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業英先生又說錯了——六評《蔡鍔未回國參加唐才常自立軍「勤王」起義》

原標題：曾業英先生又說錯了——六評《蔡鍔未回國參加唐才常自立軍「勤王」起義》

蔡鍔（1882-1916）

在上一期的《曾業英先生又說錯了》（五評）一文中，筆者通過大量史料論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曾業英先生在今年第9期《史學月刊》上發表的《蔡鍔未回國參加唐才常自立軍「勤王」起義》一文中，曾先生用以證明「梁啟超所說並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第二個關鍵問題」，僅以梁啟超一人所說唐才常叫蔡鍔帶封信回湖南找黃忠浩之事有誤，就否定還有其他人肯定的蔡鍔回國參加自立軍起義之事，顯然是片面的，且過於草率，也難以服人。

曾先生證明所謂「梁啟超所說並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所謂「查核一下蔡鍔自己怎樣表述他與唐才常勤王起義的關係以及起義失敗前後他的內心感受」，並具體通過「蔡鍔生前曾四次委婉談及唐才常自立軍『勤王』起義一事，以及他對此事的真實感受」，來證明「梁啟超所說（蔡鍔回國參加起義）並不符合歷史事實」。

曾先生所說的「第一次」，是蔡鍔1900年10月23日在《清議報》發表詩作十首，「毫不掩飾地表達了他對漢口遇難師友的深深哀痛，以及欲回國為其復仇的強烈心情」。曾先生認為：「如果此前蔡鍔真的如梁啟超所說，回國參加過唐才常自立軍『勤王』起義，那麼，就必須解釋這樣一個問題，即如何理解剛剛逃回日本的蔡鍔，又為何會迫不及待地希望再回國為遇難師友復仇？如果沒有發生重大時局變動和極為有利的時機，就人類心理學而言，這是有悖邏輯的。試想，一個剛從腥風血雨中逃生的倖存者，再怎麼心懷深仇大恨，也不致在國內仍然存在大肆追捕起義漏網者的情況下，毫不考慮其中的險惡環境和自我保護的需要，又急著回去復仇吧？既然急著要回去，那當初又何必逃離？其實蔡鍔這種急切希望回國為師友復仇的心情，恰恰不是他幸免於難逃回日本後的正常心態，而是沒有回國參加起義的真情表露。」

蔡鍔：《雜感十首》

曾先生沒有經歷過從腥風血雨中逃生的事情，也沒有感受過一夜之間失去那麼多師友的痛苦，自然無法理解蔡鍔當時對殺害師友的敵人的深仇大恨，自然無法想像蔡鍔急於返國復仇的迫切心情，只能坐在舒適的辦公室里通過「就人類心理學而言」來臆測和想像蔡鍔的感受。在這裡，筆者為曾先生提供黃興在黃花崗起義失敗之後的言行，請曾先生藉以了解一個人身歷大難之後的真實感受吧：黃興進攻總督府負傷不克，渡江到廣州河南與趙聲相抱痛哭時，就急欲再次渡江，與敵人拚命，經趙聲與徐宗漢等人反覆勸解方才作罷。撤到香港後，他仍指望通過暗殺李准，為死難同志報仇。後在同志們的勸阻下，雖然放棄個人暗殺計劃，但仍主張暗殺，在香港組織暗殺團，並派遣李應生赴廣州設立暗殺機關，謀刺李准等人。1911年10月3日，黃興在《復同盟會中部總會書》中表露了自己當時急於復仇的心理：黃花崗起義失敗後，「自念惟有躬自狙擊此次最為敵之虜賊，以酬死事諸君，庶於心始安。故自四月初二出港，即專意於復仇之計畫。雖石公（譚人鳳）等極力阻止，弟未稍動。」由此可見，剛剛逃回日本的蔡鍔，迫不及待地希望再回國為遇難師友復仇，恰恰證明蔡鍔回國參加了那場充滿腥風血雨，令他痛不欲生的起義！

曾先生所說的「第二次」，是蔡鍔應鄭道（字貫一）之請為開智會作序之時，正是漢口「義士遇害之際」。曾先生說：「蔡鍔還在《開智會序》中直言他『心緒澎湃，歸思茫然，不能振筆』之時，正是鄭道約請他為開智會刊作序之時，也是『內局鼎沸，義士遇害之際』，不等於公開承認了他沒有回國參加唐才常自立軍『勤王』起義嗎？否則，身處日本橫濱的鄭道怎麼可能約請已回國參加唐才常自立軍『勤王』起義，並與梁啟超同在上海的蔡鍔為開智會刊作序？」曾先生上文中所說「鄭道約請他為開智會刊作序之時，也是『內局鼎沸，義士遇害之際』」。

鄭道(1881-1906)

歷史的事實果真是這樣嗎？當然不是。關於開智會成立的時間，寧樹藩、陳匡時在《評〈開智錄〉》一文中認為，該會由鄭貫一創立於1900年冬 , 是橫濱最早的留日學生團體之一 ,略晚於同年在東京建立的留日學生團體「勵志會」。關於《開智錄》的創辦時間，蔡鍔大同高等學校的同學、《開智錄》的「三自」撰述之一馮自由在《鄭貫公事略》中說：「庚子(一九00年)七月，唐才常謀起自立軍於漢口，事泄失敗，高等大同學校湘籍學生林述唐等殉難者十餘人。是年冬學校以款絀改組，貫一乃改就《清議報》編輯之聘，時梁啟超已改其別號任庵為任公，秦力山亦改其別號遁庵為遁公，均示脫離康氏羈絆，故貫一亦易名貫公，以明一致。《清議報》原為保皇會機關報，南洋美洲各埠凡有華僑之地即有保皇會，亦即《清議報》之代銷處，貫一以華僑中毒已深，乃倡設《開智錄》半月刊，專發揮平等自由天賦人權之真理，欲以革命學說灌輸海外保皇會員，為拔趙幟易漢幟之計，特邀余及馮斯欒同任撰述。貫一號自立，斯欒號自強，故時人有三自之稱。出版之後，風行一時，保皇會員因之豁然覺悟者，頗不乏人。」這就說明，開智會和《開智錄》均成立和創辦於1900年冬，它們的成立和創辦正是唐才常領導的自立軍在漢口起義失敗，大同學校的十多位同學殉難的事實教育了鄭道、馮自由、馮斯欒等大同學校的學生，使之不滿康梁的保皇黨所為，對清廷的幻想也破滅了，很快由維新轉向革命的產物。同時也說明，唐才常等人被害之際，開智會尚未成立，更不可能有蔡鍔的《開智會序》！此外，對於蔡鍔刊於1900年12月22日《開智錄》的《開智會序》中所說「時適內局鼎沸，義士遇害之際」一語，稍有文史常識的人都會看出，這是指從八國聯軍攻打北京、慈禧率光緒等出逃和自立軍起義遭鎮壓以來這一個大的時間範圍而言，並非只是指唐才常等人被害那一天。蔡鍔在《軍國民篇》中說：「中國之病，昔在神經昏迷，罔知痛癢；今日之病，在國力孱弱，生氣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顛，肩之不能止其墜。奮翮生日：居今日而不以軍國民主義普及四萬萬，則中國其真亡矣。」請教曾先生，蔡鍔這裡所說的「今日」指蔡鍔寫《軍國民篇》時的那一天嗎？再說，如果真的蔡鍔作此文時間為8月22日唐才常被害之際，何以四個之後才見之於《開智錄》？所以，曾先生以蔡鍔應鄭道（字貫一）之請為開智會作序之時，正是漢口「義士遇害之際」，進而認為唐才常等人遇害之際蔡鍔正在日本並未回國參加唐才常自立軍「勤王」起義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來源：《開智錄》

曾先生所說的「第三次」，是蔡鍔1912年6月5日在請求袁世凱啟用梁啟超的通電中，提到長沙時務學堂「學生自戊戌政變以後，或出洋求學，或奔走運動。未幾，乃有庚子漢口之役，同堂之遇害於湘、鄂各省者十餘人。」曾先生認為，蔡鍔這次雖未再提他的「歸思」之情，但提到一個事實，原長沙時務學堂的學生自戊戌政變以後，是「或出洋求學，或奔走運動」。換句話說，就是一部分人「出洋求學」，一部分人在為唐才常自立軍「勤王」起義「奔走運動」。雖然說得含糊，沒有說為唐才常自立軍「勤王」起義「奔走運動」的是留在國內的學生，還是也有「出洋求學」的學生，也沒有說「出洋求學」的學生中有沒有或有多少人回國「奔走運動」了。但既然將「出洋求學」與「奔走運動」並立為性質不同的兩件事，也就等於說，不管「出洋求學」的學生有沒有或有多少人回國了，總還是有人留在日本「求學」了。並不像梁啟超所說，「當時跟我出來的十一個人，全都回去參加」了。

蔡鍔1912年6月5日請求袁世凱啟用梁啟超的通電

筆者認為，蔡鍔上文所言，並非如曾先生所說「說得含糊」，而是意思本來就十分清楚。稍通文墨者便知，蔡鍔在這裡的意思是，戊戌政變以後，時務學堂的學生，有的「出洋求學」去了，有的（留在國內）「奔走運動」革命。史實表明，唐才常成立自立會、發動自立軍「勤王」起義之時，既有已經「出洋求學」的蔡鍔、蔡鍾浩、李炳寰、林圭、蔡鍾浩、周宏業、陳為鐄積极參加，也有未「出洋求學」的戴哲文、蔡鍾沅等人在國內積極「奔走運動」。這不僅說明蔡鍔此言是完全符合史實的，同時也說明蔡鍔想問題、看問題、講問題是全面的、客觀的，既肯定了「出洋求學」同學的功勞，也沒有忘記在國內「奔走運動」的同學的苦勞。所以，曾先生在上文中，將蔡鍔所說的「出洋求學」與「奔走運動」「並立為性質不同的兩件事」，並理解為「不管『出洋求學』的學生有沒有或有多少人回國了，總還是有人留在日本『求學』了」，完全是其對蔡鍔所言的誤讀，因而其相關論述毫無價值和意義。退一萬步說，即使並不像梁啟超所說「當時跟我出來的十一個人，全都回去參加」，而有人留在日本「求學」，曾先生就能因此而證實這個人就是蔡鍔嗎？

曾先生所說的「第四次」，是趙式銘、郭燮熙等人所撰《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中說，梁啟超「以其年幼」，認為「宜儲學為異日用」，他「遂入東京大同高等學校研究政治哲學，並補習普通科學」。曾先生認為，這說明蔡鍔由梁啟超留在「東京大同高等學校研究政治哲學，並補習普通科學」，並未回國參加唐才常自立軍「勤王」起義。曾先生還認為，此文經蔡鍔「親自審閱過」，「也可認為是蔡鍔本人的意思」。

曾先生屢拿趙式銘、郭燮熙等人所撰《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來說事，筆者認為這實在是大謬不然。早在2012年，筆者就在《蔡鍔的擊椎生筆名考論》一文中指出過，趙式銘、郭燮熙等人的《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雖然曾先生說是經蔡鍔「親自審閱過」的，但卻存在許多明顯的錯誤。例如，此文將蔡鍔老師樊錐的名字，錯為樊山。而且文中所述蔡鍔從1900年到1911年之間十多年的經歷全部不對，其發表《軍國民篇》《國際公法志》、入成城學校、組織《遊學譯編》雜誌、入陸軍士官學校及畢業、回國、入湘、入桂等蔡鍔一生當中十分重要的時間節點統統弄錯了，而且還缺1908年（戊申）的情況。蔡鍔是一個很有記性的人，請看蔡鍔1907年5月致陳紹祖的信，對自己幾年的經歷說得多麼準確清楚。請教曾先生，《蔡松坡先生事略》文中的上述所述「也可認為是蔡鍔本人的意思」嗎？您是不是也要將樊錐的名字，改為樊山？是不是要改寫蔡鍔1911年之前的履歷？您口口聲聲說「應高度重視史料辨偽和史事考證工作」，難道自己就是這樣「辨偽」和「考證」的？由此可見，像《蔡松坡先生事略》這樣的文章竟被曾先生奉為圭臬，未加任何考辨就以此為依據來「說事」，還將之附錄於其所編之《蔡松坡集》《蔡鍔集》，曾先生不屢屢犯錯才怪呢！儘管此文在蔡鍔早年的重要時間節點統統弄錯了，不也說道：「時梁任公、唐黻丞借勤王為名，結合同志，謀舉革命，（蔡鍔）乃就梁於日」，這不正好說明蔡鍔具有參加唐才常「勤王」起義的思想基礎嗎？此文又說：「是年冬間，適日本某巨公將遊歷長江，公求充譯員，藉為復仇之舉」，這不又正好證明蔡鍔作為那場起義倖存者，對殺害其師友的劊子手的刻骨仇恨而急於去找他們復仇嗎？

綜上筆者所證，曾先生在《蔡鍔未回國參加唐才常自立軍「勤王」起義》一文中，除了黃忠浩當時不在湖南的結論之外，其他關於蔡鍔未回國參加自立軍起義的所有結論，都是不能成立的。（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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