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對女生的偏見, 只是性別問題的冰山一角

原標題：北大教授對女生的偏見, 只是性別問題的冰山一角

近日，著名文學理論家、教育家溫儒敏老師在某作文大賽啟動儀式上的發言，經《中青報》報道流出，在社會上一石激起千層浪。作為全國新行「部編本」教材的總主編，溫儒敏表示：「高考閱讀題的變化趨勢，那種思辨性，那麼複雜，那種擴展，就是你想不到的，對女生特別不利！」因為「喜歡小清新」、「小文藝」、「小勵志」的女生，應對不了複雜的邏輯思辨任務。

至於高考題目設計本身是否存在性別偏向，社會上一直存在討論。近年最常見的聲音要麼是高考側重數理化、重理輕文，不利於學不好理科的女生；要麼是高考容量大、內容模式化、備考時間長，有利於勤奮刻苦，擅長死記硬背的女生，不利於聰明但好動貪玩的男生。溫儒敏的觀點如今又為這一話題貢獻了新鮮血液——語文也加盟到「女生學不好」的隊伍中。關於這一討論，在我看來有兩點值得再次強調：

其一，每個人生下來就受到家庭教育、社會期待、夥伴關係的影響，它們形塑我們，鼓勵或限制我們某方面能力的發展。目前以幾個月嬰兒為對象的性彆氣質實驗仍然缺乏有效結果。因此，儘管不排除氣質、思維方法上存在先天性別差異的可能，但是在無法排除後天塑造的情況下討論這個問題，都是妄言。

其二，從高考的考試結果看，並不存在明顯的性別差異。官方統計顯示2016年，本科在校生中女生達53.44%，；而據艾瑞深機構統計，21世紀以來，高考女狀元也以超過52%的比例略勝於男狀元。高考表現上男女生並不顯著的差異很難說是考試本身帶來的。在校生的性別差異在博士階段才開始顯現（女生38.63%），而此時，就業、婚育等非教育因素已對女生的教育追求產生顯著影響。高考如果存在性別偏向，與其說體現在考試本身，不如說體現在考前和考後的相關環節。

溫儒敏在微博上為自己的言論辯解。

但我無意在這裡加入對一人一事口誅筆伐的大軍，溫老師事後的反覆澄清，雖更暴露出他缺乏反思的偏見，卻也表現出可與之溝通的敦厚誠懇。但我們顯然能夠意識到，這一事件絕不孤立：社會學家馮某、女德天后丁璇、模範富婆谷愛琳、婚戀教母ayawawa、國際導演馮小剛、當紅演員靳東、飯局達人小寬……近幾年公開的性別歧視言論、服從宣教，既不斷生產出新的輿論名人，又讓老面孔持續帶給我們新「驚喜」，加上新聞客戶端、微信公眾號每天孜孜不倦地推送諸如《背假包的女孩都很好追》、《旺夫女的八大特徵》、《太美的女人老公不放心》……大眾媒體儼然已經成了性別歧視博覽會。考慮到我國女性社會勞動參與率（FLFPR）有所下降（參見歷年《中國勞動力市場報告》）、在《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排名10連跌，說當下性別平等面臨嚴峻挑戰，似乎不算危言聳聽。

像中國這樣背負傳統文化、經濟不夠發達的東方古國，性別不平等是再正常不過嗎？然而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現代中國曾為性別平等提供過非常有利，今天的女性仍然從中受益的物質、制度基礎，被溫儒敏說「對女生特別不利」的高考制度，正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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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只道是尋常：性別平等的物質條件

為什麼要說物質、制度基礎？五四時期的女權運動在觀念上不可謂不先進：身體自主、婚戀自主、人格獨立……這些在今天仍舊有效的訴求就是當時的口號，且相對於1949年後，這一時期婦女解放運動的參與者自發組織、自我動員，表現出更明顯的主體性。但是即便在民國教育已經獲得一定發展的30年代，受過教育、不是文盲的人口仍不到5%，而其中女學生又只佔1/6（根據《申報》等報刊記載）；而參與就業、有家庭外收入的女性更不足1%。結果是，絕大部分女性，要麼缺乏接觸平等思想的途徑，要麼沒有經濟來源撐腰——就算有衝破藩籬的勇氣，也往往面臨「娜拉走後怎樣」的現實困境。

但1949年後，嚴酷的國際環境和社會生產要求呼喚更廣泛的生產參與；現代國家的建立呼喚走出家庭的新人——總之五十年代起，國家開始大力鼓勵女性參與社會勞動。農業上婦女參與分地、勞動記工分、工業上一次次招工潮，乃至之後的統包分配製度，都為婦女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尤其是進入重工業、技術行業等男性主導領域的機會。

儘管《女職工權益保護法》、《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很難完全落實；儘管每次用工收縮女職工都是首當其衝，但在家務勞動完全不被記入社會總生產（今天仍是這樣）的條件下，婦女參與社會勞動賺到的每一個工分、每一塊錢、每一張糧票都是給自己撐腰的底氣。在今天，中國女性勞動參加率雖不斷下跌，但仍遠超發達國家、保持世界領先。這不僅因為房價、物價的壓力要求雙職工家庭、雙份收入，也因為想讓已經走進社會廣闊天地中的人「回歸家庭」沒那麼容易。

女性就業的有力助攻是社會福利的廣泛覆蓋。相信本文的讀者中仍有很多曾就讀於如今已大規模縮水、所有制變更的工廠、機關、農場附屬幼兒園、子弟校。當時只道是尋常，但如今回想起來，距離工作單位幾步之遙、上放學時間配合父母上下班時間、且教育資源相對平均，不要求課外補習的學校，對於家長，尤其是母親對事業的追求，是極其重要的後勤支援。即便在計劃生育還未實行的年代，忙碌的女醫生、女工程師仍然可以生育三五個孩子，這對於今天的我們，是難以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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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解放與性別平等意識

回到教育制度上，1949年以來，婦女掃盲運動一直持續開展，即便在文革時期也沒有中斷。1986年《義務教育法》頒布以來，女童接受教育比例更是增長迅速。

另一方面不得不說的是，計劃生育制度客觀上極大促進了教育性別平等：在獨生子女家庭，即便是重男輕女的父母也不得不「把女孩當男孩養」，將有限的教育資源全部投入在她身上，將家庭希望寄託於她的「有出息」。而高考制度自1977年恢復之後，逐漸減少對出身、道德等因素的人為審查。儘管後來「一考定終身」的「分數論」因為過重負擔而廣受詬病。但在性別角度，能將那個帶有「英」、「珍」、「淑」、「玲」的名字封在裝訂線後，讓成績說話，無疑是極大的進步。誠然，仍然存在按性別提檔、美其名曰「平衡性別比例」的情況，但在大部分學校、大部分專業，錄取環節基本實現了性別平等。

計劃生育客觀上也促進了男女平權，圖為一張計劃生育宣傳海報。

乍看「高考改革不利於女生」事件，一位較少接觸互聯網的古稀老人，發表有些落後保守的觀點，非常正常、可以理解。然而仔細想想，出生於1946年的老先生正是成長在「婦女能頂半邊天」；女模範、女英雄遍地開花；婦女就業、政治參與運動如火如荼，甚至國家要求傳統男性優勢行業按比例招收女性的年代。電視互聯網乃至日常身邊，將性別歧視當作常識的在位者、前在位者們也大多「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整整一代人，可以如此順理成章、不留一絲痕迹地忘記現實對他們進行的性別平等教育，這是為什麼？我到現在也不能夠完全明白。

一種存在的解釋是，在對經濟決定論思想的刻板理解下，五十年代以來的性別平等運動，和其他許多運動一樣，過於強調物質、制度上的平等，而疏於觀念建設。似乎經濟問題一旦解決，其他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因此，文化宣傳上下的工夫還遠遠不夠。尤其是，這一本質上由國家主導的解放運動，沒有也無意反思性別本質主義，沒有反思歧視性的性別話語並建立可與之抗衡的平等話語——女性地位上升了，但刻板的「女性氣質」仍然是貶低的對象，那些胸戴紅花、大放異彩的傑出女性只是被人為地「抬升」出了她們的自然性別。這使前一種上升也成了流沙上的城堡：其物質制度基礎一旦動搖，再美麗的樓閣也要土崩瓦解。

更何況，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人民的智慧是無窮的」。觀念不改變，基層物質制度的落實也要打折扣。遇到阻力時，性別解放總得讓位於更「緊迫」的議題：因為男人抱怨「革命把我老婆革沒了」，《離婚法》在很多地區落實緩慢；因為家長抱怨「她不打工弟弟也上不起學」，女童輟學率總是居高不下。每每發生這樣的事情：一位積極的婦女代表、敬業的女教師、出色的女學者在國家鼓勵下成為了獨立自強的主體，可她們的丈夫卻不願予以理解、支持——老電影《李雙雙》講的也是這樣的故事；甚至，她們放心地交給社會撫育的孩子，仍被培養成了驕橫自大的男子漢、怯懦無知的淑女。

凸顯女性主體性的老電影《李雙雙》。

3

好事都歸男孩嗎？

這一教訓至少讓我們明白，討論制度本身對誰有利不利這遠遠不夠，我們還要清算，那些觀念中的「女性氣質」，到底是什麼來頭？前面提到，社會普遍認為，女生更為勤奮刻苦，喜歡下「苦工夫」、「笨工夫」，這在如今崇尚智力和創造力的社會當然不算溢美之詞，但對於升學總歸是優勢。教育學者孫雲曉等著，2010年出版的暢銷書《拯救男孩》就是這一觀點的代表。此書認為，「在現在的學校，學習常常是一種模式化的智力活動，活潑好動的男孩身體被固定在座位上，天馬行空的精神世界更無處張揚」，使學校成了乖巧勤奮、「更能忍受」的女孩的天下，並因此呼籲開展素質教育，讓男孩獲得發展。

且不論「拯救男孩」這一命題本身有多可笑，亦不論乖巧勤奮的女孩是否生來如此。僅僅在五十多年前，關於性別和勤奮與否的關係，社會輿論還持有完全相反的觀念。公社集體大生產中，女社員總被懷疑嬌氣懶惰、積極性低。文藝作品鮮明地表現了這一印象：《小二黑結婚》中好逸惡勞的三仙姑、《鍛煉鍛煉》中溜奸耍滑、好吃懶做的「吃不飽「、「小腿疼」；《千萬不要忘記》中貪圖享受的丈母娘、《鐵木前傳》中賣弄聰明與風情的小滿兒……當女模範、女英雄刻畫著社會對女性的理想，這些「落後婦女群像」卻被認為描摹了女性的現實。而她們身邊的男性形象，則往往擁有那個時代的美德：勤勞、老實，像老黃牛一樣任勞任怨。這種觀點今天其實仍舊存在於像馮某一樣認為女生「讀研期間很少專心學問，混個文憑準備畢業」的人身上——只是不知道高考之前，因為天性勤奮而佔盡便宜的女生，為何到高考之後就變得天性懶惰了呢？

《小二黑結婚》劇照

同樣的道理適用於「女生擅長文科，男生擅長理科」的觀點。現代化的客觀需求使得大部分時間，數理化都享有「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地位，只有1980年代文化熱中，文科，尤其是文學承蒙錯愛成為時代寵兒。而這一時期，高校中文系男生比例之高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詩壇文壇的弄潮兒大多為男生，而女生的文字能力則不被承認，大批女作家直到90年代文學退燒，才借商業出版獲得出頭之日。

事情往往如此——一項能力、一種氣質，如果被社會所鼓勵、讚揚，它就會被建構為男性的：智慧、勇敢、果斷、博學；而那些被時代拋於次要位置的能力和氣質則會落在女性頭上：忍耐、善良、敏感、多情。毫無疑問，稍微假以時日，這些觀念就會被社會培養成事實。因此女生和「小清新」、「小勵志」的關係，我們不好下定結論。只不過，筆者的高中時代還不算太遙遠，能記得我們班級里既不乏熱愛納蘭詞的男孩子，也大有專愛發議論的女同學，只不過老師給後者的評語，往往加上「文風有男子氣」而已。

4

當性別觀念和物質條件兩面夾擊

悲哀的是，在一篇豆腐塊文章里指出某種偏見的虛假再容易不過，可正是這些日積月累起來的虛假偏見，腐蝕著本來平等的制度，影響甚至決定著孩子們真實的生活。再舉一例，初中階段「女孩雖然前兩年學習好，但沒後勁；男孩開始貪玩，一懂事立刻就上來了」的說法相信大家並不陌生，這句被老師、家長、鄰里街坊有意無意一再重複的咒語，曾經是多少女孩懸在頭上的利劍，多少男孩肚裡的安慰糖丸兒？

我看到微博上的討論，也回想起了自己初中時，因為成績好，整個初四，周圍有兩種聲音不絕於耳：「她學習這麼好，肯定能考市狀元」、「小姑娘沒後勁，到了衝刺肯定完。」當我果然「應驗」了預言沒有考出第一，家長們幾乎是心滿意足地嘖嘴評論：「小姑娘果然不行」。

「小姑娘沒後勁」、「小姑娘理科不好就學文吧」、「小姑娘不適合搞競賽」。漫長的九年、十二年教育原本是場公平的賽跑，這些或古老、或新鮮、五花八門而又不負責任的偏見卻讓屬於女生的跑道變得荊棘叢生。而臨到報志願的衝刺關頭，家庭和社會又「體貼」地勸她們不要加速：「小姑娘讀書不要離家太遠」、「小姑娘報志願報穩一點」、「小姑娘選個輕鬆點的專業就好」。

經過高考，一隻腳就踏入了社會的大門。如果說此前女生遇到的還只是觀念上的不平等，隨著畢業的臨近，社會為她安排的婚育任務擺在眼前，她將逐漸看見觀念的物質基礎：在空前飽和的就業市場上，很多當代社會的核心領域如信息科技、金融，以「要求全身心投入，不能因家庭分心」為理由拒絕向女性敞開大門；自由市場的逐利原則下企業儘可能縮減福利，圍繞孕產假的就業歧視層出不窮；很少的附屬託幼機構質量難以保障，多數家長不得不將孩子送往離家遙遠、上放學和上班時間衝突的幼兒園、小學；階層向下流動的焦慮迫使父母在家教、擇校、課外輔導上花費更大的精力……這一切的一切，都在拖累從中國到全世界的女性追求個人發展的腳步。2017年，《全球性別差異報告》的平等狀況數據首次出現世界性整體倒退，如果說微博上個別名人的言論是一片落葉，那麼這或許就是背後的整個秋天。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句話我們每個人都耳熟能詳，卻未必有很多人想過：如果一個社會中一半的人口都無法自由發展，這個社會將會失去什麼。作為普通人，對全球氣候、對物質制度，我們或許做不了太多，但起碼對於無辜的孩子，屬於未來的一代，這個社會可以少一些偏見與傷害，多一分平等和尊重，讓他們，女孩和男孩們，可以在人生的最初十幾年，在自由的天地中，成長為健全的人。

■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稿：張真人，編輯：任其然、傅適野，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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