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我看過無數套這樣的片子，但這一張，是我自己的……

編者按：

保羅 · 卡拉尼什曾經是一位神經外科醫生，也是一名作家。在就任醫生期間，曾因出色的研究成果，獲得美國神經外科醫生協會最高獎。

2013 年，即將抵達人生巔峰的保羅，忽然被查出患有第 Ⅳ 期肺癌。自此，他開始記錄自己的餘生，反思醫療與人性。

2015 年 3 月，37 歲的保羅離開人世。

本文譯自保羅作品《WHEN BREATH BECOME AIR》。

我是一名神經外科住院醫生，這是我接受培訓的最後一年。

我草草瀏覽著眼前的 CT 片子，診斷結果顯而易見：肺上布滿了數不清的腫瘤，脊柱變形，一整片肺葉被侵蝕。這是癌症，而且已經擴散得很厲害了。

過去六年來，我已經看過幾十套這樣的片子。但眼前這套片子不同：患者是我自己。

我和妻子露西一起看著上面的片子。她是一名內科醫生，現在就守在我身邊。露西說她愛我，而我回答她說……「我不想死。」

生命的一個章節，到這裡，似乎已經結束。我不再是牧師或牧人，可以協助生死的過渡；我發現自己就是那茫然困惑、不知所措、需要度化的綿羊。重大疾病不是要改變人生，而是要將你的人生打的粉碎。

我的肺癌確診了。人生本來有那麼多計劃，那麼接近事業巔峰。現在體力不支，重病纏身，想像的未來和個人的身份認同轟然倒塌。面對我的病人曾經面對過的，有關「存在」的窘境。

後來一周，我卧床不起。癌症在進一步惡化，我明顯更瘦弱了。邁著蹣跚的步子走出醫院的時候，我心裡真是想不通，僅僅六天前，我在手術室一站就是將近 36 小時，怎麼才一周的時間，就變得這麼虛弱了？

在確診以後，我開始擁有了兩個角度的世界觀：醫生和病人。

作為醫生，我知道不要去宣稱什麼「抗癌是一場戰鬥，我會贏」，也不要問「為什麼是我」。我很了解相關的醫療服務、併發症和治療方法，也可以根據各種數據來分析預後，從腫瘤專家和自己研究中得出結論 —— 這是肺癌第 Ⅳ 期，死亡率很高，但也有長期存活下去的病例。

然而，作為一個病人。我卻不知道，在不能保證充足時間的情況下，到底還要不要生個孩子，還要不要去為事業拼搏，實現多年來一心一意立下的雄心壯志。和過去的病人一樣，我也必須面對自己即將死亡這個事實，努力去弄清楚是什麼讓我這輩子值得一活。

腫瘤醫生艾瑪 · 梅沃德在詳細閱讀了我的檢查結果後，回顧了各種不同的方案，最終我們決定暫時不化療，服用一種叫特羅凱的葯。

我和艾瑪每兩周見一次面，我倆的討論從醫學方面的問題上升到更具有存在主義意義的話題。

「如果知道自己還剩多少時間，那就比較容易決定未來幹什麼。如果還有兩年，那就去寫東西。如果還有十年，那就回去做手術，做研究。」我堅持著說。

「這個沒法說。」她說，「但你必須搞清楚，對你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啊，我知道。我也從來不跟病人說具體的時間，但我可是一直都很清楚病人該做些什麼呀，不然我怎麼去做那些生死攸關的決定？

英文里的「希望（Hope）」這個詞出現在大概一千年前，融合了信心與渴望的含義。但我現在渴望的是活下去，有信心的卻是死亡，這兩者可是截然相反的啊。

那麼，當我說起「希望」的時候，是不是「為沒有根據的渴望留下一些空間」的意思呢？不是的。醫學數據不僅僅會顯示平均存活率這一類數字，也會測量我們對這些數據的信心水平。

住院醫生時期，我曾經和無數病人和家屬談過殘酷的預後狀況。如果這個病人已經九十四歲高齡，痴呆症晚期，嚴重腦出血，談起來倒是比較容易。但是像我這樣的病人，三十六歲，癌症晚期，那真是不知道說什麼好。

醫生之所以不跟病人談具體的預後狀況，不是因為他們不能。病人們尋求的，不是醫生們沒說出口的科學知識，而是那種必須靠自己才能獲得的穩妥的真切感。過於深入地談論數據，就像給乾渴的人喂太鹹的水。面對死亡產生的那種焦慮，遠不是數據上的「概率」可以緩解的。

治療開始後六個星期，我又去做了一次 CT。肺部之前散布著數不清的腫瘤，現在卻非常清晰，只有右肺上葉有一個一厘米左右的小瘤子。看得出來，我的頸椎也開始康復。

我的癌症病情穩定下來了。

我現在走路倒是不用拐杖了，但人生的前路仍然像癱瘓病人一樣，充滿不確定。早上我在疼痛中醒來，除了吃早餐，也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我無法前行（堅持不下去了）！我心裡這麼默默想。然而心中立刻有聲音反對，「你仍將前行。」

這句來自塞繆爾 · 貝克特的話，早在多年以前的大學本科時期就讀到了，這個時候適時地冒了出來。

我下了床，向前一步，一遍遍重複著完整的句子：「我無法前行。我仍將前行。」

就在這個早上，我作出一個決定：我要逼迫自己，回歸手術室。為什麼？因為我做得到。因為那就是我。因為我必須學會以不同的方式活著。

即使我是個將死之人，我仍然還活著，直到真正死去的那一刻。

我換上了那身熟悉的藍色衣服，拿著鋒利的手術刀，割開硬腦膜，大腦在輕輕地跳動，發著微光。巨大的腦靜脈縱貫顳葉頂端，這情景原始而質樸。我熟悉的大腦啊，一個溝壑縱橫的「桃子」，正在召喚著我。

所有的醫生都治病救人，而神經外科醫生則在為病人保命與保住個性之間備受煎熬。對於病人和家屬來說，問題不僅僅局限於生存還是死亡，還有到底怎樣的人生才值得一活。

你願意用說話的能力，來交換多幾個月的生命，默默無聞地度過餘生嗎？你願意冒著喪失視力的危險，來排除致命腦出血的哪怕一點點可能嗎？你願意右手喪失行動能力，來停止抽搐嗎？因為腦部控制著我們對世界的感知和經歷，任何神經上的問題都迫使病人和家屬去思考：到底是什麼，才賦予生命以意義，從而值得一活？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我的力量繼續回升，操作手術的流暢性與技巧也漸漸重回巔峰；雙手重新熟悉起來，能夠操縱和調整哪些只有幾微米的血管，又不造成任何傷害；我的手指又找回曾經的靈活。

一個月後，我幾乎是全負荷地在做手術了。露西也恢復了全職工作，而且已經懷孕了，寶寶的預產期是六月，剛好我也將在那時結束住院生涯。

二月份，我飛去威斯康星參加工作面試。他們的一切條件都正合意。晚飯後，主管開車送我回酒店，他在路邊停了車，「給你看個東西。」他說。

我們下了車，站在醫院門口，前面是冰封的湖水，對岸是科系辦公室星星點點的燈光。「夏天，你可以游泳或者開船去上班。冬天呢，滑雪滑冰都可以。」

真是太夢幻了。

也就是那個時候，我恍然大悟：這只是夢幻而已。我們不可能搬來威斯康星。萬一我這兩年癌症嚴重複發呢？露西得孤孤單單在這裡，遠離朋友和家人，僅憑一人之力照顧病入膏肓的丈夫和新生的孩子？

我近乎暴怒地抵擋著想接受這份工作的慾望，也意識到，癌症已經徹底顛覆了我對人生的規劃。癌症如同螃蟹的大鉗子，緊緊夾住我，阻止我前進。癌症的詛咒是奇怪而緊張的存在，也是對我的極大挑戰，對於死神的步步逼近，我既不能無視，也不能任其擺布。就算現在死神蟄伏起來，他的陰影也時刻籠罩著我……

我耳邊又想起艾瑪的話：你必須弄明白，自己最看重的是什麼。

在重返外科的第七個月，一個新的腫瘤出現了，有點大，填滿了我的右肺中葉。這時，我既不憤怒，也不恐懼，本來就是如此，這是大千世界中的一個事實。

這次的治療肯定更艱難、更痛苦，而活得久一些的可能性更為渺茫。也許未來幾個星期，幾個月，甚至永遠，我都無法再重返神經外科了。

我再一次走上了從醫生到病人的軌道，從行動者變成被動者，從主語變成了直接賓語。化療剛開始，身體就有了反應，非常強烈的疲乏感，深入骨髓，全身無力。後來，因為一些輕微的併發症在醫院進進出出，也就排除了任何重返工作崗位的可能。

一段時間以後，我已經符合了神經外科畢業的條件。那一天，我站在卧室里，為畢業典禮穿衣打扮，這畢竟是七年住院生涯的高潮。但突然之間，強烈的噁心感氣勢洶洶地襲來。我開始不斷嘔吐出綠色的膽汁，那種粉筆一樣的味道和胃酸大不相同，這是內臟深處湧上來的。我被送入了急救中心，我身體劇痛，意識飄忽不定。

事實證明，一期治療（特羅凱）失敗了。二期治療（化療）差點要了我的命，如果我還能活著接受三期治療的話，還有點希望。

艾瑪跟我聊了一些未來的流程。我用頭靠著牆，因為脖子上的肉鬆松垮垮，已經難以支撐。我腦子裡一團糟，如墜雲里霧裡。我需要她再次為我占卜預言，獲知生命的秘密。

「你至少還有五年好活。」她說。

她終於說出來了，但語氣根本沒有「神諭家」的權威，一點也不自信篤定。相反，這句話像一句懇求。此時此刻她不是醫生，只是個普通人，對抗不了冥冥中真正掌控這些的力量和命運。

我們面對面。一個是醫生，一個是病人，我們之間的關係有時候是前者對後者絕對的權威和把控，有時候呢，就像現在，只是兩個湊在一起互相安慰的人，而其中一個正對著死亡的深淵。

原來，醫生們也是需要希望的。

見完艾瑪回家的路上，露西的媽媽打電話說，露西要生了。接下來的兩小時，我目睹了露西和護士一起經歷生產的過程。看著她起伏的孕肚，想到露西和女兒的生活中，將會有很多缺失。如果我只能陪伴到現在這個份兒上，那就盡量陪伴吧。

面對生命的界限，人人都會屈服。大多數的夢想和抱負，要麼被實現，要麼被拋棄，無論如何，都屬於過去。

然而，有個小東西是有篤定未來的：我們的女兒。

她與我，只有短暫的交集。我只有一件事想告訴她：你曾讓一個將死之人的餘生充滿了歡樂。我不奢求這樣的歡樂永無止境，只覺得平和喜樂，心滿意足。此時此刻的當下，這是我生命中最重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