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歌：樸素的現實感如何進入歷史 | 文化縱橫

原標題：孫歌：樸素的現實感如何進入歷史 | 文化縱橫

? 孫歌 /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導讀］面對中國社會現實的激烈變動，知識分子，尤其是致力於人文研究的學者究竟應該如何定位自己的工作，在思想生產與關心現實之中建立一種平衡？在中國影響力與日俱增、現實日益複雜而需要深度理解的時代，這一恆久的問題更為迫近。本公眾號特節選《思想史中的日本與中國》一書中孫歌對於日本戰後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者上原專祿關於歷史研究邊界及功能的討論，希望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學術研究的格局與倫理。

日本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上原專祿自二十年代開始從事德國中世史研究，戰後逐漸從經驗研究轉向史學理論的建樹，他最突出的貢獻是提出了與「京都學派」歷史學家的「世界史理念」不同的「人類史」和「世界史」構想。這位諳熟德國歷史主義傳統的歷史學家並不像京都學派歷史哲學家那樣僅僅關注西歐的史學傳統並且把西歐與東亞在事實上視為「世界史」的骨架，在討論世界史的時候，他的視野里充分考慮到了馬克思的歷史觀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再生產（亦即他審慎地加以區分的蘇維埃史學與馬克思本人歷史觀念的差異乃至矛盾）問題。

上原援引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提出「人類史」與「世界史」兩個概念，以此將西歐的世界史概念「歷史化」，指出其僅僅是人類發展史某一個階段中的產物；同時也以此解讀馬克思的歷史觀，指出馬克思使用「世界史」概念的時候，內含了世界規模的無產階級革命這一實踐問題。同時，他也指出了人類史是人類演化過程中由不同的相互隔絕的文化構成的歷史認識，而世界史，則是由近代歐洲為了佔有世界而造出的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概念。

上原在他的著述里強調，亞洲儘管也從歐洲的近代文明中得到了恩惠，但是在近代化過程中，亞洲逐漸意識到這個所謂新的世界秩序是由歐洲人壟斷的結構。為此，產生了亞洲不同民族要求主體性地恢復自己權力的現實，在這個過程中，上原特別指出，歐美世界和亞洲知識分子倡導的多元主義之類的「思想」並不能起到改變現狀的決定性作用：「使得歐洲人或者美國人放棄世界史的單級化和獨斷性、使他們承認各個民族、各個世界的獨特性和固有價值，在終極意義上讓他們承認這樣的世界史構造的，既不是思想，也不是哲學。它必須是一個新的歷史性的現實，特別是現代亞洲的歷史性現實。」上原以簡潔的方式表述的這個關於世界政治經濟格局變化與人類認知變化之間的制約關係，正是他界定歷史學邊界意識的基本出發點。

1957年5月,《思想》發表了上原專祿與加藤周一的對談《歷史感覺·歷史意識與歷史學》。話題從戰後德國歷史學潮流開始，從參照的角度進入了日本人的歷史感覺、歷史意識、歷史學與實踐的關係以及如何建設日本歷史學等問題。在對談中，上原援引戰後東西德史學理論的基本方法論，指出了「歷史主義」和「唯物史觀」各自的局限，強調歷史學不能離開學院規則而承擔實際政治責任。他所說的「學院規則」，並不是與現實政治對立的所謂書齋學問，而是為歷史學在面對現實課題時為自己劃定的邊界意識。

上原專祿做的這個精細的區分需要一些註解。它直接指向歷史學最複雜的邊界問題——區別為意識形態目的服務與歷史學的學科自覺這兩者似乎並不困難，但是困難在於歷史學的學科自覺絕對不是為知識而知識的立場，它是一種「無用之用」：「社會的民主化、擺脫貧窮、政治經濟文化自主性的確立、和平的確保，這一切都是在世界史大潮中對日本人提出的課題，追究這些問題的歷史意義和性格，這就是歷史學這門學問的課題；同時，這些問題也是國民實際面對和必須解決的課題。或者毋寧說，以學問研究的方法承擔國民的課題，或者回答這些課題。這是今後日本歷史學的任務，也是它能夠做到的吧。」

上原專祿在戰後日本史學界是提倡以現實危機意識作為歷史學動力、把歷史學課題與現實課題關聯起來的先驅性人物。但是，上原始終堅守著歷史學的學術倫理，拒絕把現實危機感不經轉化地直接帶入學術研究。這與他前述對於思想、哲學與歷史性現實之間關係的認識直接相關。歷史學的邊界問題，事實上就是在面對現實危機狀態的時候才會具有最真切的意義：因為過強的危機意識，往往會衝破這種邊界意識，以非歷史的方式處理歷史，以便直接介入現實，這種貌似緊貼現實的「學術」，實際上與不具有緊張感的書齋學問一樣，既不會真正影響現實，也無法為思考現實問題提供幫助。

加藤在對談中提出：日本人沒有歷史感。比如日本人非常喜歡「新的東西」，對於過去態度冷淡；這種社會氛圍很難產生真正的歷史學，這是一種歷史學的學術與社會氛圍之間的斷裂：「歷史感覺在日本極度薄弱，而另一方面卻還有歷史學並存：學院的歷史學。學院學術中的歷史，與包圍著它的一般文化現象的非歷史性，或者說是歷史感覺的缺失，這兩者之間形成了某種不對稱狀態。」這種不對稱發生在學術與社會之間，也發生在學術內部，它導致日本的歷史學缺少歷史感覺，而僅僅關注「歷史學方法論」：這使得日本一旦引入新的方法，在思想上就會立刻具有威懾力：（被引進的西方）「歷史的思考方法這一武器很好用，因為感覺與經驗問題都被省略了，它僅僅被作為學理而加以討論，而學理的可操作性是顯而易見的。」上原則試圖把這個問題在歷史脈絡里加以定位：「歷史意識也意味著在變化中發生連續的感覺。……日本所以顯得稀少薄弱，就是由於這種發展的意識、在變化中察覺到連續性的感覺太少了吧。」「日本人的歷史感覺和歷史意識淡薄，與另外一種淡薄狀態是分不開的：認為自己可以成為自己生活主人公的意識，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使生活變得更好，這樣一種自信或者心情或者感覺，日本人是淡薄的。」

這一點在1956年9月的另一個座談會裡表現得更為充分。這是一個由歷史學研究會組織的、題為《歷史與人》的座談，標題與人員構成都顯示了組織者力圖延續「昭和史論戰」中遠山茂樹對龜井勝一郎這一討論構圖的意願。座談會開始的時候，司會者提出了三個問題：1，整理論爭以來文學方面的批評和歷史方面的自省；2，如何把握批評意見中對於歷史學自任「法則性科學性」的批判？3，作為現代史一個部分的蘇聯「斯大林批判」，應該如何從「歷史與人」的角度加以理解？

1955年，《昭和史》一書出版。文藝評論家龜井勝一郎針對歷史學家遠山茂樹所採取的歷史書寫方式撰寫文章，揭開了「昭和史論爭」的序幕。這一論戰陸續引來眾多歷史學、文學、政治學等學者的參與。論戰的核心內容是關於歷史學如何寫人。在論戰展開的過程中，這一論題在不同的範圍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轉化、變形。

然而座談者卻基本上不是沿著這個思路展開討論的。當話題展開之後，遠山茂樹進行了一些類型化的敘述，司會要求在場的文學家進行回應，野間宏和木下順二相繼發言，卻完全沒有呼應遠山的敘述。他們甩開了遠山進行了一番「文學與人」的反省。繼而，歷史學者江口把問題推進到了唯物史觀歷史學的教條主義問題，進而提出歷史學是否應該以強調社會發展一般法則為己任的質疑。於是座談會沿著一個相當開放的思路，把類型化概念化和主體性等問題置於各個學科之中進行討論，在某種程度上，這意味著歷史學面對的學科反省被文學共有了。不過，在這些反省中，戲劇作家木下順二倒是呼應了遠山關於日本近代歷史學是以唯物史觀為核心發展起來的說法，強調說日本近代戲劇的精神也只通過無產階級文學才得以體現，這與日本天皇制的存在有關。只不過，木下的這個說法卻是為了把問題引向日本近代戲劇的類型化問題，他說：「要說近代劇的歷史中，究竟是否描寫了人，或者說是否表演了人？非常簡單地說，沒有。實際情況是，1924年築地小劇場成立，1928年分裂，在此前後無產階級戲劇的歷史誕生。演員今天還能夠演出，明天是否能夠登台很難說。戲劇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創造出來的，於是表現了類型化的資本家與工人的對立，作家也處於這種狀態。……現在社會與人該如何描寫成為了問題，正是對這種狀況的反彈。」木下照顧到了無產階級文學在殘酷鬥爭環境中不得不類型化的現實，同時也微妙地質疑了遠山試圖堅持的普遍法則論述。

在江口發言提出了歷史學不同於經濟學、不能只追求法則性的問題之後，家永三郎發言推進了這個問題，指出現代史書寫的難度遠遠高於古代史，因為後者的史料是共通的，而且是有限的，只有解釋的差別，沒有史料的分歧。但是現代史不僅史料無限，而且史學家以外的所有相關者都有著史料以外的記憶和體驗：「大家各自擁有通過自己的體驗獲得的對於歷史的意象，並且依照自己的意象批評歷史學家所寫的歷史，……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學家所提出的歷史像，如果不能夠充分包括這些一般人所具有的局部性的歷史意象和現代史意象，那麼，他的書寫就不會被接受。」

由於在場的討論者以馬克思主義者居多，所以話題又轉到了如何理解工農的問題上。幾位文學家先後講述了戰後日本工農階層發生的變化，甚至強調說隨著生活條件的改善，工人甚至有可能比知識分子更有文化；而話題繼續深入，則帶出了知識分子如何與工農結合、如何重新設定知識階級與一般民眾的關係的問題。

在這樣一些發言之後，司會把話題拋給了上原專祿：「歷史書的問題啦，現代史的難度啦，這樣的問題提出來了，上原先生，到了這地步要是不請您發言的話……」

上原專祿立刻對司會者最初提出的三個前提中隱含著的歷史學與文學的對立圖式進行了質疑：「歷史學與文學，先把它們割離開，然後再考慮它們相互之間的配合方法，如果是這樣一個手續的話，這個程序難道可以作為自明的事情加以認可？這個問題對於我們而言就是一個問題。」

上原的這個質疑沒有立刻引起與會者的反應，但是顯然它開始影響會場的氣氛，在接下來的發言中，文學家與歷史家分別討論了如何把握社會狀況的問題之後，野間宏開始正面呼應這個問題。他首先強調說處理人的問題不僅是歷史學的問題，日本近代文學也沒有在描寫人的方面取得成功。因此，如果回應司會者的那個歷史學與文學關係的預設的話，應該說歷史和文學都面對同樣的問題。而文學家如果要寫出真正的人來，需要有基於傳統的歷史感。他形象地說：如果不能想像自己生活在德川時代，從那裡再進入明治時代，伸長脖頸到今天，那麼就不能把握我們所生活的現代。為了描寫「個人」，野間承認他需要在傳統的日語文體與描寫人物性格的需要之間不斷尋找調整的可能。而這一點，是與歷史學面對的課題相通的。

文學評論家荒正人立刻把野間宏的論點繼續推進了一步。他指出，在這個與傳統相關的論題里，普遍性法則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如果結合戰後的歷史進程來考慮，可以說列寧的社會主義實踐僅僅是一個參考性的個案，並不是普遍性的法則，而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顯然把這個參照系作為絕對的前提來考慮日本的出路。因此，荒正人建議歷史學家對於自己強調的「普遍性法則」進行嚴密的學術論證，特別要注意到一個具體的實踐問題：來自外國的「普遍性法則」無論可以引發多少實證性的歷史書寫，也無法用來書寫本土「人」的問題。

野間又接過話題，重新在文學領域內推進這個問題。他援引恩格斯關於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理論指出，這個現實主義理論的核心問題是在細節的真實中體現普遍性法則。換言之，沒有細節的真實，簡單地套用普遍性法則是很難成立的。而這個細節的真實性，靠的是作家自己的發現與提煉，在這個過程中才可能抽取出普遍性法則。

在兩位馬克思主義文學家相當默契的配合下，話題被推進到了學理與現實之間關係的層面。一個尖銳的問題凸顯了出來：包括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所進行的表述普遍法則性的努力在內，這種對於普遍性的追求是否真的觸及到了複雜的現實狀況？遠山在此只表了一個「我不願承認自己歷史觀破產」的態度，拒絕進入這個話題。於是，話題被其他人確定在了「知識與知識分子如何調和自身的『主觀法則性』與現實狀況之間的矛盾」的層面上。這時司會又一次邀請上原專祿做一個總結性發言，這個邀請引發了上原的長篇「講演」，在呼應其他人說法的前提下，上原顯示了不同於其他人的認識論特徵。

上原一開始就回應了這個知識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問題。他指出，知識界種種討論問題的模式其實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方法，現實絕對不是按照這樣的邏輯運作的；特別是把問題區分為不同的部分，包括區分歷史學與文學，在歷史學裡區分古代、中世和現代等等分野，其實都是一種權宜之計。這種權宜之計只有一個價值，就是藉以發現現實中的問題。上原顯然認為,把這些權宜之計絕對化,視為學術的前提,反倒擱置了最重要的目標,即發現現實中的問題。

與此相關，上原對於當時開始流行的「知識分子總辭職」論調錶示了委婉的警惕：他說口頭上說自己不是知識分子很容易，但是擺脫「知識分子性」卻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說知識分子應該具有庶民性，應該和大眾一起生活，這種說法本身就已經知識分子化了。但是，如果繞過這些說法，具體地思考如何生活的話，那麼無論是形態還是感情，都無法擺脫剛才說的『知識分子性』。這種情況無所謂好壞，這只不過就是事實。」上原指出了在認識上與工農結合併不是問題的關鍵，更不認為身為知識分子是件理虧的事情；他認為關鍵在於如何成為擺脫「知識分子性」的知識分子，而不在於宣布自己不是知識分子。耐人尋味的是，他認為這種擺脫的意思是不要把自己所從事的研究當成是神聖的事業，不要以為自己一生只能做歷史學或者文學，應該更為放鬆，說好聽些是更自由地，說不好聽些是沒有責任感和使命感地去思考。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上原委婉地對遠山等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啟蒙戰鬥姿態進行了質疑。

上原對於「知識分子性」的這種質疑，使得他與其他人的論述視角產生了一個基本的差異。他並非是在社會分工這一實體意義上界定知識分子，而是在精神生產機能的意義上考察知識分子的實際功能。他顯然認為社會需要知識分子，因而並不贊成在政治正確的意義上認為需要突破知識分子的局限成為工農的一部分，但他主張做一個沒有知識分子性的知識分子。這個界定有些費解，卻十分重要。在半年多之後發表的上原與加藤的對談中，上原與加藤配合，在某種意義上延展了這個話題：

上原：在歐洲，對於歷史研究的課題、或者說主題進行方法的探究時，雖然是以學院的方式進行操作的，然而存在著支撐這一學院學術的社會基礎，學者與這種社會基礎相呼應，推進自己的工作……

加藤：也就是說，他們未必不斷地有意識地去想社會基礎這個東西。換句話說，歷史學家也是社會中的一個市民，作為一個市民活在社會生活之中。即使作為學者，關注社會基礎這件事並不在他們的念頭中，社會基礎也會浸潤他們。從結果上看，他們顯得是在有意識地呼應社會的基礎部分。不過，假如他們真的有意識地這樣做，反倒有可能把事情搞夾生了。

上原：歐洲確實也有這種情況。

加藤：毋寧說，儘管不做特別的有意識的努力，這樣提煉出來的問題意識卻是真正的問題意識!所謂不從現在的問題意識出發就無法接近歷史，並不是說現在應該這樣做所以希望這樣寫歷史啦，或者看上去歷史有這樣這樣的教訓所以去尋找啦等等，而是從結果上看，現代決定了過去，這是個悖論性質的問題。……話說回來，從結果上看什麼都看不到的時候，就容易依靠刻意的努力把問題意識帶進來，直接與歷史研究結合。一旦這麼做了，就容易變成非學術了。

上原：（在日本史學不具備相應社會基礎的情況下）首先可以設想的是，著眼於活生生的生活現實，從裡面汲取活生生的問題。不過這種操作，包含著不知不覺之間把目的意識帶進研究的危險。一旦如此，就會產生難以稱之為學術的現象。在這種危險而反諷的情況下，歷史學研究該如何進行呢?這是一個問題。

……

加藤：我想說的是，在浸潤著文化傳統的感覺經驗里，於無意識之中獲得歷史感覺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這不是只要用功就能到手的東西。

加藤和上原不斷強調的這一「於無意識之中」獲得的歷史感覺，正是上原在座談會中不斷強調的去掉知識分子性的史學家所應具備的知識分子特徵。當戰後日本左翼知識界思考理論如何與現實結合的時候，上原對於把目的意識帶進學術研究的傾向提出了警告，並提倡在警惕這種傾向的前提下增進歷史學的思想功能。因此，他不但不反對著眼於活生生的現實併產生樸素直觀的問題意識，而且強調這是產生新的課題與新的方法的來源。他所警惕的，僅僅是停留在樸素的直觀層面思考，正是這種樸素和直觀，導致了學者把目的意識直接帶進史學研究，使史學失掉了學術品格。當上原強調為了去掉知識分子性而「放鬆」地自由地甚至不負責任地思考的時候，他想傳達的意思並非是字面上的內容，而是不要把上述目的意識作為工作倫理。顯然，在昭和史論爭的環境中，這一說法對於遠山對抗官方否定科學歷史學動向這一明確而直接的「目的意識」構成了質疑。

上原與加藤的上述對話，在方向上雖然基本一致，但是引發的問題並不相同。就法國文學研究家加藤而言，強調學者與社會基礎之間的無意識關聯在於以此勾勒出歐洲市民社會個人主體性的成長所帶來的歷史自覺意識；而在上原這裡，他更關心的則是這種無意識關聯是以什麼為媒介轉化為歷史學家的問題意識的。他在回應加藤提出的「文化發展中是否存在普遍形態」的問題時說：「我的立場是不考慮這些問題。……對我而言，如何才能培養日本人的歷史感覺和歷史意識，為了讓它能夠發育成長起來，怎樣做才是有效的，這些問題才跟我的歷史研究有關。」

那麼，這些極為現實的工作目標是否也可能成為上原的「目的意識」呢？他如何規避他自己所警惕的「樸素直觀」的工作方式呢？

上原在與加藤的對談中舉了一個例子：日本在戰後一直處於美國的管控之下，如何擺脫這種狀態呢？這是一個樸素的問題意識。與這一現實中的問題意識相結合，歷史學設定了新的課題意識。例如這個管控著日本的美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構成美國內在秩序原型的歐洲秩序又是什麼樣的？進而言之，歐洲是什麼？通過這樣的研究，可以了解，今天人們所講的世界秩序啦世界結構啦等等，其實都是通過歐洲的視角看到的。於是，在思考世界史的時候，就進一步產生了離開歐洲人的歷史意識建立不同視角的需求。例如歐洲人把小亞細亞作為地中海文化產生的條件，西亞和北非在他們的視野里不具有內在的邏輯；而歷史學設定新的課題意識，就要把西亞世界的歷史發展脈絡作為統一的結構進行考察，這樣的研究是全新的。

顯而易見，上原從「美國掌控日本」這樣一個現實問題中導引出的課題意識，不具有任何直接解決這個現實問題的答案。他似乎離題萬里地把問題扯向歐洲，再落實到了西亞。如果說這是他的知識結構所致，僅僅是過於表面的理解；上原這個例子非常典型地說明了他是如何以現實的危機性問題意識為媒介，從中轉化出歷史學的課題意識的。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上原強調了歷史學的邊界意識。藉助於加藤提出的「歷史學可以提供選擇標準，以在眾多的國民意願中選擇出某些意願並使其正當化、進而保證其具有實現的可能性」這一要求，上原明確了這一邊界意識：「測定該意願實現的可能性，或者對該可能性進行推斷，歷史學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使該意願正當化，這不是歷史學的任務，它也無法做到吧。」

上原對史學進行分析和進行價值判斷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是他面對昭和史論爭時的基本態度。他反覆地強調歷史學的工作就在於為特定對象在相應的歷史結構關係中進行「定位」，而並非是直接干預現實問題，就源於他所強調的這一區別。上原這樣定義歷史學可以做的和不能做的事情：「與國民的政治課題相關，揭示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日本處於什麼樣的位置，這是歷史學的責任。這一點與主張日本應該朝著什麼樣的方向如何發展之類的工作是不同的。……（國民或民眾的）意願本身，是從樸素而直觀的層面產生的問題。在世界史上將這些樸素直觀的問題客觀化，並且讓它們得以確定下來，這樣，國民的課題就會被漸漸意識到，這就是歷史學與國民課題的關係。」

《思想史中的日本與中國》書影

正是在這樣一個邊界意識的前提下，上原對於「普遍法則論」具有強烈的質疑。在座談會裡，他強調說：關於歷史發展的普遍法則的想法，最初是從經濟學和社會學那裡提出來的，歷史學者對此的推崇，頗有點「外來的和尚好念經」的味道。此外，還有一層是西歐情節在作祟。日本歷史學者對於「普遍性法則」的傾倒，不過是缺少主體性的一個表現而已。他相當含蓄地批評日本的馬克思主義者說，因為過於想要確立主體性，反倒認為在馬克思本人或者歐洲馬克思主義那裡並不那麼重要的「普遍法則」具有強大的能量，並且認為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而真正的主體性，其實是藉助於傳統形成的，用上原的話說，在日本的老百姓看來，普遍不普遍又有什麼關係呢？

為了突破這種局面，上原提議說：「以追究歐洲社會中的歷史學和經濟學的歷史發展這個工作為媒介，反過來把握我們自身在今天的世界上和今天的日本所佔的位置，這個方法，也就是社會科學史、史學史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而社會科學史和史學史的研究並不是為了從外面獲得方法和模式，相反，歷史學沒有模式。這種徹底的追究其實是在瓦解所為普遍性敘述的虛假性。在半年之後與加藤的對話中，他更明確地指出：「至少可以斷言，（還沒有建立超越國家的人類共同體的時候）直接就認為有可能形成全人類共享的歷史意象，這種認識方法對於歷史學研究的進步恐怕是沒有什麼益處的吧。」

這些論述在多元化思維在理論上成為常識的今天，看起來已經沒有什麼新鮮之處了，它值得關注之處並不是具體的內容，而是它的上下文。假如對單一普遍法則的追求不但不是歷史學的任務，而且還會成為歷史學發展的障礙，那麼，上原對於「樸素直觀的歷史學方式」所表現出的質疑，就不可能被理解為他在推崇非歷史的抽象理論模式。實際上，直到今天，全世界的知識生產都還或多或少地沿用著上原和加藤曾經批評過的這種把脫離現實複雜性的抽象理論直接應用於歷史解釋的方法論，而這種方法論的基礎恰恰是信仰單一普遍性法則的集體無意識。

不過問題到此並未結束。藉助於上原的論述，昭和史論爭激發出的問題還有進一步深化的可能。上原注意到，在昭和史論爭中存在著一個基本的結構，就是指責與認錯的結構。他把這個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論爭結構稱為「啟蒙主義的」；上原認為，論爭的真正價值不僅僅在於在批判和自我批判中「改正錯誤」，而在於使那些一直潛在地未被意識到的問題得以呈現：「把自己一直無意識地、不自覺地做的工作，置於更廣闊的場域中重現認識，加以更為客觀化的理解，我認為在自我批判中當然要包含這樣的內容。」

上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也同樣質疑了「歷史必須描寫人」這樣一個沒有經過慎重討論的問題。他提出了一個反命題：為什麼歷史不可以不寫人？與此相關，他進一步質問道：多數歷史書寫都是記述性的，但是歷史書寫是否只能是記述性的？如果歷史記述是在無數因果關係中進行選擇，那麼它本身就是一種抽象；如果這種抽象是被允許的，為什麼其它的抽象不能被允許？因此，作為歷史學的嘗試，不記述而僅僅進行分析的方法也該是可行的。

上原舉出馬克思為例，指出馬克思不是使用歷史記述的方法，而是使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方法把握了歷史。否則，一方說歷史學沒有描寫人，另一方立刻就開始考慮如何描寫人，這種「過於樸素」的做法反倒是太「庶民化」了。

上原所不斷提及的「樸素」，換個說法，就是「直觀」或者「直截了當」。如上所述，上原認為歷史學的研究不能在直觀層面上進行，在這個層面上，「國民的問題」或曰社會現實，往往因為未經沉積而無法顯示出其真實的意義。這也是遠山茂樹所指出的國民體驗與歷史之間的錯位問題。但是，在同樣承認活生生的現實是歷史學的思考資源這一前提下，遠山與上原對這一「錯位」的處理方式是不同的。遠山認為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唯物史觀提供了普遍性法則，可以直接對現實的問題進行回應；而上原則首先不認為普遍性法則對歷史學有所助益，因為它籠統的同一化論述不能提供有效的分析；因此，上原反對直接解決問題的目的意識，如同他與加藤的對談中所說，他提倡把現實狀況和社會上「樸素」的意願作為思考的媒介，從而通過歷史學的分析使得「國民的意願」得到定型。換句話說，經過歷史學處理之後的「國民意願」或者現實表象，與原來的樸素狀態所呈現的形態未必一致。同時，歷史學的功能也不是取代現實社會運動，直接回應國民的意願或者直接解答現實中產生的問題，而是提供對現實進行思考的媒介——歷史並不是鏡子，不可能準確地照出現實的影像，今人從歷史中學習，是為了獲得在同時代史的結構關係中把自己和相關的思考對象相對化的能力，而不是為了對號入座。在這個意義上，歷史學與現實的關係，是互為媒介的。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上原在談到歷史學功能與邊界的時候如此強調「定位」（例如當時他反覆強調的在世界史中把握日本所佔的位置）的意義：顯然對他而言，所謂定位就是在諸多相互衝突的矛盾糾葛中找到儘可能集中了時代基本力學關係的結節點，並通過這些結節點對歷史時代的基本線索展開分析。

正是這個複雜化的思路，把上原導向另外一些原理性的問題。比如如何同時進行世界史與日本史的研究？如何看待作為國民的日本工人的定位問題？等等。他的基本視角是，尋找那些同時存在於世界史和日本史之間的「公分母」的做法是非歷史性的，需要找到的是二者之間有機結合的方式。同樣的，「國民」與「工人階級」、現代史與古代史之間的關係，也都不可能是公分母的關係，必須尋找使它們發生聯接的有機關聯性。

在這樣的上下文里，上原也順便質疑了歷史學內部的格局。他指出，對於現代史的輕視是出於兩個誤區。一是以為對於當下和未來的認識可以以樸素的直觀的把握方式解決，一是以為古代或者中世是客觀存在的。而在事實上，恰恰是由對於未來的問題意識所支撐的現代史研究，才是使得一切歷史研究獲得意義的前提。

本文節選自《思想史中的日本與中國》，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作者授權刊發，標題為本公眾號自擬。因篇幅限制，注釋從略。圖片來源於網路。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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