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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劉東生先生

編者按:中科院院士劉東生被譽為「黃土之父」。通過60年潛心研究,他平息了170多年來的黃土成因之爭,建立了260萬年來最完整的陸相古氣候記錄,是多旋迴學說的奠基人;把青藏高原抬升與東亞季風演化聯繫起來,成為地球系統科學的主要開拓者。劉東生院士先後獲得2002年國際泰勒環境成就獎和2003年度國家最高科技獎。

今天(11月22日)是中科院院士、地球環境科學專家劉東生誕辰100周年紀念日。我們特邀中科院地質地球所副研究員唐自華撰寫了回憶文章,供讀者了解劉東生院士。

劉東生先生

劉東生先生已經離開我們9年了,今天是他的百年誕辰。我翻出13年前的課堂筆記,先生慈祥的笑容歷歷在目。

因為專業的原因,我在學生時代就已經知道先生的名字,粗略了解過先生的成就。等到上了第四紀地質專業的研究生,在課表中看到先生主講《近代第四紀地質與環境》時,不由得對這門課充滿期待。2004年春節假期,我把先生的著作和論文整理成一個單獨的文件夾,逐一翻過,算是預習這門學位課了。

2004年2月18日,周二,研究生院的林秋雁老師和博士後李玉梅陪先生走進研究生院玉泉路校區教學主樓的1006教室。先生身形瘦削,背稍稍有些駝,一頭銀髮也已經稀疏了。先生抬眼緩緩環視一周,溫和地向滿座的年輕人致意,然後在教室門口第一排座位坐下,等候開始。博士後李玉梅在講台上打開課件,為上課做準備。教室里很安靜,所有人都在等先生開講。

開始前,林秋雁老師向我們簡單介紹了先生的學術成就,先生站起身來。當提到先生獲得2002年度泰勒環境成就獎時,他在一旁微微點了點頭。先生在掌聲中輕輕走上講台,稍稍欠了下身,站在課桌後開始了這門課的最初三個課時。我坐在前排,默默地注視著先生的一舉一動,很快就注意到先生的不同。第四紀是最年輕的地質年代,也是從19世紀初沿用至今的僅有一個的地質年代名稱,常見說法是人的出現和冰期旋迴是其最重要特徵。先生一開始就介紹說,第四紀是「研究過去260萬年地球歷史的演化、人類適應的可持續發展的學科。」當時,不僅第四紀的底界年齡存在180萬和260萬年之爭,甚至第四紀是否還能作為地層名稱也有不同看法。劉先生花了不少的時間介紹爭論的來龍去脈,以及以他自己為首的國內學者的觀點和立場。尤為重要的是,在他看來,第四紀早已不僅僅是研究過去人類適應氣候的學問,而是一門關係現代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充滿活力的科學。

接著,先生從曾培炎副總理的地質科學發展「四個轉變」談到了從第四紀科學面臨的主要問題。他直言,「人類活動及其對環境的影響使得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相似形的生態系統中」,因此,第四紀研究必須充分重視Paul Crutzen提出的「人類世」概念。先生給我們回顧了智慧圈No?sphere和智慧地質學No?geology發展,最後以即將在義大利召開的32屆地質大會主題作結,號召一起迎接全球地質學的文藝復興。

那天,先生極其簡要又飽含深情地向後來者展示了他看到的第四紀科學脈絡和發展前景。他在講台差不多站立了3個小時,毫不倦怠,只在課間稍稍坐下休息了一會。下課時,我畢恭畢敬地請先生在筆記本上簽名,這也成為我和先生最近的交流。第二天,林秋雁老師通知選課的同學周四一早去人民大會堂參加2003年度國家科技獎勵大會,出席劉東生先生榮膺最高科技獎的頒獎儀式。那個學期稍晚些時候,丁仲禮院士在講授《黃土與環境》課程時,用最高科技獎的終評報告系統介紹了先生的科學貢獻:風成黃土的大宗師,古氣候多旋迴學說的奠基人,地球系統科學的開拓者。

2002年劉東生先生在黃土高原

2004年夏天,研究生院首次設置了夏季學期,先生主講《環境與文明》,系統呈現他對這個問題的深入思考。再後來,2005年,過去全球變化研究計劃(PAGES)在北京召開第二次開放科學會議,先生在晚宴上用英語致辭,在茶歇時被國內外學者簇擁著交流,我既驚嘆先生流利嚴謹的英文口語,又佩服先生旺盛的學術熱情。不料到2006年秋天,在南京召開的中國第四紀學術大會開幕式上傳出了劉先生因病入院的消息,這是先生50年來首次缺席第四紀學術大會。

最後一次見到先生是2007年8月27日,歐洲地球科學聯合會在地質與地球物理學研究所授予先生洪堡獎章。在André Berger、Peter Fabian教授和丁仲禮院士圍繞下,瘦削的先生雙眼依舊睿智,但致辭時氣息不穩,聲音也不如往日清晰。我站在台下,遠遠地注視著先生,祈禱先生能從病魔的纏鬥中恢復過來,再次回到講台為第四紀指點江山。

2007年劉東生先生榮膺洪堡獎章

左起:Peter Fabian教授,劉東生先生,André Berger教授,丁仲禮院士

沒想到,這次竟成了先生最後一次回到研究所,也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先生。2008年3月6日先生駕鶴西歸。11天後,我們在八寶山向先生做最後的告別。又過了一個月,先生骨灰在萬安公墓安葬。從此,先生在他摯愛的靈山秀水間安息,化為星辰呵護著後來的學人。

先生去世後不久,我協助整理先生的辦公室。先生的書櫃中保留了他從1941年開始的野外記錄簿、歷年的手稿、論文抽印本和專著,1950年代到21世紀初不同語種的第四紀研究文獻,還有親手採集來自世界各地的標本,蔚為大觀。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1:250萬的《蘇聯地質圖》。這是一幅寬度超過4米的俄文布面挂圖,1956年出版,代表著當時蘇聯地質調查和製圖的最高水平。圖的背面有先生1957年5月的簽名。難以想像先生60年前是如何把這幅接近10公斤的龐然大物帶回國內的,什麼動力促使他不遠萬里從莫斯科把它搬到北京的呢?我凝視著這幅挂圖,沒有答案,心下感佩不已。

2008年底,學長告訴我地質出版社正在出售一批庫存,其中有先生的《黃土與環境》。我立刻趕到地質出版社的門市部,把所有在售數十冊的《黃土與環境》悉數買下。打開牛皮紙包裝,《黃土與環境》明黃色的封面在冬日裡格外明艷。書的內頁早已泛黃,出版時凌厲的火氣已經褪去,散發出一種溫柔散淡的氣息來,深深吸引著每一位讀者。

《黃土與環境》序節選

私底下,我一直認為,《黃土與環境》前言是先生最好的文字。當逐行讀到「書中部分章節對某一問題的看法不盡一致,這也是很自然的。與其為了全書的統一而冒險將一些可能萌發為新突破的幼芽掐去,還不如將他們一起奉獻給讀者,讓讀者或者科學的發展本身去得出正確的結論…」,我的淚涌了出來,先生是如此說,也是如此做的。

《黃土與環境》出版後的30多年裡,他的學生先後把黃土與亞洲季風演化相聯繫,討論了高山過程對粉塵物質來源的影響,評估了北極冰蓋、南極冰蓋和青藏高原對季風系統的影響,並且把亞洲粉塵堆積的歷史上溯到2000多萬年。一代又一代學人從先生的著述中汲取營養,不斷書寫黃土與地球科學新的篇章,逐漸完善對亞洲氣候系統的理解。

作者的課堂筆記

來源: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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