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處理日本戰俘問題實在太過草率，讓很多戰犯逃脫制裁！

原標題：蔣介石處理日本戰俘問題實在太過草率，讓很多戰犯逃脫制裁！

戰犯的主要來源是在戰俘當中，那些直接屠殺中國人民的儈子手。他們理應受到法律的嚴懲。但是戰後蔣介石關於對待日本僑俘態度的講話，卻基本奠定了中國寬容對待日本戰犯的基調，這直接體現在了隨後制定的遣返日僑俘的計劃法規和遣返實施中。

1945年9月，國民黨頒布了《戰俘管理計劃綱要草案》：現將涉及甄別日俘中的戰犯規定記錄如下：

1、日俘各種軍事記錄的供給和獲得；2、日方重要文獻的呈繳和搜集；3、專業人才之調查與登記；4、逮捕藏匿的戰爭罪犯及必要予以分別拘留的人員；5、調查研究日本各種秘密組織和其他的各種問題。

可見戰犯犯罪信息採集死板僵化，沒有充分發動人民，單從這幾點信息的採集就想甄別所有的戰爭罪犯是不可能做到的。

首先，日本方面的軍事記錄與情報，這些重要的文件，日本軍方可能在投降前就送回國內，或者直接銷毀，留給中國方面的有力證據肯定少之又少。

第二，光靠這些文件來甄別戰犯是死板和不全面的，不注意在廣大人民群眾中發現證據，或是發動群眾，但發動的力度不夠，沒有耐心細緻的向群眾解釋甄別戰犯的重要性，沒有幫助打消群眾心中的疑慮，很多百姓怕將來日本人捲土重來，報復他們而不敢舉報。

戰犯甄別法規的內容十分空洞，沒有涉及具體怎樣甄別戰犯的方法。例如：

關於《緝捕戰爭罪犯法規》的規定中，只是規定將發現證據的戰犯名單通知港口，由港口進行扣押和拘捕。這種做法有很大的弊端，如果一個戰犯暫時沒有證據證明他犯罪，他將會被短時間內遣送回國，而變成了無頭冤案。

在戰爭剛剛結束的環境下，關於戰犯證據的採集、整理、定罪，需要一個長時間、細緻、複雜的過程，不是幾個月時間就可以草草完事的，由於為了完成緊急的遣送任務，甄別戰犯的工作變得簡單，研究關於戰犯甄別的相關法律規定，更像是走一個簡單的而不得不走的過場和形式而已。

而涉及到美國人的戰犯卻要第一個送交美國，美國一方面希望快速遣返日僑俘，不希望對蹂躪中國百姓的戰犯做過多的甄別和懲罰，一方面卻對傷害自己國家士兵的日本戰犯毫不姑息，這一點就可以看出美國對華政策的雙重標準。

關於戰犯甄別工作出現的問題，在東北行轅日僑俘管理處處長李修業的回憶錄中，李處長對此也十分擔憂：

「我們在各地曾希望發動群眾到集中遣運站去指認那些犯罪的日俘，書面檢舉那些有血債的日本軍人和其他日本人，可是很少有人來指認和檢舉。我在昌圖、遼源、四平、撫順等地視察工作時，每到一處都找了一些當地的老百姓，問他們為什麼不檢舉？他們大都回答說：長官呀！你們走了，日本人還會再來，到那時還有我們的日子過嗎？當時東北人民懷疑我們國民黨能守住東北，害怕日本人會捲土重來的心情是比較普遍的。通過本處調查組的調查，同時又在各城鎮中掛了許多檢舉箱，過了很長時間，各地加起來的檢舉信也不過一兩百封。

我們在瀋陽、長春、錦州待運站查出的經過受害人指認的有血債的日本人只有約30餘人。其中最突出的是兩個日本的浪人。他們在錦州先後強姦中國少女11人，並殺害了他們的父母。被殺害者，達7人之多。當時把他們給移交戰犯法庭了。應該說，在日僑俘里，像這樣的罪犯是相當多的。我們抓進去的戰犯不過一、兩百人，而遣送日僑俘將近一百萬，這種比例簡直是個笑話」。

如上所述，在遣返日僑俘過程中對於日本戰犯的甄別工作，簡直是遣返工作的一大敗筆，許多的日本戰犯沒有受到懲罰。即使這樣，戰犯法庭還遲遲沒有成立，據李修業回憶：

「我們於 4 月份就開始辦理遣送工作，戰犯法庭遲到 7 月份才派人來瀋陽成立了瀋陽分庭。管理處將 30 多個個血債累累和罪惡滔天的日本人，送交戰犯法庭。不久，長官部指示，戰犯法庭既然已經成立，管理處今後除了協助辦理必要的工作以外，關於戰犯的調查和處理等問題一概都不要過問了，因此後來這方面的情況我就不了解了」。

最終，那些沾滿中國人鮮血的日本侵略者，不但沒有受到任何懲罰，還被施以多方的照顧和待遇，遣送回國。他們回國後，一些有良心的日本人知道了悔悟，對當時的暴行慚愧不已，但還有一些人卻死不悔改，他們還在等待機會捲土重來，繼續從事日本軍國主義復辟活動，煽動中日矛盾，企圖戰爭再開。所以遣返過程中，由於對戰犯甄別工作的簡單化處理，並沒有完成甄別戰犯的任務，成為這次遣返主要的不足之一。

來稿/胡忠宇 運營/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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