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哥哥，國共兩黨為他開戰，蔣介石為他流淚，卻被眾人罵做敗類
他個極其傳奇的人。
在國民黨里是元帥級人物，卻被人罵一點不會打仗。
是蔣介石的心腹，卻堅持不向共產黨開一槍一炮，蔣也無可奈何。
最終離開蔣介石，留在大陸後，蔣介石竟然黯然神傷，幾欲落淚。
周恩來也把他當作親哥哥，五十年亦敵亦友，肝膽相照，不離不棄。
他哽咽著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卻被罵做敗類。
毛澤東說他是全國和解的第一大功臣，封為共產黨的開國元帥，被他婉言拒絕。
這個人就是來自安徽巢縣的「和平將軍」——張治中。
蔣介石的心腹
張治中能夠成為蔣介石最信賴，最重用的人，是非常奇怪，不可思議的。
他以「和平將軍」著名，張治中畢生主張親蘇聯共，堅持不對共產黨放一槍一炮，也曾在歷次國共和談中屢建功勛。
而蔣介石的野心眾所周知。
一來從政治觀點上來看，兩人應該是道不同不與謀，但蔣介石為什麼還偏偏重用他、容忍他呢？
二來從用人標準看，蔣介石「從來依賴『三緣』——血緣、學緣和地緣」，可張治中至多也只能與蔣牽上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的先後同學，但這完全不足以使蔣非得賞識、重用他不可。
可是張治中對蔣介石，對整個國民黨的重要作用確實是毋庸置疑，不可否認的。
在國共和談中，蔣介石不得不倚重張治中
蔣介石在國共關係問題上從來就有自己的一定之規，即通過武力「剿滅」。
但在戰爭未準備好之前，蔣一直的套路就是「議和」，虛心假意，裝模作樣的與中共進行和談，以爭取時間。
而這種與中共周旋的重任，在1941年以後，每每落在了張治中的肩上。
就整個國民黨上層集團來看，確實是沒有比張治中更加合適的人選。
早在黃埔軍校時期，張治中就與周恩來、惲代英、熊雄等同志關係較好，曾為維護國共兩黨團結而努力。
1927年，國共內戰爆發。張治中為了躲避參與對中共的軍事「圍剿」，退守二線任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訓練部主任、教育長，從此主持國民黨軍事教育，長達十年。
作為「軍事教育家」的十年間，唯有在民族危亡之際，張治中才出馬帶兵，是「一位沒有同共產黨打過仗的國民黨軍人」，並且與中共及其領袖人物維護著良好關係。
在政治主張上，他始終不渝地堅持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對國內問題，他一直力主用政治方式解決，通過和談以達到國共合作。
在張的兒子張一純看來，父親之所以能不與共產黨人打仗，在於「他做任何事都是對事不對人，他最樂意見的就是中國人可以團結起來共同建設自己的國家。」
因此，他的對外形象與政治主張使他適宜於與中共打交道。
從與蔣的個人關係來看，蔣張關係比較親近，再加上張沒有派系，毫無個人野心，對於張治中的忠誠，蔣介石是深信不疑的。
1942年7至8月，蔣介石兩次約見周恩來，表示要好好解決國內問題，並指定張治中和劉斐為代表同中共談判，這是張治中第一次代表國民黨與中共進行談判。
雙方先後談了八個月之久，最後周恩來代表中共提出了四條要求。張治中認為中共已經作出了很大讓步，是「應該可以接受的條款」。
而蔣介石卻不置可否，此事就此擱置了下來，歷時八個月的談判成為空談。
但從此「他作為國民黨處理國共關係的重要角色而登場，參加了國共之間的幾乎所有重要交涉。」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搶奪抗戰勝利果實，需要時間；完成內戰的部署，更需要時間。
又迫於國內外要求和平、反對內戰的呼聲和壓力，蔣介石又不得不用「和」的一手，把張治中推出去，接二連三電邀毛澤東到重慶「共商國是」。
經過四十三天的艱苦談判，雙方雖然簽定了《雙十協定》，但第三天蔣介石就下達了「剿匪」密令。
重慶談判後，張治中飛往新疆，與三區代表談判新疆問題。在此期間，由於國民黨軍隊的作戰受挫，美蘇兩大國都不希望中國發生內戰，美國又派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爭端。
為了敷衍國內外輿論及美國的壓力，蔣介石又用上了和的一手，而蔣介石與中共言和，少不了張的周旋，因此連連致電催促張，稱「此間有事待理，希即暫時回渝為要，」 並派路過迪化的蔣經國催駕。
張治中回來後，積极參加了整軍談判、東北談判以及最高軍事三人小組，為維護國內和平而奔走。
而蔣介石一貫敵視中共，對戰後與中共達成的諸項協議一直心存不甘，在關內一時不便動武的情況下，決斷先在東北動武。
因此，在東北調處協議剛剛簽署後，蔣就態度強硬地指示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政府軍隊為接受主權進入東北境內之行動，不受任何之限制。」
萬般無奈的張治中氣的黯然卸去三人小組之職，第三次飛越天山。
同年6月，在一切準備就緒後，蔣介石終於大打出手，掀起全面內戰。
張治中苦心積慮、付出大量心血而談成的一系列協議全部化為一張廢紙，懊喪的心情不言而喻。
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雖然被迫下野，由李宗仁出面主和，但當張治中當面請求回西北去時，卻遭到蔣的制止。
蔣嚴肅地對張治中說：「我既然決定下野，以後就要和談，你怎麼能走？你應該聽我的話！」
顯然，蔣為了達到下野後幕後操縱的目的，不僅需要李宗仁當傀儡，也需要張治中等去負責和談，和中共去周旋，從而取得喘息的時間，然後有朝一日捲土重來。
這是蔣介石玩弄反革命和、戰兩手的最後一次，所要依賴的仍是張治中。
（《張治中》電視劇劇照）
不戀虛名，不爭權利
其實蔣如此信賴，甚至說是縱容張有其原由。
眾所周知，在國民黨統治之下，可謂派系林立，你爭我奪。
諸如政學系、CC系、黃埔系、中統、軍統、桂系、四大家族等等，都是蔣家王朝反動統治的支柱。
而到抗戰開始時，集團軍、軍、師、旅一級高級將領，多數出身於黃埔。何應欽、陳誠為了培植各自個人勢力，分頭拉攏，並自成體系。
可張治中從黃埔到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專事軍事教育十多年，真正是桃李滿天下，完全有條件、有資格去和何、陳爭奪。
但他卻從不搞小派系、小組織，即使是「他的至親，都不擺在自己領導範圍內。
他的胞弟張本舜原任吳忠信手下的新疆監察委員會主任，張治中一到新疆，就讓他辭職離去。」
在蔣介石需要時，張治中一次次挺身而出，為蔣弛聘疆場，完成任務後，又能一次次主動交出兵權。
表現了他對蔣要求軍人的「順逆之分」、「公私之辨」是體會於心，身體力行的。
以上充分表明了他沒有絲毫沒有個人野心，不留戀兵權，這在國民黨統治集團的上層人物中，是獨一無二的。
近代中國是「群雄」並起，割據稱雄的時代，一般軍人的最大夙願莫非是能夠掌握一支軍隊，擁有軍權。
因為他們深知：誰擁有了軍權，誰就擁有了政治資本，而張治中的想法卻與眾不同。
他在中央軍校的任職期間，先後「五綰兵符」，如果想握有兵權，並不困難，但他卻每次帶完兵後，都主動要求解甲歸校，從不擁兵自重。
毛澤東的好友，周恩來的義兄
張一方面為蔣所重用，另一方面又與中共關係密切，所以成為兩派的爭奪對象。
張認為革命事業才開始，國共兩黨只宜團結，不應分裂，因此對兩派鬥爭並不贊成，但在行動上多左傾，偏向「青年軍人聯合會」，以致蔣介石起了疑心。
蔣曾密詢親信王懋功：「張治中是否為共產黨？」王力言流言不足信，為張說了很多好話，蔣才釋然。
1945年，國民黨政府主張國共和談，毛澤東欣然同意。
為了安排毛澤東到重慶談判的相關事宜，周恩來提前來到重慶安排，後來張治中親自去重慶接毛主席，不僅讓出住所，並在安排警衛時也是煞費苦心。
張一純回憶說：「周總理和父親談具體事宜，我跟在身邊，所以聽到他們的談話。爸爸說：『為了保護毛先生的安全，我準備派政治部警衛營的一個手槍排來擔任警衛工作，他們大部分都是我老家的人，一定靠得住。』
周恩來想了想說：『這樣不好，如果發生任何事情的話責任都會給你，不如還是找重慶警備司令部。你的人可以換成便衣，做內部保衛。』」
經過四十三天的艱苦談判，這次和談達成了著名的《雙十協定》。協議簽定後的第二天，毛澤東在張治中陪同下返回延安。
當晚，周恩來在桂園擺酒席感謝為毛澤東服務的工作人員，張一純也參加了，周拉著張一純的手說：「我和你說幾句話，你在哪上學？」「德精小學。」「功課怎麼樣？」「我算術不行，物理也不行，老不及格。」
「有什麼行的？」「語文好。國民教育行，地理常識也行。」
「有一門精通的就行。你找個本子來，我給你題詞好不好？」
說完，周恩來在張一純的本子上寫下：光明在望，前程萬里，新中國是屬於你們青年一代的。——一純世兄。
「周叔叔，您怎麼寫『一純世兄』啊？」「這表示我是你父親的弟弟。」周恩來拉著張一純的手說。
說是「弟弟」，此言並不是周恩來的客套話。周恩來雖然在談判桌上寸步不讓，在工作時可以與張治中互拍桌子，但到了桂園做客時，周恩來卻總會謙虛地坐在張治中沙發旁的腳凳上。
有時留在桂園吃飯，周也會高聲談笑，對張一純打招呼說：「一純，今天中午我在你家吃飯啊。」說到周恩來時，張一純充滿了歡樂與親密。
最後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和談破裂，南京代表團的去留問題，無可避免地擺在面前。
張治中囿於從一而終的倫理，反覆強調：「代表團是南京政府派來和談的，和談既然破裂，理應回去復命。同志們行動完全可以自由決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復命。」
當時的張治中留居北平，心情苦悶，思想鬥爭很激烈。由於多年蔣介石對張治中的賞識和重用，張總是念念不忘知遇之恩。
對此，周恩來坦誠指出：「你這是封建道德，你為什麼只為一個人著想，而不為全國人，為革命著想？西安事變時，我們已經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對不起你這位姓張的朋友了。」
24日，在南京派來接代表團的專機上，走下了張治中的夫人及子女。
當時從上海到北平的情景，對於張一純來說還如在眼前。
「當時我們全家都住在上海我大哥家中。4月24日凌晨兩點多鐘，父親的老朋友、中央航空公司鄧士章先生打來電話說：張先生有電報來，讓你們乘飛機去北平。一切我們都準備好了，早晨6點前派車去接你們，請做好準備。」
6點左右，航空公司的汽車來了。我們迅速裝上行李，離開了家。汽車一直把我們送到機場。
我看到飛機沒有按照慣例停在候機大樓前的停機坪上，而是遠遠地在起飛跑道上等候。汽車一直開到飛機前，我們剛跨進機艙，飛機就起飛了。
當天下午平安到達北平西郊機場，見到了早已等候在那裡的父親和周恩來的代表葉劍英同志。」
在張的兒子張一純看來，父親之所以能不與共產黨人打仗，在於「他做任何事都是對事不對人，他最樂意見的就是中國人可以團結起來共同建設自己的國家。」
三訪張學良
張治中是個非常講情講義的性情之人。不僅對蔣介石，對周恩來情深義重，對於他一直很敬重的張學良也是如此。
自1936年西安事變張學良將軍被拘禁，到1947年間，張治中私下一共去探視了3次。他是第一個看望張學良的軍政要員。
這天，張學良找出多年未穿的西裝穿上，繫上領帶，早早地站在鳳凰寺外等待張治中的來臨。
張治中到時，特務隊隊長劉乙光和憲兵連連長童鶴早早站在山門前迎接，把父親送到張學良處，劉乙光和童鶴站在門外守候，不準任何人接近。
此時，張學良已經是等候多時了，他感嘆道：「總算把你盼來了。」說完就湧出熱淚，涕泗橫流。
張學良被幽禁在遠離城區的鳳凰山頂的一座寺廟裡。那裡十分僻靜，房舍和設備也都十分簡陋。
張學良住在那裡，只有小範圍的活動自由，打打籃球，劃劃小船，看看舊書，生活極為單調。
按照蔣介石的授意與命令，鳳凰山被劃為禁區，國民黨的一些軍政要人，未獲得蔣介石的親自批准，是不允許探望的。
為監護張學良，蔣介石頗費苦心，軍統派有特務隊，共有四十多人駐紮在鳳凰山上，以及憲兵第八團三營七連約160人。
但是，張治中卻沒有顧忌蔣介石。
（張學良）
細節看出人生格局
第一，他一生從一而終且沒有花邊新聞，張是國民黨里唯一只娶一位妻子，而且這位妻子相貌平平並且不識字的高官。
第二，張治中任職國民黨高官時曾數度諫言蔣介石，離開國民黨後則從不批評蔣介石，正如中國古語所言：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他的回憶錄寫於大陸1959年，即便是那種語境下，也沒有抹黑老蔣。事實上他一早就知道蔣介石的結局註定失敗，可一直都是赤子之情，耿耿。
第三，文革期間，當大家都批鬥彭德懷偽裝艱苦樸素故而是「偽君子」時，他站出來說：若說一個人在短時間裡搞偽裝，還能夠說得過去；但若說一個人在一生中都搞偽裝，就很難說得通了，一個人「怎能偽裝一生呢？
接著他又寫了1萬多字的信給毛澤東替彭德懷講話，在信里說彭德懷的生活非常簡樸，對自己非常的嚴，洗臉水都不倒掉，留著接著洗腳。
但是因為當時局勢，周恩來將這封信給壓了下來，還特派自己的秘書高登榜親自到廣州，轉告張治中說：「你給毛主席寫的信我收到了，請放心。但你現在主要的任務是好好休養。」
據一個原人大附中紅衛兵頭目回憶：在當年被他們抄家的那一個個名人政要中，絕大多數者都對他們這些「紅衛兵小將」點頭哈腰，低聲下氣；
只有兩個人一點不買他們的賬，非常硬氣，令他們感到很是威嚴，在這兩個人中，就有一個人就是張治中。
第四、張治中很重視教育，身為黃埔教育長，從黃埔畢業名將都得叫聲老師。
張治中在自己的家鄉仿照陶行知的曉庄師範創辦了一所師範學校，並且投入很大精力去辦鄉村教育，深知教育改變農村的道理。
第五、嚴於律己，張的五女兒曾經回憶，小時候有次上學坐了父親的汽車，被父親發現，受到嚴厲批評。
「家裡的汽車是公家的，汽油也是公家的，小孩子不可以坐汽車上學」（想想現在國內真是太腐敗了，公車公款用的理所當然）。
張治中非常痛恨黨內的奢靡腐敗，多次面諫蔣介石。
第六、新疆解放，新疆有兩次重大危機由張化解，第一次危機是伊利暴動事件，伊利事件的爆發，新疆分裂出去近在咫尺，後來由張治中神奇化解（不贅述）。
第二次危機是49年解放，西北幾個大省包括新疆在國民黨手裡，如果真的要槍杆子解放恐怕新中國就不會49年成立了，張治中利用自己多年在西北的人脈成功和平解放。
第七、面諫毛澤東，敢於挑戰文革批鬥。張治中晚年執意要見毛主席，當時他的身體很不好了。
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毛主席後他說：「毛主席啊，你老人家走得太快我跟不上了。現在被打倒的幹部早就超過5%，黨內我有許多老朋友都被打倒了。他們被打倒，你老人家怎麼辦？」這句話意味深長。
對家人和機要秘書余湛邦說:「今後若干年,這將是一個大笑話。」現在看來真是神預測啊！
順應歷史潮流，推動國家解放
留在大陸後，張治中參加了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開國大典。建國以後，他擔任重要的領導職務，積极參与國家政治生活，他時刻以祖國統一大業為重，親自主持民革中央促進祖國統一的工作，為使台灣回歸祖國，他盡心儘力，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從大局上來看，張治中是國民黨中的親共分子，但是他的親共是公開的，不能算共諜。畢竟再交惡的兩個陣營也需要能對話的人，他就扮演這個角色。
如果一個將軍在戰場上帶著部下投敵必定會臭名昭著，惡名遠揚，但和談之後該不該留北平並不重要，他畢竟只是個談判者的角色而非投降的將軍，談不上氣節上的爭議。
淞滬會戰他曾寫下了遺書，「正是國家民族存亡之秋，治中身為軍人，理應身赴疆場荷戈奮戰，保衛我神聖領土，但求馬革裹屍，不願忍辱偷生，如不幸犧牲，望能以熱血頭顱喚起全民抗戰，前赴後繼，堅持戰鬥，抗擊強權，衛我國土……」
幾度直諫蔣介石和毛澤東，曠古僅有。皖南事變後，張治中上書萬言給蔣介石，痛徹國共的內耗，使仇者快，親者痛。發出了「中國人為什麼要打中國人的」痛苦的疑問。
文革中他質問毛澤東：「把這些老功臣都打倒了，你老人家咋辦？」
張治中的敢做敢當，不僅博得了蔣介石的厚愛，也獲得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信任和敬重。
能夠在當時如此混亂的時局裡遊刃有餘的處理好各種關係，需要特別的手段，但最根本的是他一心為國，民族大義，不參加任何黨派之爭呢個，對朋友肝膽相照，一片丹心。
這些非常的舉動非常人能為，但更是一個人堅毅品質的具體體現，它甚於武夫扛起的槍炮。這是對人民深深的愛，更是一種對社會的責任和自己處事的態度。
張治中在國家和社會變化的歷史進程中，不管是從廣州的追隨到北平的硝煙，還是從東海岸的淞滬戰場到西陲的新疆戈壁，還有在陪都重慶的國共和談，但凡足跡所到之處，皆是殫精竭慮，心裡始終裝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
「（他）是一個充滿矛盾的複雜人物。他的主要矛盾在於：一方面和中共有長期密切的關係，另方面又與蔣介石血肉難分；既一貫主張聯俄聯共，又同時為國民黨右派政治路線出力；政治上既有自己的主觀願望與實踐，又無法擺脫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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