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任中共五屆黨的一把手，出獄仍傲骨，終因無房無米，貧病謝世

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創始人。1921年7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局書記。之後，被選為中共第二、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本文謹對陳獨秀第五次出獄後的晚年歲月作一介紹。

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結束了他人生最後一次獄中生活。出獄當天，他借住當年他的一北大學生家，不久，又寄居在另一北大學生家。一個月後，國民政府搬遷武漢，他亦隨之住到武昌一老友家中。隨著戰局惡化，國民政府又從武漢搬到重慶，陳獨秀又來到「陪都」。不斷的遷徙、漂泊，使年近六旬、攜家帶眷、拖著病軀的陳獨秀幾乎喘不過氣來。山城的酷暑，日機的空襲，以及多如蚊蠅的特務，更使陳獨秀煩亂不堪。

在客居江津開醫院的友人鄧仲純力邀下，陳獨秀與妻子潘蘭珍再一次踏上了旅途。走進了鄧仲純開設的延年醫院，鄧仲純出診去了，鄧太太覺得，以前陳獨秀給她夫妻倆惹來不少「麻煩」，得知陳獨秀已到，很不高興，就讓護士轉告陳，她這兒房子緊，請陳另想辦法。陳獨秀忿然離開，他顧不及小客棧的簡陋和骯髒，在那兒租下了一間房子。4天後，經過另一位同鄉介紹，夫婦倆住進了東門郭家公館的一間屋子。這年秋，陳獨秀的三子陳松年與其安徽同鄉，決定把他們籌辦的國立九中設在江津。很快，陳松年就帶著妻子、長女，陪同祖母謝氏來到江津，與陳獨秀同住郭家公館。

時至初冬，經鄧仲純的再三懇求，並為其太太做了一番檢討，陳獨秀一家終於住進延年醫院。陳獨秀自1913年從家鄉安慶逃亡後，一直在外，漂泊不定，分散幾十年的一家人，這次卻在異鄉團聚，已是晚年的陳獨秀十分高興。然而，這可憐的一點高興時光卻十分短暫，在江津剛度過第一個嚴冬，1938年3月22日，78歲高齡的養母謝氏溘然長逝。謝氏去世後，陳松年一家遷居到了學校，多了寬餘的屋子和少了家務事的牽扯，陳獨秀的心平靜了一些，打算著手整理在獄中的文字學著述，並寫些時事評論的政治文章。自然，與朋友們的書信往來是不能斷的，他渴望了解戰事與時局的發展變化。

可是，好景不長。7月的一天，鄧太太終於憋不住陳獨秀一家人打擾，開始指桑罵槐。顯然，這裡不能再呆了。經過陳獨秀懇請，鄧仲純只好答應陳獨秀搬走，並通過關係，幫助陳獨秀搬遷到離城30里地的鄉村鶴山坪施家大院。大院里的孩子太多，整日吵鬧。陳獨秀不久又遷到離此兩里遠的石牆院。這裡更加偏僻閉塞，房子質量更差，泥地泥路，屋裡啥也沒有，讓陳獨秀夫婦很覺凄涼和孤獨。石牆院最大的樂趣莫過於潛心於自己的文字學著述了。無論是炎炎夏日，還是隆冬之夜，陳獨秀在煙霧繚繞中筆耕不輟。

夫妻倆在江津石牆院一晃呆到第四個年頭。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飛漲，已經殃及千萬人家。時局艱難，陳獨秀和潘蘭珍也時時處於飢餓的威脅之中。一天上午，感覺肚裡嘰嘰咕咕陳獨秀走到廚房，躬身揭開米壇蓋，發現米壇里已無粒米。潘蘭珍坐在一邊發怔，她已經去房主人家借過兩次米了，巧婦難為無米炊啊！陳獨秀嘆了一口氣，與妻子相對無語。

此時，陳獨秀的收入微乎其微，指望賣文為生，好不容易才能登上一篇文章，也不過三四十元稿費。最令他氣憤的是，有好些報刊不願或不敢刊發他的文章。雖然時有朋友在經濟上設法接濟，但這種接濟畢竟有限。為了節約開支，陳獨秀夫婦在石牆院里學著種土豆，以此為食，家裡油葷日益減少。

一次，老同盟會員、安徽老鄉朱蘊山提著幾隻鴨子前來探望。當時，胃痛得在床上打滾的陳獨秀，從床上硬撐著坐起身，將自己之前的詩稍作修改，贈予老鄉。捧著陳獨秀的贈詩，朱蘊山似乎觸摸到老友窮且益堅的情懷。看到牆角邊那殘剩的幾顆乾癟土豆，他禁不住喃喃自語：「可憐呵可憐，仲甫竟然沒有東西吃！」陳獨秀字仲甫。

貧窮艱難到餓肚子的地步，這是陳獨秀料想不到的。之前，教育部預支他兩萬大洋作為定金，購買他文字學著作，作為小學課本，只需稍作改動，即可發行。但陳獨秀堅決不改，把匯來的兩萬大洋放在別處，到死也沒有用一分。這讓今人不可理解。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貧病交加中凄然離世，時年6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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