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茌平,尋訪義和團的腳印

茌平,尋訪義和團的腳印



撰文:金滿樓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


茌平是魯西北平原上一個平凡的縣治,平凡到很多人未必能將它的讀音讀對。


不過,近代史上的一些事件都曾發生在那裡。如太平天國北伐軍將領李開芳當年敗死於荏平縣馮官屯;捻軍首領張宗禹最後「投徒駭河而死」,其中極有可能發生茌平縣境內;而歷史教科書上所稱頌的義和拳領袖朱紅燈,當年也曾在茌平縣一帶活動。

民間說法中的的朱紅燈與主流描述有頗大差異。上世紀六十年代,山東大學就義和拳問題做了一次針對性的調查訪問,據朱紅燈所在村莊的村民李連武回憶:「朱紅燈小名叫小朱子,是個老實孩子。……這個人個子不高,一臉大黑麻子,身子很粗很胖。他在這庄學神拳有四五年功夫,為人很好,常常給人家治病、治瘡的,給人家治病他也不要錢。……這庄的人都很喜歡他。」


因為事隔六十多年,能想起當年事情的人大都上了年紀,因此回憶中出現偏差所難免,據筆者在茌平縣所做的有限調查,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幾乎沒有聽說過朱紅燈,當地人也幾乎不知道這個人。這段歷史,在當地似乎沒有留下任何痕迹,這與主流歷史奉送的「英雄帽」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庚子年前後,在茌平、高唐縣一帶活動的除朱紅燈外,還有另外幾位神拳首領如心誠和尚及於清水等人。心誠和尚俗名楊順天,茌平楊庄人,後學得一身好武藝,人稱為「銅頭鐵和尚」;茌平郝庄人於清水也是長期練拳,當地人說他「沒爺沒娘,有些流氓」。「神拳」興起後,朱紅燈與心誠和尚等人的拳會彼此連成一片,互相聲援,並與高唐、平原等地的拳會相聯絡。另外,大李庄李會獻、呂官屯李潼關、梁官屯關東嶺、後朱樓朱啟明和趙官鎮李延起等人也在各庄成立「神拳」組織,並與朱紅燈等人互通聲氣。


剛開始時,茌平一帶的「神拳」還是秘密活動,1898年連續旱災後,各村紛紛設場,全縣「八百六十餘庄,習拳者多至八百餘處」,聲勢一時鼎盛。1899後,朱紅燈等人更是公開打出「天下義和拳」、「興清滅洋」的口號,並與平原、長清等地教民及官軍發生劇烈衝突,這也可以說是庚子年義和拳運動的先聲。直到1900年初,袁世凱出動新軍將之鎮壓,茌平一帶的義和拳勢力才向北往南直隸(今河北南部)擴散,並最終釀成驚天巨禍。


2

筆者對茌平歷史感興趣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筆者夫人來自茌平縣。在隨夫人多次回山東老家並經過齊魯大地時,筆者經常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作為一個具有悠久文化傳統的地區,何以會在一百多年前接受「降神附體」這種類似於迷信的觀念,並使得這一運動不斷傳播擴展,以至於引發了一場浩劫呢?


如果單純依靠書上記載,往往會使人誤入歧途,唯有實地的考察、親身的體驗,才能部分探究到歷史進程中潛藏的動力和原因。據筆者的觀察,魯西北地區大都是平原地帶,它和濟南一帶、膠東地區乃至魯西南地區都有著較大的差別。這一地區,並沒有因為鄰近孔子故里而文風茂盛,反而由於人口密集、土地貧瘠並且容易遭受災荒,這一帶的人口流動性非常大,而由此往北的河北地區、京津以南,和魯西北一帶的情況極為類似,加上華北地區的鄉民大都淳樸單純,習武成風,這也解釋了義和拳迅速向北擴展而不是轉向其他地區。


說到習武成風,筆者想起清末袁世凱練新軍時,招兵通常在山東、河南一帶,原因是那裡的男子身材魁梧且多不識字,這樣的兵利於掌控,多出「忠君愛國」之士。袁世凱的擔憂並非沒有道理,辛亥之役中,造反的都是南方新軍,袁世凱一手練成的北洋新軍則成為鎮壓起義的主力。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結果,倒是應了袁世凱的那句話,「畢竟不識字的可靠!」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魯西北平原或者說整個華北平原,在氣候、土壤構成、農業作物甚至民情民風大都雷同。通常而言,這片區域以種植小麥、玉米、高粱為主,其他則有大豆、花生、土豆、棉花等,品種並不算多。和南方相比,這裡的作物以高桿為主,筆者某年秋天從保定到石家莊,一路看到的華北大地,全是染黃的「青紗帳」,和茌平所見幾乎一模一樣。或許因為當地氣候乾燥而風沙較大的緣故,這一帶的人群看上去也有些相似。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以《紅高粱》一作成名,其老家山東高密,想必也是遍地青紗帳罷?


華北平原是騎兵馳騁的天堂,昔日的戰場如今早已為風沙所淹埋。在北京有一次路過僧格林沁祠,想起當年這位猛將在荏平馮官屯將太平天國北伐軍余部一舉剿殺,後以此功進親王銜,世襲罔替,神勇可知。如今茌平馮官屯西有條新河,過太平橋西行三里地有一村名叫范庄,范庄村東頭有一片窪地,據說就是活埋李開芳手下那些太平軍的地方。

不過,僧格林沁沒有想到的是,十年後他的蒙古鐵騎被同樣以騎兵為主的捻軍打得全軍覆沒,老僧王倉惶中躲進麥田,結果被捻軍小鬼張皮鯁一頭撞上,當下就給一刀砍成了兩段!一代名將,居然死在一個十幾歲的小鬼手裡,真可謂歷史的捉弄。細說起來,僧格林沁死的地方在山東曹州高樓寨(今菏澤),離荏平縣馮官屯其實並不遠,也就百里之遙而已。


3


茌平縣於夏商時代屬兗州,周屬齊地,秦行郡縣制,置茌平縣,因縣境在茌山之平地,故名茌平。自秦置縣以來,茌平因黃河多次改道而三移縣城,數易歸屬。元、明、清三朝,茌平屬東昌府(今聊城)管轄。據筆者有限的調查,當地居民很多都聲稱來自山西大槐樹,估計與元末戰亂及明初靖難之役有關,很多家族自山西遷來。


就古時交通而言,茌平旱路有官道,水路有運河,自古屬通衢大道必經之處。在筆者夫人所在的肖庄鄉朱啟虎村,筆者意外地發現一塊立於同治年間的石碑,碑長三米,寬約一米余,碑文標題曰「計開車馬田諸村公約」,所記之事系因官道上來往差使頻繁,當地不勝其擾而特捐出公田數十頃為「車馬田」,並指定某村專門耕種,以供來往差役之需。此碑早已斷裂,碑頭雕刻精美(所刻兩字不知為何字),倒卧在村西,碑身則側卧在村東,兩者相距約200米,保存相當完整,當地文物部門似應關注下。

茌平位於京杭大運河東昌府至臨清府(即《金瓶梅》主要背景地)之間,目前運河早已廢棄。在茌平期間,筆者多次探訪古運河某段支流,不過窄長的河道中早已無水,有也是污水潭子,周邊雜樹叢生,依稀能辨認出是人工挖成的溝壑。在其中的一段,筆者看到一個完全被毀棄的閘口,只剩下重達數百斤的大麻石條殘存於兩岸,依稀能看出當年的一絲風采。有意思的是,運河雖早已廢棄不用,當地人卻仍保留了它的古名——「運糧河」,這倒是符合歷史的叫法。


茌平段運河北接德州段運河,原為漢屯氏河,即隋之永濟渠。京杭大運河開通後,南北貨物互濟,其中又以「南糧北運」為主。自北宋後,因黃河改道淤積或戰亂等原因,運河時通時斷,直到明清兩代,運河中興並達到鼎盛,德州段運河成為漕糧轉運的重地,一時「舳艫首尾相銜,密次若鱗甲」,幾成南北水運的咽喉要地。清代中葉後,海運興起,河運日漸衰落,特別在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銅瓦廂決口改道後,運河淤積受埋,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漕運全線停止。民國後,德州段運河雖趨殘破但仍保持2米水深,可航載重20至30噸的木船。70年代末,因河道常年乾涸而徹底停航,也就是今日看到的景象。


黃河在山東境內的改道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義和拳的興起。黃河改道對當地水系造成巨大衝擊,破壞了原有的天然水系和灌溉系統,導致水系紊亂、河湖淤淺,嚴重削弱了河湖的容泄能力和灌溉能力,形成了「非澇即旱」的惡性循環。事實上,庚子年前連續兩三年的水澇旱災讓災民無所事事,「練拳」與「打教」(拳民認為天不下雨是洋傳教士與教民信教所致)一時風起,並非是沒有原因的。


4


1900年5月21日,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在給英國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說:「我相信,只要下幾天大雨,消滅了激起鄉村不安的長久的旱象,將比中國政府或外國政府的任何措施更迅速的恢復平靖」。


與往年以澇為主的態勢相反,庚子年北方各省的自然災害是普遍而嚴重的乾旱,如當時直隸的旱情記載:「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汗(旱),春麥未種,……直隸三省未下透雨」。北方的這次旱災蔓延甚廣,除了山東與直隸外,山西、河南與陝西等地也飽受乾旱之苦。在很多地方的縣誌中,當年都有「春夏大旱」,「十室九空」,「晚禾盡萎,大飢」的記載。由此,歷史上描述旱災「赤地千里、「易子而食」的悲慘畫面再次出現,其記載令人不忍卒讀。


從心理學意義上說,旱災被水災更加的可怕。一般來說,水災有時間限定性,暴雨不可能一直持續,只要大水退去後,災民即可回到家園重新恢復生活,而且洪水帶來的淤泥還能增加土地的肥沃度,有利於提高作物的產量。再者,水災造成的焦慮情緒往往可以通過追究瀆職的水利官員得以宣洩,也可以通過疏浚河道、加高河堤等措施來恢復農業生產的信心。換句話說,水災是一目了然的,但旱災就不一樣了。


旱災給人們帶來的巨大的心理壓力,往往在於它在時間上的不確定性,它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帶有持續性的、漸進式的苦難和折磨。水災一旦發生,它便已經成為一個過去的事情,人們大體上可以確定它的結束日期並規劃災後的生活,但旱災的不確定性則讓人充滿焦慮而無法產生預期。


如柯文在《歷史三調》中說的:「旱災持續的時間越長,這樣的問題就越急迫:什麼時候下雨?乾旱什麼時候結束?它會結束嗎?簡言之,水災形成後,人們最關注的是已發生之事,而旱災形成後,人們最為關心的是尚未發生之事。可以說,旱災給人們造成的心理壓力更大」。


從中國傳統的災荒觀來看,旱災往往被解釋為得罪了上天(玉皇大帝),因此皇帝和官員們往往會舉行莊嚴的祈雨儀式,祈求上蒼原諒,賜以甘霖。但是,並不是所有的祈雨活動都會得到回報,譬如庚子年的乾旱就並沒有因此而得到緩解。


乾旱使得直隸、山東等地的農民無所事事,義和拳也由此得以蔓延。最為巧妙的是,義和拳宣揚的「反教」觀念正好為緩解乾旱帶來的焦慮煩躁情緒提供了一個宣洩口,這便是義和拳揭帖中反覆強調的,當時北方久旱不雨,原因是「洋人得罪了老天爺」,所謂「天無雨,地焦干,只因鬼子止住天」,「天久不雨,皆由上天震怒洋教所致」,只有「掃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


法國社會學家勒龐在《烏合之眾》中說:「群眾不善推理,卻急於採取行動。……那些教條,具有不容討論的專橫武斷的力量」。中國有句老話叫「天怒人怨」,在人的能力範圍之內無法解決問題的時候,尋找一個替罪羊便顯得十分必要了。洋人、洋教與中國傳統及文化的格格不入,正好為「天庭震怒」找到了原因。


洋人洋教(及其背後的教民乃至一切與洋務相關的事務如鐵道、電報、洋行等)得罪了老天爺,這個觀念是不容懷疑的,因為從邏輯上說,假如是洋人洋教得罪了天庭導致乾旱,那普降甘霖又證明了他們的無辜。正如時人王照在《行腳山東記》中說的,當德國人在山東修建鐵路時,當地人「喧傳凡鐵路所經若干里內,禾稼皆死」,於是「齊向洋人拚命」,但「他日見禾稼不死,即為悅服洋人之日矣。」


事實上,當年六月,直隸、山東交界一帶下了一場透雨,附近一帶的義和拳便紛紛回籍,某佚名士大夫即記載說:「團即返奔,途中自相語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種地矣,似此吃苦何益?」遺憾的是,並非所有地區都像直隸、山東交界一帶那麼幸運,直隸北部等地區的旱情就一直沒有得到緩解,而這也是造成庚子年那場災難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實上,那些在華傳教士也在不停的祈求上帝賜予人們一場大雨,某傳教士在信中說:「拳民們威脅要搶劫並殺害傳教士和教民,……人民無所事事,只談論如何殺洋人和教民……形勢越來越險惡,如果一直不下雨,什麼樣的暴力事件都可能發生,我們知道,如果上帝願意,他會普降甘霖來解救我們。」另一個傳教士也說:「雨水對我們來說意味著安全,正是由於久旱無雨,他們才在這裡鬧事,並不是因為義和拳……他們本來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他們現在被飢餓折磨得絕望了。」


5


持續旱災帶來的焦躁情緒使人們失去了理性,出於對洋人與洋教破壞國人傳統生活的憎恨,義和拳對一切外來事務都持一種不容討論的排斥態度。除了焚教堂、殺教民之外,義和拳對洋貨也是深惡痛絕,正如《天津一月記》中記載的:「團中雲,最惡洋貨,如洋燈、洋磁盂,見即怒不可遏,必毀而後快。於是閒遊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毀物殺人」。


鑒於洋貨在很多方面確實具有先進性並為老百姓提供了方便,因而除了毀壞之外還有另外一種解決辦法,那就是給洋貨或帶「洋」字的貨品改名換姓,譬如「洋葯」改稱「土葯」、「洋布」改稱「土布」或「西布」,「洋貨鋪」改稱「廣貨鋪」,就連從日本引進的東洋車,本不屬於「反洋」系列的產品(當時的日本人在國人眼中乃同文同種,和西方人還是有本質區別的,庚子年的事件本與日本無關),但車夫們還是忙不迭的將之改名為「太平車」,並用醒目的紅紙貼在車尾,以防不測(六十多年後,紅衛兵將「西紅柿」改成「東紅柿」,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


毀物之後,傷人殺人隨之。在庚子年的那場浩劫中,華北地區的居民們都親眼目睹了一場連續的野蠻殺戮的恐怖場景:開始是義和拳殺中國教民,其中也包含了極少數的外國傳教士或洋人甚至外交官(日本書記官杉山彬和德國公使克林德);接著是清軍與義和拳及其八國聯軍的相互攻擊,義和拳與清軍死傷慘重;最後是八國聯軍對義和拳乃至中國無辜平民不加區別的殘酷報復。


據馬士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的統計,在庚子年這場以「排外」為主要特徵的浩劫中,外國遇難者的數目僅為231人,而被殺的中國教民及無辜百姓,目前已經無法統計出具體數字。但根據中外各方的動輒數以百計乃至數以千計的記載來看,這個數字必然是外國遇難者的上百倍甚至是上千倍不止。


據統計,僅山西一省就有5700餘名教民被殺,而直隸、北京、天津的遇難人數更為巨大,如《庚子國變記》中的記載:「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車夫小工,棄業從之。近邑無賴,紛趨都下,數十萬人,橫行都市。夙所不快,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殺人刀矛並下,肢體分裂。被害之家,嬰兒未匝月亦斃之,慘無人理。」


勒龐在《烏合之眾》中說,「群體是個無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擔責任」,「群體感情的狂暴,會因責任感的徹底消失而強化。意識到肯定不會受到懲罰——而且人數越多,這一點就越肯定——以及因為人多勢眾而一時產生的力量感,會使得群體表現出一些孤立的個人不可能有的情緒和行動。在群體中間,傻瓜、低能兒和心懷妒忌的人,擺脫了自己卑微無能的感覺,會感覺到一種殘忍、短暫但又巨大的力量」。


義和拳不分青紅皂白的殺害教民乃至無辜者,這就是一種得到充分宣洩的群體性暴戾,而這種暴戾在當時被賦予了「正義性」,在這段全面失控的特殊時期,這些施暴者因為人多勢眾甚至不需要承擔責任(這點與66年後的「紅衛兵浩劫」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法國大革命及其殘酷性令勒龐得出一個結論,而這個結論同樣可以適用於庚子年,這就是「群體在智力上總是低於孤立的個人,其行為主要看環境如何,它可以成為犯罪團體,也可以成為英雄主義團體」,正因為如此,「群體數量上的強大使它感到自己勢不可擋,孤立的個人不可能焚燒宮殿或洗劫商店,但成為群體的一員後,足以讓他產生殺人劫掠的念頭並立刻屈從於這種誘惑。」


在失控狀態下,暴力便代表了「正義」,殺戮也成了家常便飯。令人恐懼的是,類似的事情在後來八國聯軍對義和拳民的屠殺中,得到同樣甚至是加倍的報復。在暴戾性殺戮面前,東方與西方、愚昧與文明幾乎沒有本質性的區別,加上後來那些清軍殘兵敗勇的劫掠暴行,老百姓才是這場浩劫中的最大犧牲品。


很可惜的是,義和拳以神權起家,但這種暴發戶式的新興權威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內在缺陷,它嚴重缺乏經濟和文化資源的支撐,因此註定是機緣巧合的曇花一現。特別在後來熱兵器的打擊下,在更為強大的殺戮面前,義和拳的神權無法保持它的權威,由此也很快在隆隆槍炮聲中銷聲匿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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