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大獎頒給了這部大陸電影，因為它的善良，更因為專業

文 | Zazie

昨晚金馬獎上，文晏憑藉第二部長片《嘉年華》拿了最佳導演，可喜可賀。

最近剛好發生了一些眾所周知的事，這起事件跟《嘉年華》上映巧合地發生在同一個時間點上，促使更多觀眾關注到這類現實主義題材的嚴肅作品。

當我們在聚焦這起事件時，不光要在現實的法律和制度層面上呼喚正義，作為文化行業的一份子，我們還需要重申電影作為藝術的價值——

它不該總是麻醉劑，有時候，它更是一根無情的針，刺醒沉睡的人，震顫人們的內心，促成思想的轉變，喚起行動的意志。

文晏曾在訪談中表示，電影應該是克制而謹慎的，不想拍出來只讓人覺得煽情或解氣——這正是現實主義電影的態度。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推薦《嘉年華》：它的嚴肅、良知和誠意，它直面現實的態度，它對於品質的追求，都對得起電影做為一門藝術的名號。

《嘉年華》

它的善良已無需再提，它的專業品質同樣值得嘉賞。

自然光拍攝以及手持攝影的風格很容易讓人想到達內兄弟，但實際上這樣的風格很難拍好，一不小心就亂，但《嘉年華》卻難得地保持了乾淨靈動的風格，在個別細節的處理上也暗藏玄機。

這樣的攝影風格給了這部電影默然又堅決的姿態。沒有搖旗吶喊，沒有聲嘶力竭，只有以平靜細膩中蘊藏著篤定和力量的鏡頭交出的一副女性生存畫卷。

在內容方面，為了描摹出女性的群體經驗，影片在各個人物的塑造、人物之間的牽連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後面會具體談到。

對於案件本身，《嘉年華》僅以春秋筆法輕聲帶過，重點聚焦於事件發生後女孩們的坎坷成長，以及背後那荊棘叢生的社會。

很多人拿它跟《熔爐》相比，但其實，它比《熔爐》多了一重個體經驗的視角。

《熔爐》的視角是從一名有著社會良知的男性出發，他代表法理道德上的群眾正義，介入了一個犯罪猖獗的人間地獄，這也決定了聚焦社會問題（而非女性問題）是這部影片的重中之重。

難得之處在於，《嘉年華》不僅像《熔爐》一樣擲地有聲地批判社會現實，更是一部聚焦於群體女性經驗、女性慾望和女性生存的電影。

《熔爐》（2011）

影片設置了受害者小文和目擊者小米兩條互相交織的故事線，製造了一個女性之間互相觀看、互相認同、互相對照的鏡像，巧妙地將故事從對孤立案件的聚焦延伸到更廣泛的社會問題、女性問題和成長問題。

身為女性的她們，在這個布滿權力之惡的社會中四處碰壁，她們的情感被忽視，身體被壓榨，慾望被貶斥。

影片中一次次出現的瑪麗蓮·夢露雕塑，正是女性的符號與象徵，也是女性命運的註腳。

海報上，一個未成年女孩站在瑪麗蓮·夢露的雕像下，一隻手背在身後，另一隻手伏於腦上，仰望著她。這樣的姿態，既意味著憧憬，也懷揣著欲迎還拒的羞恥，還有一絲青春期的困惑。

影片中，孩子每一次面對夢露，都是女性在身份認同上產生困惑感和撕裂感的具象。

無論是在符號塑造上，還是鏡頭動作上，文晏導演都處理得非常考究。

比如開場，佇立在海邊的夢露雕像第一次出現。

鏡頭從塗著紅指甲油、穿著高跟鞋的雙腳開始，順著小米的眼神，先是緩慢細緻地繞著雙腳轉了一圈，隨後羞羞答答地順著雙腿扶搖而上，直至裙底。

當鏡頭到達裙底時，定格了一小陣，就彷彿是某個羞恥秘密的揭開突然給人帶來的一陣隱秘的驚喜、沉默和顫慄，鏡頭震住了，就跟小米第一次穿過羞恥的深藻直面慾望的心情一樣。

小米

腳，從來都是慾望的起點，而腿是通向終點的一條路，對慾望的羞恥感讓人沉迷於起點的魅惑當中。

這就是為何在影片中，這座代表著女性性感的雕像大部分時候都只有腳出現在鏡頭中，而且鏡頭總是跟著主角的眼神細緻地凝視它，觀摩它。

性羞恥，通過一個簡單卻意味深長的鏡頭，從開場便置入全片主題。

夢露的雕像作為重要符號，在全片一共出現過五次，有四次都是小米的視角。

第二次出現，是在小文離家出走之後。事件發生後，小文的母親對她大發雷霆，把一切罪過推到她日漸展露的女性氣質上，減掉她的長髮，扔掉她漂亮的衣服，小文憤而出走，當晚，便孤零零地睡在了夢露的腳下。

小文

在這一刻，夢露是她心中剛建立起來便被摧毀的女性圖騰，離開家的第一晚，她便睡在了那裡，臉上掛著逆反的堅毅，走向夢露就彷彿是對性壓抑母親的執拗對抗。

這對母女關係也處處透露著女性慾望的窒息感。母親年輕貌美，早年離異，一個人帶小文。她每天在外面跳舞，很晚才回來，看不慣前夫和小文悶不做聲的性格，是一個熱情卻又相當壓抑的女人。

這一切在小文被侵犯之後爆發了，與其說她把事件怪罪到小文身上，不如說她深埋在心的厭女症在這一刻全面展露了，這種厭惡表面上指向女兒，實際上卻指向自己，指向自己常年鬱鬱寡歡的內心，指向社會內化於她的「蕩婦羞辱」。

她並非不愛女兒，她迫不及待地想保護她，但她卻又無力保護一個越來越像女人的孩子，就像她無力自由表達自己身為女性的慾望一樣。她只能通過被動又狼狽地摧毀和否定孩子的女性氣質，彷彿只要消除了它，只要拋掉一切有關「女人」的東西，命運便不會走向悲劇。

而在不知社會險惡的小文心中，母親作為第一道保護的屏障，彷彿就是一個破壞者，破壞了她對「美麗」的幻想，在被剪掉頭髮之後，她轉而投向了父親。

耿樂飾演的這位父親，並不是世俗意義上充滿男性氣質的成功人士。他工作普通，生活清貧，不上進，也不浪漫，被前妻百般嫌棄。

從這裡我們也能看出癥候，小文的母親是一位普遍又典型的壓抑的女性，她把一切不如意怪罪到女性氣質，以及缺乏男性氣質的丈夫身上。

小文與父親

而這位父親，雖然愛女心切，但同樣也處於社會底層，女兒事件爆發，他迫於上級壓力，也無處聲討，一個家庭就在這層層權力的夾擊之間陷入無力的命運之中。

夢露的第三次出現，又是小米的視角。這次她出現在在一系列讓小米感到身不由己的事件發生之後。鏡頭同樣停留在夢露的雙腳上，但不同的是，上面貼滿了牛皮癬廣告。

身為黑戶而沒有身份證的小米為了能夠打工賺錢，處處碰壁，吃了不少苦頭，通過同事莉莉，她也目睹了底層女性舉步維艱的生存狀態，現實讓她喘不過氣來。

這時候，貼著牛皮癬的夢露就是她心情的映照——原本美好的女性，美好的未來和幻想就此沾上了俗世的污點。

她拚命撕掉夢露腳上的牛皮癬，就彷彿想要洗刷掉世界的污濁，無力改變現實的她只能通過撕掉這些廣告，才能獲得一種虛幻的力量感，彷彿這樣就有力去維護自己對美的渴望和對未來的憧憬。

莉莉與小米

莉莉也是影片中一個重要的女性角色，她年輕貌美，很懂得通過魅力征服男性來維持生存。看上去，她是一個懂得社會生存法則的人，但實際上，她仍然被玩弄於鼓掌之間，難以掌握自己的命運。

當身體和性魅力被視為一種交換資源，女性就難以逃脫被物化的命運。

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化表徵對女性有三重想像——神聖的母親、純潔的少女、誘惑的女妖。

而《嘉年華》意在挖掘出這些身處想像之外、卻又囿於想像之中的實實在在的女性經驗，暴露出她們在這套社會文化當中所感受到的壓抑、暴力、挫折和迷惘。

於是，導演以有血有肉地方式塑造了上面提到的三位典型女性：性壓抑的母親，憧憬著女性氣質卻被暴力中傷的純真少女，走投無路只能利用女性魅力進行資源交換的青年女性——讓她們通過鏡頭說話，還原真實的女性痛楚。

影片還有個很講究的地方。

好幾次男性的出現都並沒有被鏡頭直視，要麼是鏡頭對準女性，男性以畫外音出現，要麼是在某個女性的視域中若隱若現地出現，要麼就是在女性之間的言談中出現。

這種將男性置於鏡頭之外的手法，一方面以鏡頭堅定不移對準女性的方式突出了女性的個體經驗，尤其是被審視、被挾持的經驗；另一方面又將男性放置在離觀眾較遠的地方，抽象地化為一種無處不在的「權力利維坦」。

小文父母

影片後半段，一直不懈幫助小文的女律師與警察對話時，鏡頭一開始一直對準她的臉，只聽到一個嚴肅的男性聲音：「你一直處理這類案件是為了什麼呢？一定要對著幹嗎？」

在這場戲裡，男性的聲音彷彿是一種威權的審視，觀眾對著被詰問的女性的臉，一下就置身於角色的困境當中。

健哥和賓館老闆也是在莉莉和小米的交談當中出現，這兩個人就彷彿一股強大的外部力量，前者能讓他們依靠，後者管制束縛著他們。

而劉會長作為這起事件的始作俑者，在全片沒有一個正臉，僅僅出現過兩次。

律師

這一方面是鏡頭的故意忽視，因為不想把事件的矛頭全部指向作為個體的施害者，而是想揭示出一副讓受害者身陷囹圄的更宏大的社會圖景和文化圖景。

另一方面，這種手段製造了視覺上的隔離，進一步讓觀眾體驗到，女性所生存的空間，四處都是密不透風的牆，走到哪裡都受到權力之眼的審視，以及更高力量的挾持。

這種被審視的感受在小文最後那場醫院檢查戲中展現得淋漓致敬，僅僅一個主觀鏡頭就流露出全部生存的被動和屈辱——小文躺在婦科檢查床上，雙腿叉開，被三個醫生輪流檢查。

接下來，影片給了空蕩蕩的檢查床一分鐘的定格特寫，這一刻，女性，被簡化成被審視的女性器官，只是一個走法律程序的工具——她的創傷，她的體驗，她的感受在社會冷靜客觀的注視之下灰飛煙滅，就像檢查床上消失的身體。

就在這場戲之後，夢露這一標誌性符號又出現了。幾個建築工人鋸掉了她的雙腳，一座高聳的雕塑轟然倒塌。小米和小文兩人心中對於女性的美夢也就此坍塌，殘酷的成長禮在這一刻到達高潮。

說到這裡，小米和小文的連結點在哪裡？一個金色假髮。小文入住那晚留下了一個漂亮的金色假髮，小米看到後偷偷地拿走了，時不時會自己拿出來看看。

搶走小米假髮的健哥

這個假髮展現了兩人社會地位的差異，窮困潦倒的小米無比嚮往小文的漂亮裝飾，她希望自己也能像成熟的女人一樣美麗，但囿於經濟，她不得不每天風塵僕僕地工作。

小米一開始不願意說出實情幫助小文，有一部分原因是不滿於命運不公。女性內部階層差異製造的撕裂感也被影片毫無保留地呈現出來。直到後面，當小米親身經歷了殘酷的現實之後，她開始理解小文，也逐漸明白，無論身處什麼階層，女性似乎都有一種類似的命運。

儘管兩人從未直接對話，但在敘事上卻巧妙地通過目擊者與受害者的關係，以及這頂假髮所蘊含的意味將兩人的情感連結起來。這種情感，正是對女性群體命運的共情。

最後，原本不善（或者是羞於）打扮的小米身穿一襲白裙，抹上口紅，騎著電瓶車，掙脫了健哥和旅店老闆，逍遙在公路上時，夢露的雕像最後一次出現了，她像一座已死的圖騰，被五花大綁在貨車上，跟小米擦肩而過。

此刻，圖騰雖已坍塌，萬般劫難依然在眼前，但有一位女孩在泡沫碎裂的陣痛之中長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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