。

由此，夏濟安挑戰了陳寅恪將中國長篇彈詞《再生緣》講成中國「史詩」的說法，認為陳寅恪只知西方有「史詩」（epic），而不知西方「羅曼斯」更是卷帙浩繁。他也不贊同弟弟夏志清將《三國演義》比擬成中國的「荷馬史詩」的看法，「我看《三國》《水滸》《西遊記》的地位，大約和《亞瑟王之死》相仿。」因為中國的《三國》《水滸》和《亞瑟王之死》一樣，均建立於無數的傳說之上，經過世代流傳，深入民間想像而形成，「幫會裡所推崇的是桃園三結義，其次是瓦崗寨的英雄。隋唐人物曾經深深地把握住民間的想像力，秦叔寶和單雄信的悲劇性的關係是很感動人的。」

二

中國白話貧乏幼稚，

《海上花列傳》的蘇白或是例外

1958年，在前往美國之前，夏濟安給夏志清寄了幾大包中國小說，包括《水滸》《醒世姻緣傳》和《聊齋志異》《今古奇觀》等十二部。不久之他又寄出了「四大名著」《三國演義》《紅樓夢》《儒林外史》和《西遊記》，此外還預備寄出《詩經》、唐詩及宋詞等等。凡是所買之書，他都購入雙份，寄一份給弟弟。這些書是夏濟安對夏志清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關切與助力，夏志清在1958年初的信件中曾提到過：「我舊小說看得不多，而且都在出國前看的，印象已較淡薄。要寫像樣的文章，非重讀不可。」夏濟安則提示弟弟，「例如研究《三國演義》，頂好拿《三國志》正史對比著看，否則的話，顯不出羅貫中的想像力和組織能力。」

雖說要多讀舊小說以鞏固研究，但夏濟安卻越看舊小說越發覺「舊小說里，好的實在太少」，他在信中曾提到過多部白話小說，諸如《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怪現狀》《孽海花》和《海上花列傳》。夏濟安認為《儒林外史》喜劇感和敘事力量都不夠，《二十年目睹怪現狀》文字反倒有幾段很精彩，《孽海花》很有趣，並不過分地感傷主義，卻相當程度地諷刺，同時也表示他很想看胡適和張愛玲推薦的《海上花列傳》，卻一直無緣看到。

他在後來進一步表達了對白話小說單純以白話表達的懷疑，「中國的白話文一直都不是一件優良的工具，負擔不起重大的任務。」這無疑與胡適大力推崇白話文學、認為白話文學才是有生命力的文學的觀點，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夏濟安自己也說：「我如此嚴厲地批評胡適與他所喜歡的那種白話將使他傷心，因此又不忍寫。」

針對白話小說的缺陷，夏濟安的主要觀點是，純白話小說如《儒林外史》《兒女英雄傳》《三俠五義》（甚至今本《水滸》）都比較貧乏，「語言限制了作者的想像力」，而《紅樓夢》的成功卻是得力於文言，「中國舊小說作者，都不得不借用文言、詩、詞、駢文、賦等，以充實內容。《水滸傳》的最早本子里也附有很多的詩。」還有很多文白夾雜的小說，利用白話與文言的區別塑造不同類型的人物，例如《水滸傳》里魯達和李逵用白話說話，正派人宋江和盧俊義還是用淺近文言，就像京戲和蘇州說書的，只有丑與花臉才用白話。而「五四」之後的白話雖超出了說書人的白話，但也仍是「幼稚」的，「曹操、劉備、諸葛亮等之需要用文言來說話，就如同哈姆雷特、奧賽羅之需要無韻詩來說話一樣，白話頂多能讓小人物活靈活現而已，」夏濟安在信中寫道。

夏濟安認為，造作的淺近文言會讓人物形成標準類型，傷害傳奇和小說人物的「傳真性」，而模仿方言土語的白話只是類型化的表達，遠非寫實。與此對應，他對於用蘇白方言寫作的《海上花列傳》充滿期待，覺得這可能是真正能體現作者想像力的作品——他在1955年、1958年與夏志清的通信中都提到了這本書，雖然彼時他並未讀到。

《海上花列傳》

韓邦慶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

由以上對傳統戲曲小說類型化的批評，以及對蘇白方言寫作的欣賞，我們可以看出，夏濟安非常重視文學的寫實性。在一封書信中，他不無悲觀地感慨了台灣作家寫作功力的匱乏，「美國的通俗小說即以偵探小說為例，大多銀行家還寫得像個銀行家，舞會還寫得像個舞會，這點起碼寫實的功夫，台灣的作家就很缺乏。」

與夏志清之後對於小說評判標準與兄長對寫實性的審美非常類似，有意思的是，他們卻對同一部書給出了完全不同的評價。如上文所說，夏濟安不喜歡《儒林外史》，認為純用白話寫作內容貧乏，在更早的信件中，他提到《儒林外史》「喜劇感和敘事力量都不夠」，還專門邀請徐訏在《文學雜誌》上刊登反對《儒林外史》的文章。在當年的回信中，夏志清贊同道，《儒林外史》的「諷刺沒有力量」，因為吳敬梓缺少真正的儒家的正面理想，只將「琴棋書畫」作為「功名利祿」的對照，是遠遠不夠的。然而，在後來出版的《中國古典小說》一書中，夏志清盛讚了《儒林外史》的寫實精神，從吳敬梓完全拋開詩詞、運用白話來描寫景色開始說起，稱這本書「是第一部跟當時中國人宗教信仰幾乎完全沒關聯的諷刺寫實主義作品」，「利用他對各階層人物的廣泛知識，刻畫出來的男男女女，既寫實生動，又是發人深思的嘲諷的對象。」

三

台灣如溫暖的腐爛的沼澤，

美國的研究太套理論

夏志清在美國尋找工作、組建家庭之時，夏濟安任教於台灣大學外文系，很受校方重視和學生歡迎，他創辦了《文學雜誌》，堪稱一代「文壇領袖」。理應意氣風發的他，在寫給夏志清的信中袒露了自己的悲觀、失望和倦怠的情緒。他多次把台灣稱為「lotus-eater之島」（lotus-eater：《奧德賽》里吃著蓮花果實滿足而健忘的人），或是「溫暖的、腐爛的沼澤」。一方面覺得自己的日子過得稀里糊塗，好像「行屍走肉」，另一方面又覺得文壇的氣氛萎靡不振，現有的作家學識修養都很可憐，即使親手創辦的《文學雜誌》的文章也夠不著他的理想。「有上進心的人，眼看自己消沉下去，又是不免也要怨懟，也要憤恨」，「 我想回到台灣，就覺得可怕。並不是有人要迫害我，而是台灣對我太好了。這種溫暖的人情，我覺得可怕，因為它是一種腐爛的力量，我將虛偽到底，忽視並欺騙聖靈，結果一事無成。」出於對現狀前途的不滿，夏濟安體現出了前往美國的強烈意願，即使以教授的身份出國，讀個碩士學位也行。

經過幾番波折，夏濟安在1959年獲得了在前往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講學研究的機會。當他來到美國，卻發現美國的學術界也有著各種問題。他看到，在美國大學裡研究中文的學生程度本身就不高，還被「那些教授訓練得更是木頭木腦」；不管是教授還是學生，對於中國文學和與人生的相關性無不缺乏想像。「他們對於原文都稀里糊塗，和他們討論裡面深奧的道理，實在不亞於對牛彈琴。」英文系也沒好到哪裡去，他發現教授和學生們在研究福克納時一樣生搬硬套理論，不管小說本身美學成就如何。

「有的研究F氏（福克納）小說中的女人，有的研究F氏小說中的清教徒或異教徒，其中的黑人，或是歷年來批評家對於F氏態度的變遷——可是F氏小說是不是都是好的？究竟美學上來說，他的小說成就如何？是不是值得從社會心理、歷史、宗教、哲學這樣多方面來研究呢？而且牽涉的範圍愈廣，所講的東西愈淺薄，如心理分析，英文系學生或教授頂多只會引用一些皮毛而已。」對美國學術氛圍逐漸熟悉起來的夏濟安，在信中對弟弟夏志清說，「我得要讀很多無聊的東西了。這究竟對我有什麼好處呢？」

■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采寫：董子琪，編輯：黃月、任其然，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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