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星：古代的臨刑赦免

作者：劉星

寫大清雍正皇上的故事,自然要提「科甲朋黨」一案。那案子說,一幫讀書人對雍正的「士紳當差」改革瞧著彆扭,對厲行改革的河南巡撫田文鏡,更是恨不得生啖其肉。田文鏡被安上了「酷吏」的名聲。讀書人,還要往死了參他。可是,雍正非要護著田大人,因為,這是護著改革。最後,讀書人被雍正結實地教訓了一頓。

「科甲朋黨」牽頭的人是李紱。這人好鑽牛角尖兒,當然,又是仗義執言。對田文鏡的所作所為,他死認一個理兒:那是錯的。就算雍正將刀子架在了自己脖子上,他也不退縮。可死參田文鏡的結果,實際上,就是將雍正逼到了牆角。雍正沒轍兒,為了震住「科甲朋黨」,只好將他問斬。

刑場設在北京的菜市口。

臨刑之際,寶親王弘曆站出求情。午時三刻,是問斬的時間。直到午時二刻,雍正才慈悲顯露,拿出赦免聖旨交與弘曆。弘曆飛奔菜市口,僅一刻時間趕到,救下李紱。

說來,這段故事末了有點「神」勁兒。人們都在議論,那弘曆不論怎樣速度驚人,一刻光景是不能從皇宮趕到菜市口的。所以,後人中,就有了弘曆騎馬「飛向」菜市口,以及行刑官的鐘錶午時二刻自己停住之類的傳說……

不過,在這兒,我們想要嘮叨的是前邊兒提到的情節:臨刑赦免。

提起臨刑赦免,老早就有人講過類似的故事。大唐武則天年間,一官人叫徐有功,外號「徐大理」。之所以叫「徐大理」,因為他當時任的官職是大理少卿。這人又是仗義執言,而且為政寬仁,不行杖罰。對其,平民百姓都是伸出拇指誇讚。有趣的是,他與當時兩位也被稱作「酷吏」的人——周興和來俊臣——冤家路窄。周興、來俊臣,都是武則天的紅人,特別喜好用大刑。而徐大理硬是和他們作對,據「法」力爭。此等作對,也是等同於和武則天過不去。所以,一次爭論起來,武則天像是火頭上澆了油,非要將徐大理處死。徐大理被押出時,依然回頭大喊:「臣身雖死,法終不可改。」到了末了,刑場眼見就要出血,武則天一個赦免,刀下終於留住了人。

在國人這裡,臨刑赦免的故事,自然不止這兩個。問題的要害可能在於:為什麼國人特別樂意嘮叨這些故事。顯然,如果一個普普通通的好人,或者一個不該死的諍臣、清官,在臨刑一刻逃過大難,那麼,人們的心理當然會有暢快的宣洩。可在這心理的底層,又隱藏著一個心理假定:對錯是非是清晰的,好人、諍臣或者清官,容易辨認。

在「科甲朋黨」的案子里,李紱再如何有不對之處(比如反對應該實施的改革),其人格是無可爭議的。這是「對」的,因而殺掉他的理由便顯得很蹩腳。在徐大理的傳說里,情形也是類似的,那樣一個口無遮攔的正直人物簡直無處尋覓。所以,大好人,人們是容易辨認的。打這,「臨刑赦免」自是心靈良善的一個期待了。而且,程序上的「臨刑赦免」如此靈活、如此富有戲劇性,也就並不顯得那麼有悖法律的公正秩序了。

可洋人那裡,少有「臨刑赦免」的傳說。洋人常會問:好人、諍臣或者清官,是不是那麼容易辨認?在「科甲朋黨」一案里,人們把李紱說成人格沒有問題,實際上是不是如此?在徐有功傳說里,人們也說徐有功人格絕對一流,可真實情況是不是這樣?洋人總會有懷疑的態度。他們對「人品」的習慣態度是不放心,左右猜測。如此,他們也就對「臨刑赦免」的興趣沒有那麼大了。相反,程序對他們來說,至關重要,絕對不能靈活得極富戲劇性。否則,法律的公正秩序就會問題成堆了。

國人文化與洋人文化還是有點兒區別的。在上面的描述里,我們可以體會,在「臨刑赦免」的事兒上,國人體現了一種較為鮮明的道德態度。是對是錯,含糊不得,且易分清。洋人則可能更為喜歡中性的程序。對洋人,實體的對錯,有時可以放在一邊,有時甚至是不可知的,程序才須含糊不得。

誰優誰劣,就是讀者的判斷了。（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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