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現場調查中的血跡形態分析，足夠可靠嗎？

法醫通過分析血跡形態，幫助再現暴力犯罪現場。科學家正在努力為這種常常依靠主觀判斷的實踐提供科學依據。

2000年9月28日，美國印第安納州前州警David Camm打完籃球後回家，發現妻子和兩個孩子（一個5歲，一個7歲）死於車庫，身上有明顯槍傷。警方取走Camm的T恤——上面沾有8小滴血跡，作為證據提交給犯罪現場分析員Robert Stites。Stites斷言T恤上的血跡是其中一名受害者遭受槍擊時濺出的。根據這一推斷，Camm應該在犯罪現場。10月1日，警方指控Camm謀殺。

血跡形態能幫助犯罪現場調查人員獲得真相——但是也可能發生錯誤。

ImageBROKER RM/Jochen Tack/Diomedia

Camm辯解說他T恤上的血跡是他在抱一名受害者時沾到的，但是陪審團仍舊認定他有罪。結果，他被判監禁195年。

通過分析血跡來重現暴力犯罪的發生經過被稱為血跡形態分析（BPA）。血跡形態分析被用來確定受害者的位置和姿態、作案兇器以及受害者遭襲的角度和力度。但是在2009年，美國國家科學院發表了一份報告，抨擊法醫鑒定中用到的一系列技術，包括血跡形態分析。作者稱，「通常，血跡形態分析員的意見更多地來自主觀判斷而非科學推理」，這份報告促使更多的人研究血跡形態分析。

「這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的法醫心理學研究人員Niki Osborne說。

血淋淋的兔子

19世紀後期，波蘭醫生及研究人員Eduard Piotrowski首先將血跡研究用作解讀犯罪現場的手段。他用白紙覆蓋房間的角落，把兔子打死，然後觀察它們血跡噴濺的形態。Piotrowski的其中一項發現是，通常兔子被擊打兩次後才會噴出血。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研究人員認為通過測量被害者血液噴濺的角度，可以確定襲擊者的大致位置和姿勢，還可以計算出受害者受到攻擊時的位置。

雖然經過了一個世紀的發展，血跡形態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於法醫的經驗，而非對背後科學原理的透徹理解。紐西蘭ESR法醫學家Michael Taylor說，直到上個年代，「該領域的工作者在調查案件時還是常常依賴自己的眼睛觀察，並沒有太多的科研成分。」

偏見帶來的問題

2002年Camm出庭受審，起訴人在庭上提到他的多次外遇——這促使美國印第安納州上訴法院在2004年判決當年的陪審團對Camm存在偏見。法院隨即推翻了Camm的定罪。一年後，警方重審此案，他們更仔細地檢查了在Camm 7歲兒子的遺體下發現的一件運動衫，發現運動衫上的DNA與Charles Boney的匹配，他曾因持械搶劫入獄。後來，Boney作為謀殺案同謀被判入獄225年。

Camm的二審在2006年進行，多名血跡形態分析專家出庭作證，但各執一詞。Camm的律師團隊稱Stites並未完成血跡形態分析基礎入門課程，之前也從未獨立進行過血跡分析。但是其他血跡形態分析專家力證Stites的說辭，堅稱Camm T恤衫上的血跡是在受害者被近距離射殺時沾上的。Camm律師團請來的分析師則支持自己客戶的說法，認為血跡在謀殺發生後才轉移到他的T恤上。

直到2014年，在澳大利亞舉辦的法醫學家專題討論會上，人們才解釋了轉移血跡和噴濺血跡之間的相似點，那時為時已晚。2006年，陪審團再次判定Camm有罪。血跡形態分析的結果並未能改變Camm的命運。他被判終身監禁，不得保釋。但是這時，一些密切關注此案的人開始質疑他是否真的有罪——以及血跡形態分析是否可靠。

血跡形態分析的核心是鑒定血跡的大小、形狀、位置和分布。但是當形態不清楚時，要怎樣做呢？Taylor從美國國家科學院的報告中獲得線索，開始調查現行血跡形態分析的可靠性。他的發現令人不安。

為了調查血跡形態分析解讀硬表面上的血跡形態的準確性，Taylor和他的團隊召集了北美、歐洲、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27名血跡形態分析專家。Tayor團隊利用捐獻的人類血液，製造了超過400個血跡樣本，樣本的形態種類、空間位置和血跡降落的表面都各不相同。團隊通過甩動浸透血液的扳手或微微沾有血液的刀，模仿血液在不同武器作用下飛濺而出的情況。每位分析員收到15到16個樣本，他們需要判斷血跡形態的由來。

但是分析員基本不會一無所知地進入犯罪現場。「做血跡形態分析時，你不會無視地上的屍體，或房子里的混亂狀況,」Taylor項目的一名合作者Osborne說,「你不能在真空下工作。」 為了模仿這一現實情況，研究人員為每一份樣本準備了一段情景描述，其中的信息可能誘導分析師得出正確或錯誤的答案。

有一段描述是，警方在一家夜店外的黑巷子里發現了一名23歲男子的屍體，屍體遭到嚴重毆打。他們之後在夜店的門上發現了血跡。夜店店主稱他並未看到任何襲擊，他走出夜店時男子已經死亡，並且告訴警方門上的血跡是受害者咳血所致。也就是說，這段情景描述引導分析師將血跡形態歸因於咳血。

Taylor的團隊發現，分析師鑒定樣本的平均錯誤率為13%。但是當情景描述提供正確引導時，錯誤率降至8%；提供錯誤引導時，錯誤率上升至20%。

Taylor的團隊在未發表的研究中建議，要克服這樣的偏見，可以讓兩位經驗豐富的分析師共同解讀結果。一位親臨犯罪現場，了解所有案件信息後得出結論；另一位則單單查看犯罪現場的照片，而無任何其他信息。Taylor說：「希望他們得到的結果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就需要更進一步的調查。」

量化血跡形態分析

在2017年6月國際血跡形態分析師協會的一次會議上，Jennifer Guest展示了她在模仿動脈傷口形成的血跡形態上的發現，那是電影製作人喜歡的那一類血肉飛濺的傷口。Guest是英國格林尼治大學的一名法醫科學家，她說目前有經驗的分析師靠他們最好的判斷力來確定血液從動脈噴濺出來的形態。

但是，傷口的大小會造成影響嗎？受害者穿的衣物類型會有影響嗎？在判斷一個站在離動脈受傷的受害者兩米遠且身上有血跡的人是無辜的路人還是謀殺嫌疑人時，這類信息至關重要。

Guest正在開發一個人類皮膚與組織的現實模型，它能讓分析師測試特定傷口造成的血跡形態。她的團隊正在與一家製造合成血管的公司合作，這些血管具有各種各樣的規格，它們被嵌在一層人造皮膚和皮下脂肪中。Guest切出一個深至動脈以下的傷口，並利用一個泵將血液推出身體。

Guest說：「動脈傷口的血跡形態通常很大，並體現心臟的搏動。」雖然目前還處在研究前期，但是她的初步工作表明該模型可以複製那些特點鮮明的血跡形態。

Guest的研究旨在量化血液噴濺的方式。追根究底，研究人員希望使整個觀察和解析過程自動化。

Taylor認為要實現這樣的血跡形態鑒別系統，就需要重新審視血跡形態分析用語。比如用來描述血跡形態的詞語有噴濺和轉移，造成它們的傷口原因有重疊。一個客觀的分類系統會先描述形態，然後解讀結果。為此，在Taylor的指導下研究血跡形態分析的奧克蘭大學研究生Ravishka Arthur一直在努力定義和測量血跡形態的特徵，包括直度、色彩濃度和血液產生的角度。Arthur說以後可以將這些值加入自動化系統中。

BPA的局限

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的高分子科學家Stephen Michielsen雖然並未參與上述血滴研究或Camm案件，但它認為這並不奇怪。纖維織物含有大量紗線，且製造工序多樣。比如，具有吸汗功能的運動服就有可能將血液轉移到意想不到的位置。

人們洗衣服用的洗衣液可能千差萬別，他們也可能將一件衣服穿上好幾次後才清洗。衣服中的纖維在這個過程中會被磨損。Michielsen說：「如果血液在堅硬、非吸收性的表面，那對我們的分析極有利。但是如果血液沾在吸收性表面，比如幾乎任意一種服飾或鞋，那麼我們就沒什麼希望。」

事實上，當Taylor將他的血跡形態分析可靠性研究延伸至纖維織物時，樣本誤分類的平均錯誤率上升到了23%。Michielsen說：「我們一直嘗試從血漬中獲得儘可能多的信息。問題是我們能在目前已知的基礎上走多遠。」

2009年，印第安納州最高法院要求對Camm進行二次重審。這一次，因為檢方暗示Camm性騷擾他的女兒，陪審團再次對他產生偏見。2013年，在Camm的三審上，又有人對他T恤衫上的血跡提出質疑。曾負責對「911事件」受害者進行DNA身份鑒定的法醫科學家Robert Shaler表示，T恤上的血漬數量太少了，無法做出明確判斷，之前對證據的分析缺乏嚴謹性。他補充道：「Camm一案全繫於血跡證據，但是紡織品是複雜的。」

這一次，陪審團終於判定Camm無罪。此時距離他入獄已過去13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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