茌平，尋訪義和團的腳印

撰文：金滿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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茌平是魯西北平原上一個平凡的縣治，平凡到很多人未必能將它的讀音讀對。

不過，近代史上的一些事件都曾發生在那裡。如太平天國北伐軍將領李開芳當年敗死於荏平縣馮官屯；捻軍首領張宗禹最後「投徒駭河而死」，其中極有可能發生茌平縣境內；而歷史教科書上所稱頌的義和拳領袖朱紅燈，當年也曾在茌平縣一帶活動。

民間說法中的的朱紅燈與主流描述有頗大差異。上世紀六十年代，山東大學就義和拳問題做了一次針對性的調查訪問，據朱紅燈所在村莊的村民李連武回憶：「朱紅燈小名叫小朱子，是個老實孩子。……這個人個子不高，一臉大黑麻子，身子很粗很胖。他在這庄學神拳有四五年功夫，為人很好，常常給人家治病、治瘡的，給人家治病他也不要錢。……這庄的人都很喜歡他。」

因為事隔六十多年，能想起當年事情的人大都上了年紀，因此回憶中出現偏差所難免，據筆者在茌平縣所做的有限調查，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幾乎沒有聽說過朱紅燈，當地人也幾乎不知道這個人。這段歷史，在當地似乎沒有留下任何痕迹，這與主流歷史奉送的「英雄帽」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庚子年前後，在茌平、高唐縣一帶活動的除朱紅燈外，還有另外幾位神拳首領如心誠和尚及於清水等人。心誠和尚俗名楊順天，茌平楊庄人，後學得一身好武藝，人稱為「銅頭鐵和尚」；茌平郝庄人於清水也是長期練拳，當地人說他「沒爺沒娘，有些流氓」。「神拳」興起後，朱紅燈與心誠和尚等人的拳會彼此連成一片，互相聲援，並與高唐、平原等地的拳會相聯絡。另外，大李庄李會獻、呂官屯李潼關、梁官屯關東嶺、後朱樓朱啟明和趙官鎮李延起等人也在各庄成立「神拳」組織，並與朱紅燈等人互通聲氣。

剛開始時，茌平一帶的「神拳」還是秘密活動，1898年連續旱災後，各村紛紛設場，全縣「八百六十餘庄，習拳者多至八百餘處」，聲勢一時鼎盛。1899後，朱紅燈等人更是公開打出「天下義和拳」、「興清滅洋」的口號，並與平原、長清等地教民及官軍發生劇烈衝突，這也可以說是庚子年義和拳運動的先聲。直到1900年初，袁世凱出動新軍將之鎮壓，茌平一帶的義和拳勢力才向北往南直隸（今河北南部）擴散，並最終釀成驚天巨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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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對茌平歷史感興趣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筆者夫人來自茌平縣。在隨夫人多次回山東老家並經過齊魯大地時，筆者經常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作為一個具有悠久文化傳統的地區，何以會在一百多年前接受「降神附體」這種類似於迷信的觀念，並使得這一運動不斷傳播擴展，以至於引發了一場浩劫呢？

如果單純依靠書上記載，往往會使人誤入歧途，唯有實地的考察、親身的體驗，才能部分探究到歷史進程中潛藏的動力和原因。據筆者的觀察，魯西北地區大都是平原地帶，它和濟南一帶、膠東地區乃至魯西南地區都有著較大的差別。這一地區，並沒有因為鄰近孔子故里而文風茂盛，反而由於人口密集、土地貧瘠並且容易遭受災荒，這一帶的人口流動性非常大，而由此往北的河北地區、京津以南，和魯西北一帶的情況極為類似，加上華北地區的鄉民大都淳樸單純，習武成風，這也解釋了義和拳迅速向北擴展而不是轉向其他地區。

說到習武成風，筆者想起清末袁世凱練新軍時，招兵通常在山東、河南一帶，原因是那裡的男子身材魁梧且多不識字，這樣的兵利於掌控，多出「忠君愛國」之士。袁世凱的擔憂並非沒有道理，辛亥之役中，造反的都是南方新軍，袁世凱一手練成的北洋新軍則成為鎮壓起義的主力。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結果，倒是應了袁世凱的那句話，「畢竟不識字的可靠！」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魯西北平原或者說整個華北平原，在氣候、土壤構成、農業作物甚至民情民風大都雷同。通常而言，這片區域以種植小麥、玉米、高粱為主，其他則有大豆、花生、土豆、棉花等，品種並不算多。和南方相比，這裡的作物以高桿為主，筆者某年秋天從保定到石家莊，一路看到的華北大地，全是染黃的「青紗帳」，和茌平所見幾乎一模一樣。或許因為當地氣候乾燥而風沙較大的緣故，這一帶的人群看上去也有些相似。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以《紅高粱》一作成名，其老家山東高密，想必也是遍地青紗帳罷？

華北平原是騎兵馳騁的天堂，昔日的戰場如今早已為風沙所淹埋。在北京有一次路過僧格林沁祠，想起當年這位猛將在荏平馮官屯將太平天國北伐軍余部一舉剿殺，後以此功進親王銜，世襲罔替，神勇可知。如今茌平馮官屯西有條新河，過太平橋西行三里地有一村名叫范庄，范庄村東頭有一片窪地，據說就是活埋李開芳手下那些太平軍的地方。

不過，僧格林沁沒有想到的是，十年後他的蒙古鐵騎被同樣以騎兵為主的捻軍打得全軍覆沒，老僧王倉惶中躲進麥田，結果被捻軍小鬼張皮鯁一頭撞上，當下就給一刀砍成了兩段！一代名將，居然死在一個十幾歲的小鬼手裡，真可謂歷史的捉弄。細說起來，僧格林沁死的地方在山東曹州高樓寨（今菏澤），離荏平縣馮官屯其實並不遠，也就百里之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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茌平縣於夏商時代屬兗州，周屬齊地，秦行郡縣制，置茌平縣，因縣境在茌山之平地，故名茌平。自秦置縣以來，茌平因黃河多次改道而三移縣城，數易歸屬。元、明、清三朝，茌平屬東昌府（今聊城）管轄。據筆者有限的調查，當地居民很多都聲稱來自山西大槐樹，估計與元末戰亂及明初靖難之役有關，很多家族自山西遷來。

就古時交通而言，茌平旱路有官道，水路有運河，自古屬通衢大道必經之處。在筆者夫人所在的肖庄鄉朱啟虎村，筆者意外地發現一塊立於同治年間的石碑，碑長三米，寬約一米余，碑文標題曰「計開車馬田諸村公約」，所記之事系因官道上來往差使頻繁，當地不勝其擾而特捐出公田數十頃為「車馬田」，並指定某村專門耕種，以供來往差役之需。此碑早已斷裂，碑頭雕刻精美（所刻兩字不知為何字），倒卧在村西，碑身則側卧在村東，兩者相距約200米，保存相當完整，當地文物部門似應關注下。

茌平位於京杭大運河東昌府至臨清府（即《金瓶梅》主要背景地）之間，目前運河早已廢棄。在茌平期間，筆者多次探訪古運河某段支流，不過窄長的河道中早已無水，有也是污水潭子，周邊雜樹叢生，依稀能辨認出是人工挖成的溝壑。在其中的一段，筆者看到一個完全被毀棄的閘口，只剩下重達數百斤的大麻石條殘存於兩岸，依稀能看出當年的一絲風采。有意思的是，運河雖早已廢棄不用，當地人卻仍保留了它的古名——「運糧河」，這倒是符合歷史的叫法。

茌平段運河北接德州段運河，原為漢屯氏河，即隋之永濟渠。京杭大運河開通後，南北貨物互濟，其中又以「南糧北運」為主。自北宋後，因黃河改道淤積或戰亂等原因，運河時通時斷，直到明清兩代，運河中興並達到鼎盛，德州段運河成為漕糧轉運的重地，一時「舳艫首尾相銜，密次若鱗甲」，幾成南北水運的咽喉要地。清代中葉後，海運興起，河運日漸衰落，特別在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銅瓦廂決口改道後，運河淤積受埋，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漕運全線停止。民國後，德州段運河雖趨殘破但仍保持2米水深，可航載重20至30噸的木船。70年代末，因河道常年乾涸而徹底停航，也就是今日看到的景象。

黃河在山東境內的改道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義和拳的興起。黃河改道對當地水系造成巨大衝擊，破壞了原有的天然水系和灌溉系統，導致水系紊亂、河湖淤淺，嚴重削弱了河湖的容泄能力和灌溉能力，形成了「非澇即旱」的惡性循環。事實上，庚子年前連續兩三年的水澇旱災讓災民無所事事，「練拳」與「打教」（拳民認為天不下雨是洋傳教士與教民信教所致）一時風起，並非是沒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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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5月21日，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在給英國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說：「我相信，只要下幾天大雨，消滅了激起鄉村不安的長久的旱象，將比中國政府或外國政府的任何措施更迅速的恢復平靖」。

與往年以澇為主的態勢相反，庚子年北方各省的自然災害是普遍而嚴重的乾旱，如當時直隸的旱情記載：「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汗（旱），春麥未種，……直隸三省未下透雨」。北方的這次旱災蔓延甚廣，除了山東與直隸外，山西、河南與陝西等地也飽受乾旱之苦。在很多地方的縣誌中，當年都有「春夏大旱」，「十室九空」，「晚禾盡萎，大飢」的記載。由此，歷史上描述旱災「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悲慘畫面再次出現，其記載令人不忍卒讀。

從心理學意義上說，旱災被水災更加的可怕。一般來說，水災有時間限定性，暴雨不可能一直持續，只要大水退去後，災民即可回到家園重新恢復生活，而且洪水帶來的淤泥還能增加土地的肥沃度，有利於提高作物的產量。再者，水災造成的焦慮情緒往往可以通過追究瀆職的水利官員得以宣洩，也可以通過疏浚河道、加高河堤等措施來恢復農業生產的信心。換句話說，水災是一目了然的，但旱災就不一樣了。

旱災給人們帶來的巨大的心理壓力，往往在於它在時間上的不確定性，它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帶有持續性的、漸進式的苦難和折磨。水災一旦發生，它便已經成為一個過去的事情，人們大體上可以確定它的結束日期並規劃災後的生活，但旱災的不確定性則讓人充滿焦慮而無法產生預期。

如柯文在《歷史三調》中說的：「旱災持續的時間越長，這樣的問題就越急迫：什麼時候下雨？乾旱什麼時候結束？它會結束嗎？簡言之，水災形成後，人們最關注的是已發生之事，而旱災形成後，人們最為關心的是尚未發生之事。可以說，旱災給人們造成的心理壓力更大」。

從中國傳統的災荒觀來看，旱災往往被解釋為得罪了上天（玉皇大帝），因此皇帝和官員們往往會舉行莊嚴的祈雨儀式，祈求上蒼原諒，賜以甘霖。但是，並不是所有的祈雨活動都會得到回報，譬如庚子年的乾旱就並沒有因此而得到緩解。

乾旱使得直隸、山東等地的農民無所事事，義和拳也由此得以蔓延。最為巧妙的是，義和拳宣揚的「反教」觀念正好為緩解乾旱帶來的焦慮煩躁情緒提供了一個宣洩口，這便是義和拳揭帖中反覆強調的，當時北方久旱不雨，原因是「洋人得罪了老天爺」，所謂「天無雨，地焦干，只因鬼子止住天」，「天久不雨，皆由上天震怒洋教所致」，只有「掃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

法國社會學家勒龐在《烏合之眾》中說：「群眾不善推理，卻急於採取行動。……那些教條，具有不容討論的專橫武斷的力量」。中國有句老話叫「天怒人怨」，在人的能力範圍之內無法解決問題的時候，尋找一個替罪羊便顯得十分必要了。洋人、洋教與中國傳統及文化的格格不入，正好為「天庭震怒」找到了原因。

洋人洋教（及其背後的教民乃至一切與洋務相關的事務如鐵道、電報、洋行等）得罪了老天爺，這個觀念是不容懷疑的，因為從邏輯上說，假如是洋人洋教得罪了天庭導致乾旱，那普降甘霖又證明了他們的無辜。正如時人王照在《行腳山東記》中說的，當德國人在山東修建鐵路時，當地人「喧傳凡鐵路所經若干里內，禾稼皆死」，於是「齊向洋人拚命」，但「他日見禾稼不死，即為悅服洋人之日矣。」

事實上，當年六月，直隸、山東交界一帶下了一場透雨，附近一帶的義和拳便紛紛回籍，某佚名士大夫即記載說：「團即返奔，途中自相語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種地矣，似此吃苦何益？」遺憾的是，並非所有地區都像直隸、山東交界一帶那麼幸運，直隸北部等地區的旱情就一直沒有得到緩解，而這也是造成庚子年那場災難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實上，那些在華傳教士也在不停的祈求上帝賜予人們一場大雨，某傳教士在信中說：「拳民們威脅要搶劫並殺害傳教士和教民，……人民無所事事，只談論如何殺洋人和教民……形勢越來越險惡，如果一直不下雨，什麼樣的暴力事件都可能發生，我們知道，如果上帝願意，他會普降甘霖來解救我們。」另一個傳教士也說：「雨水對我們來說意味著安全，正是由於久旱無雨，他們才在這裡鬧事，並不是因為義和拳……他們本來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他們現在被飢餓折磨得絕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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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旱災帶來的焦躁情緒使人們失去了理性，出於對洋人與洋教破壞國人傳統生活的憎恨，義和拳對一切外來事務都持一種不容討論的排斥態度。除了焚教堂、殺教民之外，義和拳對洋貨也是深惡痛絕，正如《天津一月記》中記載的：「團中雲，最惡洋貨，如洋燈、洋磁盂，見即怒不可遏，必毀而後快。於是閒遊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毀物殺人」。

鑒於洋貨在很多方面確實具有先進性並為老百姓提供了方便，因而除了毀壞之外還有另外一種解決辦法，那就是給洋貨或帶「洋」字的貨品改名換姓，譬如「洋葯」改稱「土葯」、「洋布」改稱「土布」或「西布」，「洋貨鋪」改稱「廣貨鋪」，就連從日本引進的東洋車，本不屬於「反洋」系列的產品（當時的日本人在國人眼中乃同文同種，和西方人還是有本質區別的，庚子年的事件本與日本無關），但車夫們還是忙不迭的將之改名為「太平車」，並用醒目的紅紙貼在車尾，以防不測（六十多年後，紅衛兵將「西紅柿」改成「東紅柿」，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

毀物之後，傷人殺人隨之。在庚子年的那場浩劫中，華北地區的居民們都親眼目睹了一場連續的野蠻殺戮的恐怖場景：開始是義和拳殺中國教民，其中也包含了極少數的外國傳教士或洋人甚至外交官（日本書記官杉山彬和德國公使克林德）；接著是清軍與義和拳及其八國聯軍的相互攻擊，義和拳與清軍死傷慘重；最後是八國聯軍對義和拳乃至中國無辜平民不加區別的殘酷報復。

據馬士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的統計，在庚子年這場以「排外」為主要特徵的浩劫中，外國遇難者的數目僅為231人，而被殺的中國教民及無辜百姓，目前已經無法統計出具體數字。但根據中外各方的動輒數以百計乃至數以千計的記載來看，這個數字必然是外國遇難者的上百倍甚至是上千倍不止。

據統計，僅山西一省就有5700餘名教民被殺，而直隸、北京、天津的遇難人數更為巨大，如《庚子國變記》中的記載：「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車夫小工，棄業從之。近邑無賴，紛趨都下，數十萬人，橫行都市。夙所不快，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殺人刀矛並下，肢體分裂。被害之家，嬰兒未匝月亦斃之，慘無人理。」

勒龐在《烏合之眾》中說，「群體是個無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擔責任」，「群體感情的狂暴，會因責任感的徹底消失而強化。意識到肯定不會受到懲罰——而且人數越多，這一點就越肯定——以及因為人多勢眾而一時產生的力量感，會使得群體表現出一些孤立的個人不可能有的情緒和行動。在群體中間，傻瓜、低能兒和心懷妒忌的人，擺脫了自己卑微無能的感覺，會感覺到一種殘忍、短暫但又巨大的力量」。

義和拳不分青紅皂白的殺害教民乃至無辜者，這就是一種得到充分宣洩的群體性暴戾，而這種暴戾在當時被賦予了「正義性」，在這段全面失控的特殊時期，這些施暴者因為人多勢眾甚至不需要承擔責任（這點與66年後的「紅衛兵浩劫」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法國大革命及其殘酷性令勒龐得出一個結論，而這個結論同樣可以適用於庚子年，這就是「群體在智力上總是低於孤立的個人，其行為主要看環境如何，它可以成為犯罪團體，也可以成為英雄主義團體」，正因為如此，「群體數量上的強大使它感到自己勢不可擋，孤立的個人不可能焚燒宮殿或洗劫商店，但成為群體的一員後，足以讓他產生殺人劫掠的念頭並立刻屈從於這種誘惑。」

在失控狀態下，暴力便代表了「正義」，殺戮也成了家常便飯。令人恐懼的是，類似的事情在後來八國聯軍對義和拳民的屠殺中，得到同樣甚至是加倍的報復。在暴戾性殺戮面前，東方與西方、愚昧與文明幾乎沒有本質性的區別，加上後來那些清軍殘兵敗勇的劫掠暴行，老百姓才是這場浩劫中的最大犧牲品。

很可惜的是，義和拳以神權起家，但這種暴發戶式的新興權威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內在缺陷，它嚴重缺乏經濟和文化資源的支撐，因此註定是機緣巧合的曇花一現。特別在後來熱兵器的打擊下，在更為強大的殺戮面前，義和拳的神權無法保持它的權威，由此也很快在隆隆槍炮聲中銷聲匿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