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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才:最後的「新疆王」


盛世才:最後的「新疆王」



圖:1943年,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九分校第二中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取代了此前盛世才的六星旗。

1949年5月16日夜,甘肅省省會蘭州發生命案,前新疆省建設廳長邱宗浚、保安司令部政訓處長邱毓熊父子一家11口被殺。一個月後,兇手蔣德裕、臧景芝等被緝拿歸案,聲明殺人是為報仇雪恨。蘭州各報也登載讀者來信,稱兇手非但無罪,而且有功。新疆方面還派來一個由漢、維、哈、回各族人士組成的「慰問英雄致敬團」,並投書政府機關和法院要求特赦。這些言論都指邱氏父子在新疆期間助紂為虐、血債累累,矛頭所向,則是邱宗浚的女婿、前新疆省政府主席兼邊防督辦盛世才。


從1933年起,盛世才執掌新疆軍政大權達11年之久,自詡「我憑藉蘇聯紅軍的援助,消滅了受日本法西斯軍閥指使的馬仲英侵略力量」、「我以六大政策的親蘇政策應付蘇俄,才能夠始終的保障了中國西北邊陲廣大領土的完整」。但從邱家滅門血案的反響來看,盛世才在新疆的功過,遠非他說得那麼簡單。


斯大林的門徒


盛世才統治前期,新疆沉浸在蘇聯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輻射下。《新疆日報》以漢、維、哈、蒙四種文字刊載塔斯社電訊,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的《反帝戰線》更是旗幟鮮明的宣傳馬列主義理論。廣播電台播放的是《喀秋莎》《祖國在召喚》等蘇聯歌曲。全疆開設了70餘家電影俱樂部,上映《列寧在十月》《被開墾的處女地》等蘇聯影片近百部,放映之前還有歌頌蘇聯經濟建設成就的新聞加片。

現實中,蘇聯人隨處可見。省政府和督辦公署都有蘇聯顧問,學校有蘇聯教員、軍隊有蘇聯教官。迪化飛機場、安集海煉油廠、獨山子石油廠、阿山金礦局都有上百名蘇聯工作人員,新疆的東大門哈密還有以「歸化軍」名義駐防的蘇聯紅軍混成團。


盛世才執政的第三年,新疆對蘇聯貿易總額達到6000萬盧布,是他上台前的兩倍。從這年開始,新疆利用蘇聯貸款實施「三年計劃」,興建水電、電燈、自來水等公共事業和造紙、印刷、制毯、甜菜製糖等工業企業,呈現出抗戰期間少有的繁榮景象。教育伴隨經濟同步發展,上世紀30年代末全疆開設學校1200餘所,學生超過6萬人,是1931年的8倍,大中學生都以考取官費赴蘇留學為最高目標。


盛世才還與中國共產黨展開合作,不僅保護了在河西走廊與馬家軍作戰失利的紅軍西路軍殘部,還大批吸納中共幹部、進步人士到新疆擔任重要職務,將反帝總會、新疆日報社、新疆學院等機構交給他們掌握,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先後擔任財政廳、民政廳代理廳長。盛世才還向中共提出過入黨和組織新疆省委的要求,但遭到婉拒。中共駐新疆代表陳潭秋認為,盛世才「在國際問題上聽從莫斯科的意見,而在國內問題上聽從延安的意見」。


從青年時代起,盛世才便是馬列主義的信徒,執政新疆後更在演講、談話和文告中號召各界人士學習蘇聯、學習斯大林。1938年8月,他以治病為名前往莫斯科,三次親聆斯大林的教導。然而,盛世才從斯大林那裡學到的,不僅是計劃經濟和宣傳鼓動,所依靠的也並非只有蘇聯支持和中共協助。他還學到了斯大林治術的另一面——無處不在的秘密警察和接連不斷的大清洗。


盛世才上台之初,便成立了「督辦公署偵探隊」,刺探各級官員動態,隨後在蘇聯顧問幫助下成立「新疆省政治監察總管理局」,自兼局長,引入一批蘇聯人和留蘇華人擔任副局長及科長、組長,在全省建立情報網路,將克格勃的工作模式搬入新疆。這個機構後來演變為新疆公安管理處,並衍生出邊務處等關聯機構。

以此為基礎,盛世才執政11年間先後製造6起大型「陰謀暴動案」和若干小型案件,被逮捕處決的各界人士或說5萬人,或說10餘萬。1937年8月,因一次誰也沒有看到兇手的「行刺」,盛世才就將省政府副主席和加尼亞孜、委員滿楚克扎布、民政廳長馬紹武、財政廳長鬍壽康、建設廳長郁文彬、教育廳長陳馨等700餘人投入大獄,省政府為之一空。1940年又「破獲」一起「漢奸、帝國主義分子、『托派』匪徒三大陰謀集團暴動案」,新疆學院院長杜重遠、哈薩克族領袖沙里福汗等素不熟識的人被株連成案,牽連逮捕各級軍政官員數千人。


新疆公安管理處的辦案手法師承大清洗時期的蘇聯同行,對受審人員嚴刑拷打,並以親屬安全相威脅,迫使其供出羅織案件所需要的姓名和情節,再順藤摸瓜、擴大範圍,做成集團大案。部分受審人員口供保存至今,讀起來令人毛骨悚然。和加尼亞孜說審訊人員牙生「在旁邊提(示),我就照他所說的來說,但說到結果,我所說的話,還不夠他所提(示)的百分之十」,杜重遠供稱,「我決非托派,硬說我是托派,此系最痛苦者,比受刑還苦。真奇怪,聽你們所說,就像比我自己還清楚」。


盛世才對待公安管理處的態度也與斯大林對待克格勃如出一轍。在他培養的新人熟悉業務後,就借各種名義將有蘇聯背景的人員逮捕、驅逐,並不斷清洗舊人代以新人。邊務處長陳培生、公安管理處副處長庫爾班·尼亞孜甚至成為1940年「三大陰謀集團暴動案」的主犯,和牙生等工作人員一道被逮捕,除陳之外都死於獄中。


盛督辦的崛起


盛世才於1895年出生於遼寧開原,青年時代留學日本,受到社會主義思潮影響,成為馬克思的信徒。他從左派留學生變成赳赳武夫,繼而在邊疆登上權力寶座,有三位貴人助益良多。

第一位是奉軍將領郭松齡。1919年,盛世才回國參加五四運動,之後投筆從戎進入雲南講武堂韶關分校受訓,並得到擔任戰術教官的同鄉郭松齡賞識。畢業之後,他追隨郭氏回到東北,成為張作霖奉軍的一名排長。


郭松齡被奉軍少帥張學良倚為腹心,飛黃騰達,盛世才也因此備受重用,曾擔任奉軍代表與孫傳芳、劉湘等軍閥相周旋,並被保送到日本陸軍大學學習。在此期間,盛世才還迎娶了邱宗浚次女、被郭松齡認做乾女兒的邱毓芳,使雙方關係更進一層。


1925年,郭松齡因不滿張作霖而發動兵變,旋即兵敗身死。回國參與兵變的盛世才雖然幸免於難,卻被張作霖停發留學官費,生活陷入困頓。他向蔣介石、賀耀祖等南方將領求助得以完成學業,因而進入國民革命軍任職,但始終擔任幕僚職務,鬱郁不得志。盛世才常向友人表示,只有到邊疆才能施展抱負,最好能找一位無子的蒙古王爺拜為義父,待其死後繼承部屬,創造一番事業。


就在這段時間,新疆局勢劇變。1928年7月,統治新疆17年的楊增新遇刺身亡,繼任的省主席兼邊防督辦金樹仁治政無方,致使哈密軍民衝突演變為戰亂,久久不能平息。1930年,新疆省政府秘書長魯效祖前往南京接洽公務,尋覓軍事人才。他是盛世才人生中的第二位貴人。

曾任新疆省主席的包爾漢回憶,盛世才「講話時有點口吃,從眼神上反映出他對談話對手的深入觀察,似乎要從你的內心挖出你想的是什麼」。盛世才面見魯效祖時,也許就是靠著這種本領打動對方。當金樹仁告訴魯效祖不需要日本陸大畢業的高級軍事人才後,魯氏仍向盛世才表示「且隨我去,我有飯吃,你便有飯吃」,硬是將他帶到了新疆。


入疆之初,盛世才還是擔任參謀、教官等閑職。1931年5月,駐紮在甘肅肅州的新編第36師師長馬仲英率領其所部500餘人進入新疆,會合哈密暴動武裝接連攻克哈密回城、新城和鎮西縣城,省會迪化(今烏魯木齊)為之震動。魯效祖奉命擔任東路剿匪總司令前往征討,並調來盛世才擔任其參謀長。


20歲的馬仲英便是盛世才人生中的第三位貴人,只是「相助」的方式和前兩位大不相同。馬仲英第一次入疆很快以負傷返回甘肅告終,但哈密暴動武裝卻在其部將馬赫英等人的協助下打起了游擊戰,使省軍疲於奔命,也給了盛世才嶄露頭角的機會——金樹仁害怕帶兵將領形成勢力,一年內兩度更換東路剿匪總司令,反而使盛世才成為最熟悉前線情況的將領,加上他作戰注意揚長避短,常處於不敗之地,終於在1932年夏接任東路剿匪總司令。


1932年下半年,反金暴動蔓延到南疆,全省59個縣中超過40個都脫離了金樹仁的控制。1933年1月馬仲英第二次率部進入新疆時,省會迪化更被馬部以游擊戰圍困,戒嚴達46天,靠盛世才回師才將馬部驅逐到吐魯番一帶。


馬仲英上一次入疆使盛世才成為統兵大將,這一次則為盛世才登上督辦寶座創造契機。1933年4月12日,對金樹仁深為不滿的少壯派官員陶明樾(迪化縣長)、李笑天(航空學校校長)、陳中(督辦公署參謀),串聯「歸化軍」和東北義勇軍發動兵變。僵持之際,盛世才宣布參加兵變,進軍迪化,金樹仁因此倒台。


「歸化軍」是流亡白俄組成的部隊,東北義勇軍則是「九一八事變」後退入蘇聯又被遣送到新疆的抗日隊伍。盛世才用金錢換取了「歸化軍」的擁戴,又以同鄉關係和「打通東路回關內」的口號,博得東北義勇軍的信任。陶、李、陳三人推舉教育廳長劉文龍擔任省政府臨時維持會主席主持政務,東北義勇軍將領鄭潤成擔任邊防督辦主持軍事,但在鄭氏的謙讓和「歸化軍」將領的鼓噪下,盛世才得以出任邊防督辦。


1933年5月,暴動武裝首領和加尼亞孜與新政府秘密談和,率部脫離馬仲英。6月,向東接應和部的盛世才軍與向西推進彌補防線的馬仲英軍在焉耆縣紫泥泉正面遭遇。這是盛馬二人第一次當面對決。


雙方兵力均為7000餘人,盛世才以來自綠林武裝、槍法精準的東北義勇軍劉萬奎部配屬一隊鋼甲車和兩連機關槍搶佔前進陣地,誘使馬仲英前來進攻,待其陣形突出時以「歸化軍」、東北義勇軍兩翼包抄,一舉將馬部擊潰,戰場遺屍600多具,繳獲槍支1000多支。


這一次,馬仲英不但送給盛世才一個大捷,還附帶一個更重要的禮物——馬部電台人員,精通電碼破譯的日本人大西忠被盛部俘虜。


盛世才出戰前一天,南京國民政府派來的新疆宣慰使黃慕松抵達迪化,聯絡劉文龍、馬仲英和伊犁鎮守使張培元等人號召和談,拋出廢除督辦公署的意見,大有平息戰亂接管新疆的態勢。盛世才俘獲大西忠後,不僅利用他的身份宣傳馬仲英是受日本特務指使入疆作亂以搶佔輿論制高點,還使用其特長破獲了黃慕松與南京之間的往來電文,將各方動態掌握在手中。


1933年6月25日,盛世才突然從前線返回迪化,以召開會議為名,當場將替黃慕松進行聯絡活動的陶明樾、李笑天、陳中三人拉到後院槍決。黃慕松目瞪口呆,第二天就匆匆離開。


黃慕松雖然離去,馬仲英卻和張培元結成同盟,東西呼應出兵,在達坂城擊敗盛世才後再度包圍迪化。盛世才急忙派人向蘇聯方面請求支援,或許是盛世才「馬列信徒」的自我表白和對大西忠「日本特務」身份的宣傳起了作用,或許還有其他不為人知的承諾,蘇聯拋棄了爭取支持的馬仲英,選擇了盛世才。


1934年1月,蘇聯紅軍假借「歸化軍」名義進入新疆,將盛世才的對手一一擊敗。在此期間,馬仲英最後一次發揮了他的貴人作用——他沒有逃回甘肅,而是前往南疆。蘇聯紅軍緊隨其後,將當地割據勢力一一蕩平,移交省方。無路可逃的馬仲英被迫投降,本人前往蘇聯「學習」,最後不知所終。


最終,盛世才登上了「新疆王」的寶座,在蘇聯援助下「建設新新疆」的同時,也打開了大清洗的地獄之門。


「各民族救星」的隕落


1940年兼任省主席前,盛世才在新疆只有「邊防督辦」一個官方身份,地位卻遠在接替劉文龍的傀儡省主席李溶之上。在民眾心目中,盛世才是「建設新新疆」的領導者、是遠在大後方的抗日英雄,每到4月12日「倒金革命紀念日」,大街上會將他與斯大林的畫像並列懸掛,視為革命偉人。1934年4月的第二次全省民眾代表大會上還發表《告全疆各族民眾書》,號召「集中我們的一切力量來擁護全疆各民族的救星盛督辦」。


中國民間一貫有「梟雄多疑」的看法,盛世才是最好的例子。他懷疑所有人,無論是新疆舊官僚、「歸化軍」和東北義勇軍軍官還是蘇聯和中共幹部,都是他監控和清洗的對象,甚至連他親自邀請來新疆的老朋友也不放過。對蘇聯人,他更是明裡親善,暗中提防。早在1937年,盛世才便向蘇聯控告駐迪化總領事阿布列索夫是英國間諜,使其被召回處決。


盛世才出任邊防督辦之後,許多親屬前來投奔,除了邱宗浚、邱毓熊父子,還有妹夫彭吉元擔任財政廳長,連襟汪鴻藻擔任督辦公署參謀長。這些人雖然也受到監視,還要逐日填寫行止向盛世才彙報,畢竟逃過歷次陰謀暴動案的羅織。被蘇聯派到新疆工作、並與盛世才妹妹結婚的共青團創始人俞秀松就沒那麼幸運。1937年12月,俞秀松被從蘇聯經新疆回國的王明定為托派匪徒,盛世才將其逮捕下獄,繼而轉送蘇聯處決。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戰局不利的蘇聯停止對新疆的經濟援助,還要求盛世才以實物提前償還債務。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開始向中國提供援助,國民政府的抗戰危局得到緩解,騰出手來解決新疆這個大後方問題。莫斯科和重慶對新疆的關注和控制能力此消彼長,迫使盛世才開始考慮轉變立場。


這件事因一場血案陡然加速。1942年3月19日,省政府南花園響起槍聲,盛世才四弟、新疆機械化旅旅長盛世騏中槍身亡,死因眾說紛紜。但盛世才迅速將血案變成了向國民政府和蔣介石表態的機會。經過一番偵訊,盛世才宣布兇手是盛世騏妻子陳秀英,背後指使者則是督辦公署的蘇聯軍事顧問拉托夫和駐迪化總領事巴庫林,這是一起旨在「推翻新疆六大政策,建立脫離中國的偽政權」的陰謀暴動案,並以此為由逮捕嫌犯656人。在公安管理處的熟練操作下,陳秀英甚至供述「倘能蒙政府及督辦念我是受人欺騙、壓迫而做出殺害親夫之事,能夠免予處死刑,我當能照料好子女,孝順公婆。一俟子女長大成人,我當偕他們決心刺殺拉托夫和巴庫林,以報仇恨」。


國民政府立即做出回應。4月中旬,蔣介石召見新疆駐重慶代表張元夫,邀請盛世才到重慶會晤。盛世纔則派出五弟盛世驥前往接洽。7月,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到新疆視察,並帶來蔣介石親筆信,許諾「吾弟之事業即為中正之事業,故中正必為吾弟負責,以解除一切之困難也」。8月,蔣夫人宋美齡親臨迪化,向隨訪的各國記者表示「中央堅決相信盛氏,將來新疆各項工作需要中央協助與否,全由盛氏決定」。


得到國民政府表態的盛世才終於決定轉向。9月間,在盛世才的要求下,蘇聯駐新疆的顧問、專家和軍隊陸續撤離。隨後,盛世才即以盛世騏案的名義將中共駐新疆代表陳潭秋和毛澤民等中共幹部逮捕入獄,並邀請重慶方面派員前來審訊。


1943年初,盛世才被任命兼任第8戰區副司令長官及國民黨新疆省黨部主任委員。表面上,這是國民政府對盛世才反蘇反共舉措的嘉獎,但實際卻是進一步掌控新疆的手段。有了省黨部,重慶方面堂而皇之的派來了書記長黃如今和一批工作人員,接管廣播電台和新疆日報社等宣傳喉舌,並在各縣發展黨員。設了副長官部,第8戰區所屬部隊也源源開入,控制了進出新疆的大門星星峽。


隨著國民政府的滲透日益加深,盛世才再次感受到威脅,於是重施故技,製造了他一生中最後一起「陰謀暴動案」。1944年8月,盛世才以「共產黨姦細」的名義,將黃如今和建設廳廳長林繼庸等100多名有重慶背景的幹部逮捕。但蔣介石並不吃這一套。事變次日,駐甘肅、新疆的國民黨軍便開始動員,接替蘇聯紅軍進駐哈密的新45師第3團星夜奔赴迪化城下,空軍也在酒泉集中準備入疆。8月29日,國民政府徑直下令,任盛世才為農林部長,並派中統特務首腦徐恩曾前往迪化「請」他上任。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登上專機飛赴重慶。


盛世才為了登上「新疆王」寶座用盡手段,垮台卻和前任金樹仁一樣利落。但是,農林部長的位子還沒有坐熱,《新疆全體民眾討盛檄文》已經通電全國,《盛世才禍新紀略》也在重慶四處散發,控訴乃至尋仇的言論不絕於耳,盛世才只能在家辦公。抗戰勝利前夕,盛世才在國民黨六大上備受攻擊,靠蔣介石一句「歸還新疆有功」才僥倖過關。國共戰爭期間,他先後在西北、武漢兩個行轅擔任總參議的閑職。


盛世才深知,新疆民眾對他恨之入骨,蘇聯和中共更不會放過他,只有跟隨蔣介石才有活路。早在1948年12月,他便帶全家前往台灣居住,並不斷寫信要岳父邱宗浚來台相聚,等來的卻是噩耗和對他的再度聲討。


由於這個教訓,盛世才在台灣繼續深居簡出,不僅躲避新疆來客,也不參加任何東北同鄉活動,家屬甚至改名換姓以求避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請他做口述歷史也敬謝不敏,只為當年友人對他的回憶,發表過幾篇反駁文章。


1970年7月13日,盛世才因腦溢血死於台北。蔣介石為他簽署了一張「旌忠狀」,說他「忠貞為國」。也許,未使新疆成為別國領土,是盛世才唯一值得銘記的功績了。


作者: 王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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