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日本竟這樣報道紅軍首領，名字奇怪，都有誰？

文史 11-21

日本新聞中的紅軍首領們

也許因為快到紅軍長征勝利八十周年紀念日，近來關於紅軍的文字逐漸增多起來。應該說，在那個時代紅軍的作戰和發展，的確有著極大的影響，甚至連國外報刊，也不時報道他們的消息。比如1932年，在湖北參加救災行動的路易·艾黎，便曾向國外報道過紅軍賀龍部「炮艦」在長江活動的消息。

要說最關心紅軍動向的鄰國，一是當時共運的總部蘇聯，另一便是東邊的日本。日本之所以如此關心紅軍，並不是也想搞革命，而是因為日本二戰前一直將自己視為東方的反共基石，而且非常擔心日本國內外的共產黨相互影響和呼應。直到盧溝橋事變日軍大舉入侵中國，其宣傳中還把「反共」當作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所以，在日本的新聞報道中，便經常出現紅軍的消息了。

雖然觀點上有問題，但以日本人的認真勁兒，他們當時留下的新聞報道等，倒成為今日研究紅軍的重要史料了。

不過，也有的內容會讓人讀了如在五里霧中，哪怕是研究紅軍的專家，也會懷疑是不是看錯。

1932年10月26日，《大阪朝日新聞》刊登了一條關於紅軍的報道——由其上海支局撰寫的《共匪之患》，算是那個時代對於紅軍較為全面的介紹。其內容如下（因是對原文的翻譯，其中「共匪」「支那」等詞語不做更改）：

「支那當局如今最大的煩惱便是共匪之猖獗了。如果在鎮壓共匪的政策上繼續出現失誤，甚至可以推測支那會面臨崩潰性質的危險。日前南京政府集中了六十七個師又十二個旅的部隊，合計六十三萬餘人的大軍發動剿匪之戰[譯者註：即蔣介石對蘇區的第四次圍剿，對於這次南京政府動用的兵力，國內使用的數字通常是五十萬]，蔣介石從漢口出發親自到軍中督戰，雖經苦苦鏖戰仍未能成功。而圍繞著蔣介石所進行的去除國民黨傳統、實施極端獨裁的進程在不斷深化，也是藉助了共匪存在的背景。

共產黨軍的大本營，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省的瑞金。在這裡，共產黨軍第一軍團總指揮朱德和政治部主任毛澤東相互合作，指揮的直屬部隊達到五萬人，再加上董振堂的第五軍團、陳東山的第六軍團，與這兩個軍團所屬的一萬六千兵力合流，共同確立了（蘇維埃）最為強大穩固的地盤。其友軍彭德懷（第三軍團軍團長，兵力約四萬一千）與之有著緊密的聯繫。這朱、董、陳、彭四部軍隊的勢力控制了江西省南部一半和福建省西部，範圍相當廣闊。

與之相對的政府軍部隊，包括位於其西南方的廣東陳濟棠軍，東方的剛剛移駐福建的十九路軍蔣光鼎軍及土著的省防軍。更主要的是北方壓制過來的剿匪總指揮何應欽部主力。這支部隊以南昌為大本營，徐徐向前壓迫前進。而善於利用地形的共產黨軍則秉承一向的從容，轉而向政府軍兵力微弱的福建邊境前進，越過省境，從背後威脅廈門海港。

如今，作為共產黨軍發祥地的江西省，西北邊境地帶還有周建平指揮的約一萬，西北邊境孔荷寵的約四萬部隊在頑強地抵抗著中央軍。除此之外的有力部隊，還有在湖北省中部積極活動的賀龍所部第二軍團（段德昌、香姑、滿姑各軍合計兵力約五萬八千人），以及在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交界地帶建立根據地的第四軍團總指揮鄭行為麾下約十萬軍隊。這一次，對於長江流域共匪的威脅極度嫌忌的蔣介石，親自從漢口出發，全權指揮對於賀龍軍的作戰，同時何成溶與劉湘的四川部隊則東西夾擊鄭行為軍，加上西南方的豫鄂皖三省剿匪軍中路副總指揮劉峙軍，東方的同右翼副總指揮王均軍共同包圍攻擊，經過半年日夜苦心的果敢進擊，終至奏捷。共產軍閥中排名第二的賀龍部基本壞滅，鄭行為的共產軍第四軍團也被從湖北省內完全驅逐出去，其餘部現在河南、安徽省境，僅能維持殘喘。

以蔣介石為主帥的六十餘萬大軍對共匪進行圍剿，解除了長江流域所面對的威脅，然而共匪如蠅，只要政府軍稍有放緩，便是八方蜂起的局面。而且，如今（國民黨）中央政府的財政困窘，已至公務員發不出工資的地步，其政府軍何時會共匪化是誰也說不準的。今日之所謂勝利對蔣介石來說是否只是黃粱一夢，實在是一個大大的疑問。特別是江西的共產大本營依然不動如山。政府側的各個部隊，名為政府軍，實際上各有派系，並不統一，只是鬆散的聯合，所謂剿匪事情並非容易事情。支那的憂患因此會越來越深吧。」

這大概是國外比較難得之對第四次圍剿和反圍剿進行分析的文章，尤其它的實時性使其更有價值。然而，在這篇文章中也的確出現了一些令我們不明所以的名字，體現了當時日本方面對華情報的片面性。

比如，國民黨方面的指揮官中，「蔣光鼎」顯然是「蔣光鼐」之誤，而「何成溶」則是「何成浚」之誤，這樣國民黨方面公布的官員姓名都會搞錯，關鍵在於他們的名字使用了冷僻的漢字，估計弄錯的原因還不在日本方面。這是因為，日本新聞和情報方面當時的習慣是，如果遇到中國人名字有日文中不存在的生僻漢字，則採用日語片假名代替，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戰後，比如鄧麗君的「鄧」字，在日文報道中便通常用發音近似的「トウ」表示。而國民黨統治區的報紙則駁雜不堪，審校極為粗疏，這種把長官名字弄錯的事兒很多，甚至只因為懶惰也不願去改——反正當時沒有錯字罰獎金的制度，錯就錯了，您湊合著看吧。這種傳統同樣源遠流長，以至於七七事變中二十九軍副軍長佟凌閣陣亡後，國民政府給的烈士證書（榮哀狀）上竟然錯寫成了「佟麟閣」，家屬要求修改竟然無人去管，最後只好將錯就錯了。

雖然入祀了忠烈祠，但將軍一定會說：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一輩子也沒用過這個名字啊

而共產黨方面出現的人名謬誤更多，推測便真是情報不足了——不過，其中有些名字雖然陌生，卻是被遺忘的風雲人物，日方的新聞應該說給我們提供了回眸歷史的一個機會。

今天，我們不妨來做一回歷史的福爾摩斯，做一下校對員，無疑是有趣的事情。

本文中出現的共產黨及紅軍領導人包括這些：

朱德和毛澤東，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將他們列為紅一軍團的指揮員又明顯信息滯後。朱德曾任紅一軍團第一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委，而這篇報道發布的時候，一軍團的指揮員如下：林彪任軍團長，聶榮臻任政委，陳奇涵任參謀長，羅榮桓任政治部主任。

董振堂，文中為五軍團指揮官，彭德懷列為三軍團指揮官，這些都是對的。

陳東山，文中為紅六軍團指揮官，就令人莫名其妙了。似乎紅軍中從無此人，但竟被與朱德、彭德懷、董振堂並列，又似乎並非完全虛構。他會是誰呢？檢點紅六軍團的歷史，這支部隊要到1933年才成立，不可能1932年出現在江西。推測，文中所說的部隊是「紅六軍」。紅軍歷史上有幾個紅六軍，此處所說的有可能是第一支紅四軍，所謂「陳東山」是其副軍長陳壽山的訛傳，但他活動的範圍在湖北且1929年已經犧牲。更大可能此處所說的是贛西南紅六軍，「陳東山」即其政治委員陳毅的訛傳。有趣的是，1946年陳毅有段佳話，以「登東山而小魯」將兒子命名為陳小魯，日本人在1932年怎麼能知道？

周建平，即周建屏，紅軍第十軍的創始人，這是一位1923年已經在滇軍中擔任旅參謀長的沙場老將，在紅軍中極有威望。他之所以不為太多人所知，是因為他在戰爭中多次負傷，身體不好，1938年便在晉察冀軍區四分區司令員任上因舊傷複發病逝了。

孔荷寵，知道的人很少，但在紅軍中卻是非常古怪的一個人物。此人資格極老，當過湘軍，參加革命也早，擔任過紅十六軍軍長，卻在1933年叛變，成了紅軍第一叛徒。抗戰中他擔任國民黨軍暫編第54師師長。紅軍叛徒不少，但到了國軍中還能幹正職帶兵的，堪稱獨一無二。後因貪污被罷免。解放後，孔化名開辦婦產醫院（瞧這職業選的），最終被公安部抓獲，1956年病死。說他1932年有四萬兵力是誇張，但此人的一生寫本書不成問題。

賀龍，關於他的描述只能說還不夠，但大體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