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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康熙年間,帖學大家笪重光,弘揚自由的人生藝術

(笪重光小楷《嘉州集》)

坐深春氣暖,清音多古言。

乾隆年間,揚州畫家汪士慎贈給來訪的京口畫家蔡嘉這樣的詩句。它蘊含著一個史實:自古以來,維繫瓜洲與京口的,從來就不只是一葉扁舟,千百年孕育生成的禮樂風儀,早已將這一地域熏拂、灌溉成了一個關聯、互動的人文之所,培養出一代代作為傳統人文細胞的名人佳作。笪重光當是其中典型的一例,雖然他一度處身於被歷史忽略的狀態。

按照《笪重光傳》之作者、丹陽籍學者唐邦治的考述,笪氏高祖以降,皆依族姓籍于丹徒,惟笪重光以句容籍入仕,故稱句容人。重光字在辛,號江上外史;退官後又名蟾光、逸光、郁風居士等,作書畫偶署逸叟、江上逸史。據稱,重光年少時即顯非凡氣宇,走讀焦山僧舍而拔萃於同儕,為補博士弟子;順治九年(1652年)舉壬辰進士榜,官觀政刑部,從御史之職。1655年,受命江西,因彈劾貪吏李嘉猷,遭禍中讒,終於1657年被削籍放歸,早早結束了煙雲過眼般的短暫仕途。這對人生半途中的笪重光而言,恰恰是一個塞翁之失,冥冥中他開啟了人生造就的另一番景象。一身輕鬆的他,從此肆意於遊覽而隨心所適,於茅山之麓訪道問仙;並築松子閣、笑齋、鵝池館,呼友喚朋,日以筆墨、雅韻為志趣;北固、焦山雖微,亦足已令其亮高風,發豪吟,而於有意無意之間,實現了人生的得意,在藝術中悟「道」,於「道」的發微中求藝。對此,其友人冷秋江有詩讚:「佇看丹術就,日見墨池深」。康熙壬子之秋,他攜友惲南田、王石谷,泛舟毗陵之水,低吟高唱,潑墨揮毫。南田詩紀其盛,並稱重光之作品神合雲林(倪瓚),睨傲痴翁(黃公望)。

事實上,笪氏的藝術發展也依託於這樣一種地方文化,北宋的米芾曾經是京口文人藝術一個深刻的潛台詞,因為京口人士信念這樣一段史話,曰:中年的米芾曾經臨幸此地,而「樂南徐(京口)山川風土之美,因家焉」。這是一個莫大的鼓舞,他「激發了京江人士對地域風物的無限自豪」(趙力語)。在如此時態語境中,這就自然而貼切地解釋了笪氏書畫作品為何多顯出對米氏藝境的祖述與漫延。有一種觀點以為,笪氏一度的被冷落,是因其未能順合稱雄一世的董(其昌)氏藝術之大流。但筆者私見,真正應予強調的,是後來居強的笪氏晚輩鄉人王文治,他對重光的傾力宣揚,對笪氏藝術價值的再現重生是功不可沒的;他一再稱頌:「吾鄉笪江上先生書格超妙……飄然有凌雲之氣。國朝善書之家如先生者未可數覯見也」;「江上書上至章草下至蘇米,靡所不習,恨不能確然指其得筆之淵源。然其遊絲裊空,蕭然自得之處,無所秉承不能獨造也」(《快雨堂題跋》)。所論未免玄誇,但也無妨人們去領其妙悟。

於議論的領域,重光亦有不俗的傳授,他金針度人,以實踐理性的感悟寫下了《書筏》、《畫簽》二著。得其大要,皆以老子「道」的精華為綱目,強調書畫本體在「道」的辨證中所應具有的表現,他將黑白、虛實、清渾、順逆、起落、伸屈、呼應、轉折等一系列對立的範疇,對應到藝術的手段與辭彙中加以擴傳,而循循善誘乎讀者去作超越凡塵,突破常形的奇思妙想。因而筆者認為,笪氏的藝術與理念依然是企圖在有形與有限中,拓展與弘揚自由的人生、印象的藝術以及實踐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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