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華：蘇聯專家撤華前的真實情況

撰文：沈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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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撤退專家的真正原因和目的是，在中蘇領導人之間的政治分歧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赫魯曉夫對中共的「頑固不化」惱羞成怒，試圖以此迫使中共承認錯誤，放棄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向莫斯科屈服。所謂對專家本人的態度及他們在中國的工作條件惡化只是借口而已。這一點，即使是蘇聯專家本人都看得出來。蘇聯駐中國大使契爾沃年科曾給在華蘇聯專家做了三個小時的報告，特別談到了蘇共中央1960年7月全體會議所作的決議，以及科茲洛夫的報告。出席報告會的化學專家克洛奇科回憶說：契爾沃年科的報告表明，蘇聯照會之所以言辭激烈，蘇聯專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蘇聯對中國國內和對外政策不滿，借撤回技術援助向中國施壓。蘇聯認為毛澤東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口號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不相符的，毛澤東關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利益衝突的理論也是反馬克思的。當然，照會中提到的某些事實是存在的，正像前文講到的，許多蘇聯專家在「大躍進」運動中確實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們的工作，甚至他們本人，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但是，照會的說法有一個根本性的錯誤，即把這種現象歸結為一種官方行為，堅持認為這是中國政府有意造成的。後來蘇聯官方還不斷重複這種說法。如蘇斯洛夫1964年2月在蘇共中央全會上就指出，蘇聯政府多次要求中國政府為蘇聯專家的工作創造正常的條件，但中國政府的答覆只是更加不友好和更加侮辱地對待專家，把他們看作是「保守分子」，並千方百計地詆毀蘇聯的經驗和技術。還有蘇聯著作指出，破壞關於蘇聯專家工作條件的協定絕不是地方行政部門的專橫妄為，而是中國高層領導人有意識貫徹實施的方針的結果，這一方針反映了中國的總的政治路線。為了印證這種說法，照會對一些令人不愉快的現象進行了誇大其辭的渲染。事實是否如此，這裡有必要考察一下蘇聯專家在華工作最後階段的真實情況。

儘管中蘇之間存在分歧，中共領導人也對莫斯科的行為極為不滿，但中國政府並沒有刻意冷淡蘇聯專家和限制發揮他們的作用，恰恰相反，針對一些機構和企業中存在的不尊重專家，不聽從專家意見的情況，有關政府部門一再發出指示和通知，努力改善蘇聯專家的工作環境。

1960年4月2日，外國專家局向國務院和黨中央呈送了《關於對蘇聯和其他兄弟國家專家工作情況的報告》。外專局對專家工作進行了檢查，認為專家工作「有了很大的改進」，專家們心情舒暢，幹勁充足，工作效率顯著提高。專家們根據多快好省的精神提出的合理化建議，不僅數量多，而且收效也大。如二機部蘇聯專家1959年一年共提出了4291條建議，蘭州煉油廠依什馬也夫專家僅在1959年8、9兩個月內就提出了40多條合理化建議。但報告也指出了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處理與專家的關係時「簡單輕率，冷談失禮」；忽視對專家工作的安排及介紹情況，對專家的建議重視不夠，專家們很有意見；特別是聘請專家時不慎重，「只考慮我方的需要，不照顧對方的困難，聘請專家的名單變動多，零星聘請專家多，延聘專家也多，而且手續辦理得很不及時」。以至中國駐蘇使館商務參贊處都有意見，批評「國內有些同志把聘請蘇聯專家看得過分容易，把蘇聯看成一個幹部倉庫，好像只要我們一提聘請，專家馬上就能派來似的。實際上從提出聘請到專家派來，一般需要半年時間才行」。為此，外專局提出了6個方面需要注意的問題，即妥善安排專家工作，尊重和盡量採納專家的意見，有計劃地向專家學習，嚴格履行和掌握聘請專家的手續，對個別專家的缺點、錯誤必須慎重處理，做好專家的接待工作。

4月11日中共中央轉發了這一文件，並指示：「凡是有外國專家工作的地方、部門、廠礦、學校和科學研究機構，都應該堅決根據『堅持團結，堅持原則，多做工作』的方針，進一步重視和加強對外國專家的工作。為了更好地調動外國專家的積極性，必須以妥善安排專家的工作為中心，把向專家介紹情況和政策的工作、研究和執行專家建議的工作、向專家學習技術經驗的工作和照顧專家生活的工作全面地抓起來，並且從專家來華的第一天起到專家回國的那一天為止，有始有終地把專家工作做好。專家工作能否搞好的關鍵在於領導。中央已經指定政治局的幾位同志有計劃地多同專家見面，多做專家的工作。各有關黨委和黨組的領導機關也應該仿照辦理。並望有關的中央一級黨委、黨組和省市區黨委最近認真作一次檢查，將檢查結果報告中央。」

緊接著，國務院外國專家局又連續發出了兩個通知，一是為了「鼓舞專家們的工作熱情」，要求「凡有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專家幫助建設的工程項目，有舉行竣工典禮時，應當注意邀請幫助過該項工程的專家參加，並表示對他們的感謝」；一是為了表彰蘇聯專家的貢獻，要求繼續認真貫徹執行「國務院關於發給蘇聯專家感謝信、感謝狀和紀念章的辦法」，並強調這是「一項具有重大政治意義和十分嚴肅的工作」。

5月20日，國務院按照每年的慣例發出了1961年度聘請蘇聯專家有關事項的通知。通知進一步明確了聘請蘇聯專家的原則，即「根據我國當前建設事業的需要和技術力量的增長情況，繼續貫徹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對迫切需要的、國內技術力量難以解決的重要技術問題可以繼續聘請蘇聯專家。聘請的專家應當是為了保證蘇聯援助我國建設項目的需要和發展高、精、尖、新的現代技術以及培養高等學校開設新專業或新課程的師資。凡屬我國力量能夠解決的技術問題、通過進口技術資料或出國考察實習可以解決的問題以及組織管理工作方面（如計劃、財政、金融、貿易、勞動、工資等）均一律不再聘請。聘請專家既要從我們的需要出發，又要考慮到對方派遣的可能，對蘇方一再表示難以派遣的專家不要強求。聘請蘇聯專家的單位必須事先準備好專家開展工作的條件，專家來華後應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並應積極組織我國技術力量向他們學習。今後對已請過專家的專業原則上不再重複聘請。」通知還強調，「各部門必須嚴肅認真地對待聘請蘇聯專家的工作。提聘專家時必須全面規劃、通盤考慮，對專家的專業、聘期和來華時間必須提得準確，力求避免在聘請名單提出以後又要求變動過多的缺點。各聘請單位和主管部門對聘請專家的名單必須經過領導會議認真審查和主要負責同志審查簽字。」

6月17日，針對根據《中蘇共同進行和蘇聯幫助中國進行重大科學技術研究協定》來華工作的蘇聯科技專家，國家科委和外專局又聯合制定了分工管理辦法，並下發全國。除規定應嚴格按有關手續辦理聘請和邀請事項外，文件還確定由國家科委和外專局分別負責督促和檢查各部門聘請專家前的準備工作以及專家來華後發揮作用的情況。

可見，在個人接觸中向專家散布對蘇聯的不滿情緒的情況是有的，但作為政府行為，從以上政府文件中可以看出，有意為難專家或輕視專家的事情是不存在的，從常理上分析，也是不大可能的。指出下面一個事實也許可以說明問題：在1960年夏天之前，蘇聯領導人在蘇共中央和書記處的所有講話中，沒有一次提及有關蘇聯專家在華工作的問題，儘管此前從中國不斷地傳出消息說：專家們的建議沒有得到重視，普遍存在不遵守蘇聯生產技術規則的現象，以及對蘇聯的技術和經驗提出了懷疑。這表明，以全面撤退專家來迫使中國低頭是1960年夏天才想到的手段，而中國在專家工作中的缺陷和問題只是一個借口。

蘇聯政府在撤退專家的照會中還提出了一個理由，即中國官員在蘇聯專家中散發反對蘇共的宣傳材料，似乎正在把他們作為反蘇的工具使用。後來蘇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在一次報告中也強調說，「自1960年春天起，中國當局開始『勸誘』蘇聯專家，鼓動他們反對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這種情況的出現是有一個發展和變化的過程的。

前文提到，中國政府經常要求各部門和單位向專家介紹中國國情。開始只是為了更好地發揮專家作用，到「大躍進」運動興起時，便增加了向蘇聯專家灌輸中國有關經濟建設看法和觀點的意圖。但至少到1959年下半年，中國官方在這方面還是十分謹慎的，盡量避免向蘇聯專家透露中蘇分歧的情況，特別不允許與之發生爭論。如1959年9月15日外專局向國務院報告，今年以來為北京地區蘇聯專家組織的15次報告會，效果良好，蘇聯方面的專家組織也希望加強這項工作。外專局藉此提出了改進意見，一是強調在介紹情況時應當根據總路線對專家進行「務虛」，即重點報告大躍進、文化革命、人民公社等方面的情況；二是降低了報告內容的等級，過去可以向專家傳達廳局級甚至部級的文件，現在限制為「向我們自己一般幹部傳達的報告內容」，並特彆強調不能涉及對蘇聯的批評；三是強調對給專家的報告稿事先需加以審查。這些要求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取得專家對中國形勢的理解，一方面也是避免將中共中央對中蘇分歧的看法擴散到專家當中去。

到1960年初，情況的確有所變化。自1959年10月的爭吵以後，中蘇之間在具體方針和政策上的分歧需要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給以解釋，中蘇雙方都開始強調各自方針、政策在理論上的正確性。大約從那時起，在蘇聯出版的《蘇中友好》雜誌上開始轉載《真理報》、《消息報》和蘇聯其他報紙上的一些社論和文章，而其中闡述的觀點明顯地是與中共立場相矛盾的。中國也採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

蘇聯照會及蘇斯洛夫報告所講，主要是指《列寧主義萬歲》一文發表後向專家發送相關材料的情況。筆者看到《內部參考》報道了北京一些單位蘇聯專家對《列寧主義萬歲》一文的反應的情況，如中蘇友誼醫院同位素專家聶仁列斯卡婭和舞蹈學校專家助手魯勉采娃，曾與翻譯人員談起她對《列寧主義萬歲》中一些觀點的不同看法，認為「和平共處列寧也提過，今天就有可能，但要進行思想鬥爭」，「現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進行革命」，「革命可以通過議會，只要人民信任共產黨，在議會中就可以得勝」等等。從報道的內容看，向專家發送材料的情況應是屬實的，而且中共的宣傳的確對專家發生了影響。正在中國培訓導彈部隊的蘇聯專家薩韋利耶夫上校回憶說：「蘇聯與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之間的最初的分歧，我們是在紀念列寧誕辰的集會上感覺到的。報告人所講的令人難以置信——一切與我黨的方針都是背道而馳的。當時還以為是翻譯曲解了。大使契爾沃年科安慰大家：目前出現了一些困難，但一切都會順利解決的」。「曾經建議我們與中國軍人保持密切的關係，而現在這種關係已經變得越來越緊張了。」 不過，從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並無強迫蘇聯專家接受中國觀點的情況，至少中方有關部門在發放材料沒有做出這種要求。因此，鼓動專家反對蘇聯黨和政府的情況應該是莫斯科的臆想。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說明，即所謂蘇聯專家在中國「受到監視」和跟蹤的情況。蘇聯政府在照會中指出，這說明前來幫助中國建設的專家在中國卻得不到「最起碼的理解」，從而嚴重傷害了他們的感情。接受凱佩爾教授採訪的許多蘇聯專家也有這樣的說法：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專家都不許單獨行動，跟蹤他們是強制性的，即使上廁所也有人跟在旁邊，國家安全部門的工作人員甚至搜查他們的住所。有的專家感覺到，「我們在中國就像關進了一所被高牆環繞的監獄」。這的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試想，援助者在受援國根本得不到信任和尊重，他在那裡還有什麼停留的必要？所以，筆者專門就這一問題進行了調查研究。結論是，無論蘇聯政府或專家本人是在何種情況下這樣說的，以及他們這樣說是出於何種動機，這種描述都是不符合事實的。就目前了解的情況看，到50年代末中蘇上層關係緊張以後，中國黨和政府的領導機構曾要求在蘇聯專家身邊工作的人員提供專家情況，如在洛陽蘇聯援建的各企業，翻譯人員每隔兩個星期必須彙報一次專家的情況。儘管這種情況使得那些翻譯們感覺到似乎中蘇之間出現了什麼問題，但與前述「監視」和「跟蹤」畢竟還是兩碼事。

筆者在採訪中方負責接待蘇聯專家或與專家共同工作的人員時，對所有人都問了這個同樣的問題，而得到的答案全部是否定的。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在國家安全部門工作的老幹部肯定地答覆，安全部門從來沒有對任何一名蘇聯專家使用過「手段」，因為這是不允許的，根本也不存在這樣一種政策。對蘇聯人採取反間諜手段是70年代的事情，而那時蘇聯專家離開中國已經很久了。在華蘇聯專家總顧問阿爾希波夫等人的說法也可以證明這一點。中蘇關係惡化以後，赫魯曉夫曾找了解中國情況的人寫反華文章，但阿爾希波夫等人拒絕這樣做，並堅決不同意中國人對蘇聯專家「盯梢」的說法。即使某些專家的感受是真實的，這大概也是由於誤會造成的。據了解，對於蘇聯專家的外出行動，中國方面的確是要求有人陪同的，但這些人只是警衛、嚮導和翻譯。50年代初期，中國的社會治安狀況不太穩定，由於在專家住所發生過偷盜現象，甚至有反革命分子或敵特想要殺害蘇聯專家，所以中方對專家的警衛是很嚴格的。大約在1953年之前，蘇聯專家的對蘇聯專家的保衛工作，都是公安部八局直接負責的，後來才改為由各單位負責。直到1956年6月接待外國專家的會議上才決定，對專家的警衛工作應主要放在駐地的安全保衛方面，一般專家外出可不隨身警衛，但對於專家負責人或特殊專家外出，以及在偏僻荒涼地區出差的專家，還是要求隨身警衛。如1956年秋天，副市長鄭天翔陪同北京市的蘇聯專家到東陵參觀，警衛還需佩帶6支短槍，4支衝鋒槍。至於中方派遣嚮導和翻譯跟隨，則完全是為了工作方便，大多數蘇聯專家也認為這是需要的，「因為他們不懂漢語」。原洛陽拖拉機廠協作處副處長戴道先生向筆者講述了當年陪同專家組組長列別科夫到上海出差的情形，據他說，那時對專家的保衛十分嚴格，專家夫婦出門，不僅有處長和翻譯陪同，警衛員也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專家夫人去遊玩，警衛員也不離左右，既負責安全，又是嚮導。專家對此很滿意，並無不快。勞動部專家柯希金在部機關上班，用午餐在北郊專家招待所，按規定每天應有專車和警衛員送他去用餐。但柯希金堅決不要照顧，後來中方同意他徒步往返，不過，為了專家的安全，警衛員還是堅持要派的。在筆者看來，與這位專家朝夕相處的翻譯人員的回憶是可靠的。

實際上，如前所說，早在1960年以前，蘇聯在向中國派遣專家的問題上就已經實行了緊縮政策。雖然雙方從1958年起都開始採取了比較謹慎的做法，但如前所說，中國並非不需要專家的幫助。相反，在減少或停止聘請管理層面的蘇聯專家的同時，中國對科學技術專家的需求更迫切了，尤其是在核武器和高新技術方面。然而，恰恰是在這一領域，隨著中蘇政治關係的緊張和惡化，蘇聯政府對於派遣專家的限制越來越嚴格了。到布加勒斯特會議之後，赫魯曉夫終於決定利用撤退專家的方式，再進一步向中國施加壓力。

根據檔案文件判斷，蘇聯部長會議科學技術委員會科技合作管理局是在1960年6月初得知將要做出全面撤退專家的決定的，因為從這時起，科技合作事務局局長А.Г.波洛任科夫對待中國駐蘇聯大使館提出的聘請專家的申請，一概採取了迴避態度。對中國方面所提出的一切請求，波洛任科夫都是這樣答覆的：「由於是休假期間，所以，看來，要實現這個請求是不可能的」。1960年6月30日，一機部向國務院報告，蘇駐華代表留比莫夫通知，不同意延聘今年4月經國務院批准的正在船舶局工作的15名專家。同時，航空工業局副局長段子俊也報告，蘇方通知，今後航空專家一律不再延聘。對此，航空工業局擬採取如下措施：一、按專家協議，凡需要聘請和延聘者仍然聘請和延聘；二、虛心學習，儘快掌握技術；三、在軍事工業的生產建設和發展尖端技術方面，要做好蘇方不再延聘或延期派遣以致全部調走的準備。

在這方面，主管國防科技的副總理聶榮臻有更為深切的體會，也提出了應變的措施。7月3日聶榮臻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在中蘇關係的新形勢下，有關科學技術上的若干問題，應有新的方針和作法。一年多以來，蘇聯對我國的科學技術援助與合作，處處卡緊，特別是在國防科學技術上已經封門。國民經濟中的新技術，也已盡量控制。雖然有很多是兩國簽訂了協議的，蘇方卻採取一拖、二推、三不理的手法，就是不給。沒有訂好協議，或我們新提要求的，就更不用問了。很明顯，在中蘇政治思想的分歧沒有取得一致以前，休想在這方面取得援助。」至於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有些人態度是好的，有些差一些，個別的很壞」。聶榮臻提出，「要貫徹中央所指示的堅持原則、堅持團結、多做工作的方針，既然請來了，就要充分利用他的長處，儘可能取得一點東西，並在政治上幫助、團結他們。已經滿期的專家，好的很難延聘，一般的也不必留。新聘專家，在重要技術方面蘇方不肯派來，或者派來的也只作為觀察員，加以又有種種限制，很難對我有什麼幫助，反而諸多不便，因此也應盡量少提、不提。」報告提出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國內的方針，「對蘇聯，能學的東西還是盡量地學。但是，蘇聯這條路在今後一個時期內是越來越狹了。因此，要大力開闢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技術情報工作。」對此，周恩來7月11日批示：「專家問題：一、滿期的一般不留，熱誠歡送；十分必要而專家本人又好，可提出延聘，如不同意，即不再留。二、未滿期的我們一律不退，幫助他們好好工作，他要撤走，留一次，不成，即不再留；如不徵求同意即撤走，應表示遺憾。三、新聘的，要少提或不提，十分必要的提出後不同意，即不再提」。

由此可以斷言，赫魯曉夫希望通過全面撤退專家來壓服或懲罰中共的想法是在1960年6月產生的，而中國方面也是有心理準備的，只是沒想到赫魯曉夫真會把事情做得如此絕情和不顧信義。

通過不斷往來的政府照會，中蘇雙方一面互相指責，推卸責任，一面強調各自的維護兩國團結的立場。不過，在這個過程中，撤退專家的進程卻絲毫沒有停頓。

蘇聯專家撤退前都集中在北京待命，外國專家局便每天在友誼賓館安排演出歌舞、戲劇，還為他們準備回國時送給親友的禮品。蘇聯專家特別喜歡中國的清涼油和雞毛撣，因需要量大，北京地區脫銷，周恩來親自命令到外地組織貨源。周恩來的確與蘇聯專家有著深厚的感情，因為在外地，他沒有趕上陳毅外長為專家舉行的歡送宴會，回到北京後，堅持要以他個人的名義再舉行一次宴會，並要求在24小時內做好一切準備。8月16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為即將回國的蘇聯專家舉行了告別宴會，並巡迴各桌，向每一位專家祝了酒，對他們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做出的巨大貢獻表示誠摯的感謝。他回顧了中蘇兩黨、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動情地說：「我們分開了，但相信兩國、兩國人民的友誼是永恆的。」在座的蘇聯專家深受感動，有些人還流下了眼淚。

不過，蘇聯軍事專家要在公開場合拘謹得多。7月31日出席建軍節招待會的蘇聯軍事專家表現與平常完全不同，「拘謹、冷淡、沉默」，盡量避免談話，很少喝酒，也不主動敬酒。8月1日晚，中方在軍事博物館舉行聯歡晚會，邀請蘇聯軍事專家參加，但到會的只有20餘人，其中將軍只有一人，情況並不熱烈。8月3日國務院再次組織友誼聯歡晚會，軍事專家及其夫人、小孩都全部出席，情緒稍好。但軍事專家組組長П.巴托夫卻很少笑容，既不多說話，也不主動敬酒，宴會後不打招呼就走了。

說到人民之間的感情，周恩來所談絕非妄言，那確實是真摯的，動人的。儘管在政治運動中的確存在一些對蘇聯專家不尊重、不友好的表現，但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廣大幹部和群眾對蘇聯專家的感情是深厚的，態度是誠懇的，評價也是公正的。接受筆者採訪的所有當事人，幾乎都不約而同地談到了這一點。很多老幹部和老工人回想中蘇合作時的情景，都認為「那時中蘇團結一心，生產蒸蒸日上，真是一個輝煌的時期啊」，他們表示特別懷念那段日子。而接受凱佩爾教授採訪的大多數蘇聯專家也同樣認為「在實際工作中兩國關係是真誠的」，他們「對中國人的工作感到滿意」，也欣賞中華民族的質樸風格。蘇聯專家撤離時的動人場面可以說明這一點。

大連造船廠的專家撤退前，沒有按照蘇聯政府要求的將全部圖紙和資料帶走，而是把正在生產製造的導彈潛艇、反潛護衛艇的所有圖紙和資料都交給中國技術人員，讓他們盡量抄寫和記錄，說能留多少就留多少，能記多少就記多少，他們不想就這樣把圖紙、資料帶走。在二二廠負責培訓中方核部件研製人員的有30多位蘇聯專家，他們聽到撤離的消息後，很多人向中國技術人員表示，中國需要了解的東西，他們知道什麼就告訴什麼，能留下多少，就留下多少，絕不保留，他們把這種作法叫「擠牛奶」。在海軍工作的許多專家臨走前表示了依依惜別之情，一位曾得過列寧獎章的蘇聯戰鬥英雄還流下了眼淚，甚至有人到了火車站還把一個小紙團塞給送行的中國人員——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術資料。

這種情況之普遍，以致國務院專門為此發出通知，對於主動提供技術資料，甚至親自動手幫助抄錄資料的蘇聯專家，「必須盡一切可能，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以保護，以免造成對他們返國後的不利情況」。《通知》要求：一、各單位不要向專家索取原來屬於專家所有的技術資料、工作筆記和教材等，除非專家主動借給或送給。二、對於向專家借來的資料進行抄錄或拍照時，應嚴格保密，注意務使資料保持原狀，必須選擇政治上絕對可靠的人員去做，並禁止在專家招待所內進行。三、所藉資料一定要將原件按時歸還，不可拖延時日，以便保護專家。四、切忌對個別專家表示出過分的熱情，凡需要避嫌的地方，都不要勉強行事，以免引起不良後果。

很多專家回國後還與中國朋友保持著密切聯繫，甚至在一些專家子女與他們的中國小朋友之間也保持著這種純真的友誼。郭德瑜先生接受採訪時激動地向筆者講述了他與一位二機部專家的孩子沃瓦的友情：分別時他們互贈禮物，還合影留念。沃瓦回國後他們一直用中文和俄文通信，郭先生至今還珍藏著沃瓦寄來的明信片和信件，雖然現在沃瓦已經杳無音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迫斷絕了與沃瓦的聯繫。

據俄國檔案記載，在離別之前，軍事專家組組長П.巴托夫大將與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進行了4個小時的會晤。在友好的氣氛中，巴托夫談了自己對中國軍隊在戰役、戰鬥、政治及技術訓練方面的意見和建議，特別是坦率地指出了空軍和海軍工程技術人員培訓中存在的問題。羅瑞卿所強調的也是中蘇兩國人民之間的國際主義友誼，以及蘇聯專家離開中國不會破壞這種友誼。該文件還提到，中國方面「對蘇聯專家的歡送特別的熱烈，中國同志人山人海地聚集在火車站送行」。

導彈專家薩韋利耶夫上校也講述了火車站歡送的場面：局裡所有的軍官都來給我送行。很多很多的鮮花，還有管樂隊演奏。當火車起動的時候，我的翻譯哭了，我也非常傷心。一位在教育部工作的專家臨走時說：「我愛中國像愛我自己的祖國，並準備為她獻出我所有的一切」。「我一生中的理想就是過幾年再來中國，哪怕一個月也好」。

所以，赫魯曉夫撤退專家的粗暴行動，本意是借撤退專家打擊中國，警告中國領導人，實際上傷害的是中國人民的感情，同時對蘇聯本身也並無利益。首先認識到這一點的不是別人，而是蘇聯外交部和駐華使館。召回專家的想法首先在遠東司受到了冷遇。遠東司認為這樣做會被中國人看作是施加政治壓力。於是，他們打算將關於這件事的幾頁公文束之高閣。一位副司長將照會草稿連同所有與此相關的文件鎖進了自己的保險柜，指望過上一段時間領導人就會冷靜下來。然而，他們等到的卻是上級領導的催問和呵斥，於是保險柜不得不打開。當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接到撤退專家的通知時，也感到非常「震驚」。他向莫斯科發出緊急電報，認為「撤退專家是違反國際公約的」，如果必須結束援助中國的工作，至少也應讓專家留下來直到合同期滿為止。在蘇聯國內，也有許多官員認為這是一種在感情衝動下形成的外交政策。曾任駐華總顧問的阿爾希波夫就在國內正式發表意見，反對蘇聯撤走專家。時任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副司長的賈丕才回憶說：一些頭腦清醒的活動家曾試圖讓人們注意，赫魯曉夫在不久前召開的蘇共二十大上曾批評斯大林從南斯拉夫撤回專家，而現在他本人又這樣做，這是對我們的一種嘲弄。但是這些意見沒有得到重視。

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聽到照會後，雖然多數人表示支持政府的做法，但也有不少人對此感到震驚，有人認為中國的照會很有力量，蘇聯的照會不符合事實，是借題發揮，有人認為突然撤退專家是背信棄義的行為，甚至有人在酒後對赫魯曉夫破口大罵。當時在昆明冶金和陶瓷研究所工作的化學家米·科羅契柯回憶說：「作為1960年被突然地令人吃驚地命令回國的人員之一，我可以證明，對這一行動感到氣憤的並不僅僅是中國人。我所認識的在中國工作的科學家和專家，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對合同未到期就被要求回國感到十分不安。駐北京的蘇聯代表說，當聽說命令我們回國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由於我們對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感到不滿時，其他人和我一樣，幾乎無法掩飾自己的吃驚。實際上，我們中很少有人在其一生中能過得像在中國這樣好。我們的中國同事更是迷惑不解。他們一再追問我們為什麼要走，追問有什麼辦法可以使我們不走。」

到8月底，在華蘇聯專家及家屬全部撤退完畢。然而，中蘇之間關於這一事件的責任由誰來負的爭論還未結束。

1960年9月21日，羅貴波副外長向蘇聯駐華使館遞交了中國政府的第二個照會。中國政府表示拒絕接受蘇聯的指責，並列舉詳細事實反駁了蘇方的指責。照會指出，蘇聯政府說召回專家的決定是根據他們的意願做出的，但在華專家從未有人向中國政府或有關單位提出過類似的要求，蘇聯使館也從未反映過這方面的意見。所以，問題的實質是中方在專家中宣傳了同蘇共立場相矛盾的觀點，而是蘇聯政府想利用召回專家的做法向中國施加壓力。「事實無容置辯地說明，蘇聯政府對片面破壞協議的行為在法律上、道義上和政治上所負的全部責任，不管大使館來照如何辯解，都是無法逃避和推脫的」。會見時，蘇達利柯夫表示，「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需作仔細研究。使館全體工作人員都希望我們兩國的關係友好。現在鄧小平同志率領代表團在莫斯科，可以在更高級水平交換意見」。「我們兩國的友誼對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進展有很重要的影響，並將對整個人類共產主義運動起愈來愈大的影響。只要在馬列主義的基礎上，相互間希望在這方面努力以維護友好關係，那麼就沒有什麼問題。而這種友好關係無疑地會得到維護的。」

11月6日，蘇聯使館遞交了關於撤退專家的第三次照會。照會進一步列舉事實重複以前對中國的指責，認為蘇聯專家是被迫撤離中國的，並希望中國方面對於召回蘇聯專家的真正原因作出正確的結論，因為「對這個問題採取合理和客觀的態度將有助於發展和加強蘇中關係」。雙方在遞交照會的會談時，繼續進行了長時間爭論，都談到這件事傷害了兩國的關係和兩國人民的感情，但都為自己的政府辯護，要對方對此承擔責任。此後，中蘇雙方均表現出和解的意向，並在莫斯科共產黨代表會議期間舉行了高層會談。在這樣的背景下，12月10日，外交部向陳毅和周恩來提出了對蘇聯第三次照會的處理意見。報告說，對蘇聯照會的復照已報總理審批，尚未發出。「考慮到莫斯科兄弟黨會議後出現的新情況」，外交部主張對蘇方第三次來照暫時不予答覆，將來有必要時再復。「理由是：（1）對蘇方第三次來照我代表團在莫斯科兄弟黨會議上已經給予了駁斥；（2）如現在再予駁斥和當前兩黨兩國關係的氣氛不太吻合；（3）第三次復照主要是談是非問題和責任問題，估計蘇方是不會承認錯誤和承擔這一責任的，如果我們發出第三次復照，蘇方還會來第四次照會，如此糾纏下去，在目前亦無必要。至於因撤退專家引起的後果問題可以在將來的談判中解決。同時，我暫不復照並不等於問題的了結，將來有必要時還可再去復照，主動在我。」

至此，中蘇之間關於撤退專家的爭論暫時平息了，直到三年後在中蘇政治大論戰的高潮中才翻出老賬，舊話重提。至於說到蘇聯全面撤退專家對中國經濟建設的負面影響，過去似乎估計過高。由於政治上的原因，中國官方過分強調了蘇聯撤退專家在造成1960年代初經濟困難中的作用。實際上，如前文已經指出的，從1957年起，在經濟援助領域的蘇聯專家就開始逐漸減少了。如果說專家撤離造成的困難，那麼主要也是在軍事工業系統，因為第二個五年計劃重點發展的是國防工業，在這方面聘請的蘇聯專家也最多。根據蘇聯駐華使館1960年年度工作報告中引用的數字，截至1960年7月1日，在中國的44座城市和34個部委系統中有1292名蘇聯專家在工作，就經濟專家而言，一機部467人，二機部252人，冶金部101人，水電部60人，化工部37人，地質部和地質總局27人。此外，醫療保健系統21人，教育部系統28人。需要特彆強調的是：在從事經濟建設的1150名蘇聯專家當中，80%以上的人在國防企業或與國防工業相關的部委（如一機部、二機部）、企業和科研機構中工作。而在煤炭部、石油部、農業機械製造部、建設部、輕工部、農業部、農墾部以及鐵路運輸和通訊等部門，都只有1-7名蘇聯專家工作，在水產部、糧食部、紡織部等系統，則已經沒有蘇聯專家了。所以，對於中國的經濟建設來說，蘇聯專家的撤離是有一定影響，但造成1960年代初經濟滑坡和供應緊張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自己的政策失誤，而與蘇聯撤退專家沒有直接關係。

赫魯曉夫撕毀合同、撤退專家，的確給中國的核工業發展和尖端武器研製造成了巨大的困難和短期難以全部估計的嚴重損失。按照中蘇協定，蘇方應援助中方建設的核工業項目共30個。到1960年9月的統計，全部建成的項目只有7個。在工程設計方面，已經完成或基本完成的項目16個，但其中有些文件資料不完整，技術上還有存疑，圖紙出現差錯的也不少。其餘14個未完成工程設計的項目，中方設計人員未能掌握其核心技術，大多數不得不從頭開始設計。在設備供應方面，有13項已經完成或基本完成，16項只供應了少部分（其中一般設備多，關鍵設備少，有些尚未配套），1項完全沒有供給。由於有些關鍵設備和新技術材料未到貨，使一些工程無法形成生產能力，迫使中方不得不組織力量從頭研製和生產。總的說來，由於蘇方撤走專家，中斷工程設計，停止供應設備材料，使正在建設中的9個項目被迫停工，成了「半拉子」工程。有些即將建成的項目，也因蘇方毀約停援，缺少某些配套的設備儀錶或圖紙資料，推遲了建成投產的時間。受到嚴重影響的主要項目有：海軍導彈靶場的建設、長波電台的建設；空軍地空導彈固體火箭發動機和發射架的訂貨驗收；五院543和542兩種型號的總設計和仿製，衝壓式噴氣發動機8108項目風動設計兩個專業的掌握。20訓練基地：靶場儀器安裝盒故障排除，現有型號和國產型號的發射效果分析，無線電遙測系統、控制系統及計算原理，反干擾與保密相結合的問題。三機部兩種導彈潛艇（623和633產品）、一種導彈快艇（183P產品）的試製、資料調正、設備安裝，以及杜16噴氣轟炸機的裝配、試驗、鑒定，還有上述產品的無線電配套產品（雷達、引導站、測試設備、電子引信等）的製造；哈軍工高射導彈射擊理論、控制迴路設計和飛行理論等新專業的掌握等等。 儘管如此，但客觀地講，蘇聯的援助對於中國核工業基礎的奠定和基本框架的形成，以及原子彈和導彈的研製，還是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如果沒有中蘇在核工業方面的6個協定以及蘇聯根據協定提供的設備、圖紙、資料和專家的幫助，中國的原子彈是不可能在1964年就試驗成功的；如果沒有蘇聯提供的地對空導彈和蘇聯專家的培訓，中國也不可能在1959年10月以後就基本排除了國民黨飛機對大陸上空的肆意騷擾。如果要判斷蘇聯對中國的核援助究竟達到了什麼程度，那麼可以說，蘇聯在1960年停止提供技術、設備和撤退專家的舉動，可以延緩但已經無法阻止中國的核試驗成功了。

正如有些俄國學者批評的：撤退專家並非是出於需要，而是赫魯曉夫的毫無理智的行為，這給中蘇關係造成了重大的損失，甚至成為中蘇分裂的重要原因。著名在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麥德維傑夫曾經評論說：赫魯曉夫撤退專家是一種愚蠢的行為，其理由也是站不住腳和含糊其詞的，而且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的感情，使得中蘇關係走到了無法恢復的地步。不管怎樣，到1960年底，在中國大地上只剩下1名蘇聯專家了。

蘇聯專家在中國的歷史就這樣結束了，由這些專家維繫和傳遞的中蘇友誼也從此消失了，留下來的只是人們的思考和回憶。

（作者授權刊發，來自作者所著《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該書是中國第一部專門研究蘇聯顧問和專家在華歷史的學術著作。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