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質學家翁文灝：胡適屬意的「大總統」

翁文灝，著名地質學家，曾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1949年前後，曾一度出國，後回歸大陸。毛澤東曾評價他為「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

1951年3月7日，62歲的翁文灝在中共人員的秘密護送下，從法國經香港回到北京，在前門車站，他的舊部、兒子一家趕來迎接。據說，老人當時曾痛哭流涕。

翁文灝，著名地質學家，歷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總統府副秘書長等職。1949年政權交替，他一度避居海外。此番回國，總算結束了漂泊無依的生活。

但是，一家團聚的喜悅只維持了片刻。當天下午，翁文灝就被安排住進了王府井飯店，統戰部一位鄧姓官員跟他談了半天，要他起草「反省文件」。

胡適屬意的「大總統」

所謂「反省文件」，就是反思個人歷史，痛罵「蔣介石反動集團」，並與之劃清界限的一份聲明。可罵人，恰恰是翁文灝最為難的事情。對他來說，蔣介石不光是曾經的最高領袖，還是他的救命恩人。

1934年2月16日，翁文灝由南京乘車經赴杭州進行地質調查，途中遭遇車禍，身受重傷。當其同僚錢昌照趕去探望時，翁文灝已經不省人事，最危急時體重一度竟只剩下60多斤。這個消息驚動了蔣介石。蔣介石下令，要不惜一切代價保住翁的生命，還專門派人趕往杭州組織搶救，並特派浙江省主席代其前往醫院探視問候。在精心照看下，翁文灝昏迷了40多天後，奇蹟般蘇醒了過來，並慢慢恢復了健康，只是在左額骨處留下了一處塌陷。

第二年年底，蔣介石接替汪精衛擔任行政院院長，並立即著手組織自己的內閣。翁文灝一改往日對政治避而遠之的態度，出任了蔣介石的行政院秘書長。在世人看來，這是在報答蔣介石的救命之恩。

翁文灝初遇蔣介石，是在1932 年春。翁文灝在當時的國防設計委員會副秘書長錢昌照的推薦下，赴廬山為蔣介石講學。一面之緣，蔣介石便對翁文灝的學識極為欣賞，於是，力邀翁文灝出任國防設計委員會的秘書長。只是翁文灝堅辭不就，最後只同意掛了個副秘書長的虛銜。同一年，國民政府又在沒有徵得翁文灝同意的情況下，宣布任命他為教育部部長。翁文灝又以為繼母「丁憂」為名通電辭職，北上奔喪。

「余居北平垂二十年，殫心學術，不問政事。自度生平，向以學術工作為職志。」這句寫在日記中的話，代表了翁文灝曾經的志向。

1889年，翁文灝生於浙江寧波一個紳商人家。6歲入塾，13歲考取秀才，1908年考取公費赴歐洲留學，考入比利時魯汶大學攻讀地質學。1912年，23歲的翁文灝以優異成績獲物理及地質學博士學位，是為中國地質學博士第一人。回國後，翁文灝拒絕了合資公司總工程師的豐厚待遇，來到清貧的農商部地質研究所當了一名教授。

1916年，北京政府成立地質調查所，翁文灝任礦產股長，後擔任所長，任內，他赴全國各地調查地質與礦產實況，要麼步行，要麼就是騎毛驢，「爬過從沒有路的路」。直到晚年，他還很得意地告訴長孫女，「我那時是騎著駱駝穿過內蒙到寧夏去進行勘探的」。

1920年，甘肅發生8.5級特大地震，翁文灝頂著冰雪之天，坐上騾車，長途顛簸，完成了中國科學家對地震現場的第一次考察。除此之外，在主持地質調查所工作期間，翁文灝還鑄就了無數個「第一」：第一個地質學術刊物，第一部礦產志，第一部礦業紀要，第一座地震台，第一個土壤研究機構，第一個新生代研究室，第一個猿人頭蓋骨，第一部近代地圖集……

1932年，胡適給《東方》雜誌寫他的新年夢想時，其中的一個夢想就是：「話說中華民國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六八)的「雙十節」，是這位八十歲大總統翁文灝先生就職二十年的紀念大典。」

可見翁文灝在時人心中的地位。

難做的文章

1951年3月9日，翁文灝開始奉命寫悔過書。第二天，他交了初稿。在提到蔣介石、宋子文時，他居然還使用了「委員長蔣，行政院長宋」的稱呼。

自然，檢討沒能過關，被打回修改。

1951年5月17日，王崑崙突然來拜訪翁文灝。王崑崙曾任國民黨的立法委員，此時是全國政協常委、政務院委員。他看了翁最新修改的檢討書，認為尚有不足，「必須切實向人民低頭，直言認過。十分坦白，人民自能了解，行動便能自由。」

此時，翁文灝形同被囚禁於招待所，已經長達兩個多月了。一周後，老部下孫越崎又傳達了統戰部官員最新意見：「須用人民觀點，放下知識分子自尊思想，批評以往政治錯誤，丟掉包袱，方得新的覺悟……」

社會學家吳景超來探訪時，給出的意見更明確——乾脆重寫一篇，不要多談自身，要詳述蔣政權的重大缺點。

翁文灝絕沒想到這篇文章竟如此難做。他告訴吳景超：「此文用意是在解決余回國事，但余未參與勾美反共機密，敘述並無新鮮事實，難符所望。不料作文認罪一事，乃演成如此意外，實感悲苦。」

翁文灝說的是事實。抗戰爆發後，翁文灝被任命為經濟部長，兼任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在任期間，他致力於發展後方工礦企業，成績卓著，再加上廉潔自律的作風，聲譽扶搖直上。

翁文灝廉潔到什麼程度？抗戰期間，有一個浙江藉婦女，在翁文灝的幫助下開了家肥皂廠，銷路很好。這人為了報恩，多次送錢被拒，最後打聽到翁文灝的住址，專程送上一些金條。結果，翁文灝勃然大怒，拿起金條，扔到門外。對方覺得尷尬萬分，痛哭流涕。最後翁夫人不得不出來打圓場，收了一箱肥皂了事。

「弟的方針是寧使自己吃苦，絕不犧牲公德！」翁文灝在寫給胡適的信中這樣說。

但是，不管翁文灝如何能幹、廉潔，他始終未獲真正的重用。據錢昌照回憶，抗戰開始以後，翁未參加過關於和戰問題的討論，蔣介石也不同他談這類問題。抗戰勝利前夕，翁文灝被加上了行政院副院長的頭銜，但是「實際上不看公文，無事可辦」。

既然只能當邊緣人，想觸動他人哪怕一丁點利益，都步履維艱。例如，抗戰勝利後接受敵產，全國大小官員趁機中飽私囊，民怨沸騰。翁文灝氣急了，對記者發表談話，稱這種行為「壞到使人不敢相信」的程度，還說「本人官可以不做，此若干壞事必加追究」，結果，也不了了之。

「翁文灝和我雖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職，但比起『圈內集團』來，畢竟還是外人。我們並非政府的裡層人物，也非黨的成員，我們不過是政府的『裝飾品』！我們從未能夠搞清楚幕後究竟在搞些什麼。」翁文灝的同僚，著名經濟學家何廉在回憶錄中也難抑悲憤。

抗戰勝利後，翁文灝先後五次辭職，卸去各種頭銜，專心經營他籌建的中國石油有限公司。不料，1948年，蔣介石召開「行憲國大」後，再度提名翁文灝為行政院院長。

「翁雖為著名科學家，但在政治上沒有根基，也無派系色彩，因此與各方矛盾也少。」立法院立法委員毛翼虎後來分析道，「翁的組閣實際上不過為蔣看守大門，無異是蔣自己掌握行政院。

」他還回憶道，當時，立法院舉行辯論會，大家都說翁文灝是一個科學家，是一個好人；但不是一個政治家，不是一個好院長。

果然，翁文灝抹不開面子，「覺得事已至此，不敢堅持不受」，接下了行政院長一職。結果也不出預料，在國民黨於內戰中節節敗退之際，他為挽救經濟實施的金圓券政策失敗，招致全國一片痛罵。僅僅在任六個月，翁文灝去意已決，1948年11月，他再度辭職。

一個月後，新華社公布了43位戰犯名單，翁文灝排在第12位。

無法逃避的命運

1951年7月7日，翁文灝回京後的整整四個月後，幾經修改的檢討，仍然沒有過審。他的心情顯然糟糕到了極點，「含光殿關尚淹留，斗室沉吟作楚囚。」他在一首詩中寫道。頗為諷刺的是，在回到大陸之前，翁文灝最大的疑慮，就是讓他做此類文章。

由於對國民政府已經徹底死心，又被大陸稱為「戰犯」，翁只好走第三條道路。1949年12月2日，翁文灝由香港前往法國。

在此期間，翁文灝一直沒有中斷與中共的聯繫，邵力子、孫越崎等昔日好友、舊屬，也從中多方相助。中共的態度表現得很明確，首先，翁文灝是個不懂「政治」的人，正如陳毅所言，「翁文灝是書生嘛，不懂政治，他就是不走，我們也不會難為他。」可是要回國，也有條件，那就是必須「劃清界限，譴責蔣介石反動集團」。

這個要求放在其他人眼中，或許不算什麼，但翁文灝卻覺得難以啟齒，在他看來，這顯然有失君子風度。他回信要求，自己在聲明中只做自責、不罵他人。

糾結之餘，翁文灝也在觀察新中國走勢，早在抗戰時期，翁文灝就曾規划過戰後中國工業化的道路，他一直期盼著能把自己當初的設想變為現實。朝鮮戰爭爆發後，「他天天看報紙，做剪報，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鋼產量多少、糧產量多少，英國、法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是多少，做對比。他覺得還是社會主義蒸蒸日上。另外，新中國成立後共產黨朝氣蓬勃，也有雄心壯志，對他來說是個極大的鼓舞。」長期研究翁文灝的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李學通說。

周恩來也託人向翁文灝轉達了幾個意思，第一，希望先生儘快回國，第二，過去的一切，並沒有不可諒解的癥結。至於自白書，可以回到北京之後，傾誠相談，再定稿發表。

這一切促成了翁文灝最終下定決心回國。不過，回國當天即被帶往飯店，一份反省數易其稿都難以過關，傳達出的信息便與之前完全不同了。

1951年7月11日，翁文灝將最後一遍修訂的反省書交給統戰部官員，「蔣集團投靠帝國主義，欺民賣國，一日存在，中國一日不能脫離帝國主義的欺侮……我從前參加他們的工作，實是走了根本錯誤的方向。」周恩來閱過後，終於放行通過。8月4日上午九點，他終於走出招待所，移居錫拉胡同18號家中。此時距他回國，已經幾乎整整五個月時間了。

江蘇省南京地質博物院。中國地質事業創始人，從左到右：章鴻釗(1877-1951)，丁文江(1887-1936)，翁文灝(1889-1971)三人的塑像。

「桑田何不共彈冠」

回到家中，做些什麼？看書、讀報、寫作、會客——總之，翁文灝沒有工作。

不久，統戰部有關人員專門與翁文灝的長子翁心源進行談話，表示為安全計，希望翁文灝不要過多外出，認罪書關於批判方面也尚有修改餘地。這意味著，事情並沒有完。

除了先前不願公開罵蔣，留了欠賬，地質學界的糟糕環境，也是翁文灝難覓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因，早在翁文灝回國前，已經有人借用革命的名義，在地質學界進行了聲勢浩大的批判，指責翁文灝、丁文江等人的學術是反動的。翁文灝非但不能重操舊業，連原地質調查所的成員，也都幾乎從不登門。

「韶光逝去似流水，又屆生辰只自憐。」1953年8月8日，翁文灝65歲生日之際，寫下這樣的詩句感嘆世事。沒有工作意味著沒有收入，只能坐吃山空。一開始，他家住在錫拉胡同18號，月租是12袋通心粉，後來難以維持，搬到南池子飛龍橋11號，月租450斤小米。再後來還是住不起，只能遷到外城區的一個大雜院。

1953年底到1954年初，北京選舉市第一屆人代會代表，翁文灝本已得到了選民證，沒兩天，證件又被收回去了。翁文灝不解，致函北京市選舉委員會，要求一個合理的解釋，選舉委員會答覆如下：「翁文灝1948年曾被列為戰犯之一，後來從歐洲回國，與傅作義、程潛等人起義有所不同……不能給予翁文灝選舉權。」

這次風波過後，他明白自己該做些什麼了。正如他這一時期寫下的詩句所言，「遙憶夷齊採薇苦，桑田何不共彈冠」——甘當舊時遺民，不可能得到完全的信任。他要做的並不僅是一個私德上的好人，更是一個政治上的「好人」。

1954年8月，周恩來輾轉託人詢問翁文灝，願不願意對台灣發表講話。翁文灝不但表示樂意效勞，還表示要重新擬寫認罪書，爭取公開發表。12月，《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大公報》都全文刊登了翁文灝的《沉痛追溯我的反動罪行》。當晚，錢昌照特來告訴翁文灝，今天下午全國政協協商下屆人選，周總理點了你的名，已獲得通過。第二天，翁文灝又在各大報上發表《在台灣的人們應速棄暗投明響應解放台灣》。

1957年，毛澤東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翁文灝也做了一些發言。他說，過去共產黨為了打倒敵人，把剝削階級當敵人看，是對的，現在情況不同了，但仍把他們當敵人看，不信任。這種絕對觀念不取消，共產黨就會脫離群眾，建設就不會成功。

這何嘗不是翁文灝在曾經的遭遇中獲得的感悟。不過，「反右」運動一來。敏感的翁文灝立即閉嘴，翁文灝的「好人」形象一直保持到了文革，起初，他也遭受了衝擊。不過在周恩來的關照下，沒有遭受更大的折磨，但是，1970年，他的長子翁心源，在湖北潛江某幹校被造反派逼供三天之後投水自盡。

1971 年1月27 日，翁文灝在北京病逝，享年82歲。六年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人們發現，其中收錄的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一文，還專門提到了翁文灝一句，說他是「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這句毛澤東1956年的評語，不僅翁文灝的好友們不知道，連他本人生前也不知道。

如果讓翁文灝回憶與毛澤東的交往，他能想起的恐怕只是1954年發表完對台講話後，在政協會議上與毛澤東的一次短暫會晤。那時，毛澤東握著他的手說，「翁先生回來了，好啊，好啊！」

其實，那已經是翁文灝歸來的第四個年頭了。

本文選自中國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