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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讀抄107 | 聊聊「敬惜字紙」

原標題:夜讀抄107 | 聊聊「敬惜字紙」


字紙一詞,簡單來說,就是寫過字的廢紙。既然說是廢,意思就是沒什麼用了,現代人的處理方式,就是一扔了之。但在古代,字紙卻似有一種頗為神奇的魔力,不但不能亂扔,而且必須好好的放起來,予以禮敬,否則就要受天譴,輕者折損福祿,重則要變瞎子。這自然是讀書人為了自抬身價玩的陰謀,但在當時卻極有市場。


清人沈起鳳撰《諧鐸》十二卷,其中卷九有一則《鏡里人心》。故事說,揚州興教寺有一磨鏡老人,能用古鏡洞照人心,從而對症下藥,疏通七竅,使人耳聰目明,靈智大開。據說,「愚鈍者爭投之,頗著奇效。」

於是一富商找上門,求治他愚笨不堪的傻兒子。老人用鏡一照,說「令郎之心,外裹酒肉氣,此病在後天,猶可除也,內裹金銀氣,此病在先天,不可瘳也。」耐不住富商苦苦哀求,老人終於開出了醫方:


令其子閉置一室,飢則食以腐渣,渴則飲以苦水。如是者半載,除去酒肉之氣。然後,「急向文昌殿惜字型檔,取紙灰兩斛,拌墨汁數斗,丸作桐子大,朝夕煎益智湯送下。」


葯一下去,傻兒子七竅通了六竅,人果然變聰明了,唯獨不識字。據老人說,剩下的一竅名「文字竅」,富翁家本已有財,再出讀書種子,就容易遭造物之忌,所以還是不開為妙。


如今之世,酒色財氣熏灼遠甚於清世,有醫治傻兒子醫院的富商所在皆是。奈何現實中既不可能有如此神奇的古鏡,藥引「紙灰」只怕也大不易找到。故事中說,老人特意指示要用文昌殿惜字型檔的「紙灰兩斛」拌合墨汁數斗作葯,可見這紙灰也不是隨便就能用抵充的。而如今文昌殿雖然各地或有保留乃至重建的,惜字型檔卻早不知所向了。

英人周紹明的《書籍的社會史》一書寫得夾纏不清,錯誤不少,卻難得地對敬惜字紙習俗作了一定考證。該書第六章寫道:

「到15世紀中期,學者們對字紙的尊重被視為一種值得稱賞的行為,據記述明代學者有時會收集被人用過丟棄的廢紙片,放入專門的磚爐里焚化……在不遲於17世紀的最後三分之一時轉變為公共行為,學者和其他人都捲入對書寫和印刷文字的尊崇。惜字會最初在蘇州地區形成,隨後在整個江南和中國其他地區流行。他們的目的是收集所發現的任何帶有中國文字的紙片,用水漂洗,最後焚燒,把會放進一個陶制容器,再倒入溪流或大海。」


(寧波惜字會的拾字紙人。19世紀中期,英國人John Murray繪。)


在清道光《噶瑪蘭廳志》卷五中,我們可以找到當時台灣噶瑪蘭廳(今宜蘭)地區敬惜字紙習俗的記載。其隆重程度,更在周氏敘述之上:

「蘭中字紙,雖村氓婦孺,皆知敬惜。緣街中文昌宮左築有敬字亭,立為惜字會,雇丁搜覓,洗凈焚化,薰以沉檀,緘以紙素。每年以二月三日文昌帝君誕辰,通屬士庶齊集宮中,排設戲筵,結綵張燈;推一人為主祭,配以蒼頡神牌。三獻禮畢,即奉蒼頡牌於彩亭,士子自為執事,隨將一年所焚字紙,鋪疊春??,迎遍街衢。所至人家,無不設香案,焚金楮、爆竹以拜迎。是日凡啟蒙諸子,皆具衣冠,與衿耆護送至北門外渡船頭,然後裝入小船,用彩旗鼓放之大海而回。

同在台灣島上的恆春縣(今台灣屏東),儀式的隆重程度遠不如噶瑪蘭廳,而與周紹明的描述相似:「義塾內各設敬惜字紙鼎一口,以代爐化;並多備收字紙簍,散給各村,近者由塾內伙夫五日往收字紙一次,遠者令各村自收來塾。每斤給錢二文,所收字紙,由塾師督令伙夫,查有污穢,須用清水洗凈曬乾,再行焚化;字紙灰,隨用紙包好,年終送之于海。」


在另一個縣苗栗,儀式的隆重程度不下噶瑪蘭廳,但卻並非每年都舉行。縣誌說,「若夫敬惜字紙,不讓塹城。或五六年,或七八年,士庶齊集,奉蒼頡神牌祀之;護送字灰,放之大海。衣冠整肅、鑼鼓喧天,極一時之大觀雲。」


此類惜字會的建立,都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即由地方上的鄉紳出面,向地方官府呈報,而後主持建立文昌宮或文昌閣一類的祭祠,作為敬惜字紙各項活動的依託。這些公共事務,可能是鄉紳個人出資,也可能是民間集資,而官府則一般通過提供土地、祠田的方式,給予一定補助。但後面的這種方式,隨著年代的推移,歸屬問題逐漸模糊,就容易造成產權糾紛。


光緒年間,上海就發生過一起此類案件。陳乃乾《上海的書院》一文說,光緒十六年(1890),寧波人徐士琛在滬北創設惜字會,用文昌惜字會司董的名義,向縣裡呈請撥給公地。縣令裴大中就將一塊光緒初年賭案充公的土地撥給了他。次年,文昌宮順利建成。兩年後,光緒十九年,旅滬寧波商人為了解決子弟讀書問題,又集資在文昌宮附近建了飛虹書院,又稱四明飛鴻義墅。此後不斷改建,到抗戰勝利後在原址上建立了文昌小學。1948年,就有寧波人黃少堂,拿著裴令的批文向上海市政府呈請,要求備案確認這是寧波人的產業。這一訴求遭到本地鄉紳的反彈,由此引起滬人與旅滬寧波商人的法律糾紛。

由敬惜字紙,到惜字會,再到文昌崇拜,這是發生且只流行於中國底層社會的一種典型的信仰活動。以士人為主體的地方鄉紳,通過這一活動,影響並控制了民眾的信仰世界,並進而將文字為象徵的知識神聖化,保障了他們在底層生活中的獨特地位。


現在一說起傳統,似乎都是好的,值得弘揚的。敬惜字紙,從理想的角度說,影響了民眾對知識的崇拜,從而樹立起重視教育、崇尚文化的觀念。這無疑是積極的一面。然而,從不好的角度說,這種對文字的無上崇拜,也成為禁錮民眾思維的利器,聞識字成為求學的唯一目的,教育開始往畸形的方式發展。而文昌崇拜,實質就是科舉崇拜,讀書識字由此成為一項極度功利化的活動,再無其他積極性可言。


從更實際的角度說,惜字會全面禁止工匠利用廢紙來做燭芯、雨傘、扇子、陶器、鞋及其他東西,同時也充當官府禁毀「黃色非法」出版物的幫手。跳出讀書人的圈子來看,這兩項活動顯然也都不具有積極意義。此外,一燒了之的廢紙,無疑包括了大量極其珍貴的便簽、帳目、文書、往來信函等原始檔案。相比與西方歷史研究,中國的歷史事件往往在諸多細節上含混不清,其中多半緣由於此。


是以,敬惜字紙表面上宣揚對知識的尊崇,實質卻是維護讀書人的特殊地位,要求民眾對掌握文字與書寫能力的他們予以禮敬。然而,從拘拘於字紙這一形式,且藉助文昌帝君的神威福佑來維護自身地位,這幫讀書人可以說既不懂真正的知識,也對真理缺少信仰,乃是讀書人中徹頭徹尾的敗類。不過,這一點倒是與現在鼓吹傳統的人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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