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國元勛蔡鍔傳奇之二十四：發展實業

原標題：護國元勛蔡鍔傳奇之二十四：發展實業

蔡鍔(1882-1916)

蔡鍔在推行各項財政改革的同時還深刻認識到：「當此改革伊始，經營締造，百端待理，莫亟於財政，然必以實業盾其後」。雲南「非急振興實業，無以為自立之地」。基於此，蔡鍔在都督府內設實業司主管實業事務，並採取積極措施，大力發展雲南實業。

一、振興礦冶業。雲南礦種全，儲量大，分布廣，世界已知140餘有用礦種，雲南有112種。其中，鉛、鋅、錫、銅、磷為雲南五大優勢礦產。因此，雲南素有「有色金屬王國」和「天然地質宮」的美譽。雲南的礦冶業歷史悠久，早在商代後期，雲南地區就出現了銅冶業。此後，歷經周、漢、三國、兩晉、南北朝、唐、宋，雲南礦冶業發展從不間斷。元明時期，由於雲南成為全國的省一級行政區劃之一和內地軍民以軍屯、民屯等方式大批向雲南移民，促使雲南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等都獲得了很大的發展。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多以及雲南與內地交流的增加，雲南的礦冶業相應得到擴大和發展。清初，雖然清政府實行「礦禁」政策，但鑒於雲南礦冶業的發展，既可提供大量的貨幣（金、銀）或貨幣原料（銅、鉛、錫、鋅），又可增加稅收，還能提供駐滇官兵的兵餉，因此，對雲南的礦冶業不僅不禁，反而給予一定的鼓勵。在這種背景下，雲南的礦冶業在元明兩代的基礎上進一步得到發展。到乾隆年間,雲南每年開採銅礦有三四十處，年均產銅超過l000萬斤，最高年產1400多萬斤。當時，雲南的銅產量佔全國產量的95％，銀產量佔全國比重的97％,其他如錫、鉛等都已達到相當的規模。鴉片戰爭以後，洋貨湧入，白銀外溢，銀貴(銅)錢賤，洋銅輸入中國，加之清政府壟斷礦價、采冶技術落後、礦產資源衰竭以及雲南漢回民族矛盾激化、互相劫掠等原因，雲南礦冶業每況愈下，銅的年產量最高不過百餘萬斤，通常僅數十萬斤，其他礦冶業也元氣大傷，萎靡不振。

雲南箇舊錫廠

在深入分析雲南省情後，蔡鍔指出：要發展雲南經濟，振興礦冶業「洵屬根本至計，欲瘳貧而策福，非此莫望」。他認為，「非開礦無以辟利源」。開發礦業對於雲南具有雙重的意義：一方面可辟利源，通過徵收礦冶業稅，不僅可增加雲南的財政收入，而且還可紓中央之財力；另一方面通過自己組織開採，可免列強之覬覦之心，維護國家利權。為此，蔡鍔在雲南政局趨於穩定之後，即親帶礦師深入箇舊、蒙自等地對礦冶業進行調查研究。摸清情況後，他簡單地算了一筆帳：當時，箇舊的錫廠每年約出錫一千餘萬斤，東川銅廠出銅二百餘萬斤，若增加投資，改進工藝，加強管理，則錫產量可增至二千餘萬斤，銅產量可增至一千餘萬斤，達到清朝乾隆年間時的水平，再加上銻礦和金銀礦，雲南的財政收入每年即可增加數百萬，這樣，雲南不僅不需要中央撥款，而且還可能有節餘，支持中央。同時，蔡鍔還認識到，礦業的開發還可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開發鐵礦、煤礦，可用鐵礦石和煤炭生產出鐵軌，有利於鐵道的建設；由於有銅，雲南可建制幣廠，利用滇銅製造全國的銅幣，既不必從日本購銅，避免利權外溢，又有利雲南工業的發展。基於上述認識，蔡鍔高度重視雲南礦產的開發，力主把礦業作為雲南經濟開發的重點，並具體採取了以下主要措施：

1.廢除清政府壟斷礦產的政策，制定雲南礦務暫行章程。清初以來，雖然清政府對雲南的礦冶業給予了一定的鼓勵，但對主要礦產（如銅），實行「官辦、官收」的統制政策，客觀上嚴重地阻礙了雲南礦業的發展。辛亥革命後，蔡鍔認為，「前清礦章，對於勘礦採礦各節，規律太嚴」，影響人民開發礦業。於是命實業司擬定雲南暫行礦章，經軍政府批准後，頒布實施。[6]該礦章「以開放為宗旨，如無窒礙者均一律維護，以辟利源」,因而民間稱便，極大調動了民間勘礦採礦的積極性。同時針對當時一些礦區周邊治安狀況不好的情況，蔡鍔還主張籌辦礦警，並設游擊隊，以保護礦主財產，維護廠礦生產、生活秩序。所有這些，為辛亥革命後雲南礦業的迅速恢復和發展創造了較好的外部條件。

2.調查資源，突出重點，促進發展。箇舊的錫和東川的銅是雲南礦產業的兩大主打產品，但由於開採年代久遠，礦產資源趨於枯竭，其他礦種的采冶也存在類似問題。基於此，蔡鍔在主張重點維持箇舊錫廠和東川銅廠的同時，要求實業司組織開展礦產資源調查，「刊發表式，分已開、未開之礦山及已開荒廢礦山三種，通令各屬地方官暨實業員，悉心調查，分別具報」，摸清礦產底數，以便制定開發規劃，組織有計劃、有步驟地開採。

3.積極改進開採方法，提高經濟效益。在實地考察雲南礦業的過程中，蔡鍔看到，當時雲南礦產的開採、冶煉多沿用原始的土法生產，技術陳舊落後，勞動生產率極端低下。為增加產量，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快發展雲南礦冶業，蔡鍔主張「宜漸變土法，廣聘礦師，開採冶煉，均用機器」，並要求實業司派員去日本調查實業，聯繫購辦急需的機器。同時，他還要求設立礦物化驗所、地質調查研究所，創辦礦業學校，研究和推廣先進的開採和冶煉技術。

4.積極提倡資本經營方式，鼓勵資本家合資經營。工礦企業採用什麼樣的經營管理方式，中國近代史上曾有過兩種不同的主張和實踐。洋務派代表人物曾國藩、李鴻章等主張官辦、官督。早期維新派代表人物薛福成、鄭觀應則主張官、商並行。受資產階級民主、自由思想的影響，蔡鍔反對官辦、官督，主張官、商平等，自由競爭，尤其提倡辦股份制企業，實行合股經營，民主管理。他曾對封建衙門作風盛行、經營效益低下的洋務派所創辦的兵工廠提出尖銳的批評，認為在這些工廠中，「官吏負辦事之虛名，而不求實效，局內役員工役肥私囊，而不計其優劣利害」，長此以往，工廠勢必破產倒閉。而實行合股經營，則「一資本家之力量不足，則合眾資本家以謀之。如此則獲利必厚，廠主無倒閉破產之虞」。為了擴大東川銅廠的生產能力，1913年,蔡鍔親自組織官商集資六十萬，合辦東川礦業公司,「宗旨在改良滇省之東川銅、鉛諸礦產並擴充它項礦業，以期為全滇礦業之模範」。次年，該公司就產銅144萬斤,鉛74萬斤,鋅38萬斤。

5.積極爭取中央財政撥款和引進外資，解決開發資金嚴重匱乏的問題。在謀劃振興雲南礦冶業的過程中，蔡鍔遇到了矛盾。一方面，振興礦冶業，「須有巨款以培其基」；另一方面，「滇省財政困難，無餘資可以助長實業」。雖然，為解決資金短缺，他積極響應黃興倡議，在雲南發起國民捐，但由於雲南民眾本來就貧困，所籌資金不過十餘萬元，除能稍紓財力外，難以辦成大事。在嚴酷的現實面前，蔡鍔認識到，解決發展雲南礦業資金問題的主要途徑是爭取中央撥款和引進外資。因此，蔡鍔多次上書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報告雲南財政困難情況，「有望中央之提挈」。袁世凱電告蔡鍔：「所請規復協餉及指撥各餉各節，已交財政、陸軍兩部從速核辦。」蔡鍔似乎看到了希望，又立即致電財政部長熊希齡「乞鼎力玉成」。但財政部卻複電稱：「中央財政艱窘，正復相同，借款未成立以前，本部實難擔任。」這無異給蔡鍔澆了一盆涼水。結果蔡鍔不僅未得一文撥款，後來反而還為應中央財政「急需」，主動「籌解中央二十萬元」。在中央政府無法撥款支持，地方財政匱乏的情況下，蔡鍔產生了利用外資的想法。他深刻認識到，「雲南非擴張實業、交通，不能發達，非借外債亦不能舉辦」。因此，他多次主持軍政府政務會議專題研究借外債事宜，最後議定「無論多寡，決定借債」。經反覆研究和測算，政務會議原則確定借款總額以三千萬兩為率，用途為修建滇邕(桂)鐵路和整理礦務實業，年息五厘，折扣九七以下。隨後，蔡鍔多管齊下，一方面派肖堃東渡日本，向尚在日本的梁啟超求援，請其代為「籌度一切」，向美國借款，「少則五百萬，多則五千萬」；一方面派唐省吾與法國駐昆明領事聯繫，商借法款；一方面請求袁世凱任命呂志伊為雲南招商使，前往南洋及美、澳各埠，「招致華僑組織公司來滇開礦，並募集華僑公債，為滇省提倡實業之用」。一方面派實業司次長華封祝赴北京參加工商議會，提請從大借款項內撥濟雲南開礦經費1000萬元，由雲南「自借自還」。在當時的情況下，雖然幾經努力，無論是中央撥款還是利用外資均幾無成效可言，但蔡鍔為之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二、發展交通業。雲南地處西南邊陲，全境萬山重疊，交通險阻。境內雖有幾條大江，但都水流湍急，不通舟楫。只有蠻耗以南的紅河、剝隘以東的西洋江，可通短程水運。所以，交通全靠人力步行，貨運則專靠騾馬馱運，人挑人背。歷史上形成的雲南與內地各省的交通要道，一是川滇大道，從昆明經會澤、昭通、鹽津到四川的敘府（宜賓），行程約22日；二是滇黔大道，從昆明經曲靖、平彝到貴州的貴陽，行程約20日，若至漢口，還需20日,共40日；三是滇桂大道，從昆明經廣南、剝隘到廣西百色，約需24日，若由百色再經南寧到北海，還需31日，共55日。交通的不便，不僅影響了雲南經濟的發展，而且也阻礙了雲南與內地的經濟文化聯繫。1910年，滇越鐵路通車後，雲南的交通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昆明乘火車可直達越南的海防港，再由海防港搭輪船至香港，一共只需6-7天。由香港乘船，可至海外各國，也可到上海，到上海後轉內地各省就大大方便了。因此，滇越鐵路的通車不但大大縮短了雲南與國外的距離，密切了雲南與東南亞各國和歐、美、日本的聯繫，也縮短了與國內一些省份的距離。但是，滇越鐵路是法國帝國主義插入雲南的一條吸血管，路權完全操縱在法帝手中。據有關資料所記載，「滇越鐵路運價較國內各鐵路為高，且一律以越幣核算，故自金價騰貴，其收費亦隨之增加數倍，又貨物過越南時，雜費甚多，不堪苛擾，是皆本省對外貿易之莫大障礙，而輸出貿易，受害尤為重大。」

面對如此的交通條件，在積極組織開發礦產的同時，蔡鍔清醒地認識到，交通是制約雲南礦冶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滇中礦產雖豐，而未收厚利者，雖因開採無法，實亦交通不便為之梗阻」。經過具體調查，蔡鍔發現，「鐵路未通之處，嘗有礦苗透露，紳民集資開採，每因銷路不暢，運費過多，反遭虧折。至鐵路已通之地，又須假道越南，路權在彼，動招挾制」，而且，即使利用滇越鐵路運輸，由於法國的壟斷經營，費用較高。例如，箇舊生產的錫板若要輸出海外，須經蒙自的碧色寨運至越南的海防，每噸須車費四十元，而滇越鐵路公司還在請求河內總督同意每噸再加五元，這樣算下來，就會進一步增加成本，既影響銷路，又減少收入。同時，蔡鍔看到「東川之銅則須陸運至蜀，始能改由水運，艱險萬狀，窒礙孔多，故目下存銅至百數十萬斤，行銷極滯」。有鑒於此，蔡鍔提出，在開發礦產的同時，還必須改善雲南的交通條件，建立「以鐵道為主，以馬路為輔」的現代交通網路，以「籌（礦產品）暢銷之路」。這樣，「輸出之品，滇越鐵道公司不至壟斷其利，價愈廉則銷路愈廣。輸入之品，源源接濟，不至米珠薪桂」。1912年，箇舊、石屏、建水、蒙自等地錫礦主李光翰等48人聯名上書蔡鍔，提出由民間集資，興建一條由箇舊到蒙自、建水、石屏的民營鐵路與滇越鐵路相連接，以使箇舊一帶的礦產品可直接通過鐵路直達越南的海防港，省去由箇舊陸運到蒙自的碧色寨，再由此地上鐵路的的諸多麻煩。蔡鍔見書後，當即欣然命筆予以批准：「均准照辦，在路事未成之前，不準輕議停止。」並由軍政府出面先後向滇蜀鐵路公司擔借150萬元充作股本，箇舊錫業各界集股100萬元，促成該工程於1913年動工。在支持商民興修個碧石鐵路的同時，蔡鍔認識到，要從根本上改變雲南的交通條件，不能只是依靠滇越鐵路，必須自力更生，自己規劃和修建新的鐵路，徹底擺脫帝國主義對雲南交通的控制。因此，主政雲南期間，蔡鍔積極主張修建滇桂鐵路，以改善雲南交通狀況。

蔡鍔為修建滇桂鐵路致袁世凱電

在籌劃鐵路的同時，蔡鍔還重視公路的修建。他要求各地將轄區內應修道路，先行勘測、核算和籌集修路資金，擇要修築。並支持創設近代水運事業，仿蘇杭內河行駛汽船之法，創立輪船公司，新造小輪船行駛於滇池，「開駛以來，商民便之」。與此同時，蔡鍔還注重發展通訊、郵政事業，規劃架設昆明至昭通、昭通至敘府、東川經會理至寧遠、思茅至順寧和麗江經中甸至巴塘等五路電（話）線，凡5200餘里，由於財力有限，先修通麗江經中甸至阿墩電線，又與四川合力籌設阿墩至巴塘無線電報。並在威遠、鎮邊、新平、南安、易門等11個未通郵政的縣添置郵政機構，使全省各縣全部實現了通郵，於是，「全省消息漸靈通矣」。

三、發展農業和工商業。在積極發展礦冶、交通的同時，蔡鍔還重視發展雲南的農、林、畜牧和工商業。他認為，雲南雖然多山，但自然條件較好，有利於農業的發展，其「天氣溫和，尤利於蠶。童山濯濯，可以種植普茶，一經提倡改良，歲入當亦不資」。[30]因此，軍政府成立後，蔡鍔在實業司設農林局，內設農、林、蠶等股，「凡農林蠶一切事宜，責令該局實地辦理」。並成立省農會，進行一些農事調查、選種試驗、踏勘水利、反映農村疾苦等工作。具體而言，以蔡鍔為首的都督府在發展農業方面所採取的政策措施有：

一是鼓勵墾殖。都督府頒行《墾荒規則》，要求各地查清荒田情況，限一年至一年半內墾種，公田逾期，地方官負責，民田逾期，由地方官查收招墾。並規定新墾土地10年後方升科納糧。

雲南東川紅土地

二是選育良種。雲南都督府還先後頒布《徵集籽種令》、《徵集稻種八條》、《調查土宜一覽表式》、《調查氣候一覽表式》等，對全省農業生產條件、作物品種等進行了較為系統詳盡的調查。並進一步擴充農事試驗場，對糧食、蔬菜、林木、花卉等數千個品種進行種植試驗，在此基礎上，結合各地實際，選定優良品種，推廣種植 ，以改良品質、提高產量。

三是提倡桑蠶。雲南都督府頒布了《倡辦蠶林實業團章程》，規定每府州廳縣設總副團長各1人，監督1人，每村設分團長一人，並在每村頒發《栽桑白話》、《種樹圖說》各—本，介紹種桑知識，並要求各縣設立模範桑園、蠶業實習所，以交流推廣種桑養蠶經驗，擴大種桑養蠶規模。在此基礎上，又在昆明設繅絲廠收繭繅絲運輸出口。至1914年，全省年產鮮繭62萬餘斤，值銀18.9萬元，於農戶經濟不無小補。

四是提倡植棉。由於種棉能當年種植當年見效，又有利於紡紗原料自給，擴大紗廠規模，雲南都督府更為重視，不僅專門設立「督辦棉業機關」，而且頒行《督辦棉業章程》37條．《督辦棉業細則》26條，擬訂三年計劃，分步實施。並組織開辦了「阿迷棉業試驗場，」查考全省氣候土宜，試種美國種、通州種、阿迷種等9個棉種，寫出詳盡試驗報告以供參考。同時，令各縣調查宜棉土地面積及種植情況，要求擴大種棉面積，使棉花產量不斷增加，至1915年棉花產量達到了230餘萬斤。

雲南茶山

五是整修水利。都督府頒發了《調查水利填表規則》，組織調查水利情況，並重點組織整治了嘉麗澤、撫仙湖、星雲湖，完成了一批小型水利工程的修復、興建，變水患為水利。值得一提的是，蔡鍔還親自抓嘉麗澤治理，不僅親臨現場視察，而且具體規劃整治工程，從而使嘉麗澤周圍的夏秋洪患面積大為減少，數萬畝土地可在秋末種植菜籽、麥子等農作物。

六是減輕負擔。都督府取消了清末強行徵收的「隨糧鐵路股本」，合併地丁、田賦徵收種類，簡化徵收手續，與民方便。並嚴令各地官吏認真執行，不得陽奉陰違，從中舞弊滋擾農民,否則要從嚴議處。以上措施，雖沒有觸動雲南農林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產關係，也不可能根本改變雲南農業經濟的落後狀況，但也給雲南農業的發展開闢了一些新路子，使當時的農業出現了一些新氣象。

與此同時，蔡鍔很重視工商業的發展。他認為，中國工商業幼稚已極，急需合群力獎勸而提掖。故採取振興工藝，整頓實業及贊助商業的政策，要求各地設立實業所、建設局興辦實業，通令調查全省工藝產品及全省商業狀況，設全省模範工廠，分為金工、化工、染織、紡織、縫紉、陶瓷、圖印等幾大類，利用本省原材料及固有工藝加工製造，並整頓商品陳列所，籌設勸工廠，以開拓市場。在此期間，雲南的手工業得到較快發展，新出現了火柴、肥皂、針織、五金、石印和鉛印、瓷器、洋燭等行業和品種，原有的煙絲加工、茶葉加工、玉石加工、爆竹煙火、紡織、糕點食品等行業進一步發展。同時軍政府支持創辦了富滇銀行，主要向商號貸款，對雲南商業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再加上，蔡鍔任期內，全省安謐，秩序如常，商旅通行，進一步促進了工農業產品的生產、流通、銷售，市場上出現繁榮景象。

總之，在以蔡鍔為首的雲南都督府的重視和推動下，民國初年的雲南出現了一股興辦實業的熱潮，刺激了雲南經濟的發展。1913年雲南的財政收入在沒有外省協濟的情況下仍明顯增加,比上年猛增近100萬元，增長14.5%。這在當時確是一個奇蹟，對於推進雲南近代化建設，鞏固雲南民主革命政權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自：鄧江祁著《護國元勛蔡鍔傳》第五章「經略南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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