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 年前以色列的建國，充滿了博弈與艱辛

作者簡介：

拉萊?科林斯（Larry Collins，1929—2005），美國《新聞周刊》記者。

多米尼克?拉皮埃爾（Dominique Lapierre，1931— ），法國《巴黎競賽》記者。

兩位作者合著有紀實文學經典《巴黎燒了嗎？》，作品擁有數百萬讀者，並被譯為超過 30 個語種。

書籍摘錄：

序曲

這聲音他們太熟悉了。在 1948 年 5 月這個下午之前的幾個月里，這種凄慘的嗚咽聲標識著他們存在的邊界。那是英國人的風笛聲，現在它最後一次回蕩在耶路撒冷古老的石路上，預示著這些還滯留在耶路撒冷古老城牆內的英國士兵也要開拔了。他們排成縱隊行進，默默無語、不苟言笑，有節奏的軍靴踏步聲和行將消逝的風笛聲混在一起。在每一列縱隊前後各有一名士兵，胳臂上倒掛著一支司登衝鋒槍，和他們平素一貫的目不斜視迥異，不住地掃視周圍充滿敵意的石頭建築。

從猶太人的街道兩旁、裝飾著石雕的會堂窗戶里，從傳道授業的聖堂發霉的門廊里，蓄著大鬍子的老人望著他們前進。他們的祖先也曾這樣望著其他士兵走出耶路撒冷：有巴比倫的、亞述的、羅馬的、波斯的、十字軍的以及土耳其的，他們都是在耶路撒冷短短 32 年統治行將結束、正在抽身離去的英國士兵的軍事前輩。這些老人是拉比、《塔木德》學者、律法的解釋者，數百年來，他們和他們的前輩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城牆——這段被遺忘的猶太遺迹——下面，靠著他們散居的兄弟、大衛城的守護者的接濟為生，他們經年累月、堅持不懈地鑽研經典，臉色蒼白、彎腰弓背。他們謹守安息日，他們貧困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符合律法的明確規定。他們熟記《托拉》經文，辛勤抄寫世代相傳的《塔木德》文獻。他們每天跪在聖殿山的石頭面前，祈求終有一天，亞伯拉罕的上帝會將他的子民從他們被丟棄的地方帶回錫安地。

這一天從來沒有如此接近過。在另外一些人看來也是如此，他們從街區堵著沙袋的窗戶和莊嚴的石頭牆上開鑿的槍眼裡，注視著這些英國士兵。這些武裝起來的人已經沒有耐心按上帝的指示行動了，他們下定決心，要用自製的手榴彈和他們抓在手中的司登衝鋒槍，加速上帝預言的到來。在最後一名英國士兵消失後，他們就將衝出去搶佔英國人數月來控制的位置，那是將老城的猶太區和阿拉伯區分割開來的一連串有利地形。

最後一列英國士兵沿著街道走下去，突然停了下來，向左轉入一條蜿蜒曲折的鵝卵石鋪成的小巷裡的路，它通往佔地面積很大的亞美尼亞宗主教領地。隊伍在奧爾·查伊姆街（Or Chayim） 3 號的石拱門前停了下來。

屋裡，猶太區的年長居民末底改·維恩嘉頓（Mordechai Weingarten）拉比在古書和猶太銀器環伺之下，閱讀著令人氣定神閑的聖典，已然度過了一個下午。陷入沉思的他，聽到敲門聲還猶豫了一會兒。

他站起身，穿上黑色馬甲和外衣，扶了扶金絲邊眼鏡和黑帽，邁步向場院走去。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人到中年的英國少校，別著薩福克團黃紅相間的軍徽，右手懸掛著一把約莫一英尺長、銹跡斑斑的鐵條。他向這位年長的拉比鄭重地鞠了一躬，並把它交給了他。那是一把鑰匙，耶路撒冷老城七門之一錫安門的鑰匙。

「從公元 70 年直到今天，」他說，「耶路撒冷的城門鑰匙從未掌握在猶太人手裡。這是 18 個世紀以來，你的人民第一次獲得此項特權。」

維恩嘉頓用顫抖的手接下鑰匙。有一則猶太人的傳奇說，就在羅馬皇帝提多摧毀聖殿的那天晚上，城裡絕望的祭司把耶路撒冷的鑰匙拋向了天堂，呼喊著：「上帝啊，從此以後就由你來守護這些鑰匙吧！」現在，這位並不合適的代理人把它們交還給猶太人，立正並敬禮。

「我們的關係不總是那麼輕鬆愉快，」 他說，「但還是讓我們像好朋友一樣告別吧。祝你好運，再見。」

「耶和華啊，你是應當稱頌的！」維恩嘉頓輕聲地說，「你賜給我們生命和食物，准許我們活到今日。」然後，他對英國人說，「我以我人民的名義接受這把鑰匙。」

英國人轉過身去。他迅速命令他和士兵列隊離開拉比的小院子。夜晚的陰影降臨到了耶路撒冷老城。很快，一種新的聲音代替了風笛的迴響。維恩嘉頓緊握著這把錫安門的鑰匙，聽見這聲音，怔住了。這聲音提醒他的人民，他們開啟大門的力量多麼微弱，他們對於這些石牆圍起的新領地的所有權或許將會非常短命。耶路撒冷將再一次變成戰場。拉比在漸濃的夜色中諦聽，這響聲越來越大、越來越密，彷彿遍及整個老城。

那是令人感到不祥的、恐怖的槍聲。

子彈一顆一顆從頭頂飛過，這位阿拉伯女子本能地緊張起來，她加快腳步，穿過闃無一人的街道。在阿希亞·哈拉比（Assiya Halaby）的前面，朱利安路（Julian s Way）的山頂就是她的目的地，在那裡的一幢六層樓的石頭建築里，她曾經工作了許多日子。這座難看的建築轄制著新耶路撒冷（New Jerusalem）的天際線，而住在裡面的人則主宰著整個城市的生命線。這幢以那個在猶底亞山上選擇建都的國王名字命名的建築，乃是英國巴勒斯坦委任統治當局的所在地。

這天早上，大衛王賓館的大堂幾乎是空蕩蕩的。黃色的防塵罩覆蓋在扶手椅和沙發上。平日里一塵不染的地面上扔著廢紙。六個用紅蠟封著鎖的檔案櫃擺放在門口，就等著貨車將這些曾經帶給人希望的法令存入英國某個塵封的檔案館。在房間的一個角落裡，最後幾個英國公務員，就像官方雞尾酒會上的最後一批食客似的，在略微有些尷尬的氣氛中說著閑話。

阿希亞·哈拉比冒著生命危險來到大衛王賓館，向他們告別。她走進賓館，發現她是同事——不管是猶太人，還是阿拉伯人——中，一個前來向這些統治著她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長達三分之一世紀的人來告別的。

在午後的大衛王賓館三樓辦公室里，她作為英王政府的僱員，為他們辦了最後一件公事。她簽署了一份特別的補充支出授權書，批准農業部發放 650 巴勒斯坦鎊，以支付兩位編外護林員守護傑寧森林的工資。她明知這些森林裡的樹木永遠不會知道有這些護林員保護性的巡視，但她還是乾脆利落地用她官僚主義者的鋼筆畫了圈。也許是該簽署這份授權書，因為在許多方面阿希亞·哈拉比是巴勒斯坦的英國行政當局的產物。

她出生於一個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中產家庭，從英國行政當局那裡獲益甚多。首先，多虧了它，她獲得了婦女的解放，一個象徵性的事實就是， 1939 年春天的一個上午，在耶路撒冷機動車登記處舉行了一個簡短儀式。儀式結束後，阿希亞成為巴勒斯坦第一位擁有並駕駛汽車的女子。

和許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樣，阿希亞·哈拉比並不真的相信英國人會離開。那些曾經教導她，要熱衷於把人類事務管理得井然有序的人居然「逃跑了，還留下了一個真空」，這簡直不可理喻。可是現在，和阿希亞握手告別後，他們魚貫爬上等候在一旁的巴士，就這樣匆匆離去，甚至沒想到要為一個來向他們告別的巴勒斯坦人留下一條安全的回家通道。他們的車隊沿著朱利安路一路下行，往大馬士革門絕塵而去。在他們身後，阿希亞·哈拉比最後一次揮手作別。大衛王賓館現在已是門可羅雀。在這座曾象徵著巴勒斯坦統治權的堡壘里，讓人還能想起英國人的，就只剩下一些紙片，像秋天的枯葉，在空蕩蕩的走廊裡面飛舞著。

阿希亞·哈拉比回到家，發現她兄弟留下一張紙條，要她趕緊到老城的穆斯林區和他會合。她收拾了幾樣東西：一台攜帶型打字機、一隻嬰兒枕頭、一隻泰迪熊，還有一套綠色的兩件套。出門時又順手從書架上抓了一本書，好在以後的幾天里翻閱。

和許多耶路撒冷人一樣，阿希亞·哈拉比認為，從那天早晨起將要開始一種全新的生活。很快在耶路撒冷的中心就要豎立起一堵高牆，牆上的石頭將讓這座她出生的城市成為她的流放地。不是幾天，而是幾年的時間裡，她都要去思考她在那天早上帶出來的書上的內容。那本書的書名是《阿拉伯的覺醒》。

身穿剛熨好的英國皇家炮兵將軍服，一副嚴厲而莊重的樣子，這位蘇格蘭人邁步走出官邸正門，停下腳步，欣賞著展現在他眼前的風景。某個對聖經知識一無所知、早已被人遺忘的官員，像遊客似的瞥了一眼，就決定在這座惡意之山上修造英國駐巴勒斯坦高級專員的官邸。此舉必定讓那些生活被此地居民所決定的人對其生活嘲笑不已。現在，阿蘭·康寧漢爵士（Sir Alan Cunningham），最後一任的高級專員做最後一次回眸，欣賞腳下的壯觀景象，亘古不變的耶路撒冷城牆在荒瘠的山頭一覽無餘。

然而，康寧漢爵士幾乎沒有時間沉思。作為英國的高級專員，還有最後一項儀式在等待著他舉行。就像在遍布山腳的教堂一樣，他所代表的行政當局也有自己規定的儀式。今天上午，康寧漢爵士將主持一個典禮，標誌著英國在巴勒斯坦統治的終結。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大英帝國就開始覬覦巴勒斯坦了，戰後更是迫不及待要獲得統治權，其戰略性目標，一是要確保蘇伊士運河的北部通道暢通，二是要構築一座通往伊拉克荒漠的橋頭堡，因為那裡盛產一種新的財富：石油。戰後，英國以國際聯盟委任統治的形式，取代奧斯曼土耳其當局，最終確立了其統治。

這種統治一開始可謂志在高遠。英國承諾幫助當地流浪的猶太人，為本地人提供教育，用開明的基督教殖民主義的典範取代土耳其人的暴政。但是，最終結果不盡如人意。英國在巴勒斯坦遭遇到了難以逾越的困難，沒有誰比最後一任高級專員更加明白，英國人留給這個5月清晨的，只有混亂和戰爭。康寧漢爵士最後看了耶路撒冷一眼，一個念頭讓他極度苦惱，猛烈地撞擊著他的心扉：就在那裡，在他花園的牆頭下面， 16 萬人民在等著他離開，好捉對廝殺。

他轉過身去。有幾個人——軍官、政府官員和一些新聞記者——正恭候一旁。康寧漢一張一張臉看過去，他悲哀地發現，竟然沒有一個阿拉伯或猶太社團的代表前來向他道別。他在官邸前面站定。在陽台上，五名高地輕步兵團的士兵筆直地站在那裡。 7 點整。清晨，空氣透亮，軍號聲咽。康寧漢爵士立正。風笛緩慢而莊嚴地奏響，英國國旗從耶路撒冷蔚藍的天空徐徐降落。

看著落下的國旗，康寧漢爵士感到「一種極大的悲哀」傳遍全身。「為了實現這麼小的目標，卻付出了那麼大的努力，失去了那麼多的生命。 30 年過去，我們幾乎一事無成。」他想。

送他去機場的黑色豪華轎車啟動了。那是一輛四噸重的戴姆勒裝甲轎車，原為喬治六世在巡遊大轟炸肆虐的倫敦時特製的。克雷蒙·艾德禮首相將它送到耶路撒冷，以確保康寧漢的安全。這個倔強的蘇格蘭佬總是拒絕乘坐。根據安全人員的正式命令，它將載著他做最後一次傷感的耶路撒冷之旅。

在坐進轎車前，他繞著官邸走了一圈。他要沿著官邸的花園小徑再做一次告別散步，否則就不願離開，因為三年的耶路撒冷生活，他已深愛上這座花園。有多少次，他曾在花園的玫瑰花叢里徜徉，思考某個判刑的猶太囚犯的命運，或者竭力忘卻被恐怖分子炸碎的英國士兵屍體的慘狀。他熟悉每一叢薰衣草，每一朵攀緣上花園牆壁的薔薇，每一棵精心修剪的細長的阿勒頗松樹。

「現在，」他想，「誰來照料這花園呢？」

1948 年 5 月 14 日。聖地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隨著英國將軍的離開，一個古老國家在此重生，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將採取一種公開的、全新的方式爭奪這片土地。其結果則將給中東帶來 20 年的煩惱，也令全世界為之矚目。

題圖來自：pixabay

喜歡這篇文章？去 App 商店搜好奇心日報，每天看點不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