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慶摩崖造像揭秘 北京市規模最大的明代道教石像群

每年去延慶龍慶峽景區遊玩的遊客很多，但很少有人知道，距此約5公里的燒窯峪村，隱藏著一些石像。這些石像被稱為摩崖造像，雖然其數量只有24尊，但已經是北京市規模最大的以道教為題材的明代石像群了。而那些神態各異的摩崖造像，無形中給這個小山村增添了幾分神秘。

摩崖造像是摩崖石刻的一種，摩崖石刻是中國古代的一種石刻藝術。清代馮雲鵬所著的《金石索》載：「就其山而鑿之，曰摩崖。」意指在山崖石壁上所刻的書法、造像或者岩畫，統稱為摩崖石刻。摩崖石刻起源於遠古時代的一種記事方式，盛行於北朝時期，直至隋唐以及宋元以後，在中國的藝術體系中佔據了重要位置。

北京地區的摩崖石刻歷史悠久，分布廣泛，內容豐富，數量眾多。據不完全統計，現存的摩崖石刻不下百餘處，除了城區外，各郊區縣基本上都有。而燒窯峪村的摩崖造像雖存在已久，卻知者甚少。直到2014年，文物部門才對該處的摩崖造像作了有效保護，比如拓寬了造像前平台，設置了仿古游廊。

燒窯峪的摩崖造像具體建於何時？史料中並無確切記載。不過，在該處摩崖造像旁邊的岩壁上，還保存著一處高0.9米、寬0.61米的摩崖石刻。歷經歲月的洗禮和風雨的侵蝕，石刻字跡早已模糊不清，隱約可以看出有「萬曆」等字。

這些摩崖造像有什麼樣的經歷，燒窯峪村又有什麼樣的故事？本期品讀講述的就是燒窯峪村和摩崖造像的往事。

1、造像藏在半山腰

燒窯峪村隸屬延慶區舊縣鎮，位於舊縣鎮政府西北5.8公里處。燒窯峪村始於明代，屬永寧衛軍屯，為燒炭之所，故稱燒窯峪。村子很小，就在山腳下，從村南走到村北，只需走上幾百步就到了頭。村裡有個不大的空場，十幾個樸實的村民聚在那裡，或曬太陽，或踢毽子，享受著恬靜的田園生活。

摩崖造像在何處？村民用手往北一指：「就在村北的那座小山上。」熱心的村幹部李來有聽說筆者前來尋訪古迹，自告奮勇帶路前往。跟著李來有出了村開始登山，山脊崎嶇，道路狹窄，有些路段僅一尺多寬，堪堪能容倆人錯開。下面雖不是萬丈深淵，掉下去也會有生命危險。山雖不高，卻也群峰林立，別有風景。一邊往上走，李來有一邊介紹：「那座山叫椅子圈、鳳凰山，那座山叫將軍帽、半塊豆腐山，半塊豆腐山上有一瀑布，落差約二三十米，俗稱水溝，如果從燒窯峪摩崖造像處上行，到山樑後西行，就可登頂半塊豆腐山。」

我們所爬的山則被當地村民稱作饅頭山。約半小時後，盤山小路越來越窄，猛然間，右手邊突然變寬。此時已經來到半山腰，這裡竟然藏匿了摩崖造像群。此處崖壁豎切下來，向內掏成石窟，由東往西水平排列著三座石窟，裡面用山石雕塑成像。

東殿不很大，面闊約三米五，進深三米三，高兩米。殿內石台上，並排供奉著三尊造像，均寬衣博帶，結跏趺坐。中間造像雙手合於腑前，兩側一像手持石杵，一像手持法器。李來有稱此為三官殿，道教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三尊雕像只有身子，頭部是村裡人用黃土膠泥塑造的。這也是有歷史原因的，上世紀70年代初，村裡年輕人「除四舊」，把石像推到山下，一尊損壞嚴重，另兩尊也倒在溝壑之中，身首異處。直到1997年夏天，當初的那幾個年輕人已經成了中年人，他們又把三尊雕像搬回殿里，但雕像的頭部卻已找不到了。

相隔幾米就是中殿，洞窟坍塌嚴重，殿前有一塊從頂部塌落的巨大岩石。李來有說：「這是1947年遭國民黨部隊炮擊時炸塌的，當時砸毀了一尊神像。」中殿面闊四米八，進深兩米一，高兩米。規模明顯比東殿大，石像也有11尊，一字排列，高低有序。中間一尊最高，端坐石台上，身著鎧甲、玉帶，左手放於左腿之上，掌心向上掐訣，右手空握，只可惜頭像殘缺，不知面部表情。村裡老人認為這是真武大帝雕像，洞窟也叫真王殿。左右兩側各侍立5尊神像，上首5尊有的手托供品，有的做出服侍狀，神情虔誠；下首5尊面目威嚴、凶煞。從人物形象上看，有金童玉女、龜蛇二將、雷公等諸神，其中以尖嘴、鷹爪、左手執楔、右手執槌的雷公形象最為突出。

西殿俗稱娘娘殿，殿內共雕有10尊石像，有兩尊破損較嚴重，其餘都還完整。正面石台上有像3尊，均為中年婦女，形象端莊，約半米高，坐式抱手，目視前方。中間石像抱手，掌心環出一孔，上可插香。從形象上看，似為碧霞元君、眼光娘娘和送子娘娘。傳說眼光娘娘主光明，治眼疾，進而又演化為無所不治。燒窯峪村也有類似傳說，傳說在附近娘娘廟的石台上，有一深25厘米，直徑30厘米的水坑，誰眼睛有毛病，取石坑裡水，點上就可治癒。

2、造像疑為明代所有

中殿，旁邊有坍塌的山石

燒窯峪的摩崖造像中，中西兩殿雕刻精細，人物造像比例適當，造型美觀，表情各異，栩栩如生。而東殿雕刻線條簡約流暢，不飾雕琢。只可惜此處山石並不堅硬，歷經風雨的侵蝕，石像多有風化，靠近洞口的浮雕石像，身子已快與石壁持平。

東殿石窟一側，石壁上刻有碑文，字跡早已模糊。李來有介紹說，前些年往碑文上潑上水，還能看出有「萬曆七年」等字樣。但是現在看著粗麻的石面，很難想像出這些字的筆跡。不過，從殿頂雕刻出的仿木斗拱，和斗拱下的蓮花圖案，以及雕像所戴的頭飾等來看，似為明代所有。但是，有的雕像人物的面部特徵又有北方或西部人的相貌，因此也有明代前的可能。

筆者諮詢過延慶文委的專家，他們做過碑文的拓片，但也只是有隱隱約約的痕迹，字跡不好辨認，市文物局的專家們也不能肯定是哪個朝代的。

相關的文獻記載不多，2006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延慶縣誌》上記載：燒窯峪石刻「初步確定為明萬曆年間（1573—1620）鑿刻」。而1981年出版的《延慶縣地名錄·名勝古迹》，在一覽表中另有記錄：「佛爺殿，燒窯峪北山上傳為唐建。」

但是，此處為道教題材的石像群，又怎麼會有佛爺殿一說呢？當地村民回憶說，當初被年輕人推下山的三尊石像均是三官殿的，中間一尊頭像發盤螺髻，這是佛像，而旁邊一尊無髮髻，目光平和慈祥，也不是道教裝束。筆者細觀三官殿內雕像，只見石質發青，與饅頭山發紅的石質有所不同。而三官殿內雕像能從石窟中搬動，也非與山一體，且三尊雕像皆趺坐，為佛家坐法。所以三官殿是否為佛爺殿？燒窯峪石窟是否多教合一？建造於何時？三座石窟是否同時開鑿，或間隔多久？一系列的疑問還有待考證。

延慶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廟觀遺址，至今還保存著多處真武廟、泰山廟、三官廟遺迹，還有很多奶奶頂、奶奶廟、娘娘廟之類的古地名，道教在這一帶很有影響。明朝初期，燕王朱棣發動「靖難之變」，奪取了皇位。傳說在燕王的整個行動中，真武大帝都曾顯靈相助，因此朱棣登基後，即下詔特封真武為「北極鎮天真武玄天上帝」，並大規模地修建武當山的宮觀廟堂。同時，永樂皇帝還宣揚自己是真武的化身。在帝王的推崇下，真武信仰在民間得到廣泛傳播。而燒窯峪的摩崖造像，就是目前北京地區已發現的道教題材規模最大的一處，其中就包含真武大帝像。此處雖遠遠無法和國內著名的石窟群相比，但也人物神態逼真，雕工精湛，有其獨到之處。村裡已經94歲的李鳳岐老人至今記得流傳下來的故事，據說當初建石窟時，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光鹽就吃了10擔，可想用功之深。

3、村民義務守護30年

中殿中的造像

燒窯峪村有不少村民對山上的摩崖造像懷有深厚的感情，多年來，村民們已經成為摩崖造像的保護者，李鳳君老人就是其中之一。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李鳳君上山時，看到造像被人為破壞，就萌生了保護的念頭：「老祖宗留下的寶貝，不能在咱這輩人手中弄丟了。」 從1985年開始，他就成了饅頭山摩崖造像的義務守護者。從他家到摩崖造像大約有3里路，其中有1里的山路，來回差不多兩個小時。山上沒有修步道，彎彎曲曲的山路是靠堅實的雙腳走出來的。一路上，斬荊除草，他不停地揮舞鐮刀。雖說是條路，但很多地方只是一個一個不規則的台階，上山時手腳並用，下山時小心翼翼。李鳳君平均每3天就會去山上巡查一圈，幾十年來風雨不輟。他說：「這麼多年都習慣了，不上山看看它們心裡就覺得不踏實，生怕再有點兒什麼閃失，對不起子孫啊。」

30年來，只要碰到遊客上山探訪摩崖造像，李鳳君不但給帶路，還主動義務講解，介紹村裡的寶貝文物。這樣的村民有很多，就像村幹部李來有，一聽說筆者來看摩崖造像，就給筆者帶路前往。

隨著此處的摩崖造像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知，文物部門也加強了保護工作。原來造像被鐵欄杆封著，不好觀賞，而且背後就是懸崖，非常危險。現在文物部門建了鐵棚子，把造像保護了起來。

除了摩崖造像，山頂的碎石堆也是村民們保護的對象。李來有帶筆者爬到山頂，能看見碎石堆，這些碎石堆也是有出處的。查閱明嘉靖《隆慶志·烽燧》：「境內南北山峪隘口可通人馬處悉用磚石砌塞，山峰嵯峨可以瞭望者各置煙墩。」碎石堆就是當初的煙墩。煙墩俗稱煙墩兒、墩台，或通常所說的烽火台，用於點燃煙火，傳遞信息。明代有「墩口各撥軍三名夜不收」的規定，三人正好日夜倒換值班。除了碎石堆，還有些殘石，殘石應為邊牆，而非長城，邊牆的作用是聯結著兩座山峰，阻塞僅可通人馬的隘口。

4、燒窯峪曾是軍堡

山頂上早已坍塌的煙墩，在明代是軍事設施，現僅存碎石塊

燒窯峪的名稱由何而來，是否真的燒過窯？李來有說，以前燒炭，也燒過磚。而此處最早的村民，據說是一戶姓陳的韃靼人，遼時有祖墳200畝。但村里長者李鳳岐又說，村裡人是山西洪洞縣來的。

歷史上確實有山西流民一說。元末連年戰爭，河北、河南、安徽、山東等地人口驟減。而晉南處在戰爭後方，經濟繁榮，人口發展很快。《明史·太祖紀》就載有幾次大遷徙：洪武四年（1371）三月，「徙山後民萬七千戶屯北平」。接著，又在六月，「徙山後民三萬五千戶於內地。又徙沙漠遺民三萬二千戶屯田北平」。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後，於永樂三年（1405）「徙山西民萬戶實北京」。幾次大規模移民，充實了北京的人口。

明初時，燒窯峪一帶荒無人煙，荊棘遍地。永樂皇帝朱棣就是看到此景，才設立永寧縣，當時只轄5個屯堡：終食屯、團山屯、順風屯、米糧屯、花園屯，都距燒窯峪不遠，其中團山屯最近，僅10里路。當時朝廷實行了阻隔式防禦策略，建立大批屯堡，分為軍屯和民屯。明嘉靖《隆慶志》中，列舉了眾多的屯堡，並未出現燒窯峪的名字。不過，隨著在延慶北面的各個山口建起邊牆、煙墩，防禦不斷細化，燒窯峪的名字漸漸出現在志書當中。明萬曆《永寧縣誌》出現了：「燒囗峪，城北三十里。」「囗」字是什麼，只能猜測。至清光緒《延慶州志》中則明確說明了「燒窯峪在永寧北三十里」。「附舊志」中記有：「燒窯峪口，距州三十里，通赤城縣，路狹，無防守。」燒窯峪村就在山腳下，北面有一條通往赤城的小路，但要翻過太安山，路極窄，想過重兵很困難。

「附舊志兩衛屯堡」中，還記述了附近周邊的情況：「燒窯峪屯在衛西北二十里。」還有太百老屯、白草凹、二鋪、小堡子、常家營、羅家台，「以上七堡系軍堡，舊屬永寧衛」。此時才知，類似燒窯峪那樣的小路也不忽視，惟恐敵人進入。因了這個山口，燒窯峪才列為軍堡，並于山頂建起邊牆和煙墩，加強防備。《延慶州志》反覆提到舊志，延慶影響大的志書有清康熙年編纂的，還有明嘉靖及萬曆年間編纂的。照此說來，燒窯峪村應建於明永樂之後，清代之前。

有幸的是，筆者在清末編纂的《延慶州鄉土志》查到一段記述：嘉靖年間，北方韃靼人屢屢侵擾，至三十一年（1552），有了轉機，游牧民族歸降了千餘口人，搬到四海冶、周四溝、永寧衛、靖安堡幾個地方定居生活。最初，牧民還保持原有的「駐牧」生活方式，國家每月給糧，每歲給賞，換來了「邊患始靖」，與當地人共住了30多年。永寧衛當時管著這一帶的軍事防衛，雖未特指燒窯峪，卻也相距不遠。

到了萬曆十八年（1590），這些牧民出現反覆，重歸北方，又成邊患。經過一番爭鬥，於萬曆二十一年（1593），才陸續來到這裡。這次有「男婦百七十餘」人，分布在永寧城北黃峪口、燒窯峪、白草凹、古城等處，每處也有三四十人。至此，燒窯峪才有了村落，並與北方民族共居。游牧民族在邊境上，長年與當地人共同生活，已接受了農耕文化，生活和風俗習慣慢慢趨同，難以區分了。

一個小山村竟有如此豐富的歷史，而且是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交融的見證。可見村落雖小，但深挖之下，仍有相當的歷史底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