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論抗日根據地的開闢及意義

原標題：縱論抗日根據地的開闢及意義

1937年全國抗戰爆發後, 八路軍、新四軍向敵後挺進, 開闢根據地, 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中共主導的敵後戰場和正面戰場一起, 為抗戰最終勝利立下不朽功勛。面對作戰能力、軍事組織和軍事力量佔優勢的日本侵略者, 中共在日軍眼皮底下的敵後生存和抵抗, 異常英勇, 異常艱難, 呈現的形態也異常複雜, 其進入方式、黨政軍一體化的運作、根據地資源的獲得和創造、兵民團結游擊戰的組織和展開、根據地的政治和經濟實踐, 都是極具張力也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本期軍史三人談欄目邀請了黃道炫、岳謙厚、黃正林三位抗戰史研究專家, 圍繞中共主導的敵後戰場展開討論, 以期深化敵後戰場及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研究。

一、抗日根據地開闢中的黨政軍一體化建設

【黃道炫】抗日戰爭時期, 中共在敵後廣泛開闢根據地, 成為中共抵抗日本侵略並尋求自身生存發展的利器。敵後根據地的開闢、堅持和發展, 歷經艱難曲折, 體現著中共強烈的進取態度、堅固的組織基礎、切實的群眾路線。

(一) 八路軍創建根據地情況。

1937年全國抗戰伊始, 中共方面就認識到應堅持游擊戰方針, 周恩來和朱德等擬訂了一份關於紅軍參戰問題的意見報送毛澤東等, 其中談到:對參戰不遲疑, 但要求獨立自主擔任一方面作戰任務, 發揮紅軍運動戰、游擊戰、持久戰的特長。毛澤東則講得更明確, 他說: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 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 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 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 (不是運動戰) 。要實行這樣的方針, 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 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 就要分散兵力, 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 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 二者不能並舉。這段話說得斬釘截鐵。就毛澤東的思考方向言, 游擊戰不是零散的局部的戰鬥行動, 而是中共整個的黨、整個的軍的中心任務;游擊戰不僅僅是群眾性的戰鬥行動, 更需要正規軍的投入;游擊戰不僅僅限於戰場上的戰鬥意義, 還具有戰略和政略意義。

要打一場具有戰略和政略意義的游擊戰, 建立穩固的根據地至關重要, 根據地是游擊戰成為對敵利器的保障。楊尚昆曾經從五個方面細數了建立敵後根據地的巨大作用:1.堅持長期戰爭, 驅逐敵人消滅敵人的依託;2.生息與壯大革命武裝的源泉;3.發揚與培植民力, 進行各種有利戰爭的建設保證最後勝利的基地;4.與敵偽進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種鬥爭的堡壘;5.維繫敵後民心, 提高全國人民的自尊心與自信心的燈塔。楊說到的這五點, 恰切道出了根據地的後方和支撐作用。有了根據地, 游擊隊才能在物資、人力上獲得源源不斷的支持, 才具備持久的條件;開闢、堅持和發展根據地, 中共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政策才能得到施展, 黨、軍隊和民眾的結合才有基礎, 根據地可以說是游擊戰的發動機。

堅持游擊戰的方針, 大力開闢根據地, 都需要踏踏實實地進入地方, 需要和地方民眾的結合。和蘇維埃時期一樣, 抗戰時期, 中共進入地方之初, 武裝起著決定性的基礎作用, 這是無法跳過的步驟, 而且中共一開始也賦予軍隊開闢地方的責任。八路軍總部指示:在沒有黨的地方, 建立與發展黨是軍隊的重要政治任務。毛澤東一貫強調群眾路線, 同時對軍隊在發動群眾中的作用也有深切體會, 在他看來, 軍隊中的黨是最先進的, 它應創造地方的黨和政府, 愛護地方的黨和政府, 愛護人民。應該說, 在還沒有群眾基礎時, 軍隊進入地方, 幫助地方建立黨和政權的確是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軍隊建黨、建政的思路在八路軍出動後迅速得到貫徹。八路軍出動的各部隊都嚴格執行了這一指令。平型關戰役結束後, 第115師就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留下一部兵力開展群眾工作, 著手建立根據地。10月, 聶榮臻率領師獨立團、騎兵營、教導隊, 以及總部特務團等各一部3000多人, 以五台為中心, 四面出動, 進入晉察冀邊的渾源、靈丘、蔚縣、淶源等地區, 並向冀西地區出擊, 收復曲陽、完縣、滿城等縣城和廣大農村, 工作團分別向南開闢平山、盂縣地區和向西開闢五台以西和定襄地區。第129師出動後, 按照周恩來的建議, 開往正太線南北地區, 奪取先機, 武裝民眾, 組織游擊戰爭, 並擴大自身力量。10月中旬, 第129師進入晉東南地區開展群眾工作。11月13日, 第129師在和順縣石拐鎮召開幹部會議, 會後, 政治部主任宋任窮率部進入沁縣、長治、晉城、武鄉、平順、沁源等地, 建立各種抗日組織和抗日自衛隊。第120師出動後,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 派遣必要之地方工作人員, 有計劃地散開工作, 在晉西北大力發展地方工作, 在部隊中抽出中下級幹部約300人組織13個工作團分派晉西北各縣, 協助地方党進行政權改造、組織地方武裝擴兵等工作。八路軍三個師的部隊迅速在山西南北東西各地展開, 建立根據地, 隨後又挺進華北平原, 建立起廣大的根據地。

(二) 八路軍進入地方的具體路徑。

正規軍分散做地方工作, 建黨建政, 大大促進了中共在地方的生根發展。由於人員有限, 又面對龐大的發展地域, 中共武裝進入地方不可能採取大股部隊長期集中的辦法, 而是將武裝像種子一樣, 撒播四方。而且, 游擊戰必然是多點開花, 因此, 儘可能多地建立根據地、鞏固自己、襲擾對手是中共一直努力的方向。從當時八路軍幹部留下的日記中可以看到軍隊進入地方開展工作的部署和實態。第120師第359旅政治幹部王恩茂, 抗戰時期一直堅持寫日記, 他的日記記錄了八路軍介入地方的具體形態。1937年9月底, 部隊剛剛出動不久, 王恩茂的日記記有他參加政治部部務會議, 討論政治機關工作的情形, 其中提到的任務就有開展地方動員, 組織武裝群眾, 政治部除一部分同志到前線外, 其餘的都到山西苛嵐進行地方工作。政治部人員到達岢嵐後, 即迅速布置地方工作, 組織討論地方工作的會議, 布置岢嵐縣一、二、三區的地方工作。岢嵐發動告一段落, 軍隊政治部工作人員又轉入其他地區繼續進行地方工作。就這樣一個縣一個縣、一個地區一個地區不斷滾雪球式地把地方串連起來, 實現根據地的成片發展。至於八路軍的具體進入方式, 當年文獻也有記載, 如果要進村, 通常的辦法是由武工隊帶一個村長, 一個中隊長, 到這村工作, 解決群眾問題, 建立威信。經過一兩個月, 群眾了解了, 同時發現了新的本地積極分子, 帶來的幹部就培養出代替自己的本地幹部, 掌握住政權。然後自己再與武工隊配合, 向前推進一步, 開闢其他村的工作。八路軍工作方式的細緻、深入、具體及其良好的節奏感, 令人嘆為觀止。

歷史上常常有些很有趣的現象, 一場對壘中, 往往是對峙的雙方最能發現對手的絕招。作為中共在華北最主要的對手, 對中共權力體系進入鄉村的運作, 日本人觀察非常仔細, 下面一段話出自日本防衛廳編的《華北治安戰》, 雖然比較長, 但對了解中共武裝在地方的運作方式很有幫助。這段話首先講中共如何進入鄉村:「中共如何在鄉村構成組織網, 又如何擴充發展黨的組織。雖因情況而異, 但對處女地, 一般則是由宣傳開始進行地下工作。隨後或者同時, 派遣工作人員建立基層組織, 逐漸擴大『點』的工作, 然後向『面』發展。然而, 在不易建立基層組織的地區, 則採取等待軍隊進入時, 在一定地區內組織多數支部, 逐次集結起來再行擴張的方法。」接著講中共進入具體的操作方式。日本人以山西和順為例, 觀察到如下特點:「首先分散安置犧盟會的中堅幹部, 同時利用麥、谷收割的大好時機, 動員八路軍駐紮部隊、政治工作人員和犧盟會幹部義務幫助農民割麥。這種作法, 是學習中共早先進行秋收暴動時的成功經驗。這種平凡手段在收攬民心上取得了極大效果。以此為第一步, 以後按照工作指導大綱, 進行了減租減息的宣傳 (收割、收穫後暫時停止農民納稅、交租) 此外進一步引用國共合作公認的口號『為民族救亡抗戰, 有力出力有錢出錢』, 在青年階層中結合抗戰政策的觀念宣傳減租減息, 使貧農大眾領會經濟利益的觀念及救國抗戰的義務, 以獲得他們的支持。」這些鋪墊過後, 中共再開展政治工作及武裝民眾工作, 「以各新編村長、秘書、副村長為中心, 進行政治訓練。對於民眾, 則由所屬村常設文化聯絡員 (直屬縣長領導) 進行訓練。為了加強各村自衛隊的訓練, 由共軍派出正規士兵擔任指導」。由此可知, 中共建設根據地初期的地方工作, 軍隊始終起著核心作用, 但是武裝的進入又不純然出自實力, 而是貫徹了權力分享的理念, 以軍隊作為實力保障, 通過紮實的宣傳、組織工作以及對民眾實實在在的幫助, 讓民眾意識到自己的責任、權力和義務, 達到黨、軍、民的有機融合, 實現控制的自然落地。應該說, 日方的觀察非常準確, 尤其是來自對手方的記載, 不太可能刻意誇大中共的能力, 因此更加可信。其實日軍講到的這些情況, 當時國民黨將領也有所意識, 國民黨第35軍團軍團長曾萬鍾曾在給蔣介石的報告中說:八路軍之所以能延續維持, 有兩個因素, 一為政治, 一為經濟, 政治上上下能相見以誠, 上下同樂, 閑暇一起打球、開晚會、演戲, 不分等級, 精神生活頗活躍。而且凡軍隊將到之處, 即派政治人員前往組織民眾, 調查敵情, 所以八路軍所到之處, 籌集糧秣, 均不感困難。

軍隊直接介入地方, 說起來似乎是個很容易想到的高招, 但卻在歷史上很少見到, 因為這不是一般政治力量敢於輕易嘗試的。一般而言, 由於軍隊的強勢地位, 權力核心會有意讓軍隊和地方保持距離, 以防軍隊與地方結合, 形成尾大不掉之勢, 也就是說, 很多政治力量都會有意識地防著軍隊和地方結合。中共則大異其趣。由於中共在軍隊中建立黨的領導, 軍隊政治工作空前加強, 軍事長官的許可權受到限制, 官兵都受到理念和黨性的熏陶, 所以中共敢於讓軍隊直接和地方在一定條件下接軌, 軍隊中成功的政治工作讓中共可以放心地把軍隊投入到地方政治建設當中, 開展軍政結合, 抗戰初期各地出現的軍政委員會就代表著中共的這一取向, 這是中共和以往政權大相徑庭之處, 而這也正是中共的特殊之處。

軍隊的介入, 保證了黨和政權可以快速在地方就位, 所謂把架子盡量地支開, 自上而下大刀闊斧地開闢工作, 這是講求效率的中共充分發揮自己通過政治工作建立起優勢的關鍵一著。這一點, 恰恰是其長期的國內競爭對手國民黨難以做到的。縱觀整個中共革命的歷史, 可以發現, 抗戰初期中共建立根據地, 依賴軍政結合取得的優勢, 只是中共革命中軍隊發揮作用的個案之一, 政治化的軍隊所發揮的超常效能應該是中共革命運動中屢打屢靈的一張王牌。

(三) 根據地的紮根。

當然, 武裝進入地方只是拓展空間的基礎性一步, 在以武裝介入地方後, 進一步動員民眾, 改造鄉村權力結構, 重塑社會生態, 實現黨和政權在地方的紮根是中共進一步努力的方向。中共革命有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指導, 馬克思主義有很強烈的系統思維特徵, 所以, 中共革命從來都充滿著整體推進的特徵, 在黨政軍民和根據地的問題上也是如此。中共說得很清楚:固然沒有軍隊則根據地不能存在, 但如沒有地方黨政民的配合, 則根據地也無法存在。所以, 軍隊的進入, 必須和建黨、建政聯繫進行。在存在著地方黨基礎的地區, 軍隊要幫助恢復、壯大地方黨;在原來沒有基礎的地區, 軍隊要幫助建黨, 而且軍隊的活動要盡量以黨的面貌出現, 以幫助建立和提高黨的威信。當時的文件要求:八路軍的政治工作人員要切實建立各地方的黨部, 各地方黨的工作人員與八路軍在游擊區活動時, 要以共產黨的面目在群眾中出現, 不要使群眾只見八路軍不見黨。1938年, 王恩茂率部到山西的廣靈、渾源開闢根據地時, 任務中有一條就是發展黨的組織, 建立犧盟、農會等群眾團體, 恢復政權, 成立區公所。到達後布置的具體任務包括半個月內每個主村建立一個支部。建黨之後, 接下來就是建立政權。中共強調, 要依靠八路軍及一切抗日部隊的力量, 在新恢復的區域建立臨時的地方抗日政府;在地區上, 要抓住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中心村莊、學校、工廠、作坊和商店開展工作, 因為這是鄉村中的「城市」, 常有中樞號召作用。由此又可以看出, 中共真是十分靈活, 根據地必須依靠廣大鄉村, 但在鄉村中展開工作則要借力於鄉村的中心區, 即所謂鄉村中的「城市」, 在什麼地方發力, 關鍵要看怎麼有利於實現自身的生存、發展。通過軍隊的幫助, 黨和政權建立起來後, 再將自己的政治動員和控制以潤物無聲的方式在鄉村發酵、成長。

和中共這一套嚴密、有效的運作方式比, 國民黨敵後游擊基本限於單純的軍事行動, 缺乏黨政軍民的配合, 缺乏穩固的根據地建設, 持久生存的效能要差很多。當時中共就曾判斷, 國民黨方面最大與很難克服之困難, 就是政治之繼續落後, 與群眾脫離, 堅持敵後抗戰一般辦法不多, 尤其不善建設根據地。中共非常精當地點出了國共兩黨敵後生存處境各異的要害。

回顧全國抗戰之初的歷史, 可以看到, 戰爭初期, 八路軍出動到前方時, 鄉村社會在日軍入侵下, 正遭遇空前混亂。華北地區國民政府戰前控制本就十分有限, 地方不穩定因素巨大, 日軍的入侵和國民黨軍的迅速潰退使地方社會完全失控, 冀中抗日政府後來曾經在報告中提到, 戰爭初期, 河北群眾悲觀失望, 潰兵土匪到處公開行劫, 賣燒餅的小販都不敢出村, 30里地的行程, 有時要遇到20多起攔路搶劫。這時, 人民看不到政府, 也看不到軍隊, 成了極度混亂的無政府狀態。民眾真是徨徨無助, 特別期盼安定和秩序。民眾望治的心理, 從定縣、無極一帶普遍流行的「只要有了官, 人民才能過太平日子」這句話中, 可見一斑。八路軍到達後, 帶來了秩序和安定, 帶來了社會進步的希望, 帶來了不同的政治理念, 受到民眾由衷的歡迎。聶榮臻報告中談到八路軍在平漢線主動出擊後民眾的反應:此間群眾抗戰情緒極好。經過之地都歡迎, 沿途老幼男女對我喜形於色。自衛隊已全組成步哨, 前出到鐵路沿線, 協同游擊隊破壞道路。這真是軍民同心的場面。隨著八路軍的落地、生根、發芽, 隨著根據地的廣泛建立, 中共黨政軍體制逐漸成形, 一個讓日本感到震撼, 也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社會逐漸在敵後蓬勃生長, 這就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里所說的「已經冒出地平線」的「新中國航船的桅頂」。

二、太行山是八路軍堅持華北抗戰的「兵站基地」

【岳謙厚】「左手一指是太行山, 右手一指是呂梁」, 這既是山西地理坐標的形象指稱, 又是山西戰略地位的精闢表述, 更暗含了太行山和呂梁山在中國抗日戰爭史及中共華北革命根據地史上的獨特意義。尤其太行山作為華北的重要戰略支點, 在八年全國抗戰中既是「兩個戰場」 (即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 相互配合、相互呼應的支撐平台, 又是「三種政權」 (即中共根據地抗日政權、國民黨政權、日偽政權) 交互滲透、激烈爭奪的主要場域, 亦是「四方力量」 (即國民黨中央系、閻錫山地方系、中共、日偽) 犬牙交錯、彼此博弈的展演舞台, 這種複雜的政治軍事生態能夠很好地詮釋當時的各種權力關係並能整體地呈現中國的全國抗戰史和全國抗戰時期的中國史, 更能彰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一) 「抗日的烽火燃燒在太行山上」。

八路軍是堅持華北抗戰的中流砥柱。盧溝橋事變發生後, 面對強大的外敵入侵, 國共兩黨再度攜手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恪守承諾, 隨即對中國工農紅軍進行改編並開赴華北抗日前線, 成為中國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1937年9月, 八路軍3個師主力相繼東渡黃河進入山西抗日前線, 積極配合國民黨軍抵抗日軍強大的正面攻勢。11月8日, 太原失守, 在華北戰場以國民黨軍為主體的正面抵抗基本結束, 逐步進入以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等抗日武裝為主體的敵後游擊戰時期。到1938年3月, 山西主要地區淪於敵手, 日軍佔領山西境內大中城市及鐵路和公路幹線, 廣大農村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以呂梁山、太行山等山係為依託開闢了晉察冀、晉綏、晉冀魯豫三大敵後抗日根據地, 展開全面的游擊戰爭, 並與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抵抗遙相呼應, 共同支撐了華北乃至全中國持久抗戰的大局。而以太行山係為戰略支點的各抗日根據地則是八路軍的中樞根據地, 八路軍雖經發展壯大並向整個華北乃至華中地區迅速擴展, 但以之為依託的各抗日根據地擔當的基本角色及其領導地位未曾改變。華北抗戰的指揮中心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在抗戰期間始終轉戰于山西各抗日根據地, 特別是太行山地區。劉少奇、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左權、鄧小平、楊尚昆等領導人均曾在此運籌帷幄, 指揮作戰。太行山抗日根據地因之被侵華日軍視為建立華北「大東亞戰爭兵站基地」的最大障礙, 日本華北方面軍長期將之作為主要作戰地區, 企圖從根本上搗毀八路軍中樞指揮系統和消滅八路軍主力。然而, 太行山的中國共產黨人及其八路軍不僅未被消滅, 相反越來越強, 最終將日軍趕出了太行山, 趕出了全中國。

八路軍與太行山人民「魚水情」。進入全面抗戰時期, 太行山各根據地抗日政權高度關切群眾利益、密切關心民眾生存和發展。1941年至1943年日軍數次大規模入侵太行山腹地, 許多村莊被摧毀, 無數農田被破壞, 大量牲畜、糧食被搶被燒, 數以萬計的百姓慘遭殺戮, 但太行山每一個山頭均使日軍望而生畏。日軍被逐出太行山之後, 邊區政府即領導人民重建家園, 將敵人破壞活動轉化為各項建設的動力。在根據地政權建設上, 中國共產黨以人民利益為先, 所有服務於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均實行低額津貼制, 其中行政人員生活費和津貼比僱農工資還要低, 徹底打破了「官貴民賤」的封建官僚制度。1943年7月, 中共太行分局書記鄧小平在《解放日報》發表《太行區的經濟建設》一文, 專門強調根據地經濟建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提出「貧的變富, 富的更富」的富民思想。9月, 在晉冀魯豫邊區生產動員大會上, 鄧小平又闡述了開展大生產的意義, 即「部隊只有槍而沒有飯吃是不能打仗的。如果我們不幫助群眾搞生產, 人民傾家蕩產, 不能進行再生產, 人民就會反對我們, 我們就會弄到既無飯吃又無群眾的地步」。太行區政府根據會議精神提出每人開荒兩畝的任務, 並在勞動力組織和生產制度上制定了一系列有利於調動部隊和機關人員生產積極性的措施。部隊、機關人員積极參加生產, 深入基層, 既改善了民生又改進了作風。據統計, 1944年僅太行軍區就開荒120042畝, 所產雜糧、土豆、蔬菜及手工業和商業收入摺合小米9709276斤, 部隊辦公和雜支費全部實現自給。

中國共產黨在激烈的戰爭狀態下積極推進有利於人民群眾的社會改革, 邊區政府將改善民生、珍惜民力與愛護民力作為政策制定的立足點, 各項政策均以戰爭需求和根據地自身特點為依據, 因應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和權利要求。針對根據地農民負擔過重、民眾生活貧苦及商品經濟落後的情勢, 邊區政府領導人民進行合理減輕負擔、實行減租減息、厲行節約、整理村財政、整肅貪污浪費、發展集市貿易等運動和工作, 極大地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生產和建設積極性。在抗戰最困難時期, 中國共產黨人以人民利益為先的信念堅如磐石。1942年到1943年, 冀西、豫北、晉東南先後發生持續旱災, 疾病蔓延, 蝗蟲肆虐, 人口亡失, 耕畜減少, 日偽軍的瘋狂搶掠更是雪上加霜, 根據地群眾遭受前所未有的困難。在此形勢下, 邊區政府從廣大人民群眾利益出發, 提出「不餓死一個人」的口號, 領導群眾同自然災害進行頑強鬥爭。通過減免災區負擔、對敵糧食鬥爭、安置災民移墾、實行以工代賑、開展社會救濟等工作, 根據地人民度過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同時, 各根據地抗日政權又號召群眾大力開展生產度荒, 千方百計發展農業生產。特別是在戰勝自然災害過程中, 邊區政府想人民所想, 為群眾辦了許多實事。如1942年太行區減免受災嚴重的六專區公糧675萬斤, 1943年又減232萬斤。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 撥款235萬元、小米20萬斤, 組織災民開渠修壩, 在漳河兩岸修築了固新、清泉等大堤十幾條, 開闢灘地萬餘畝, 開通22里長的黎城漳北大渠、26里長的涉縣漳南大渠, 增加水地6783畝。八路軍總部在左權麻田修築水庫, 將480畝旱田變成水田。這些水利設施既對太行山區戰勝自然災害發揮了非凡作用, 又為之後的農業發展提供了基礎。此外, 太行區黨政軍民各部門普遍開展節約運動, 部隊每人每天節約小米2兩, 地方幹部節約4兩, 將省下的糧食全部救濟災民。

(二) 「兵民是勝利之本」。

「兵民是勝利之本」, 根據地人民的人力支持是抗戰勝利的基本保證。日軍對太行山根據地先後進行「三路圍攻」「八路圍攻」「九路圍攻」, 實施「囚籠政策」「蠶食政策」「三光政策」, 發動「百萬大戰」「鐵壁合圍」等數以百次的「掃蕩」或報復性進攻, 面對日軍瘋狂進攻和殘酷殺戮, 「工農兵學商, 一起來救亡」, 成千上萬群眾投身抗日隊伍。太行山上的人民群眾將多年不用的矛槍、大刀、土槍、土炮搜羅出來武裝自己, 組織自衛隊, 打擊日軍, 並踴躍從事諸如站崗、放哨、送信、帶路、運輸等戰勤服務。各地群眾在山頭之間、村莊之間設置諸如消息樹和雞毛信等報告敵情的聯絡信號, 以使我方指揮機關及時了解敵人動向。為配合主力部隊作戰, 人民群眾積極開展以破路拆牆為內容的改造地形運動, 甚至將狗打死, 造成「行軍百里無狗叫」, 以便八路軍夜間活動。各地普遍建立農救會、工救會、青救會、婦救會、兒童團等抗日群眾團體, 至1939年春全區參加這些團體的群眾則在140萬人以上。

民兵組織是根據地人民群眾在人力方面最重要的支持之一。太行根據地民兵是一支力量雄厚的群眾武裝, 他們平時生產, 戰時打仗, 以奪取敵人武器武裝自己, 是群眾武裝鬥爭的骨幹。各村群眾在民兵保衛下, 能夠有計劃地轉移, 能夠在戰爭中堅持生產, 而正規軍則在民兵配合下進一步擴大了戰鬥的群眾基礎。太行區民兵為太行抗日根據地創建與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1937年9月在八路軍創建太行根據地時, 太行民兵率先參加神頭嶺、響堂鋪伏擊戰和粉碎日軍「九路圍攻」等戰役。在與日軍進行掃蕩與反掃蕩、蠶食與反蠶食鬥爭中, 太行民兵全力以赴, 他們在敵腹地攻據點、斷公路、割電線、炸橋樑、襲運輸, 斷給養, 捕捉敵特漢奸, 摧毀「維持會」, 開展「雙減」運動, 囤積抗日公糧, 與敵人進行頑強鬥爭, 以無私奉獻保衛根據地。在八年全國抗戰中, 太行民兵一面利用手中原始武器抵禦來犯之敵, 一面利用當地地形地貌創造出諸如伏擊戰、圍困戰、窯洞戰、麻雀戰、地雷戰等種種奇異戰法, 使日軍屢屢受挫。據統計, 北嶽區民兵僅1943年就單獨作戰8165次, 斃、傷、俘日偽軍9832人;太行區民兵和自衛隊八年間作戰33716次, 參戰746716人, 斃、傷、俘日偽軍11409人。

八年全國抗戰中, 太行區先後有117573人參加八路軍。僅14萬人口的武鄉即有9萬人參加工、農、青、婦和兒童團等群眾抗日團體, 有1.4萬名青壯年參加八路軍等抗日部隊, 又有5300名幹部隨軍南下北上。在人民群眾支援下, 八路軍第129師由進入太行山時的9000餘人壯大到1945年9月的近30萬人。

根據地廣大人民群眾在財力物力上的支持是抗日戰爭勝利的根本保障。太行根據地群眾在自身財力物力十分困難情況下仍源源不斷地供應抗戰所需的大量糧食、被服和軍需物資, 承擔了龐大的戰爭費用和繁重的戰勤服務。他們組織擔架隊、運輸隊、警戒隊, 運送物資、救護傷員、打掃戰場、維持治安, 使軍需供應和戰勤服務得到充分保障。百團大戰期間, 晉中地區廣大群眾積極儲備乾糧熟食、破路工具, 肩挑人扛、牲口馱, 支援過往部隊或送往前方。據統計, 僅戰役第一、第二階段晉中地區就出動民兵2萬人, 參加破擊、運輸、抬擔架、當嚮導、送情報等任務;動員群眾7萬餘人, 徵調牲口4500頭, 參加破路鬥爭;供應軍糧1.4萬石、電線杆1800根、柴草100餘萬斤、軍鞋3萬雙、蔬菜2萬斤、羊1000多隻。在晉東南地區, 民兵和群眾參戰支前工作同樣十分活躍。如武鄉民兵和群眾萬餘人分赴白晉、正太、榆社等地參加支前活動, 三專區提供戰爭用工767801個、米90040斤、白面197.8萬斤、食鹽48945斤、柴炭400萬斤、飼料35萬斤。

由此可見, 太行山人民為堅持華北抗戰所做出的奉獻十分感人, 為中國抗日戰爭所提供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援走在了全國前列。太行山抗日軍民在這裡所形成的凝聚力和推動力對於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重要性難以估量。

(三) 「太行浩氣傳千古」。

巍巍太行山, 滔滔漳河水。」太行山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走向勝利的奠基石, 漳河之水則撫育了中國共產黨人及其領導的人民革命。戰爭期間, 無論太行山上抑或漳河岸邊, 廣大人民積極參軍參戰, 大力發展生產, 使整個太行山區變成八路軍堅持華北抗戰的「兵站基地」。同時, 太行山人民亦因日軍大規模進攻和報復性「掃蕩」付出了慘重代價。

根據地人口資源損失。由於日軍瘋狂掃蕩, 太行山人民喪失基本生存條件, 或被迫背井離鄉, 顛沛流離, 加入難民大潮;或因生活拮据病餓而死;或因之患上難以愈治的疾病, 凡此種種, 導致大量人口消耗。據統計, 太行太岳區有8.49萬人凍餒死、128.7萬人淪為難民;黎城等25縣有103949人死亡, 67215人下落不明, 294472人淪為難民, 40502人成為鰥寡孤獨, 417805人因戰爭破壞患各種疾病。

戰爭中, 日軍對無辜平民進行殺戮與摧殘, 製造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慘案。據統計, 太行太岳區慘遭日軍殺害25.6萬人, 被拷打163.6萬人, 致殘9.26萬人。日軍除直接殺戮與摧殘外還為供其所需大肆掠奪根據地人口, 其中太行區被擄壯丁48.8萬人, 太岳區被擄9.3萬人。

日軍大規模構築各種軍事工程和強征民夫從事各種服務及因戰事誤工消耗勞力更驚人。據統計, 上黨區日軍修建軍事設施耗去民工533129511個, 戰後平毀消耗63805037個。日軍每次「掃蕩」都強征大批民夫服務, 特別1941年後每次出發所帶兵力與民力幾乎相等, 甚至民力超過兵力數倍。據太行區統計, 日軍歷次大「掃蕩」消耗勞力2636400個, 而善後整復消耗15454萬個;1938年至1945年, 民兵自衛隊反「掃蕩」消耗勞力13563469個, 戰勤服務消耗2.4億個。

根據地物質財產損失。日軍為鞏固在佔領區內的殖民統治, 修築了無數軍事設施, 這些設施佔用大量良田沃土, 又因大面積土地被分割破壞或荒蕪或肥力下降, 農業生態環境急劇惡化, 人民失去衣食之源。據統計, 上黨區日軍修築軍事設施佔地113889.6畝, 估計產糧1979032.41石, 其餘土地因戰爭影響畝均減產0.31石, 每年減收糧食222050509.6石。個別縣份因戰爭荒蕪土地驚人, 如榆社3400畝、昔陽18900畝、和順151700畝、榆次52600畝、武鄉3200畝。八年間太行區日軍修據點侵佔土地6350畝, 修碉堡侵佔7260畝, 修炮樓侵佔6477畝, 僅此即達20087畝。

日軍一方面大量佔用或毀壞土地使糧食生產受損, 另一方面則對糧食進行直接搶掠。戰爭初始日軍氣焰囂張, 見糧即焚毀, 民間數十年積蓄化為灰土。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 隨著戰局擴大, 日軍軍需供給緊張, 糧食日感緊缺, 極力貫徹「以戰養戰」政策。據統計, 八年間日軍在太行區燒搶糧食12056100石, 征派49387962石;在上黨區燒搶280801808.7斤, 征派381048478.6斤。

日軍每次掃蕩必大肆掠殺牲畜。據統計, 八年間太行區損失牲畜279774頭, 上黨區損失147750頭。焚燒和毀壞民房亦是日軍報復根據地人民的主要手段。1939年, 日軍發動「九路圍攻」, 遼武公路沿線民房被燒毀者十之八九。據美國人白修德等描述:「日本人剛過去, 他們在鄉下留下了到處焦黑的破壞的痕迹, 有時騎馬走過許多燒光了的鄉村, 走了一整天, 只見一堆堆的廢墟。」「荒山野地之間, 有時忽然站著一所孤立的茅屋, 屋頂已經倒下了, 木頭燒焦了, 在無人地帶站立著, 成為荒涼的象徵。」八年間, 太行區損失房屋2262688間, 上黨區損失531747間。其他財產損失亦莫不如此, 八年間太行區人民損失被服30275145件、傢具等財物17990079603元、工礦業109624538000元、商業8544662864元。

太行兒女為中國抗日戰爭做出了重大犧牲, 但這些犧牲並未摧毀其民族自信心, 相反卻演繹成一部同仇敵愾、愈戰愈勇、愈戰愈強的英雄史詩。根據地人民群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前仆後繼, 頑強拼搏, 為打敗日本侵略者和贏得戰爭勝利建立了不朽功勛。

三、陝甘寧邊區 (以下簡稱「邊區」) 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試驗區

【黃正林】1940年1月, 毛澤東在《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 (後在《解放》周刊發表時改名為《新民主主義論》) , 標誌著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成熟, 第一次向全國提出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設想。毛澤東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標是要建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 一方面和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 那是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 那種共和國已經過時了;另一方面, 也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 那種社會主義的共和國已經在蘇聯興盛起來了……但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 還不適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因此, 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 在一定歷史時期中所採取的國家形式, 只能是第三種形式, 這就是所謂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其國體是「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 政體是「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 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如何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中國共產黨提出新民主主義之後, 就把陝甘寧邊區 (以下簡稱「邊區」) 作為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試驗區。

(一) 陝甘寧邊區是新民主主義的方向。

新民主主義理論構架完成後, 1940年3月, 毛澤東曾講:「邊區的方向, 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方向。現在全國要辦新民主主義, 有沒有一個樣子呢?我講已經有了。陝甘寧邊區就是模範」。同年9月, 毛澤東又講:「邊區的政治經濟文化是否新民主主義?我們的答覆是的」。陝甘寧邊區成為新民主主義政權建設的試驗區, 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政策首先在這裡進行試驗, 再推廣到各根據地。

為了按照新民主主義理論建設陝甘寧邊區, 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專門委員會, 起草《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 初稿完成後, 「毛主席親自改寫了其中的大部分, 並由他最後修改定稿」, 由中央政治局批准於1941年5月1日頒布 (又稱「五一施政綱領」) 。

在政權建設方面, 規定陝甘寧邊區建設「三三制」政權, 要求在根據地政權中共產黨員應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 把持包辦」。保障一切抗日人民, 包括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的人權、政權、財權以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的自由。改進司法制度, 堅決廢止肉刑, 重證據, 不重口供。厲行廉潔政治, 嚴懲公務人員的貪污行為。

在經濟方面, 發展農業生產, 實行春耕秋收的群眾動員, 解決貧苦農民耕牛、農具、肥料、種子的困難。在土地已分配區域, 保證一切取得土地的農民之私有土地制, 實行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在土地未分配區域保證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及債權, 但要減少佃農租額及債務利息;佃農要向地主繳納一定的租額, 債務人須向債主繳納一定的利息, 政府對租佃關係及債務關係加以合理的調整。發展工業生產與商業流通, 獎勵私人企業, 保護私有財產, 歡迎外地投資, 實行自由貿易, 反對壟斷統制, 同時發展人民的合作事業, 扶助手工業的發展。調節勞資關係, 實行10小時工作制, 提高勞動紀律, 增加勞動生產率, 適當地改善工人生活。實行合理的稅收制度, 居民中除極貧者應予免稅外, 均須按照財產等級或所得多寡, 實施程度不同的累進稅制, 使大多數人民均能負擔抗日經費。同時健全財政機構, 調整金融關係, 維護法幣, 鞏固邊幣, 以利經濟之發展與財政之充裕。

在文化教育方面, 推行消滅文盲的政策, 推廣新文字教育, 健全正規學制, 普及國民教育;獎勵自由研究, 尊重知識分子, 提倡科學知識與文藝運動, 歡迎科學藝術人材。從上述內容來看, 《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內容完全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邊區施行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方針。

(二) 陝甘寧邊區是中國最早實現民主普選的地區。

1937年3月, 中國共產黨宣布改蘇維埃制度為民主共和制度, 陝甘寧蘇區改為陝甘寧特區。為實現這種轉變, 4月, 成立了選舉法起草委員會和組織法起草委員會, 5月, 頒布《陝甘寧邊區選舉法條例》。規定「凡居住在陝甘寧邊區的人民, 在選舉之日, 年滿十六歲的, 無男女、宗教、民族、財產、文化的區別, 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除漢奸外, 「都是邊區的公民」。接著, 根據選舉法, 邊區率先實施普選。陝甘寧邊區通過普選, 完成了由蘇維埃政權向抗日民主政權的過渡。在邊區第一屆各級參議會選舉中, 「平均70%以上是參加了選舉的」。通過普選建立了民主政權。在鄉村, 村民有監督鄉村政府的權利, 鄉村問題不再是某個鄉紳或地主說了算, 而取決於鄉參議會與村民大會, 在每次鄉議會選舉中, 政府都要向選民做工作報告, 選民如果對政府工作不滿意, 則提出質問或批評。在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 鄉村民眾從來沒有像這樣積极參与到鄉村政權中來, 這是邊區民主政治一個成功的範例。這次普選, 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其他根據地政權建設以及新中國成立後的民主選舉有很強的示範意義。

(三) 在政治制度上, 創造性建立「三三制」政權體制。

「三三制」是中國共產黨在陝甘寧邊區踐行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的偉大嘗試, 是毛澤東在1940年3月6日起草一份黨內指示中提出來的。他指出, 在抗日民主政權的「人員分配上, 應規定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 非黨的左派進步人士佔三分之一, 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三分之一」。「必須使黨外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 因為他們聯繫著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我們這樣做, 對於爭取小資產階級將有很大的影響」。「給中間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 目的在於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這些階層的爭取, 是孤立頑固派的一個重要的步驟」。這就是「三三制」政權改革方案。「三三制」政權改革的目標是將邊區政權建設成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的統一戰線政權。「三三制」成為抗日根據地政權建設的一項大政方針。

為徹底貫徹「三三制」政權建設, 《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指出:「『三三制』是現階段中國革命所需要的政權形式」, 如果不懂得這點, 「就會有亡國、亡黨、亡頭的危險!」把是否能夠成功實現「三三制」政權改革提升到「亡黨、亡國、亡頭」的高度。正因為有這樣的認識, 從1941年到1942年, 陝甘寧邊區圍繞著貫徹「三三制」進行政權建設, 通過普選、聘請以及共產黨員辭職等辦法, 使邊區政府、參議會和大部分縣、鄉政權在人員結構上實行了「三三制」。就連1944年到延安參觀的國民黨報的記者也不得不承認:「許多人懷疑共產黨對於三三制的誠意, 以為他們干這一套只是掩人耳目的把戲。這是錯的, 我可以說, 共產黨施行三三制, 並非假的, 因為依它的力量, 它本來可以包辦, 而今確然有不少黨外人士參加行政工作, 例如邊區政府中, 副主席李鼎銘, 是米脂富紳, 建設廳長霍子樂, 教育廳長柳湜, 副廳長賀連城, 參議會副議長安文欽, 都是有名的黨外人物。這不能不算是共產黨對自己的約束」。足見, 陝甘寧邊區「三三制」政權改革是比較成功的。中國共產黨在陝甘寧邊區通過建立「三三制」政權和黨外人士實行友好合作, 也贏得了黨外開明人士的贊同和支持, 為中共取得全國執政地位奠定了基礎。

(四) 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制度, 保護各種經濟成分健康發展。

抗日戰爭時期, 陝甘寧邊區名義上受國民政府行政院管轄, 但實際上仍然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獨立自主的政治、經濟區域, 邊區的社會性質、政治制度和經濟政策與國民黨統治區截然不同, 國民政府的經濟制度既不適宜於邊區也不能施行於邊區。另外, 1939年1月國民黨在五屆五中全會上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用重兵包圍陝甘寧邊區, 在軍事上不斷發動摩擦事件, 在經濟上嚴密封鎖邊區, 禁止必需品流向邊區。皖南事變後, 國民黨不僅停發了八路軍的軍餉, 使邊區處於極度困難的境地。毛澤東曾說:「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 國民黨的兩次反共磨擦, 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 沒有油吃, 沒有紙, 沒有菜, 戰士沒有襪, 工作人員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 企圖把我們困死, 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因此, 獨立自主地發展經濟, 是邊區當時「刻不容緩的迫切任務」。要獨立自主的發展邊區經濟, 必須有完整可以運行的經濟制度。

為落實中共在根據地的經濟政策, 陝甘寧邊區頒布一系列規範經濟運行的法令。抗日戰爭時期, 陝甘寧邊區各種經濟立法主要在1941年至1942年最困難時期, 頒布法律、法令、規章制度有100餘項, 內容涉及地權與租佃關係調整、農業生產與農業投資、救國公糧與工商稅收、財政預決算與公債、植樹造林與環境保護、食鹽統銷與專賣、銀行制度與金融管理、進出口貨物管理、煙酒專賣與控制酒類生產、合作制經濟、交通建設、實業投資等, 包括邊區經濟建設的方方面面。邊區的經濟法規立足點在於保護、扶植、獎助邊區經濟, 調整和規範社會經濟關係與經濟秩序, 旨在保護邊區建立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和各種經濟成分的合法權益。通過這些政策和法規, 邊區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建立起來, 並取得良好的績效。

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最大優勢在於保護各種經濟成分健康發展。陝甘寧邊區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由公營經濟和私營經濟組成, 而且私營經濟在邊區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在中共七大閉幕前夕, 1945年6月21日《解放日報》發表了《關於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社論, 全面論述了中共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主張:「中國共產黨人, 對於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主張, 綜合起來就是:我們是主張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 這種發展, 應在『不操縱國計民生』的條件之下, 並且在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的同時, 也要發展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在這樣的基礎上, 擴大發展資本主義, 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 是對於各階層人民都有利的。」這一社論的發表, 表明了發展資本主義是中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堅定不移的經濟政策。因而, 邊區經濟法規的制定, 不僅保護了公營經濟, 更保護了私營經濟的合法權益。在邊區私有土地、租佃權利、債務、私有財產、私營廠礦企業及私營商業等都受到法律的保護, 邊區政府鼓勵發展私營經濟, 對私營經濟在貸款、原料、稅收、銷售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從法律法規上得到了確認, 不同的經濟成分都得到了有效保護。

(五) 陝甘寧邊區鄉村社會改造與建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鄉村社會改造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農村建設的主要內容。如晏陽初領導的平民教育會在河北定縣, 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在山東鄒平, 中華職業教育會在江蘇崑山, 盧作孚在四川北碚進行鄉村改造活動等, 這些在抗戰前曾風靡一時。但與中共在陝甘寧邊區鄉村社會改造比較, 顯得微不足道。

抗戰時期, 陝甘寧邊區十分注重鄉村社會改造, 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主要表在:1.通過減租減息和土地改革, 解決了土地問題, 使地主經濟在鄉村不再佔有統治地位。2.通過民主選舉建立了鄉村基層政權, 真正實現了老百姓當家做主。3.通過舉辦農民識字班、農民夜校等社會教育, 農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變化。逐漸有了民族意識、國家意識和社會意識, 願意為民族、國家和社會服務。4.實施普及教育, 改變了過去只有夫人孩子可以讀書的現象, 大多數農家子弟得到了接收基礎教育的機會。5.通過合作制經濟, 把分散的勞動力、經濟生產組織起來, 改變了中國農民過去一盤散沙現象, 農民逐漸有了協作精神。6.邊區政府採取措施, 對鄉村社會進行治理和整頓, 長期以來困擾邊區鄉村的土匪問題、鴉片問題、二流子問題都解決了, 使邊區鄉村社會面貌煥然一新。7.邊區政府提倡科學, 反對迷信, 廢除纏足陋習, 實行新婚姻法等, 在邊區形成了新的社會風氣。8.建立初步的社會保障體系, 提高了鄉村社會抗災、減災和防災的能力。與抗戰前的鄉村建設派相比, 邊區的鄉村社會改造是全面的而不是局部的, 是徹底的而不是表面的。邊區的鄉村社會改造, 可以說是在抓住了中國農村貧窮癥結的基礎上進行的, 提出並解決了許多值得注意的中國鄉村的社會問題, 如鄉村土地問題、政權問題、經濟問題、教育問題、治安問題、婦女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等等, 這些問題構成了中共解決農村問題的基本理論、政策和方法。

總之, 抗戰時期, 中共在陝甘寧邊區進行了一系列社會改革, 這些改革總體來說是成功的, 不但使中共在陝甘寧邊區局部執政獲得成功, 而且為中共取得全國政權後進行國家建設積累了經驗。

文章來源：《軍事歷史》2017年第3期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山西大學近代中國研究所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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