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中三個賣國賊＂親日而不賣國＂？

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是五四運動中眾口一詞的賣國賊。安福俱樂部控制的國會，接二連三提出彈劾曹汝霖、章宗祥的議案，明白說他們是「國賊」。連地攤說相聲的都編了相聲《揣骨相》，指桑罵槐地罵他們，「沒骨頭，金錢摟足，以外人為護符」。說他們屬於「大賊骨頭」，賣國求榮，明知挨罵裝聾子，是「現代秦檜」。

與日本「結緣」

曹、章、陸三人，都是19世紀末比較早的留日學生。在中國的留學史上，留日學生的數量最多，多到跟去英美的學生完全不成比例的地步。但絕大多數留日的學生，都是學速成的。日本人出於掙錢的目的，專為「清國留學生」辦了許多速成學校，一年就了事，學到什麼，只有天知道。多數人連語言關都沒過。反正當時的日文跟中文相差不大，學了幾個新名詞，回國就可以唬人了。能進正規的專門學校的，大約3%或4%，進大學讀本科的，不足1%。曹、章、陸三人，都是日本名牌大學的本科生，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見機得早，趕上了好時候。曹汝霖先進早稻田，然後轉到東京私立法學院。而章宗祥的經歷簡單一點，是明治大學的畢業生。陸宗輿也不差，在日本政治家搖籃的早稻田大學畢業。

他們三人作為留學生而言，其實命運很是不錯，留學趕上優待，不像後來沒有趕上點的留日學生，人數眾多，魚龍混雜，考學艱難，在日本上一個專科，都難上加難。而且生活上飽受日本人的歧視，早期的優待全無。更幸運的是，這三人畢業就趕上了清廷的新政，朝廷缺人之時、用人之際，回來就進入剛組建的以西方為模本的政府機關，春風得意，很快就身居要職，到清覆滅時，曹汝霖已經升任外務部左侍郎，變成部領導了。

名不符實之罪

由於五四運動，這三人成了賣國賊，由此追溯到二十一條的簽訂時，曹汝霖是外交次長，陸宗輿是駐日公使，所以都有了責任。陶菊隱先生在書寫這段歷史的時候，指斥當時身為中國外交次長的曹汝霖，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忠實代理人」，說他在公府的會議上，「得意忘形地暴露出，他事先就得知日本將提出『二十一條』」，把袁世凱都氣壞了。但在歷史檔案上，這種事是沒有的。曹汝霖也好，陸宗輿也好，沒有證據表明他們跟二十一條的陰謀有什麼關係，或者說在推動中國政府簽訂條約，起過什麼作用。陸宗輿為了緩解中國政府的壓力，在日本還是做了不少情報工作。有資料說，他在和日本外務省交涉過程中，曾經把一隻手槍放在辦公室的抽屜里，晚上則放在卧室，揚言若日本方面再行逼迫，就飲彈自殺。這種行為，無論是嚇唬人也好，做給國人看的也好，但畢竟跟賣國扯不上干係。

自晚清以來，直接跟西方打交道的人，一般都難逃脫賣國的惡溢。處在第一線辦交涉，妥協就等於賣國，但不妥協，又無路可走，只要你經手操作，這種兩難境地，概莫能外。連曾國藩這種在朝中聲望如此高的人，也會因為辦理天津教案中的中法交涉，而背上罵名，在羞慚中死去。在近代史上，被罵的最多者，莫過於李鴻章，「李二先生是漢奸」，幾乎成為那個時代朝野的共識。李鴻章最大賣國之舉，莫過於簽訂馬關條約，但是李鴻章不去簽，別人也得去，別人去簽，肯定不見得比他簽要好一些。

應該說，從技術上講，曹、章、陸所做的中日交涉，甚至包括引入西洋借款，都無非是襲承晚清外交官們一貫的做法，儘可能在字面上摳來摳去，以求減少損失，儘可能用協議和條文，對強暴的對手加以約束。但是，他們也許沒有想到，段政府武力統一和親日政策的結合，在大前提上，就已經大錯而特錯了，在錯誤的前提下，沿著錯誤的政策做的任何事情，都只能是錯的。

「親日而不賣國」之說

據曹汝霖家的僕人後來回憶說，五四那天，在學生剛來的時候，其實北京的警察總監吳炳湘也在曹家，看見學生氣勢洶洶，吳炳湘說要加派警察。曹汝霖卻說，「幾個小孩子，就讓他們鬧一鬧吧，沒什麼了不起的。」如果屬實，說明曹汝霖對待學生還比較客氣。但是，家被燒了以後，態度有點變化。多年積累的家產被毀，也難怪。五四運動曹汝霖家被毀、章宗祥挨打之後，他們三人都有一個表態。曹汝霖提交了一份辭呈，通篇充滿抱怨之辭，從家產被毀到自家的外交業績，尤其念念不忘主持借款，未收一分錢回扣之事，被後人譏為「『表功』多於『自責』」，尤注重於經手借款，未收回扣，以矜誇其廉潔無私，殊不知國人所指斥者並不在此也」。陸宗輿好一點，除了抱怨有人「借外交問題，以為傾軋之具」之外，倒是沒有表功，以身體不好為由，自請辭職。只有章宗祥態度最好，火燒趙家樓，他挨了一頓飽打，如不是正好前來的中江丑吉拚死擋了一下，後果不堪設想。挨打之後，章宗祥住進了醫院，據說很長時間都沒有脫離危險，聞聽肇事的學生被捕，不僅沒有提出控告，反而由其妻子代替章宗祥具呈保釋學生。雖然「自知眾怒難犯，亦可見其風度」。

可見，在三個賣國賊中，也有分別，對於段政府的親日政策，責任最大的曹汝霖，對於五四運動怨氣也最大，直到寫回憶錄的時候，已經是90歲的皓然一老，依然恨恨不已，而陸宗輿和章宗祥則要低調得多，平和得多。

事後來看，三位不過是職業官僚而已，跟親英美的顧維鈞、羅文干、施肇基等人沒有多大的區別。只要當政者需要加強跟日本的關係，自然會重用他們，沒有別的選擇。而他們的政務操作，親英美的官僚一樣，也日趨技術化。作為職業技術官僚，他們三人大體上還是守本分的。同為官僚中人的張一鷹後來說，自曹汝霖因五四運動辭職之後，繼任者曾毓雋更加不堪，放手挪用部款，一點規矩都不講，比曹汝霖還不如。

最後需要一提的是，儘管這三人官癮不小，但自打五四以後，就從政壇銷聲匿跡，再也沒被重新起用過。抗戰時期，這三人雖然都留在淪陷區，但都沒有出來擔任偽職。的確，因為曹、章、陸沒有下海做漢奸，以後他們三人都沒有受到國民政府的追究。可見，曹汝霖所說自己親日而不賣國，不是沒有一點根據的。至少比起那些當時的名聲比他們還要好一些的北洋政客，王揖唐和王克敏之輩，要強多了。

【本文原載：《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張鳴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愛思想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