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不開的城市，回不去的家鄉丨單讀

原標題：離不開的城市，回不去的家鄉丨單讀

昨天的推送中，我們整理出一份關於城市與城市漂泊者的書單，其中一本是加拿大著名記者道格·桑德斯走訪世界各地之後，針對農村人口向城市遷徙的現象寫成的深度調查《落腳城市：最終的人口大遷徙與世界未來》。今天我們選取了這本書的一個章節，寫的是重慶的城中村「六公里」。

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是「被」城市化的一員，回不去故鄉，也離不開城市。從鄉村到城市，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進行最後的大遷移。這個時代的歷史，其實有一大部分是由漂泊的無根之人造就而成的。加拿大著名記者道格·桑德斯走訪世界各地之後，他認為城中村或外地人進城的落腳之地是「創造新興中產階級、消除農村貧窮落後以及終結社會不平等現象的關鍵因素」，「是從農村向城市遷徙的中點，是通向中產階層的天梯的第一階」，保證了城市中產階級的流動性與活躍性：「它們具備資產階級的夢想、拓荒者的堅忍與愛國者的價值觀」。

道格·桑德斯是加拿大著名記者、專欄作家，由於從事新聞工作必須四處遊歷，桑德斯走訪了全球五大洲二十多個國家與地區，也因此養成了一種觀察城市的習慣。在對《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作者雅各布斯的一次採訪後，桑德斯萌生了撰寫一部記錄人口遷徙、尤其是農村到城市人口遷徙的著作的想法。從 2007 年開始，桑德斯開始了一場全球之旅，走訪了全球五大洲二十多個國家與地區，從重慶的六公里，到孟買和德黑蘭的邊緣；從聖保羅與墨西哥城的山坡地，到巴黎、阿姆斯特丹與洛杉磯的各種社區，對從農村到城市人口遷徙的城市化現象進行了深度調查，最終寫成了備受讚譽的《落腳城市：最終的人口大遷徙與世界未來》。

▲網友為郝景芳《北京摺疊》所作的概念圖

在《落腳城市》中，道格·桑德斯將外地人進城落腳的地方稱為「落腳城市」——它們往往位於人們的視線和旅遊地圖之外，飽受暴力和死亡、漠視與誤解，同時又充滿了希望與活力——這種鄉村和都市的古怪結合體同時還出現在印度、菲律賓、巴西甚至英國、美國的大城市邊緣。極少數人實現了夢想，而更多的人卻無法負擔越來越高的生活成本。鄉村移民都深陷於矛盾中——鄉村與落腳城市相互支持著對方最薄弱的地方，他們卻難以擁有長久而穩固的家園。

然而，去鄉進城的人們所居住的那個區域，既不是城市，也不是鄉村，既得不到政策的垂青，也成不了經濟的中心，尷尬的地域劃分與尷尬的居民身份不免陷於各種衝突之中，或被政策所清除。單讀今日特推送道格·桑德斯《落腳城市》中的開篇。

都市的邊緣，城市的局外人

節選自《落腳城市》（道格·桑德斯著， 上海譯文出版社）

故事從一座小村莊開始。也許在外人眼中，這座村莊彷彿定格於時間之中，遺世獨立，安寧靜逸，亘古不變。村莊看起來就像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如果有人搭乘交通工具經過，瞥見村裡坡地上層疊低矮的房屋和炊煙，必然覺得這裡平靜安詳，充滿了細膩而秩序井然的美感。在鄉下，這裡顯然有著怡人的生活節奏，不受現代化的束縛。村中為數不多的簡陋小屋安然坐落在一座小山谷的頂端。畜欄里有幾隻牲畜來回走動，兒童在一片田地的邊緣奔跑嬉戲，炊煙從一間小屋上冉冉升起，一個老人漫步在山丘頂上的樹林中，後背一隻布袋。這個老人名叫徐欽全，正在尋找草藥。

他沿著梯田邊緣的古老石子路走向山谷底部的一片林中空地——這是他祖祖輩輩走了十幾個世紀的道路。在這裡，他可以找到自己兒時就已知曉的各種草藥：莖稈纖細的麻黃，用於發汗去除風邪；枝葉繁茂的枸杞子，具有補肝效果。他用小刀割下莖稈，裝進布袋，再走回山丘頂上。爬到頂端之後，他停住腳步，略站了一會，望著北方揚起的塵土。在那裡,一群建築工人正在把一條狹窄崎嶇的小徑開發成寬廣平直的大道。這樣，往返北面重慶原本需要的一天的路程，不久後就將縮減至兩小時以內。老人看著遠方的樹木被煙塵染成土黃色，他想著村裡眾人的生活，想著折磨他們已久的貧窮。這樣的貧困導致他們的小孩夭折，使他們數十年來活在缺乏糧食的饑荒之中，接著又陷入令人麻木的單調生活。那天晚上，在村裡的大會上，他提出了一項改變山村居民生活的方法。今晚之後，他說，我們將不再是個小村莊。

當時是 1995 年，這座村莊名叫「六公里」。這個村莊的外觀、村裡的家族，乃至仍然維持全人工耕種的小麥和玉米，在幾百年里都幾乎沒有任何改變。村莊在緬甸公路修建期間獲得「六公里」的稱號，原因是緬甸公路的東方終點就在內陸大城重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數十年里，「六公里」卻成了個虛幻的名稱，因為原本通往重慶的橋樑遭到炸毀，最近的替代橋樑則位於好幾公里之外，這座小村莊因此無法與任何城市和市場聯絡，只能自己種植作物為生。由於土壤貧瘠，農具簡陋，村裡生產的糧食一直都不夠餵飽所有人。每隔幾年，天氣與政治的變化就會導致饑荒，造成居民喪生，兒童挨餓。

在上個世紀的 1959 年至 1961 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這座村莊失去了不少人。饑荒的狀態終於在二十年以後結束，但存活下來的居民也只能依賴政府的補助勉強生活。一如世界各地的農村，六公里的村民從沒認為鄉下生活有任何安寧或貼近自然之處。在他們眼中，鄉下生活乃是一種單調乏味乃至枯燥的生存狀態。在 20 世紀的最後十年，中國社會開始快速進入了市場經濟，於是國內的村莊也就突然獲准了可以為市場需求而開發非農業用地。因此，徐欽全老人在會議上提出了他解救村莊的方法之後，現場毫無異議：村裡所有的土地都將成為非農業用地。自此，六公里就不再是鄉村，而是搖身一變成為鄉村居民遷徙的目的地。

十五年後，六公里成了重慶市郊一公里處一個盤桓在四車道公路旁的幽靈，在密集聳立的公寓大樓之間，突然出現一片閃閃發光的海市蜃樓：只見一望無際的灰色與褐色方塊在山坡上連綿而下，形成一團毫無章法的水晶結構，徹底淹沒了地貌。靠近細看，才發現這些水晶原來是房屋與商店，是居民在未經規劃也沒有申請許可的情況下以磚塊與水泥搭建而成的二三層樓房，交疊聳立，以難以置信的角度突出於地表之上。

在徐欽全提出改革方案之後不到十年，這座原本只有七十人的村落已經增加了超過一萬名居民：十幾年內，這附近的幾座村莊已結合成一片居民多達二十萬人的聚集區，其中絕大多數人的戶口都不在這裡。這裡不再是一座偏遠的村莊，甚至也不再是市郊的外圍地區，而是重慶市頗具重要性的一部分。重慶市的人口多達一千萬左右，摩天高樓四處林立，人口密集和繁忙的程度與曼哈頓相仿。重慶市每年增加超過二十萬人口以及四百萬未登記的流動人口，很可能是全世界成長速度最快的城市。

這樣的成長得到六公里這類地區人口增長的助力。像六公里這樣由離開鄉下的人口自行建構而成的聚落，在中國被稱為城中村，重慶市周圍就出現了好幾百座這樣的村莊，儘管市政府並不承認這些聚落的存在。這些地區的街道與房屋都按照居民的不同來源而劃分；居民對於和自己來自同一個地區的鄰居都稱為「老鄉」。在中國各地，每年至少有四千萬農民湧入這類城市飛地。不過，這些人當中也有一大部分——也許多達半數——最後還是會回到鄉間村莊去，也許是因為都市生活太過辛苦，也許是因為衣食無著，也有出於個人喜好的選擇。能夠在都市飛地留下來的人通常具有非常堅定的決心。

在外人眼中，六公里是一座骯髒腐臭的貧民窟。通往山谷底部的幽靜古徑現在已經成了一條繁忙的街道，兩旁是雜亂的房屋，沿街都是商店，有賣手機的、肉販、冒著蒸氣飄散著嗆辣香味的小吃店，還有賣衣服、賣工具、賣高速紡紗機的攤販，熱鬧嘈雜，蜿蜒長達兩公里，深入令人暈頭轉向的雜亂小巷與不知通往何處的階梯，看來就像是把幻覺藝術之父埃舍爾的畫顛倒了過來一樣。頭頂上滿是電線和有線電視的線路；廢水從水泥地湧出，流過房屋四周，沿著開放的水溝灌入一條臭氣熏天的河流，流淌在山谷底部的水泥橋樑下。垃圾與廢棄物似乎無處不在，在每一棟房子的後面堆積成山。每一條巷道上都停放著不同規格的車輛：自行車、三輪助力車以及各種排量的小汽車。所有的空間都擠滿了人，所有人都繁忙不已，而且舉目所及完全看不到一絲綠意。從這個觀點來看，你也許會認為這裡是窮人迫不得已的棲身之地，是這個龐大的國家裡遭到社會摒棄的失敗者最後的容身之處，是落魄失志者的收容所。

不過，你一旦從主幹道走入通往山谷底部的泥土小徑，即可看出六公里的真正本質，在每一扇窗戶的後面，在每一棟水泥房屋粗陋的門裡面，都可聽到生產的噹啷作響。在山谷頂端，也就是徐欽全在 1995 年做出重大決定的那個地點附近，你會不禁注意到由煤渣磚蓋成的長方形建築，塞在一個陡峭的角落裡，不斷發出吵鬧的聲響，並且散發著怡人的杉木香味。

這裡是王建一家的工廠兼住所。三十九歲的王建在四年前從八十公里外的南永村搬到這裡，身上帶著七百元人民幣，是他前兩年從事木工攢下的積蓄。他租下一個小房間，撿了一些廢棄的木料和鐵料，然後開始以手工製作傳統的中式洗浴木桶。這種木桶頗受新興中產階級的喜愛。他花了兩天時間做出第一批木桶，然後賣了出去，每個木桶能賺五十元人民幣。一年後，他賺的錢已夠他買些電動工具和一間較大的工作室。他把老婆、兒子、還有兒媳婦以及仍在襁褓中的孫子一起接了過來。他們睡覺、煮飯、洗衣、用餐都在工作室後方一個沒有窗戶的空間里，只用一張塑膠帘布隔開。比起他們當初在村裡勉強居住的小屋子，這個空間不但更擁擠，也更缺乏隱私。

儘管如此，卻沒有人想要回鄉下去：這裡雖然骯髒狹小，生活卻比鄉下好得多。「在這裡，你只要找對了謀生方式，就可以讓你的子孫獲得成功的機會——在鄉下，你只能努力填飽肚子。」王先生一面用一條鐵皮帶子拴住木桶，一面用連珠炮般的四川方言說著，「我們那個村頭和我一樣離鄉背井的人，我覺得差不多有五分之一都是個人在創業。而且，基本上全部人都走了——只有老人還留在那裡，已經成了空村子了。」

王先生和他的太太仍然會把收入的三分之一寄回村裡，供養他們仍然健在的父母。一年前，他在六公里買下了同一條路上的一家餐廳讓他兒子經營。老王的獲利空間很小，因為競爭非常激烈：重慶還有另外十二家洗浴木桶工廠，其中一家也在六公里。「我的工廠產量最高，」他說，「可是利潤不一定是最高的。」因此他們還得存許多年的錢，並且祈求洗浴木桶業的熱潮不退，才有能力買下自己的公寓，把孫子送上大學，並且舉家離開六公里。不過，等到他們夢想成真的那一天，說不定六公里也已經成了他們夢想中的城市。

這座山谷看起來猶如一幅灰色的立體派畫作，草草搭建而成的水泥建築里藏著許許多多在政府記錄上並不存在的微小企業。在木桶工廠的同一條街上，可以見到一個大型冷藏庫，一家粉末顏料攪拌廠，一家工廠以五六部大型機器輸出刺繡團，另一家生產電動馬達線圈，還有一個地方酸味刺鼻，許多十七八歲的小工人正彎著腰操作塑封機，製作吹氣海灘玩具。這裡有著各式各樣的家庭工廠，製作櫥窗道具、塑鋼窗戶、工業用空調管，生產廉價木質傢具、木質裝飾床架、高壓變壓器、電腦車床加工而成的摩托車零件，以及不鏽鋼抽油煙機。這些以亞洲各地為主要銷售市場的工廠全都創立於近十多年，老闆不是外來的鄉村移民，就曾是第一波鄉村移民的員工。

在每一棟素麵的水泥方塊建築里，都可以聽到同樣的故事：從外地搬遷而來，努力奮鬥，供養家人，認真儲蓄，規劃未來，仔細盤算自己的每一步。住在六公里的所有居民，還有這個地區的十二萬人口，都是 1995 年以來移入的村民。這裡雖然骯髒、擁擠、生活困苦，而且他們經常把子女和老人留在鄉下，但他們只要在這裡撐過頭幾個月，就會決定留下來長期奮鬥，因為他們認為在這裡才有希望。大多數人都經歷過很長一段時間的自我否定以及極度貧困的生活。幾乎所有人都寄錢回家供養村裡的老人，再存一點錢準備讓孩子日後到城裡接受教育，而這幾乎就用掉了他們全部的收入。所有人都不斷盤算著自己的前途，一方面是鄉下讓人難以忍受的貧困生活，另一方面是城市生活難以負擔的開支，同時也盼望著有一天能時來運轉，突破這兩方面的窘境。

換句話說，這個地方的主要功能是作為他們遷徙過程的落腳。如同世界各地都市外圍的新興區域，六公里也具有一套特定的功能。這裡不只是供人居住、工作、睡覺、吃飯、購物，而是具有社會最重要的過渡功能的地點。在這裡，除了最基本的生存之外，其他各種重要活動的目的都在於把這些村民乃至整座村莊帶進都市的世界，帶進社會與經濟生活的核心，讓他們得以接受教育和適應文化，融入主流社會，享有可長久的繁榮生活。

落腳城市不但聚集了處於過渡期的居民——外來人口一旦到了這裡，即可轉變為「核心」的都市人，在社會、經濟與政治等方面都得以在都市裡享有可長久的前途——而且本身也是處於過渡時期的地區，因為這裡的街道、住宅，還有居住在這裡的家庭，有一天都將成為核心都市的一部分，不然就是在追求目標的路途中敗下陣來，陷入貧窮的深淵，或是遭到搗毀拆除。

落腳城市和其他都會地區有著極為鮮明的差異，不只因為這裡住的都是外來的鄉村人口，也不只因為這裡的市容充滿了臨時拼湊的色彩，總是變化不休，而是因為這裡的每一條街道、每一間住家和每一個工作場所，都不斷聯繫著兩個方向。一方面，落腳城市與來源地鄉村保持長久而緊密的關係，人員、金錢與知識的往返流通不曾止息，從而使得下一波的村民遷徙活動得以發生，也讓村裡的老年人得以照顧、年輕人得以受教育、村莊本身也得以擁有建設發展所需的資金。

另一方面，落腳城市也和既有城市具有重要而深切的聯繫：其政治體制、商業關係、社會網路與買賣交易等一個個的立足點，目的在於讓來自鄉村的新進人口能夠在主流社會的邊緣站定腳步——不論這樣的立足有多麼如履薄冰——從而謀取機會把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推向都市核心，以求獲得社會的接納，成為世界的一部分。六公里生產許多產品、販賣許多產品，也容納了許多人口，但這許許多多令人眼花繚亂的活動，都有著一項核心的目標，一個共同的使命。六公里是一座落腳城市。在城市的外圍地區，這裡就是新的世界中心。

從工廠聚集的山谷底部沿著蜿蜒的碎石路走上一小段陡坡，即可來到山谷頂端，而這裡的水泥建築更是密集。如果你走進一家小餐館後面的巷子，在高牆圍繞下穿越有如迷宮般的隧道與狹隘走道，即可抵達一座小小的灰色天井。這裡是嘈雜混亂的貧民窟當中一個靜僻的地點，擺著一張小桌，周圍排列著木頭矮凳。在這裡，空氣中瀰漫著川菜的辛辣氣味，不時可聽到遠處隱隱傳來的車聲、嬰兒的啼哭聲、吼叫號令的聲音，還有廣播聲。桌子旁蹲伏著一個老人，身穿傳統的青布外套和一雙破舊的帆布鞋，頭上戴著耐克棒球帽。他身邊放著一頂斗笠，裡面裝滿了他採集的草藥。他採集這些草藥的地點在山谷另一端一片鮮為人知的綠地，就在那堆五層樓高的垃圾山後面。原本的林間空地已經大半都被那堆垃圾山淹沒了。

這個老人就是徐欽全，草藥採集者及村莊元老。他仍住在六公里的中心，地點和當初一模一樣，村莊轉為都市為他帶來了大量財富：他靠租房收入，買下了好幾間樓層公寓供家裡人居住。這些公寓一間就至少值七萬五千美元（2007 年），相當於一名城市白領近十年的收入。他獨自住在這裡，靠近他的草藥生長地。這座村莊仍由原本的居民集體擁有，而且在法律上也仍然屬於村莊。也就是說，除了這間房子以外，其他數以百計的住宅都不完全屬於屋主所有，儘管許多人都向村裡買下了產權證書，也靠著買賣賺進了不少利潤。

在房地產市場的繁榮下，租金與非官方土地價格都跟著水漲船高，於是這些身為房東的鄉村居民也就得以通過出租、轉租以及房產投機買賣而獲得財富，而且這些資本活動都不算正式的交易行為，也不必納稅。他們經常利用藉此賺得的財富創業。市政府只要願意，隨時都可將這整個地區夷為平地，把十二萬居民全部驅離，或是安排他們住進公寓樓，隔壁就有國營的成衣工廠，環境清潔舒適。中國已經對數以百計的這類地區採取過這種做法，毫不留情的摧毀許多家庭在都市邊緣投注一切所得來的生活與經濟基礎。六公里的創立者自信他們至少還有十年的時間才會遭遇同樣的下場。

重慶市一位人大代表曾告訴我說，他們有一天會把這座大都市轉變為沒有貧民窟的城市，把這些破爛的聚落改建成整潔的工廠園區及私人公寓。不過，他也說雖然他們希望城市化的速度愈快愈好，但如果要吸收這樣的成長率所帶來的龐大人口，這些高度密集的非正式聚落必然又不免出現人口的指數型成長。重慶周圍雖然每天都有數千棟開發商建造的商業住宅樓正在施工，但住宅供給的預算卻還比不上湧入的人口數量。而且，官方仍然把這些移入的鄉村人口排除在保障性的住宅供給對象之外，除非他們能賺到足夠的錢去購買一套商品房。落腳城市不是一種暫時性的異常現象：在中國的內陸城市，這些扮演落腳城市角色的村莊雖然不受承認，卻已經成了城市的成長計劃、經濟活動以及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的房客通常都一心想成為城裡人，但只有極少數能夠實現夢想。」徐先生對我說，他的女兒在一旁準備著端午節的豐盛午餐。「他們賺的錢通常不夠儲蓄，生活支出對他們來說也變得太高了。除非這裡的狀況出現改變，否則他們有許多人都會不得不搬回去。我們都不想再當農民，現代中國也要我們成為城裡人，但這個目標已經變得很難達成。」

的確，六公里的許多居民都像三十六歲的王珍蕾與三十四歲的舒偉東夫婦一樣，晚上就睡在長三公尺、寬兩公尺的房間里，隔間的石膏板垂掛在水泥天花板下方半公尺處的木板條上。這是一幢夫妻宿舍，裡面隔出了十幾個相似的房間，整幢建築則是顫巍巍地聳立在一條惡臭的溪流旁。唯一的一扇窗戶不但上了鎖，而且還遮蓋起來，只剩下頂端一條六十公分寬的開口，室內的照明來自赤裸懸掛的白熾燈泡。他們一天有十個小時，而且經常在周末，都待在隔壁的一間水泥房間里，在工作桌前縫製著衣物。

這個房間沒有多餘的陳設，除了牆面上沾滿線頭之外，就只有一部彩色電視不停播放著連續劇。這家工廠共有三十張縫紉機，老闆在 1996 年從一座偏遠的鄉村搬到六公里。他自己原本也是個成衣工人，開這家工廠之後對員工按件計酬，因此他的員工一個月的薪水介於兩百至四百美元之間。宿舍是免費提供的（不是所有的工廠都有這種福利）。除了六公里的街道之外，他們並未真正見識過重慶這座大都市。每個月，他們留下四十五美元的伙食費和三十美元的零用錢，其他的薪水全部寄回村裡，供養他們女兒的中學學費及生活費，也供養幫他們帶女兒的父母。

從 1993 年開始，他們夫婦倆曾有十一年的時間都在深圳，那裡的工人宿舍比較現代化，比較不那麼幽閉。那座工業城位於珠江三角洲，在重慶以南一千五百公里處，許多成衣工廠為西方企業代工製造產品，不僅工作條件比較好，薪酬也比較高。不過他們卻發現了一大缺點：深圳沒有他們的立足之地。不論他們怎麼努力存錢，還是永遠在深圳買不起一套房子。

像六公里這樣的貧民窟住宅是他們唯一可能買得起的選擇，但在深圳那座特區城市裡卻沒有這樣的地方。此外，他們在深圳只有每年春節才能見到心愛的女兒一面。簡言之，在深圳沒有未來。經過一番痛苦的取捨之後，他們開始向北搬遷。這樣，他們即可離家人近一點，而且女兒也說不定未來有機會到城市生活：不過，他們付出的代價則是大半輩子都得在孤獨陰暗的深淵裡工作。

如同這裡以及世界各地的許多人，他們賭上自己的一生，為的就是讓兒女有機會接受良好的教育——不過，他們也知道這項賭注的勝算只有一半，甚至連一半都沒有。 「我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待在學校，上大學，長大以後就不必在這樣的工廠里工作，」舒太太說，「可是我女兒如果上不了大學，我也能夠接受另一個選擇，讓她和我們一樣到這家工廠里工作，至少還是比待在村裡好。」

六公里，每二十個像他們一樣的家庭當中，就會有一個辛廣全家族式的故事。辛廣全和他的太太抵達這裡的時候，原本只是兩個不識字的農民。他們有好幾年都睡在建築工地的木板上。後來才搬進水泥小屋，並且不斷努力存錢。2007 年，他們搬到對街，住進四十六歲的辛先生和他的朋友所蓋的一幢十幾層高的公寓大樓。這幢建築相當粗陋，牆面的紅磚都沒有上漆。大樓中央則是一道沒有任何修飾的水泥階梯。

不過辛家人把這寬敞的公寓內部轉變成了宮殿般的華麗裝修：鋪著美麗的瓷磚地板，屋內留下不少寬大的空間，牆上貼著明亮的壁紙，天花板上掛著現代風格的大吊燈，還有一張橘色的拼合沙發、一部大尺寸的液晶電視以及環繞立體聲音響。辛先生腦門上的頭髮已經逐漸稀疏，臉上總是掛著微笑，空閑時不是到市區購物，就是和同鄉老友一起抽煙打麻將。他過著貨真價實的中產生活，也擁有貨真價實的中產收入，完全看不出在不久之前他曾有六年時間的風餐露宿，沒有錢也沒有任何財產。

1992 年，就在中國的經濟剛剛開放後不久，政府開始容許有限度的農民遷徙，於是辛先生也就從一百多公里之外的石龍村來到了六公里。這是迫不得已的選擇，因為他們一家六口在原本的農村只能睡在一間狹小的泥地草屋裡。當時重慶已開始出現大量的建築工地，高樓大廈逐漸取代了古老的尖頂木屋，因此對建築工人的需求量非常大，辛先生能夠依靠的只有他的雙手、勤奮和他的太太。他太太負責為工友煮飯，他則努力工作，剛開始的工資是一天五十到七十美分，供應三餐，每五天能吃上一頓有豬肉的飯，而且可以睡在工地里。他們每天晚上裹著被子，和這個城市裡成千上萬無家可歸的工人一起睡在那些高樓大廈的地基上。

他們把所有的收入寄回石龍村，有好幾年的時間完全沒見過自己的女兒。他們加入了人數多達一億五千萬乃至兩億的流動人口行列。在中國嚴格的戶籍制度之下，戶口登記在農村的人不得享有城市的住宅、福利和醫療保險，子女也不得就讀城市裡的學校。戶籍制度在21世紀初期經過改革之後，外來人口雖已能夠申請城市戶口，但實際上幾乎根本辦不到，而且一旦申請了城市戶口，他們就必須放棄村裡的宅基地。第一代鄉村移民極少有人達成這項目標，因為中國的小學教育、兒童醫療、福利以及失業保險制度都不足以保障新進城市居民極不穩定的生活。因此，中國現有多達六分之一的人口既不是農民，也不是登記在冊的擁有城市戶口的居民。

辛廣全決心成為真正的城裡人。1998 年，他召集了同鄉工人組成了建築施工隊，開始以公司化的方式運作。他們沒有註冊，也沒有接受國家標準的審核，因為在當時要做到這兩點必須擁有城市戶口。他們的收入相當不錯，達到每年一萬五千美元的中產階級水準，年景好的時候甚至可達一年三萬美元。財務狀況雖然穩定下來，辛先生和他太太卻還是住在他們在六公里買下的一間水泥小屋裡。

「我們在 90 年代末賺進第一桶金的時候，原本可以搬到比較好的地方，可是我們不想冒那個險，」他對我說，「首先我們必須讓女兒念完學，並且讓留在村裡的長輩住進像樣的房子——我們必須存下一大筆錢作為未來生活的保障。」

▲道格·桑德斯 (Doug Saunders)，1995 年加入加拿大《環球郵報》，現任《環球郵報》歐洲局負責人。桑德斯曾連續三年獲得代表加拿大新聞界最高榮譽的國家新聞獎，並被譽為加拿大最好的專欄作家，其專欄內容為探究新聞背後的常識與全球趨勢。

貧窮的村莊移民都必須存下相當大一部分收入以應對健康、教育和急用的需求，所以六公里才會有數以萬計的居民都像辛太太一樣，被困在苦悶的環境里，不進城市也不回鄉間，與子女分離，又無法成為中國經濟活動里的正式成員。中國政府幾乎完全沒有觸碰到這些人的生活，從而導致了兩敗俱傷的局面。辛先生靠著實行一套計劃而打破了貧窮的障礙。

他召集了他的施工隊老闆朋友中最成功的十四人，每人集資一萬五千美元，共同在六公里對街興建了三幢十層高的公寓大樓，並且為這個地方起了個響亮的名字：國民新村。他們把其中一幢大樓里的小公寓租給農民——這是他對新來的鄉村移民的稱呼——藉此賺取租金；另外一幢大樓分隔成一間間的工廠場地以供出售，一樓還有店面；第三幢大樓則包含了十五間公寓的住宅，供他自己和他的夥伴們居住。憑著這項計劃，還有十五年來的咬牙儲蓄，辛先生和他的友人終於得以實現在城市立足的夢想。

一個原本睡在水泥地上的家庭，竟能在十年間就成功闖入抵押貸款與購物中心的中產世界，不論在世界任何地區都是極為罕見的案例。更多人卻是像濮軍一樣。濮軍今年三十二歲，身材削瘦，個性靦腆，在六公里的山谷底部工作。那裡由村民經營的工廠有好幾十家，他就在其中一家上班。這家工廠和鄰近的其他工廠不太一樣。不但安靜、清潔、通風，而且並無一點陰暗，彷彿一座極簡主義的大教堂。這裡的三十名員工從事整理翻新變壓器的技術工作。這些變壓器都是精密且充滿放射性的器材，大小相當於一部車。

濮先生是個技術純熟而且經驗豐富的技師，原本住在四川東部的村莊，後來在村莊附近的職業學校接受教育，又在深圳的工廠磨練了好一段時間。這樣的背景應該是通往中產階級生活的絕佳條件。然而，一天下午我在工廠里和他見面，他內心卻充滿了焦慮，默默思慮著一個可能將推翻他一切努力的打擊。在我們見面時，他身上只有一百五十美元，心裡盤算著該到哪裡弄到五十美元湊齊這個月的房租。這個人在過去五年來從未花過一毛錢在自己身上。才三個月前，他還對他的兩個小孩說，他們等到年底大概就可以搬到城裡和他一起住了。

▲《落腳城市：最後的人類大遷徙與我們的未來》，[加拿大]道格·桑德斯著，陳信宏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4 年 3 月版

不過，意外卻突然發生了。他六十一歲的父親得了一種怪病，不僅難以診斷，而且必須不斷吃藥控制病情。濮先生的收入原本主要都用於供養他的孩子在村裡生活，現在卻為了支付父親的抗癲癇藥物而花掉三分之一。他遭遇過一連串的挫折，包括試圖把村裡的農田轉型為果園卻沒有成功，第二個孩子意外出生，而且他的婚姻也宣告破裂。

離婚的現象在世界各地的落腳城市都不罕見：從鄉村到都市生活的過渡階段，對婚姻也是一項極為沉重的考驗。濮先生和他太太雖然早已失和，但這段婚姻在幾星期前結束之後，還是給他們造成了重大的損失。他的太太在港式茶餐廳做服務員，一個月的薪水是一百五十美元，卻因為想要獨自生活而背負了不少債務。「現在是我這輩子最糟糕的時候，」他直截了當的說，「我們不住在一起，我們只要住在一起就會吵架，然後就忘了彼此的共同目標——忘了我們的目標是要共同打造我們的未來。突然間，我竟然必須靠著自己一個人養活三代。」

現在，如果不再出現其他問題，他預期自己還得等上三年才能和自己的孩子住在一起，並且把他們送進城裡的學校，就此終結他們家族的務農命運。每當工作不那麼忙碌，他就會拿出一張又皺又舊的照片，看著照片里的子女——兒子濮明林，六歲，女兒濮冬琳，四歲——低聲對他們說話。他有時候想他們想到心痛不已。「我希望孩子們有一天能夠了解，了解我們為什麼那麼長時間都不在家，了解我們為什麼沒有在他們學著認識這個世界的時候陪伴在他們身邊，了解我們所做的犧牲。我相信我們可以彌補他們。我們希望為他們爭取一個更好的未來，所以，」他說了一句在落腳城市裡被奉為圭臬的話，「我們一定要吃得了苦。」

單讀出品，轉載請至後台詢問

instagram owmagazine

facebookOWmagazine

▼▼降溫了，讀書吧。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