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寫戰爭史的實踐很糟糕，沒什麼出彩的作品｜專訪戰史作家余戈

原標題：中國寫戰爭史的實踐很糟糕，沒什麼出彩的作品｜專訪戰史作家余戈

戰史作家余戈不是一位歷史學者，而是一位歷史「發燒友」。談到自己對歷史的興趣，他說：「我不指望玩這些東西吃飯、評職稱，完全基於個人化的精神滿足，這就是發燒友的特點」。出生在軍人世家的余戈，外祖父是楊虎城西北軍的軍醫，參加過西安事變；父親也是軍醫，參加過新中國一個重要導彈基地的奠基。1985年，余戈考入軍校從軍，曾在部隊任雷達技師、宣傳幹事，後來調入解放軍出版社，從事文字工作。

2000年前後，作為《軍營文化天地》雜誌的編輯，余戈採訪了抗戰文物收藏家樊建川和沈克尼，這段經歷讓他深受影響，從此他也開始收藏侵華日軍的軍品。除了日軍圖囊、鋼盔、水壺、望遠鏡等物件，他還收集了許多文件資料：作戰地圖、老照片、士兵家信、典範令、手繪情報、日軍戰史和士兵戰記。伴隨著收藏物品的增多，他的思維方式也發生了改變，「每天直接與器物打交道，我寫的文章也開始遠離宏大敘事，變得具體而清晰。」余戈心中逐漸產生了一個模糊的想法，希望能夠就某一段戰史做一些具體研究。

余戈

2004年正值松山戰役60周年，余戈去了一趟滇西。此前，他對抗戰期間滇西戰場的認識來自於鄧賢的《大國之魂》和一些電視紀錄片，這些資料的問題在於太「粗線條，細節上不太讓人滿足」。可是到了戰爭現場，當年日軍的交通壕、堡壘、蓄水池、慰安所、指揮所清晰可見，余戈立刻被吸引住了。在20天時間裡，余戈踏遍了18平方公里的松山陣地，積累的史實一下在腦海中激活，在松山的黃昏落日下，他決定要為滇西戰場的松山戰役寫一本書。

靠著先前收藏的物品和後來買回的史料，余戈開始復盤戰爭的每一天、每一幕，一次次攻守、一場場搏殺……由於受不了殺戮的血腥，余戈買了一盤《大悲咒》，聽著梵音完成了「滇西抗戰三部曲」的第一本《1944：松山戰役筆記》。這本書出版於2009年，與鍾情於政治、外交、戰略層面縱橫捭闔的戰史作品保持了距離。「中國人擅長定性，不喜歡定量，那我就反其道而行之，嘗試著在螺螄殼內做道場，拿著顯微鏡去弄清楚一場仗究竟是怎麼打的。」在這本書的後記中，余戈提出了「微觀戰史」的研究寫作方法，形象地說，就是在「顯微鏡」下看歷史，儘可能提供「像素」最高的歷史圖景。從對雙方兵力、兵員成分、武器裝備和戰鬥力的仔細研判，到對戰場所在地域社會、人文、地理狀況的必要交代，以及對戰事進程中空間坐標、時間節點的網格化標註。在這種努力下，歷史有可能變得「接近於無限透明」，顯出細膩豐富的肌理，擠壓掉「演義」和「戲說」的空間，讓很多高蹈虛浮的歷史成見難以立足。余戈這樣描述自己所做的工作：「相當於一把針掉在地上，我一根一根得都找起來。希望能用這種寫法，讓年輕人更加了解戰爭的詳細過程，正確看待這些歷史。」

松山、騰衝、龍陵是1944年滇西戰場日軍防禦體系的三個支撐點，也是中國軍隊在滇西對日軍實施戰略反攻作戰的核心戰場，在《1944：松山戰役筆記》之後，余戈又在2014年出版《1944：騰衝之圍》，2017年完成《1944：龍陵會戰》。在「滇西抗戰三部曲」完成之際，界面文化（微信公眾號ID：Booksandfun）專訪余戈，他談了鮮為人知的滇西抗戰和「微觀戰史」寫作的秘密。

滇西戰場

被遺忘的戰場

界面文化：你研究的是滇西抗戰，但為何滇西抗戰為何長期以來不受重視，也不在中國抗戰正面戰場22次大會戰之列？

余戈：它在抗戰史研究中相對比較冷門。當時，雲南在軍閥控制之下，實際上是半獨立狀態，遠離中國內地，公眾了解少。又因為共產黨沒有參與，今天對它的研究積極性也不高，讓它沉寂了很多年。到上世紀90年代公眾才能看到一些相關的作品，比如鄧賢的《大國之魂》、陳立人的紀實文學《緬甸中日大角逐》。但是這段歷史認知不高的主要原因，還是國民黨自己乾脆否定它。

國民黨方面的歷史敘事對滇緬抗戰採取冷藏態度。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美軍派史迪威擔任中國戰區的參謀長，所以滇緬戰場是一個同盟合作的戰場。可是蔣介石認為滇緬戰場浪費了中國的人力物力，導致中國在豫湘貴戰場一敗塗地，所以從那時起就對滇緬戰場評價不高。抗戰後期發生的「史迪威事件」（註：蔣介石和史迪威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和衝突。這種衝突主要表現在政治、軍事戰略以及與其相關的是否裝備中共軍隊、租界物資控制權的方面，並由此導致蔣、史矛盾不斷激化。1944年10月，美國總統羅斯福將史迪威調離回國。）導致中美合作陷入了僵局。美國和中國建交前夕，蔣介石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招了一個御用文人梁敬錞，向他開放了很多檔案，讓他操作了《史迪威事件》這本書，代表當時國民黨對歷史的權威評述，目的是譴責美國背信棄義、拋棄國民黨。這個背景之下，是不可能對這段歷史有客觀評價的。

雲南保山市龍陵縣的中國遠征軍塑像群

國民黨一直是褒揚陳納德，貶低史迪威，也貶低史迪威背後的美國陸軍，包括馬歇爾與史丁生以及羅斯福總統。（註：在中國戰區的戰略觀點上，當時分成陸戰與空戰兩派，史迪威是陸戰派，這派的支持者包括馬歇爾與史丁生。陸戰派人士主張修築中國和印度之間的公路，進一步反攻緬甸，同時訓練與裝備中國陸軍。而陳納德是空戰派，這派的觀點是全力提高駝峰航線空運量、加強在中國境內的空軍，利用戰機切斷南洋到日本本土的運輸生命線。）

界面文化：你提到這是一個同盟合作的戰場，為什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敘事里也沒有強調這個戰場？

余戈：整個西方世界的二戰史敘事當中，反法西斯戰爭也是分層次的。歐洲戰場第一，太平洋戰場第二，東南亞戰場第三。

戰爭爆發以後，美國把中國拉入同盟四大國，給了一個虛名，讓中國盡義務，我們在這種狀態下也躋身四大國，但實力還是很弱。美國在輿論上支持中國，但實際操作上還是把中國當作弱國，給中國戰場的物資援助、兵力都比較少，也不讓中國參與重大決策。而當時美軍在戰爭資源的調度上，也是優先歐洲，其次太平洋，最後是滇緬。緬甸是英國的殖民地，也主要是英國的力量。而英國又有北非戰場、歐洲戰場等很多戰場，認為緬甸可以通過其他戰場的勝利最後收取回來，所以不太積極，如果日本不主動攻擊，就不會主動去打日本。史迪威沒有自己的部隊，主要靠自己手上的美國物資和中國的人力，所以對於盟軍來說，這是一個小成本的戰爭。這些因素造成了滇緬戰場在整個二戰史敘事中地位不高。

綜合以上國際和國內的因素，這個戰場就成為了一個被遺忘的戰場。

界面文化：當時蔣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似乎也和中國戰場的東線/西線之分有關，這兩個戰場之間是什麼關係？滇緬戰場在當中重要性如何？

余戈：1942年到1944年，戰爭前景並不清晰，沒人知道日本最後會怎樣被打敗。美國當時的基本設想是以中國大陸為跳板，從中國東南沿海發起對日本本土的打擊。實現這個設想得分成幾步。第一步就是提高中國的抗戰力量，但當時中國的外援通道只有滇緬公路，而且還被切斷了。所以當時史迪威就想把這條「輸血管」打通，把物資從印度運過來。經過卡薩布蘭卡會議、開羅會議等等運籌，盟軍決定在緬北由中國駐印軍和中國遠征軍對向打通緬北的通路，修一條中印公路和原來的滇緬公路連起來，把物資送到中國。第二步在中國組建90個美式裝備的中國師，壯大中國的力量。第三步在中國大陸發起對日本的反攻，從西南推進到中國東部，最後從東部攻擊日本。當時美國高層都是這麼打算的，蔣介石也認為是這樣。

蔣介石、宋美齡、史迪威

但是蔣介石又有自己的利益考慮。蔣介石覺得自己獨立抗戰已經四五年了，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美英介入戰爭比較晚，現在應該由他們出大力。當時駝峰航線運量特別低，獲得的物資很有限，只能維持政府運轉和軍隊很少的裝備，但蔣介石認為，綁在美英的戰車上，也能熬到勝利，所以從美英介入之後，蔣介石就鬆了一口氣，處於等待的狀態，不太積極。蔣介石不想積極打仗，只想要美國保持空運，讓自己運轉。史迪威則認為美軍已經介入，蔣介石就應該積極籌措兵員，準備打仗。所以1944年，在反攻這件事情上，中美衝突很激烈。蔣介石認為駐印軍鞭長莫及，交給了史迪威指揮，這支緬北的軍隊在1943年10月底就開始了反攻。可是在雲南的部隊蔣介石不想動它，等了半年，到1944年的5月份才讓它反攻。可以說在戰事過程中，一直是史迪威逼迫著蔣介石動作。

但這個時候，日軍又在豫湘桂全線發動了50萬兵力的大舉進攻，結果蔣介石的東線戰場全線失利。蔣介石壓力很大，把東線戰場失敗的原因歸結為西線戰場的消耗。但是實際上，物資都在印度，就是因為補給困難才得就近利用，如果把駝峰航線運來的一點點東西再運到東線來，相當於提著一個漏壺經過漫長的空中通道運到湖南、廣西，會造成很大的浪費。1944年東西線的尖銳矛盾導致了蔣介石和史迪威合作的崩潰。後來，很多人贊同蔣介石的看法或者對西線評價低，那是因為戰爭結束以後才弄清楚這場戰爭其實不需要經過中國大陸，美國從太平洋上直接發起對日本本土的打擊以後，日本就投降了。

慘勝教訓

要實現人的現代化

界面文化：你把滇西抗戰總結為「慘勝」，能不能講講為什麼勝，又為什麼是慘勝？

余戈：勝利代價太大。原因主要是先進的物力和相對較弱的人力之間的不匹配。當時的中國還是腐敗的舊制度、舊的人力資源，訓練不足，素質跟不上，沒有能夠消化美國的物資力量和高技術，不能把好裝備立刻轉化為戰鬥力。舉個例子，「吃空餉」的現象在整個滇西都存在。本身軍隊補給少、軍餉低，但是依然打包發給長官，由長官向下分發。部隊常常不編滿，一萬人的編製常常只編五六千人，這樣軍官可以分掉四五千人的空餉。這樣導致的後果就是缺兵源，在開戰之前，本來編製16個師也就是16萬人，竟然缺額10萬。蔣介石對此也心知肚明，而史迪威把這些問題戳穿，傷到了中國的面子。

中國駐印軍和中國遠征軍形成了對比。駐印軍的部隊指揮權被史迪威牢牢控制在手裡，在制度上有革新，比如說全體列隊在廣場上公開發餉，軍官就沒法貪污，編製也都是滿編的。駐印軍訓練也很徹底，在蘭姆伽的美式訓練營，士兵們從武器裝備的使用到戰術的運用都得到了訓練。充分的訓練加上充足的裝備，戰鬥力很高，在緬北這麼艱苦的條件下，把日軍第18師團打得丟盔卸甲。但是滇西的進程就特別艱難，傷亡代價也特別大，平均傷亡比是1：5，我們拿5個換日軍1個人。過程漫長，代價慘重，這就是慘勝。

1943年12月

中國駐印軍在蘭姆伽的美軍訓練基地整齊地排好方陣，準備接受蔣介石的檢閱

勝是因為畢竟贏了，而且戰爭的主體還是中國軍隊，不完全藉助外部的力量。我們還是在這個戰場上找到了勝利的自信。滇緬戰場也開啟了反攻的序幕。

界面文化：你在書中講到了很多遠征軍指揮官的低級失誤，比如宋希濂誤報收復龍陵，比如讓日軍掌握了中國軍隊的密碼……當時在遠征軍高級指揮官層面似乎有不少問題，能否具體談一談？

余戈：這還是和腐敗的制度有關。高級軍官都是中國二三十年代過來的，都經歷了中國從相對弱後的狀態，身上積陋甚深。黃埔系教育本身只有兩年多時間，甚至更短，很多人根本沒有學到什麼軍事理論知識，就被提拔到很高的位置，當上了師長、軍長甚至集團軍總司令。而且，當時中國的武力主要是用來在軍閥割據之下取得政權、維持政局的，不是專業進行戰爭的部隊，並沒有經過現代戰爭的考驗。所以，美國職業化軍隊的將領史迪威對這些高級將領的表現評價很低。

史迪威認為中國的兵吃苦耐勞，一點微薄的待遇就可以忍受其他國家軍隊無法忍受的艱苦，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兵，但他認為軍官尤其是師以上的軍官不太稱職。所以他曾經有個極端的想法，駐印軍只保留團以下的士兵，團以上都讓美國將領指揮。由於這件事關係到中國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抵制，也就不了了之。不過，在這種壓力之下，駐印軍的高級將領也不得不提升自己的狀態。孫立人、廖耀湘等人雖然也高為師長、軍長，但這樣單純的環境下，能夠擺脫國內的陳腐環境，狀態得到了刷新。但內地就不一樣，宋希濂、霍揆彰這些人身上依然有很深的舊環境的影響。比如說宋希濂誤報收復龍陵，稍微想想都知道日軍不可能放棄龍陵，但宋希濂急於邀功，想要投機取巧，就判斷失誤，造成了很大的被動。而且，這些將領不僅政治上有問題，還經常瞎指揮，在他們自己的戰鬥總結中也說得很清楚：指揮官不具備指揮現代作戰、攻堅戰的能力。

「滇西抗戰三部曲」《1944：松山戰役筆記》《1944：騰衝之圍》《1944：龍陵會戰》

余戈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界面文化：所以總結「三部曲」的時候，你認為不僅要實現武器的現代化，更要實現人的現代化？

余戈：剛才說了軍官，而士兵呢，吃不飽、身體弱，很多都是少年兵。雖然吃苦耐勞，但文化素質不高，很多都是文盲。他們操作美式武器主要靠模仿，其實沒有完全掌握，常常損壞裝備，無法發揮武器應有的效能。這些因素在一起，如何勝任嚴酷的戰爭考驗？所以滇西戰場上傷亡很大。

人的現代化過程太漫長了。戰場就是考場，在滇緬戰場打完仗以後鍛鍊出來的部隊就成長為中國最好的部隊。「國軍五大主力」中，新一軍、新六軍都是滇緬戰場下來的，其他部隊也都裝備了美式裝備。

微觀戰史

戰爭史至少要寫到這個程度

界面文化：「滇西抗戰三部曲」最大的特點就是首創了「微觀戰史」的寫作理念，你是如何開始微觀戰史的寫作的？

余戈：我在軍隊學的是理工科，但是在軍內30多年，又是在出版社從事文字工作，對戰爭很感興趣，特別想把一件事情弄清楚。閱讀過程中，我發現美國、日本的戰爭史的技術紮實，敘事深入，覺得很優秀，讀得很服氣。而中國寫戰爭史的實踐很糟糕，沒什麼出彩的戰爭史作品。國內的戰爭題材主要有兩類，一是教科書體例的抗日戰爭史，一類是紀實文學。我工作的解放軍出版社是出版軍事題材紀實文學的重鎮，操作的方法我了解，不僅很多材料的來源不可靠，而且處理方法常常是以點帶面，很不系統。很多作者是文青，沒有軍事背景，文學情懷一上來，容易缺少理性，作品很難讓人獲得對戰爭全面客觀的認識。

我認為，不能一本書就把抗戰全寫了，可哪裡都是蜻蜓點水，我就要寫具體的戰鬥過程。「微觀戰史」說起來也很簡單，要把戰爭的過程從了解敵情、戰爭部署、作戰展開、戰鬥過程，像做工程一樣做起來。首先控制戰場全局，對時間和空間做網格化的標定，然後在每一步尋找史料把情況說清楚，沒有說清楚的留下以後再找。最終就可以盡最大可能性寫得很透徹，做到像素最高。

這個過程中，史料開拓是最重要的工作。史料佔有要極其充分，在小題材上做到壟斷，幾乎每一個角色都要有當時自己的視角。我把歷史留下的分散的碎片進行歸攏和拼接，這樣的拼接一定會準確。這個過程中我藉助了沉寂在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中的資料。而且隨著近年條件變好，還找到了很多美軍、日軍的乙方敘事。用甲方乙方的史料進行互參，還原戰鬥過程。

《1944：松山戰役筆記》寫完之後，我把自己寫作過程中的感想進行了梳理，寫出了「微觀戰史」這個詞，後來我也不斷在想它是什麼內涵，想法還是比較零散。不過，這個概念是被大家接受了，畢竟寫了三部曲，提供了一個文本，讀者會感覺到它的品質和以前讀習慣的東西不一樣。而讀者對這種文本的接受就意味著他們提出了需求。「微觀戰史」樹立了一個標準，影響到其他人去做。以後中國的戰爭史可能至少要寫到這個程度，不然讀者會覺得看得不過癮。

界面文化：你說史料開拓是最重要的工作，如何辨別史料的價值，怎麼看得出哪些說得對，哪些有錯誤？

余戈：只有接觸材料不多的人才有這種提問，鑽進去以後自然就知道怎麼辨識了。「微觀戰史」在材料方面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史料批判。佔有雙方大量宏觀、微觀的材料以後，一比對就知道哪部分是準確的，哪部分不準確。研究的時間長了，我發現任何一方都會有錯誤，就不會迷信任何一方的說法。他們的錯誤也不一定都是故意要抬高自己貶低對方，還有很多技術層面的問題，比如說編訂雙方戰史的人沒有到過戰場，留下口述的親歷者因為自己的地位和視角局限導致認知不到位。我掌握的資料比當時的親歷者要多得多，就變成了全知的，處理材料的時候就有把握。也有一些問題當時沒有完全解決，後來又有了新的史料發現，我就進行修訂。《1944:松山戰役筆記》的修訂版增加了五萬多字，修改了技術不準確的部分，刪除了沒有必要的內容。如果以後有新的發現，《1944:騰衝之圍》和《1944:龍陵會戰》也會做修訂。說實話，大概也只有我自己能夠修訂自己了。

界面文化：有讀者去當地考察，對照戰場非常震驚，說你寫得太真實了，你是不是實地考察也去了很多次？

余戈：從2004年到現在大概有十幾次，每年至少去一次。最近給非虛構寫作班上課，我講了三個問題，一是材料，二是寫作，三是田野調查。微觀戰史要求一切都要落地，田野調查是離不開的環節。如果有讀者帶著書去現場檢查，就會發現作者是一個一個戰場研究過的，而書可以當作歷史導遊手冊來用。軍隊的一切動作都在大地上展開，所以我大量的時間花在了地圖上，我在軍校的時候學過軍事地形學，這方面知識很豐富，攻山頭的時候文字記載的錯誤，我在地圖上一看就能夠看出來。我先是在谷歌地圖上一個山頭一個山頭地推進，碰到解決不了的地理問題，我就列好清單，帶去雲南，一次去一個星期左右，把這些問題一個一個解決掉。但是在文字當中我不會刻意體現自己到了哪裡，我希望文字比較乾淨，不是個人的旁觀視角。

松山戰役遺址

界面文化：《解放軍文藝》副主編殷實評價你的作品時稱：「目前為止20世紀中國的國史研究一直無法擺脫政治意識形態問題的羈絆，在不同研究者基於不同立場自然會出現嚴重的扭曲史觀、史事，這種自我遮蔽、相互遮蔽必定會為真正的歷史書寫留下很多遺憾，然而20世紀40年代的滇西抗戰歷史碰巧不存在上述困難。」是不是因為不涉及意識形態，相對來說獲得史料比較方便？

余戈：這也是一個優勢。宏觀的戰爭史可能有很多政治判斷，但是聚焦戰爭的微觀層面，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就是戰爭是怎麼打的，雙方真實的經驗得失是什麼，這樣就屏蔽掉那些問題，就可以就事論事。只有對戰爭了解不深入的才回去追究誰是主導力量。現在很多人根本沒有搞清楚一個具體問題，就靠這些大而無當的問題，在這裡寫文章在那裡講話，評高級職稱，混一輩子，這叫什麼呀？

過去大家滿足於在教科書上獲得一個粗線條的認識。到了這個時代，人們回頭看歷史的時候就不服氣，覺得不應該是這樣。讀者水平提高了、要求高了，不像過去抱著崇拜的態度，而是會去質疑。做歷史的人也就面臨著特別嚴峻的考驗，做歷史得要有真功夫，要有澄清史實、還原歷史真相這個本事。

界面文化：也就是要寫出讓讀者服氣的歷史書。據說你的標杆是寫《最長的一天》的美國戰地記者科尼利厄斯·瑞恩。

余戈：還有約翰·托蘭。約翰·托蘭和瑞恩太厲害了，他們一邊在戰場上寫通訊報道，一邊也做歷史研究，本來是二戰戰場上的職業軍事記者，寫出了作品就成了歷史學家。而且他們用的方法和我們不一樣。其實文體和認識世界的深度有關係，我們在現代化進程中一直處於落後狀態，對世界認識的表達也是落後的，過去我們寫不出來約翰·托蘭和瑞恩這樣的作品。讀了他們的作品，才明白還能這樣寫、這樣研究。他們本身是當事人，又訪問了幾千個戰爭的親歷者，還看過檔案。《最長的一天》寫了1944年6月6日這一天的事件，可是你會覺得他在諾曼底的海灘上裝了一萬個攝像頭，這種上帝般的控制能力建立在對幾千個人的訪問之上。他的採訪還是打完仗沒多久之後做的，而不是等人家七八十歲記憶模糊了才去做。

《最長的一天：1944諾曼底登陸》

作者: [美] 科尼利厄斯·瑞恩 譯者: 李文俊 / 陶潔 / 申慧輝

中信出版社 2015-9

他們的作品是理想模版，但是我只能把百分之八九十的精力放在爬梳材料上。畢竟我和滇西抗戰隔了六七十年，口述史料沒有怎麼用上。我也用了一些別人整理的口述或者自述，可是當時的記者即便遇到了一個很好的訪問對象，也常常沒怎麼挖出有價值的內容，也沒有能力鑒別真偽，有時候訪問對象撒了個謊，登在報紙上，大部分讀者也看不出來，就這麼接受了。隔著時間久了，好幾層都出了問題，但也沒有辦法。

我寫作過程中要註明史料來源，提醒自己不能耍小聰明。有的作者實在沒有材料，編了一個，還和人得意地宣傳說自己編的東西讀者沒有看出來，我覺得這是耍流氓。非虛構絕對不能這樣。我有了約翰·托蘭和瑞恩等人作為標尺，就覺得「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努力了可能只落到中等，但總比在最低水平要好吧。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采寫：潘文捷，編輯：任其然、潘文捷，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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