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貧
原標題：?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貧
|秦 |暉 |和 |金 |雁
Thinker
秦暉和金雁夫妻，雙方都是「術業有專攻」的人文學者。秦暉是當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學者、公共知識分子，現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一九八一年，秦 暉作為中國文革後首批碩士畢業於蘭州大學，師從趙儷生教授研究農民史，特別是土地制度史與農民戰爭史。自八十年代後期，他轉向研究經濟史，主要為古代商品 經濟史及中外比較經濟史。九十年代，他致力於結合歷史研究與現實研究，在結合社會調查與歷史文獻分析的基礎上建立農民學，並成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中的 中堅人物。金雁是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對蘇聯和東歐的歷史與社會轉型問題有深刻而獨到的研究。這兩位學者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清貧與寂寞中保有著中國知識 分子的尊嚴和獨立。
秦暉先生言行從不高調，卻始終堅守知識分子的道德底線，他有名言曰：「高調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無害。低調再低，不逾底線，若能持守，低又何 妨。」這便是自由主義者待人接物的基本準則。九十年代以來，大學教授的生存環境大有改善，願意去當官和商的幫忙、幫閑的學者，想要過上「居有屋、食有魚、 出有車」的優越生活，突然變得易如反掌。對於大部分身處名校的教授來說，八十年代那種「腦體倒掛」的困難生活，已經成了一種遙遠的回憶。秦暉和金雁夫婦卻 是其中少有的例外，他們沒有去「走穴」，沒有去申請那些投官僚之所好的學術基金，他們的學問與生命是融為一體的，他們抓住的問題都是中國歷史與現實中的真 問題。這樣的學問當然很難在那些「核心期刊」發表，也不能獲得官方的若干獎項。
在今天的教育界和學術界，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貧。九十年代中期，當秦暉和金雁夫婦剛剛調到北京，因多篇觀點新穎和思想深邃的文章而引起學界注意的時候，我 曾經和友人一起前去拜訪和討教。那時，他們住在北京外國語學院附近一套破舊狹窄的、名副其實的「陋室」之中，屋子的總面積大概不到三十平方米。一間小小的 書房，四壁都是頂到天花板的書籍，還有更多的書還裝在紙箱里，根本無法上架。秦暉幽默地對我們說：「有時候，為了查找一份資料，不得不搬開幾個大箱子，滿 頭大汗，如同大海撈針，也算是一種寫作間隙的體育鍛煉吧。」書架與書架之間的空隙，大概只能容一個人側身而過。那時許多大學生都擁有了筆記本電腦，秦暉卻 告訴我們，筆記本電腦對他來說，還是一個計劃：「本來早就想添置一個台式電腦，但是家裡實在沒有多餘的地方放置。以前筆記本電腦太貴，買不起，據說現在降 價了，也想買一台。」
上圖左起：賀衛方、余傑、王怡、丁東、秦暉、金雁
拍攝於2006年2月參加悉尼科技大學「和諧社會與政治文明」國際研討會期間。
這是一套七十年代的老房子，房間的設計甚至連客廳都沒有，一進門的地方是不足三五平方米大小的過道，我們便在這個過道里交談。在旁邊衛生間的門口，金雁正 在一絲不苟地洗衣服，他們家中居然連一台洗衣機都沒有「裝備」。女兒則在另一個角落裡安安靜靜地做功課。除了書以外，家裡差不多沒有一件值錢的物品。這兩 位當代中國視野最開闊、思想最活躍、問題意識最敏銳的中年學者，生活水準卻在北京的普通居民的平均水準之下，這一現象真讓我產生無限的感慨。而與之形成顯 明對比的是，那些學會討好既得利益群體的學者們，那些帶著洋博士學位耀武揚威地回來的海歸們，個個不是「學富五車」，而是「金玉滿堂」。他們的生活品質是 秦暉夫婦望塵莫及的，但他們的學術品質呢？
「自由之思想」、「獨立之人格」是不能商業化和市場化的。談起居住條件來，金雁苦笑著告訴我，就是為了改善住房條件，他們夫婦曾經三次試圖「離婚」。我大 吃一驚，如此恩愛的夫妻，怎麼會選擇離婚呢？而且是「三次」！原來，三次都是無奈之下賭氣的「假離婚」，三次都被領導的「火眼金睛」識破而「未遂」。
第一次，是在他們兩人在同一所大學念研究生的時候。當時，學校有明確的規定，研究生一人一個房間。因為他們是夫妻，便讓他們合住一間。金雁向校方反映說， 兩個人應當分兩個房間，憑什麼減少一間？校方卻說，誰讓你們是夫妻呢？金雁氣憤地說：「那我們離婚，一人一間行不行？」校方斷然回答說：「不行！」
第二次，是在他們在西部某大學評職稱的時候。雖然兩人都是學校的學術骨幹，發表的論文最多，上課也最受學生的歡迎，但是高級職稱僧多粥少，系裡的領導便來 作他們的工作：「你們是夫妻，應當發揚發揚風格，兩人只能上一個教授。」金雁感到莫名其妙——評教授是看個人的學術水平，難道評教授也要「學雷鋒」嗎？她 憤然回答說：「我們離婚，然後一起參加公平競爭，行不行？」領導回答說：「不行！」
第三次是他們到北京之後單位分房的時候。好不容易等到金雁當時的單位中央編譯局有機會分房了，她卻再一次失望了：單位規定，假如配偶已擁有副高以上的職 稱，住房就由對方的單位解決，分房資格則自動失去。然而，秦暉所在的大學卻表示，暫時無法解決住房問題。在萬般無奈之下，金雁再次想起離婚這一招，老實人 也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時候。但是，協議離婚需要單位開證明，單位明明知道他們是恩愛夫妻，也知道他們「離婚」的目的是為了分房，哪裡會給他們蓋章呢？於 是，他們只好放棄這個絕決的想法，一家三口一年又一年地擠在這套房子里。
屈原當年的追問今天仍然成立：在今天的中國，教授學問的多寡、思想的的銳利與遲鈍，卻與擁有的物質條件的好壞成反比。看看那些有名有利的教授，張維迎、林 毅夫等人，別墅豪車，一場演講便可獲得數十萬報酬，但他們從不面對中國的真問題。而秦暉、金雁所關注的，正是轉型期的中國最迫切需要解決的真問題，如農民 問題、土地問題、轉型正義問題、國企私有化問題等。但是，在這些問題上說真話，當官的不喜歡，經商的也不喜歡。如果沒有堅持真理的勇氣，如果沒有安於貧窮 的心態，這樣的學問是無法做下去的。秦暉先生青年時代便生於憂患，與黑暗擦肩而過，因此他對身處「陋室」並無多少抱怨，也不曾嘗試通過寫作諂媚之文來改善 物質條件。他說，現在已經很好了，比呆在農村的那九年時間好多了。
秦暉一出生的時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在廣西看不好，後來又到湖南去，傳教士創建的湖南湘雅醫院有一個很有名的眼科醫學中心。那裡的醫生說，這麼小的孩子動 手術很危險，建議維持一段時間，長大了再動手術。回到廣西之後發現不行，眼睛的情況一直在惡化，父母又帶他到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醫院、中蘇友好醫院等 等。後來在上海的汾陽路醫院，終於做完了手術。現在他每次做眼科檢查，醫生都說這手術現在也不容易做。當時如果不做，或者動壞了的話，他就會永遠在黑暗當 中了。雖然動了手術，但還是留有視神經萎縮，直到現在視力仍然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零點二的視力。他在農村插隊，插那麼久，也跟視力有關，招工的機會 他是輪不上的，體檢總是不合格。
後來，秦暉考研究生，他的導師做了很多工作。趙儷生先生說：「如果不招秦暉，我就一個都不招了。」秦暉此前沒有受到過多少課堂教育，只在「文革」前上過六 年小學。一九六九年下鄉，在農村待了九年。不過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家中的藏書很多，對他的影響很大。另外，農村那幾年，他也學到了不少人生經驗，他開玩笑 說在農村讀的是「早稻田大學」。也許正是這段經歷，使他對農民問題不能忘懷，使他甘於清貧和寂寞，也有勇氣抗拒各種干擾和壓力。在清華他一度被停止授課， 工資也只能領取一半。對此，他一笑置之。後來，有一位中央領導人在講話中提及他研究的「黃宗羲定律」，大學的領導人才大吃一驚，立即部分恢復他的待遇。
作為一名歷史學家，秦暉對中國歷史真相的概括是：「儒表」之下的「法道互補」。在帝制中國的兩千多年中，士大夫少有「純儒」，多為「法儒」和「道儒」。中 國人說的是儒家政治，行的是法家政治；講的是性善論，行的是性惡論；說的是四維八德，玩的是「法、術、勢」；紙上的倫理中心主義，行為上的權力中心主義。 他認為，中國要走出連續的歷史、循環的怪圈、行政不正義的慣性，應當以「西儒會通」，解構「法道互補」。他指出，新儒學（以黃宗羲、譚嗣同為代表的「純 儒」的思想脈絡）有可能為人類「超越現代性」提供有益的思想資源。這種可能性要實現，第一新儒學必須走出形而上的象牙塔，從心性之學發展為制度之學。第二 更重要的是，新儒學必須擺脫歷史上被「法道互補」強姦的夢魘，真正成為「新」儒學。儘管我對儒學的「起死回生」頗為懷疑，但我認同秦暉對中國歷史真相的透 視。
金雁的學術成就也並不比秦暉遜色。她的專業就是蘇聯東歐研究，自一九七八年讀研究生時起，她在這一領域默默耕耘已經二十多年了。金雁在波蘭華沙大學的兩 年，正好是經濟「休克」的最困難時期，當時寫過一本書叫《新餓鄉紀程》，以後她還發表過多部關於前蘇聯和東歐問題的著作。她的研究糾正了許多中國人對蘇 聯、東歐社會轉型的似是而非的看法，比如那裡的右派傾向於「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比如那裡後來又出現了「左派復興」，這些看法並不符合蘇聯和東歐 的實際情況。而蘇聯、東歐面對的許多難題，是中國將來也要面對的挑戰，中國的所謂「漸進改革」之路，並不能避免這些問題的凸現。因此，金雁的蘇聯和東歐研 究對中國而言具有相當的前瞻性，其重要性至今仍未被學界充分認識到。
陋室之陋，並不能傷害秦暉和金雁學術的激情。他們各自發表的論文，皆讓學界刮目相看。而他們兩人在研究中又有相當的重合部分，於是他們合作以「卞悟」的筆 名發表了好些文章。十年的光陰一晃而過，進入新世紀之後，秦暉和金雁終於在北大和清華合建的蘭旗營教師宿舍分到了一套新房，儘管入住其中的教授們紛紛抱怨 這些樓房的建築質量太差，但是對於秦暉和金雁一家來說，畢竟有了那麼大的面積可以將所有的藏書都放上書架。這本該是學者做學問的最基本的條件，現在卻變成 了他們的「最高理想」。不過，我仍然由衷地為秦暉和金雁感到高興。我更希望，中國的知識分子們不必再用「離婚」這樣的策略，來曲線獲取一套屬於自己的住 房。但願杜甫當年「願得廣廈千萬間，大蔽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夢想，早日成為觸手可及的現實。
秦暉，當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學者、公共知識分子，
現為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1981年作為中國文革後首批碩士畢業於蘭州大學，80代初主要研究農民史（土地制度史與農民戰爭史），80年代後期轉向研究經濟史（主要為古代商品經濟 史及中外比較經濟史）。90年代致力於結合歷史研究與現實研究，在結合社會調查與歷史文獻分析的基礎上建立農民學；包括狹義農民學（對農民、農業與農村社 區的研究）與廣義農民學（農民國家、農業文明與傳統社會及其演進、改革與現代化的研究）。如果按照學術界流行的分類方法，秦暉是個不好界定的人。
秦暉有個口頭禪——什麼是我們時代的真問題？
《實踐自由》一書的封面上寫了兩句話、32個字：高調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無害。低調再低，不逾底線，若能持守，低又何妨。他就這樣自得其樂地做著他所謂的「底線之上」的思想實踐——「維護自己的自由——不做奴隸；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做奴隸主；反對他人之間的強制——堅持廢奴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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