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辛亥革命中被殺的清末好官

辛亥年即將結束時，兩顆浸在煤油桶里的頭顱在一路傳示之後，被送到了武昌。死者並非他人，正是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及他的小弟端錦。

端方死於1911年11月28日，儘管一天都沒有真正上任過，但從名義上來說，他當時還是署理四川總督。「保路運動」爆發後，端方受命帶兵入川，但行至資州時，被自己所帶的湖北新軍士兵割下頭顱，自己的親弟弟端錦也連帶做了無頭之鬼。

端方(1861-1911)，字午橋﹐號匋齋，滿洲正白旗人，其曾祖父為鄭親王九門提督烏爾棍布，祖父文雅為嘉慶二十四年進士，「辛酉政變」中被慈禧太后鎮壓的端華、肅順亦為其家族中人。端方幼年時被過繼給伯父桂清為嗣子，桂清曾是同治皇帝的帝師，並先後做過內務府大臣、內閣學士、工部侍郎等職，名聲頗佳。儘管出生於這樣一個顯貴家庭，但端方本人卻是科舉正途出身（21歲中舉），而且其出仕之時，其生父母相繼去世（嗣父桂清去世更早），按例只能在家居喪守制，直到1889年，28歲的端方才正式受命做官，因其工作勤勉，仕途也還算順利。1898年3月，在翁同龢與剛毅的保薦之下，端方第一次被光緒召見，由此獲得了年輕皇帝的青睞。

戊戌變法中，朝廷下詔籌辦農工商總局，端方被任命為督辦。對當時「志大心切」的端方來說，這既是一個重大機遇，但同時也是一個厄運的開始。變法期間，端方全身心的投入到新籌辦的部門當中，他曾一天連上三折，其工作熱情與效率，可見一斑。但是，戊戌變法很快被慈禧太后推翻，除京師大學堂予以保留之外，其他新政措施包括農工商總局一律撤銷，端方本人也被革職。

被頑固派視為變法中堅的端方在革職後處境險惡，據時人蘇繼祖在《清廷戊戌朝變紀》中說，端方靠向大學士剛毅行賄並訴稱自己參與新政是為了探聽康有為等亂黨的消息（無間道？），這才獲得慈禧太后的寬免。蒙獲召見時，慈禧太后問端方：「外面情況如何？」端方忙奏道：「自太后訓政以來，人心大定！」慈禧太后聽後面有喜色，掉頭斥責光緒：「你聽聽！看人家怎麼說的！」端方又將早繕寫好的《勸善歌》獻上，慈禧看後大悅，命各地張貼，廣為宣傳。後來，端方的這個《勸善歌》也就被人稱為《陞官保命歌》。

推進新式教育是端方出任地方的最大亮點，其他新政措施如辦理警政﹑編練新軍等也可圈可點。其中，「端方新政」還創下了十幾項國內第一：最早設立現代幼兒園（湖北幼稚園）、最早建立省立圖書館（湖北圖書館、湖南圖書館）、最早提倡全民植樹、最早引進肉類衛生檢疫、最早建立市民公園、籌辦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工商博覽會等等。最為驚世駭俗的是，端方派出了二十多名女生赴日本學習師範教育，首開了女子公費留學之先例，這在當時女子「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時代，無疑是革命性的。

端方在湖北、江蘇、湖南任上的出色表現贏得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認同，1905年清廷決定選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政時，端方也列名其中。在出發之前，慈禧太后特意召見了端方，並賞賜了一些宮廷御用點心以示鼓勵。慈禧太后問端方：「新政已經實行了幾年，你看還有什麼該辦、但還沒有辦的？」端方回奏：「尚未立憲。」慈禧太后問：「立憲有什麼好處？」端方說：「立憲後，皇位可以世襲罔替。」慈禧太后聽後，若有所思。

考察憲政回國後，端方等五大臣連上數道奏摺請求實行立憲。據說，端方為了想更好的說服慈禧太后，特意從德國帶會了一個最新的電影機，不料中間卻發生了一件意外之事。據當時的《中外時報》報道，端方怕這新玩意在老佛爺面前運轉不靈，到時出洋相，所以特意讓隨同考察的隨員姚某先試放一下。誰知因操作不當，電影機里的乙肽燈泡突然爆炸，姚某竟然被當場炸死，所幸端方當時正在隔壁會客，這才逃過一劫。

在清廷宣布實行「預備立憲」後，端方圓滿完成了憲政考察任務，隨後官升一級，出任兩江總督（地位僅次於直隸總督）。1908年底，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相繼去世，攝政王載灃上台執政，其新任伊始便以「足疾」為名將袁世凱開缺，而端方則在兩江總督任上幹了三年後，不久即接任為直隸總督（原直隸總督楊士驤突然暴卒），一舉登上了個人仕途的最高峰。

以袁世凱的才幹，其在清末政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固然是他人難以替代的，但如果載灃打算讓端方來取代袁世凱地位的話，倒也不失為一個次優的選擇。可惜的是，載灃並不是一個識才善用的主政者，在罷黜袁世凱不到一年，當時聲望僅次於袁的端方也被趕下台，而其下台之原因，比袁世凱的案例更令人啼笑皆非。

1909年10月，曾多次承辦過皇室婚喪慶典及陵墓工程的端方被命籌辦慈禧太后梓宮移陵及相關事宜。按說，這種事情對端方來說本該是駕輕就熟的，但在這次移陵過程中，卻出現了一個「小意外」，而這個「小意外」卻是致命的。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端方安排了兩名攝影師對慈禧太后的下葬過程進行拍攝，以為後來的研究者留下寶貴影像資料，但葬禮一結束，此事便被某御史參劾，稱「梓宮奉安之時，為臣子者搶地呼天，攀號莫及，而乃沿途拍照，毫無忌憚，豈惟不敬，實系全無心肝」；另外，陵區內肆意架設電線，破壞風水，實為「有悖人臣之道」云云。

令人咋舌的是，該「大義凜然」、「義正詞嚴」的御史，竟然是李鴻章的孫子李國傑。平心而論，即便是李鴻章在世，恐怕也未必會如此不開明，而作為攝影愛好者的端方，也是深知慈禧太后生前是頗為喜歡照相的，褻瀆之罪，實屬藉機生事；至於陵區內架設電線（電話線），主要是為了通訊方便考慮，「大不敬」的帽子，恐怕也太大了點。

當然，問題的根源並不在此，因為這次彈劾的目的，本質上是守舊派對改革派的一次政治鬥爭，而李國傑的出馬，很大程度上又是挾夾私怨，因為他曾向兩江總督任上的端方求官未能如願。如果僅僅是李國傑等人興風作浪的話，問題恐怕還不至於那般嚴重，但攝政王載灃對此「很以為然」，結果正值年富力強的端方便只好從直隸總督的位置上被趕下來了。

載灃固然年少不更事，但未必會頑固守舊到這種地步。端方之所以不招攝政王的待見，恐怕還是因為他剛上任直隸總督便屢屢上折，為中樞出謀劃策，而這種「過分的積極」在某些人的眼中卻成了「指手畫腳」、「擺老資格」。因此，在罷黜了袁世凱之後，再罷免一個端方，殺猴給雞看，恐怕也不是什麼不可以的事，這不過是載灃所出的昏招之一罷了。

從高位上跌落的端方一度陷入了沉默，在這段時間裡，他把精力放在了自己的愛好之上。清末官場上有這樣一句話，叫「岑春煊不學無術，袁世凱不學有術，張之洞有學無術，端方有學有術」。「有學有術」雖是過譽，但端方一生嗜好金石書畫﹐成就頗為不凡，稱他為金石學家，也無不當之處。端方曾是毛公鼎的收藏者，其搜集的青銅器﹑石刻﹑璽印等均屬文物價值較高的藏品。後來，在其幕僚的幫助下，端方著有《匋齋吉金錄》、《匋齋吉金續錄》、《匋齋藏石記》、《匋齋藏磚記》、《匋齋藏印》五書，對文物界及收藏界均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一年半後，端方的低調生活被席捲鄂、湘、粵、川四省的鐵路風潮所打斷，清廷命其以侍郎銜出任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由此被捲入了這場奪命的運動。在南下路過彰德之時，端方特意下車拜訪已經賦閑三年的袁世凱。早在清末新政與立憲時期，端、袁兩人便一直是堅定的盟友，志趣頗為相投。這一次，端方不但與袁世凱交流了當前時局的看法，而且還說定了兩門親事，一是端方之女嫁給袁世凱五子袁克權，二是袁世凱次女許給端方之侄。

對於端方的復出，袁世凱在祝賀之餘，也不乏旁觀者的清醒。他在寫給端方的一封信中，特意告誡說：「近聞湘人頗有風潮，大節似宜先駐漢陽，分投委員勘查，步步經營」，意在提醒端方穩打穩紮，切不可操切行事。端方原本是反對「鐵路國有」政策的，而且他曾任過湖北、湖南兩省的巡撫，因而兩湖的保路風潮在其調和之下未見大患，但四川就完全不同了，端方在那裡毫無人脈，事事均得依仗川省總督，而四川的前後兩任總督，王人文處事過軟而趙爾豐手段太硬，最終釀發巨禍，端方亦是徒呼奈何。

「成都血案」發生後，清廷命端方帶兵入川，平息風潮，而端方隨後參劾前後兩任川督王人文、趙爾豐「既不能裁製於前，復不能弭變於後」，導致兩人均交內閣議處。趙爾豐並不歡迎端方這位欽差大臣，他為了儘快平息風潮以求自保，隨後便放出了蒲殿俊、羅綸等人，但事態非但未能好轉，反而進一步走向失控。

在朝廷的嚴令之下，端方帶領湖北新軍第八鎮一部從漢陽前往宜昌，隨後從宜昌坐兵輪馳往重慶，最後沿旱路前往成都。入川後，端方為平息民憤，他以欽差大臣的名義發布告示：「蒲羅九人釋放，王周四人蔘辦；爾等哀命請求，天恩各如爾願；良民各自回家，匪徒從速解散；非持槍刀抗拒，官軍絕不剿辦」。

端方的和平姿態在最初的一個階段頗具效果，但當他率兵前往成都的途中，武昌起義爆發，形勢迅即變化。在各省獨立的消息相繼傳來後，前方目的地成都此時已被「保路同志軍」包圍，而後方的重慶也被革命黨所佔據，端方一行人進退失據，四顧茫然，最後彷徨於資州十餘日，欲靜觀其變而不可得。

據一位名叫陳文彬的士兵回憶說，他在隨同端方進軍成都時，端方為穩定軍心，極力籠絡部下：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弟弟到軍營問候；有的士兵不幸亡故了，端方修書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來勞軍時，端方做出先嘗毒的姿態；更有甚者，個別士兵受不了長途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轎抬著。

但在「種族革命」的風潮之下，悲劇還是發生了。隨同端方入川的湖北新軍聽說武昌起義後，思鄉心切，軍心動搖，在軍中少數革命黨的鼓動之下，端方及其弟端錦最終被殺。端方被殺的原因及具體情形有多個版本，但大體上來說，主要是因為軍中「排滿」之說所引發。據各版本的歸納，在端方被殺的當天，所帶新軍的士兵拒絕站崗，軍中的高級軍官在無力約束士兵的情況下，與旗兵、幕僚等紛紛逃亡，最後行館中只剩下端方兩兄弟。下午，一小隊士兵在革命黨的率領之下，來向端方尋殺。端方說，我待你們不薄，何以如此？革命黨說，待我等不薄純屬私情，今日排滿乃是公誼，不殺你端方便不是炎黃子孫。端方說，我本是漢人，投旗才四代，現回歸漢姓如何？革命黨說，晚了！最後，端方兄弟被亂刀砍死，首級被割下來放在煤油桶里，一路傳示後送往武昌。

歷史教授張海林在其專著《端方與清末新政》中認為，端方被殺的原因除了排滿風潮之外，還可能與士兵索餉未得有關。另外，端方企圖在資州靜觀其變，軍中的革命黨擔心自己失去「反正英雄」的政治資本，而只想回鄂的官兵擔心回去後無法洗脫入川鎮壓的干係，於是在「爭功」及「自明心跡」的心態下聚合起來，最終以「種族革命」為號召，用小隊突襲的方式殺死端方兄弟，其將受害者首領送往武昌的做法正是向新政府「邀功求官」及「亟求自明」的心理外露。

端方兄弟的首級被送到武昌後，黎元洪念及舊情，將人頭暫存於武昌寶通寺。親家袁世凱當了大總統後，派人從四川取回端氏兄弟屍身，隨後又將端方兄弟的頭顱從洪山禪寺取出，與屍身連接起來，最後葬在了洪山。

殺死兩個滿人、而且還是兩個高官，這在當時的革命語境中，自然是值得喝彩的「正義之舉」，但揭開革命暴力的華麗外衣，此等殘殺事件背後的動機卻很難經得起正當性與合理性的考驗，譬如當時英國《泰晤士報》駐中國的著名記者莫理遜在得知端方被殺後就頗為不平，他在寫給報社的報告中稱：「……被叛兵殺害的端方和他兄弟的首級裝在煤油桶中已送到宜昌示眾。革命黨負責的領袖們並不同情這種殘酷的暴行。端方在中國享有廣泛的威信，他是滿人，但屬於滿人中的佼佼者……野蠻殺害端方，引起人們普遍的譴責。」

端方死後一年，曾為端方門下幕僚的左全孝寫了一篇祭文為之鳴不平，文中不乏憤激的說：「瑞徵以壓制亡國，趙爾豐以嗜殺毒川，公力反二豎之所為，而福壽大不及瑞徵，受禍且烈於爾豐。新舊滿漢之心不同，君民上下之情不通，危亡之勢，伋伋內訌，公盛意調和，苦心化融，案無留牘，門無留賓，網羅才俊，教普兒童，而舊家疑其仁，新進疑其忠，雷鳴瓦釜，毀棄黃鐘！嗚呼哀哉，有知無知，吾願問之化工！……」

左全孝寫這篇祭文的時候，清廷已垮，所撰之文，既無功利可言，倒也能看出左氏之真實心聲。同為門下幕僚的劉師培，這位被革命拋棄的「叛徒」，其在端方入川途中不離不棄，直至端方被殺後才避禍遠遁，倘若端方無此人格魅力，似難想像。

劉師培後來成為一代國學大師，而另一位大師王國維也在同年寫了一首悼亡詩《蜀道難》，他要紀念的人，也是端方。在詩中，王國維描述了端方的死難經過：「提兵苦少賊苦多，縱使兵多且奈何。戲下自翻漢家幟，帳中驟聽楚人歌。楚人三千公舊部，數月巴渝共辛苦。朝趨武帳呼元戎，暮叩轅門詬索虜」。端方曾任湖北巡撫，其所帶的湖北新軍也可算是他的「舊部」，這些人早上還到端方帳前拜問「元戎」，但晚上的時候端方就變成了他們所詬罵的「索虜」。王國維僅在端方所設立的江蘇師範學堂中任過職，他與這位前兩江總督並無直接關係，但其字裡行間，卻透露出極大的同情和無限的感慨。

才堪大用，奈何命喪黃泉路。劉師培與王國維都是傳統時代下文化的堅守者，他們紀念端方並不奇怪，但他們所留戀的傳統及時代，已經一去而不復返了。

附：辛亥革命中被殺的高官遠不止端方一人，據統計，革命中被殺或自殺的督撫大員共4人，即：閩浙總督松壽（滿人，自殺）、四川總督趙爾豐（漢軍旗，被殺）、江西巡撫馮汝騤（漢族，自殺）、山西巡撫陸鍾琦（漢族，被殺）；被殺或自殺的將軍4人，即西安將軍文瑞、伊犁將軍志銳、廣州將軍鳳山、福州將軍朴壽；其他被殺或自殺的高級武將共計11人，其中包括黃忠浩（漢族，提督）、良弼（滿族，都統）、載穆（滿族，都統）、謝寶勝（漢族，總兵）、王有宏（漢族，總兵）、何師程（漢族，總兵）、張嘉鈺（漢族，總兵）、譚振德（漢族，協都統）、恆齡（滿族，副都統）、鍾麟同（漢族，統制）、劉錫祺（漢族，協都統）；除此之外，還有一名提法使（張毅，漢族）自殺，一名布政使（祖世增，漢軍）被殺；另外，至少有31名實任知縣或知州在這場風暴中被殺或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