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雪將至》： 離奇命案背後是一代人的改革陣痛 | 思想界

原標題：《暴雪將至》： 離奇命案背後是一代人的改革陣痛 | 思想界

本周的『思想界』，我們關注剛剛在東京電影節獲獎的電影《暴雪將至》和社會學家塗爾干逝世100周年。

在青春片的熱度退去之後，犯罪題材似乎成為了勢頭最猛的類型片接棒者。一方面，犯罪題材在網劇上的試水得到了市場的認可，2016年有《餘罪》、《法醫秦明》，今年有《無證之罪》、《白夜追兇》，《心理罪》系列更是成了熱門IP，在網劇之外還衍生出兩部電影；另一方面，在大銀幕上，它也是新導演或者文藝片導演進入主流視野的有效方式，從前兩年的《白日焰火》、《心迷宮》，到今年的《追·蹤》、《暴雪將至》，以及即將在12月上映的《爆裂無聲》，都是成功的案例。更重要的是，犯罪題材給創作者提供的空間、尺度和戲劇張力使我們在這些作品中看到了另一種潛質：在環環相扣的劇情和緊張激烈的打鬥之外，這些作品還在一定程度上承載了觀察社會、批判現實的功能，微觀的個人命運和宏觀的時代特徵糾纏在一起，偶然性與必然性互相催化，終於在極端的情節中得到爆發和釋放——它反映的不僅是個體，更是社會整體的壓抑和創傷，在電影《暴雪將至》中，我們就看到了這類犯罪題材的豐富面向。

今年的11月15日，是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埃米爾·塗爾干逝世100周年紀念，他與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斯·韋伯一起，被稱為現代社會學的三大學科奠基人。塗爾干1858年出生於法國的一個猶太教士家庭，從巴黎高師畢業後，他任教於波爾多大學，並在那裡創立了歐洲第一個社會學系，他本人也成為了第一位法國籍社會學教授。除此之外，他還主持創辦了《社會學年鑒》，圍繞這一刊物聚集了一批年輕的社會學家，他們被稱為法國社會學的年鑒學派。

塗爾乾的思想於上世紀30年代傳入中國，最先接觸到他的理論的，是中國社會學的先驅吳文藻及其學生費孝通、林耀華等人。他們將塗爾乾的社會整體論和功能論應用於中國現實，以社會學的視角來探索民族國家建立和中西文化融合等宏大議題。塗爾乾的思想對中國社會學界的影響靜水深流，不僅影響了中國第一代社會學家，其影響還通過這些社會學家的思想以及學科建設的實踐，一直延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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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雪將至》：

離奇命案背後是一代人的改革陣痛

日前，演員段奕宏憑藉在電影《暴雪將至》中的表演斬獲了東京電影節的最佳男主角，而上周電影在國內院線上映後，也獲得了不俗的口碑，在電影本身的藝術水準之外，其特殊的時代背景和豐富的現實指涉，也讓我們多了一條理解和闡釋這部電影的路徑。

騰訊·大家作者楊時暘在評論中指出，個人命運、時代特徵和離奇命案的糾纏——自韓國電影《殺人回憶》之後，這三個符號的拼貼就成為一個一直吸引著中國導演的魔咒，被眾人競相效仿，但接連失敗，那些失敗者急於換個背景直接照搬，但誰都沒能摸清那些罪案、時代轉軌以及人心潰散之間的隱秘聯繫。

《暴雪將至》終於解決了這個尷尬的問題，導演理解了這種設定背後的指向，呈現罪案又迅速拋棄罪案、超越罪案，重點記錄一個時代的轉型，以及轉型之下所有人的不知所措。

故事發生在南方小鎮的國企工廠

故事開始於1997年的南方小城，那時，集體主義和計劃經濟驟然失效，消費主義和個人享樂嶄露頭角，舊時代滿地的碎片讓被國營工廠裹挾半生的人們感到疑竇叢生又危機重重，被計劃和規訓過的靈魂不會知道，那些碎片會在不久的將來組成熠熠生輝的萬花筒。他們只是驚悚於當下的崩塌，莊嚴的承諾不再奏效，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於是，人們只能在一種曖昧不明的氣氛中獨自摸索與等待。殺戮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那些邪魅的兇案更像是對那個劇變時代的反饋、表態和應激反應。

《暴雪將至》中密布著死亡、幾場兇殺、一次家暴以及一個女人的自戕。他們都是大時代之下的微小命運，有人發泄、有人絕望，在這種窒息感中，人們把掙扎變成了傷害，有人傷害別人，也有人傷害自己，用血和痛確認自己的存在。這些死亡，不只是肉體意義上的個體死亡，而更像是為一個舊時代消逝的時刻殉葬。

從1997年到2008，整個故事橫跨11年，但卻只呈現了頭和尾，這種對照十分令人唏噓。2008年已經是一個全新的年代，奧運會和房地產，全球化和互聯網，同一個世界和同一個夢想，人們似乎都被重裝了系統，解決了bug，早就不再是當年站在工廠門外被宣布下崗時不知所措的舊人。但仍有一些人被困在了舊系統中，他們想留在一個可以獲得榮光的、熟悉的、感覺安全的時間裡，《暴雪將至》是寫給他們的輓歌，時代的齒輪吱呀作響，慢慢重新咬合，沒有人知道，它吞噬了多少沉默的人，又會翻覆多少人的生活。

下崗工人望著昔日工作過的廠房

豆瓣影評作者不心冰則從《暴雪將至》的主人公餘國偉（段奕宏飾）入手，分析了影片對社會轉型期小人物的命運刻畫。大部分沒有經歷過90年代末下崗潮的年輕人，對那個時代的印象來自劉歡的《從頭再來》，而影片的主人公餘國偉就是劉歡的《從頭再來》中所唱的那樣一個「有夢」的小人物。他是工廠保衛科的科長，這個身份很微妙，在講求效益的工廠里，他處於不能貢獻效益的保衛科；他可以拿著警棍、別著手銬、拷問每一個工人，但他卻又不是編製內的警察。余國偉在這樣的夾縫中努力活著，對「體制內」有著特殊的嚮往。

而轉到體制內的方式，無外乎兩種：要麼以保安的身份與工廠其他部門的工人一決高下、獲得認可，即成為一個被表彰的「勞動模範」；要麼就像軸承廠的老馬一樣，被警察系統破格錄取。無論哪個方向，對他而言，都意味著被國家認可，被更多人認可，同時也意味著更大的權力。

段奕宏扮演的余國偉

因此，當一起工廠女工被害消息傳來的時候，他意識到，自己期待已久的大顯身手的好機會終於來了，只要破了這起連環殺人案，他就能轉到體制內了。於是他興奮地衝到現場，顛顛地跑著說，「放下電話就來了，沒耽誤什麼事吧」。其後的日子裡，他蹲點、摸排線索，甚至不惜釣魚執法，案件終於有了些眉目，他與「兇手」在火車上、廠房間，上演了一場生死追逐，「余神探」險些被兇手勒死，而他的徒弟和女人也都為他的執念付出了代價。但案件到了這裡，再一次失去了線索。

這時一切都失控了，大雪要來了，工廠要倒閉了，「余神探」不知道再要如何去觸碰體制內，他夢想的一切都破滅了，於是他只能將憤怒發泄在他以為是「兇手」的人身上，他從「神探」變成了「殺人犯」。

十幾年後，余國偉出獄，才得知一切都是徒勞，真兇早就被車撞死了。與一般的犯罪題材不同，《暴雪將至》並沒有將主要的筆墨用在如何破案，如何追尋真兇上，罪案只是一個引子，它真正想探討的，是轉型期社會紐帶的破裂和人性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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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爾干在中國：

民國時期的「社會學救國」實踐

今年的11月15日，是法國社會學家、社會學的學科奠基人之一塗爾干逝世100周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陳濤為《上海書評》撰文回顧了塗爾干對中國社會學界的影響，並以此為切入點介紹並反思了塗爾乾的社會學思想。

陳濤指出，塗爾干對中國的社會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影響，要遠遠大於任何一個西方社會學家，他與中國社會學界的相遇要從上世紀30年代的燕京大學說起。

塗爾干

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是建國前「北派社會學」的重鎮，該系的吳文藻、費孝通和林耀華等人，是「社會學中國化」的倡導者，也是上世紀80年代後社會學恢復重建的積極推動者。1932年，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帕克來燕大講學，向燕大師生介紹了芝加哥學派社區研究的理論源頭——文化人類學。而在文化人類學的各個流派中，吳文藻和他的學生們很快發現了以馬林諾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為代表的功能主義學派（Functionalist）。1935年，受吳文藻之邀，拉德克里夫-布朗來華講學三個月，這位自認為是塗爾干私淑弟子的英國人類學家，不僅向國人介紹了文化整體論和功能論，還介紹了「當代唯一科學的社會學體系」——塗爾乾的社會學。此後，塗爾乾的社會學成為吳文藻師生開展社區研究的理論基礎。

在功能派看來，社會生活的延續有賴於社會結構的完整，而後者又有賴於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法律、道德、經濟制度等）所履行的功能。因此，在觀察一個社區時，研究者的任務就是從社會結構出發對其進行整體的把握，並從功能論的視角分析社會各個組成部分在維護結構完整上的貢獻。在費孝通的《生育制度》和《鄉土中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社會整體論和功能論的影響，對於塗爾乾的影響，費孝通自己也從不諱言。

抗戰期間，燕大南遷，功能論又被應用於邊疆少數民族的研究中，以至於在上世紀50年代初社會學被取消後，功能論仍藉助民族學延續其影響力。而到了80年代，費孝通主持的小城鎮研究中，依然可以看到塗爾干社會學的身影。時至今日，《生育制度》中有關家庭結構的分析和《鄉土中國》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論，始終是國內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研究頻繁訴諸的理論源頭。總的來說，塗爾干對中國社會科學的影響不是個別理論、個別概念上的輸送，而是思維方式和研究視角上的統攝。也正因為如此，他的影響更為深入，也更為低調，作為一種基因，默默流淌在中國社會科學的血液中。

燕京大學

那麼，在眾多理論脈絡之中，吳文藻師生為什麼會如此偏愛塗爾乾的社會學？要回答這一問題，需要回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語境中。當時，中國面臨的不僅是如何以民族國家的姿態在國際秩序中謀求獨立自主的問題，還有如何將逐漸呈現出離心趨勢的邊疆少數民族納入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建設過程中來的問題。後者在九·一八事變之後變得更為迫切。同時，有關中國本位還是全盤西化的文化之爭，也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吳文藻從社會學視角對中國問題所做的思考，自然也跳脫不開這一時代背景。

翻閱吳文藻的《民族與國家》、《邊政學發凡》和三十年代的數篇社區研究計劃，可以發現，他對民族統一問題和文化衝突問題的思考匯聚為一條主線，那就是通過「文化立國」來避免「一民族一國家主義」可能帶來的分裂，換言之，中國各民族必須先「完成一個中華民族文化」，才能「造成一個現代化的中華民族國家」。

冰心、吳文藻夫婦

在吳文藻等人看來，想要做到「文化立國」，就不能固守中國的傳統文化，必須學習和借鑒西方文化，至於要保留哪些舊文化，開創哪些新文化，就需要以「功能論」的眼光來估定不同文化的價值，幫助人們做出選擇。在這裡，吳文藻有意識地借用了塗爾干功能論所隱含的規範性立場，將其作為「重估一切價值」、篩選中心文化要素的標準。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張之琪，編輯：任其然、張之琪，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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