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大蕭條經驗對解決全球金融危機有幫助嗎

1930年，美國大蕭條時期，失業的人為了買5美分的蘋果排成長長的隊伍。

大蕭條經驗對解決全球金融危機有幫助嗎

文|何帆

（財新智庫公共政策顧問）

馬克·吐溫說：「歷史是不會重複的，但總押著同樣的韻腳。」當我們遇到嚴峻挑戰、需要做出重大決策的時候，歷史經驗就變得格外有用。決策猶如在迷霧中摸索，猶如在驚險中一躍，除了歷史經驗，我們還能依靠什麼呢？

理論往往是難以令人信服的。預測經常是不準確的。各種不同的利益會給決策過程帶來掣肘。相比之下，歷史經驗往往最具有說服力。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巴里·埃森格林教授在其新作《鏡廳》里，講的就是如何以史為鏡，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現在和未來。他既研究國際經濟學，也研究國際政治學，尤其在經濟史方面建樹最多。他的《黃金鐐銬：金本位和大蕭條，1919-1939》是國際學術界公認的研究大蕭條的經典之作。

《鏡廳》主要講述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21世紀初的大衰退。這兩場危機具有很多相似之處。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上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全球金融危機現在已經過去八年了，如果我們做一個總結，大蕭條時期的經驗，真的對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有幫助嗎？

《鏡廳：大蕭條，大衰退，我們做對了什麼，又做錯了什麼》

[美]巴里·埃森格林 著 何帆 譯

中信出版社

2016年9月

答案並不是簡單的是或非。我們不妨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考慮進來。當人們試圖總結歷史經驗時，他們可能會總結對，也可能會總結錯。當人們試圖根據歷史經驗做出現實決策時，他們可能做出正確決策，也可能做出錯誤決策。因此，我們會有四種可能性，如果做出坐標圖，它們將分別處於四個不同的象限。第一象限是：正確的歷史認識，正確的現實決策；第二象限是：正確的歷史認識，錯誤的現實決策。第三象限是：錯誤的歷史認識，錯誤的現實決策。第四象限是：錯誤的歷史認識，但現實決策反而是正確的。

我們分別來考察一下這四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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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正確的歷史認識，正確的現實決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各國決策者迅速行動起來，避免了再次出現大蕭條那樣的悲劇。是的，在2008年之後，還是出現了曠日持久的衰退，發達國家增長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但美國失業率最高值在2010年達到10%，大大低於大蕭條時期的25%。大蕭條之後，金融體系幾乎完全崩潰；而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儘管金融機構遭受重創，但依然過得非常瀟洒。不得不承認，由於應對政策更為得當，產出下降、失業高升、社會紊亂和民眾痛苦的程度，都較上一次大危機時期更低。

這說明經濟史學家對大蕭條的研究發揮了作用。大蕭條時期，受到錯誤的經濟教條的影響，政府在最需要刺激經濟的時候，卻害怕財政赤字太多，忙著重建財政平衡。這種做法使得經濟局勢更加惡化，財政平衡也變成了泡影。在本該卧床休息的時候，偏偏要到戶外頂著寒風跑馬拉松，這才叫不作不死。

大蕭條時期，中央銀行家都是真實票據論的奴僕。他們的信條是，中央銀行只應該提供與經濟活動所需相匹配的信貸量。經濟繁榮的時候，央行需要提供更多信貸，經濟衰退的時候，央行就要減少信貸供給。這一教條帶來的危害是巨大的。於是，繁榮的時候，經濟過熱，衰退的時候，經濟危機。同時，各國政府對於救助出了問題的金融機構並沒有經驗，要麼作壁上觀，要麼想幫卻束手無策。於是，金融機構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張張倒掉了。

反觀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各國幾乎不約而同都採取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敞開向金融市場注入流動性，避免了銀行間的恐慌進一步蔓延。各國政府還採取了非常規的手段救助出了問題的金融機構，甚至直接向一些金融機構注資，把它們「國有化」了。

我們能從這裡得到什麼啟發？從歷史的失敗案例吸取教訓，容易，也不容易。容易在於，你只要避免犯同樣的錯誤，超反方向調整就行。不容易在於，改弦更張，總會有各種反對的聲音。什麼時候更可能成功呢？那就是當危機來得太快太猛的時候。這時候，決策者不得不當機立斷、力挽狂瀾。這種危機感有助於幫助決策者擺脫陳腐偏見的束縛，大膽地嘗試新的方案。任何一種政策都可能帶來副作用，但只要方向是對的，到最後，副作用其實都不會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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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正確的歷史認識，錯誤的現實決策。

大蕭條的主要根源是出現了銀行業危機。不難發現，在處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時候，決策者也把主要精力集中於商業銀行。這使得他們忽視了影子銀行、衍生產品等新生事物。正是由於這一忽視，才釀成了本次危機中最大的錯誤，即允許雷曼兄弟倒台。

2013年3月15日，美國紐約，應聘者排成長長的隊伍。

雷曼兄弟不是商業銀行，不吸收存款。決策者們誤以為，它的倒閉不會引發對其他銀行的擠兌，忽視了雷曼兄弟對貨幣市場的影響。在正常時期，貨幣市場是企業，尤其是大企業融通短期資金的主要渠道。雷曼兄弟在貨幣市場上發行了大量短期票據，過去，投資者認為這些短期票據幾乎是沒有風險的。雷曼兄弟倒閉後，投資者才發現，兄弟是靠不住的，貨幣市場是有風險的。貨幣市場上的資金幾乎在一夜之間蒸發得無影無蹤。正因為雷曼兄弟的倒閉，才使得金融危機擴散成為經濟危機。

從歷史吸取教訓，還可能會出現另一種問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過分地拘泥於歷史經驗，反而會讓人畏手畏腳。

在20世紀20年代，德國曾出現過惡性通貨膨脹。有些學者認為，正是由於惡性通貨膨脹，才使得希特勒最終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上台，隨後迅速推行納粹專制。這讓德國比任何一個國家都害怕通貨膨脹。鑒於德意志聯邦銀行在歐洲中央銀行中的影響力，再加上身為歐洲央行主席的法國人讓·克勞德·特里謝急於表現出他和德國人一樣，是一個反通脹鬥士，德國人的恐懼最終變成了歐洲的政策。在歐洲遭受債務危機衝擊之後，歐盟和歐洲中央銀行反而要求希臘等國家大幅削減預算赤字。2010年，歐洲央行貿然下結論，認為復甦可期，可以逐步退出其非常規政策。2011年春夏歐洲央行更是兩次升息。這使得歐洲不僅沒有迎來復甦，反而陷入了第二次衰退。

我們能從這裡得到什麼啟發？歷史並不會重複自己。水在流動，船在前行，在上游掉進河裡的寶劍，到下游是撈不到的。要想更好地借鑒歷史經驗，必須先了解歷史經驗的局限性。從歷史中得到的經驗，在教會我們關注一些風險的同時，也會誤導我們誇大一些風險，而忽視另一些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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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錯誤的歷史認識，錯誤的現實決策。

埃森格斯將這本書取名為《鏡廳》是有典故的。鏡廳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建造的凡爾賽宮裡最豪華的殿堂。廳內一側有17面朝向花園的拱形落地窗，另一側是17面巨大的鏡子，與拱形窗相互輝映，把整個大廳照得金碧輝煌。在鏡廳舉辦舞會的時候，翩翩起舞的賓客們可以看到自己在鏡子中的無數倒影，如夢如幻。普法戰爭之後，德皇威廉一世就在鏡廳加冕，並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法國指定德國在鏡廳簽訂和約，以報一箭之仇。

金碧輝煌的凡爾賽宮鏡廳

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可追溯到「凡爾賽和約」。「一戰」之後，戰勝國認為能夠從歷史中吸取的最寶貴的教訓，就是削弱德國的力量，以免其東山再起。「凡爾賽和約」規定了非常苛刻的條件，要求德國賠償。德國破罐破摔，乾脆搞個惡性通貨膨脹。「一戰」後，歐美各國還錯誤地想恢復金本位制，以為只要恢復金本位制，就能回到戰前的黃金時代。金本位制束縛了各國的手腳，成了凱恩斯所說的「黃金鐐銬」。

我們現在能夠看得更為清楚，「一戰」後，各國對戰前的黃金時代為什麼會突然結束，為什麼會出現殘酷的戰爭，並沒有清醒的反思。他們的認識仍然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那個時代見證了科技的巨大進步、財富的涌流、社會的進步，以及難得的世界和平，大多數人只是本能地懷念過去的好時光，徒勞地想要修復破碎的鏡子。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政治、國內政治、國際經濟和國內經濟都有了巨大的變化。各國仍幻想著能夠回到過去，這是當時的決策者最大的錯誤。

歷史不會自動地把謎底揭開，清清楚楚地展示給世人。各種頭緒盤根錯節，各種力量勾心鬥角，各種信息撲朔迷離，準確地鑒別真偽，並對歷史趨勢做出可信的判斷，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我們能從這裡得到什麼啟發？歷史首先是觀念的歷史，如果我們仍然抱著陳舊的觀念，就無法對歷史做出合理的解釋。在解讀歷史的時候，要把各種先入為主的成見放在一邊，隨時準備修正自己已有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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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種，錯誤的歷史認識，但陰差陽錯，現實決策居然對了。

最經典的案例是《斯穆特-霍利法》。這是1930年美國國會通過的一個臭名昭著的貿易保護主義法案。經濟學教科書告訴我們，這個法案給世界經濟帶來了極大衝擊。但是，經濟學教科書講的是錯的。《斯穆特-霍利法》是由眾議院議員威利斯·霍利（Willis Hawley）和參議院議員里德·斯姆特（Reed Smoot）共同提出的。1930年6月17日，胡佛總統批准了這一法案。在簽署法案的時候，胡佛耀武揚威地用了六枝純金水筆。《斯穆特-霍利法》將可徵稅的進口品的稅率從38%提高到45%。

這一法案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有多大呢？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艾文（Douglas Irwin）的研究結果是，《斯穆特-霍利法》使美國1929年的GDP最多減少了1.16億美元，或相當於當年美國GDP的0.1%，這和大蕭條帶來的衝擊相比，不過是滄海一粟。有人說，提高關稅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因此影響了投資。是的，1929年的投資確實較為疲軟，但到1930年就已經企穩，並沒有發現《斯穆特-霍利法》對投資有顯著的負面影響。

《斯穆特-霍利法》帶來的最大的衝擊，是破壞了國際合作的氣氛。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引發了其他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用摩根的合伙人托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的說法，它「刺激了全世界的民族主義情緒」。義大利因其草帽和橄欖油對美出口的關稅被提高而抗議。瑞士的手錶製造商義憤填膺。西班牙對美國的葡萄、柑橘、洋蔥出口均受到影響。拉丁美洲國家也在抱怨美國給予其農戶的貿易保護——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初級產品價格本來就已經疲軟，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讓它們雪上加霜。它激發了其他國家的報復，並導致國際聯盟舉辦的一次關稅削減會議破產。

單純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教科書里關於《斯穆特－霍利法》使得美國深陷大蕭條的說法是誇大其詞的，但這一誤讀早已深入人心，使得人們對貿易保護主義心存警惕。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各國政府總體來講對實施貿易保護主義非常克制，這種克制的態度又使得其他國際政策協調變得更加容易。這可以算是一個有趣的案例。

當然，像特朗普這樣連教科書都不讀的人上台之後，是否會徹底破壞國際合作的氣氛，掀起貿易保護主義的狂瀾，這就不好說了。《斯穆特-霍利法》沒有完成的破壞事業，看來要交給特朗普來實現了。

刊於《財新周刊》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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