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林 | 桑兵：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
原標題：學林 | 桑兵：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
讀1933年12月陳寅恪閱岑仲勉論著後復陳垣函，中有「此君想是粵人，中國將來恐只有南學，江淮已無足言，更不論黃河流域矣」[1]一節，百思不得其解。以為僅僅推崇陳垣，則不免以偏概全之嫌，似與近代學術本相不合，終不能釋然。陳寅恪賦詩說話作文，往往九曲迴腸，周折複雜，且好仿比興法，將「為時而著」，「為事而發」[2]的本意隱於其中，若照字面直釋，容易誤會曲解。如審查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報告，通行解釋與作者原意相去甚遠。非以彼之道還諸彼身，即解今典以通語境的了解同情，不能達「雖不中亦不遠」的境地。偶讀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關於北京學術界內情的記述，忽有所悟，知此議論實與近代中國學術的地域流派變遷關係甚大，繼而證以中外學人的記載和其他相關資料，彼此貫通，於是事實之本相顯現，而作者之寓意可通。
一、粵人與南學
陳寅恪評語中關鍵概念有四：即粵人、南學、江淮與黃河流域。中外學者多已指出，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區域變化，中國的文化學術重心，有自北而南轉移的趨勢。日本京都學派主帥之一的內藤虎次郎所謂文化中心流動說，認為明以後文化中心在江浙一帶，海通以還，將移到廣東[3]。此說表面似與陳寅恪語相印證，尤其在思想方面，但就學術而言，個中大有曲折。
清代學術，朝廷雖堅持理學正宗，學者則獨重樸學，且奉考據為正統，其餘皆附庸。但以地域論，樸學重心在於江淮，其他各省，或仍宗理學、心學，如江西、河南，「能為漢學者少」[4]，或文風不盛，難以言學術。所以梁啟超有「一代學術幾為江浙皖三省所獨佔」[5]的評語。據注重清學的吉川幸次郎估計，依出生地而言，清朝學者十之八九產於蘇、浙、皖三省，其他各省如直隸、山東、湖南、福建、廣東、貴州等合計，比例也極低[6]。阮元督粵，創學海堂，引樸學入粵，主張折中統一漢宋，對廣東文化發展影響極大。道咸以降，粵學驟盛。清末民初，廣東藏書蔚然成風，即其流風餘韻。今人蘇精編《近代藏書三十家》(《傳記文學》叢刊之72，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所錄江蘇11人，浙江8人，福建2人(其中鄭振鐸生於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各1人，而廣東有4人，位居第三。不過，就學術貢獻而言，學海堂的成就尚不足觀。梁啟超雖然說清中葉後。江浙衰而粵轉盛」，但粵人治學足以「名家者無一焉」[7]。如「東塾弟子遍粵中，各得其一體，無甚傑出者」[8]。民初修《清史》，廣泛徵求各省入儒林、文苑人選，廣東人承認「敝省著述自遠不及大江南北」，所舉「鄉評極確，列入儒林而無愧」的「篤行樸學之士」，不過5 人，另附算學1人，加上附傳及入文苑者，總共提出8人，其中宋學家3人，兼采漢宋家1人，算學鄒伯奇還在可收可不收之列[9]。
《清史稿》的編撰，取捨不當，疏失較多。就實際情形言，晚清嶺南影響較大的學者有二，一為陳澧，一為朱次琦，均主漢宋不分或漢宋兼采。兩人門下，各分兩支，「東塾弟子分為二派，一派是陳慶笙、梁節庵輩，一派是廖澤群、陶春海輩，廖、陶頗不以陳、梁為然。」[10]但論影響勢力，陳、梁無疑大於廖、陶。尤其是梁鼎芬，為張之洞「最深倚重」，與李文田、沈曾植等「皆同時講學契友」[11]，相繼被聘為惠州豐湖、肇慶端溪、廣州廣雅、武漢兩湖、南京鐘山等書院山長，在湖北時還贊襄學務，幾乎等於其幕府中溝通士林的總管。光緒朝後期張之洞權傾一時，歷任兩廣、湖廣、兩江等要地總督，併入值軍機，又好結交名士，幕下網羅各種人才，頗有阮元再世之象。張私淑陳東塾[12]，他的鼓吹加上樑鼎芬的作用，可謂張大學海堂影響的重要後天因素。東塾弟子不僅遍及粵中，其學風還遠被京師。直到20世紀20年代，在華設專門研究室調查中國社會情況的日本學者今關壽磨，於所撰關於學術界狀況的書中，認為北方舊學勢力最大的還是承張之洞餘風的陳澧一派[13]。
至於朱九江一脈，雖然沒有官威作後台的顯赫，對於中國近代思想學術界的影響卻比東塾門下有過之無不及。其弟子有名於時者，一是康有為，作為維新派的精神領袖和政治統帥，是一個歷史時期中國思想界的標誌。不過，康在學術上走了經今文學的路子，淵源不來自乃師。而今文學在近代思想界的貢獻或影響雖然極大，學術上的疑古辨偽，卻是語多妖妄怪誕，得不到公認。民初馬良、章炳麟、梁啟超等仿法蘭西研究院發起函夏考文苑，議論人選名單時，「說近妖妄者不列，故簡去夏穗卿、廖季平、康長素，於壬秋亦不取其經說」[14]。一貫尊師重教的梁啟超也公然放棄師說。其二為簡朝亮，他雖恪守師訓，卻頗得真傳，「艱苦篤實，卓然人師，注《論語》、《尚書》，折衷漢宋精粹」[15]。1933年他與柯劭忞相繼辭世，學界有「一月之間，頓失南北兩大儒」[16]之說。尤其是再傳弟子鄧實、黃節，後來在上海主辦《政藝通報》和《國粹學報》，與江浙學人結合，一面輸入西學，一面復興古學，對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均有重大影響。鄧實晚年頗頹廢，黃節則長期任教於北京大學國文系，其一生學問志業，由簡啟發，「學簡齋(袁枚)為當今第一手」，「而詩歌、書法皆冠絕時流」[17]。
陳、朱二門，均以嶺南為根據，另外京畿也有粵人以學術名於時者。道咸以後，邊疆史地之學興盛，及至同光，擅長此學者有順德李文田等。李歷任蘇浙川等省主考，做過順天學政，官至禮部右侍郎，「直南齋最久」，弟子門生眾多。光緒初元，他與號稱京師士林「龍門」的工部尚書軍機潘祖蔭和「廚顧」國子監祭酒盛昱以及文廷式等人最為莫逆[18]，「學問淵博，自經史、詞章、天文、輿地、兵法 及宋儒義理之學，以至占、筮、醫、相、青鳥之術，金石、碑帖、書籍、 版本之源流，皆得其要」[19]。「精於碑版之學，覃研乙部，而於遼金 元史尤洽孰，典章輿地，考索精詳」，且「耄而好學，獎掖後進」[20]，在京師學界舉足輕重。清末番禺人沈宗畸等在北京辦《國萃彙編》，成就雖不高，也形成一活躍小團體。
入於民國，廣東人赴京求學者為數不少，北京大學的廣東同學會，頗具聲色。「綜海內二十二省，合文理法工四分科，共五百餘人，而廣東居全國六分之一，凡八十有六人」，不僅一時敢「稱全國最」，而且被認為「自有大學以來，從四方至，執業肄習其間者，惟廣東人最多，亦最勤學」[21]。同時一批有志於學術者仰慕北京人文重心，北上問學，加上在政界、財界頗具影響的葉恭綽以及好詩詞鑒賞的粵籍世家譚祖任(譚瑩之孫)等人的支持和參與，20 世紀20至30年代，相繼聚集京師的廣東學人形成氣候，不僅理工醫法商等西式學科人材輩出，中國文史之學亦不乏名家，如新學梁啟超，史學陳垣、張蔭麟、陳受頤，詩學黃節，古文字學容庚、商承祚，版本目錄學倫明，思想史容肇祖，以及嶄露頭角的後進羅香林等，以致內部再又分別。1933年陳垣致函容肇祖，贊以 「粵中後起之秀，以東莞為盛」，容復函則說：「新會之學，白沙之於理學，任公之於新學，先生之於樸學，皆足領袖群倫，為時宗仰者。然白沙之學近拘，任公之學近淺，未若先生樸學沈實精密之不可移易也。」[22]他們在北京時與陳寅恪多有交往，所以陳推測岑仲勉為粵人，便視為南學將興的又一例證。儘管他真正引為同調的還是陳垣。
清代南學，本有二義，一為國子監在學肄業者之機構[23]，一為地域上的南方之學術。江淮既是全國學術之淵藪，又是南學之代表。所謂「南通北不通」，大抵是江淮人士學術自負的表現。嶺南學術，淵源於江淮，後因其人來粵為官任教經商，寄籍者眾，與之關係亦多。雖然有人說「陳東塾學出儀真而精純過之」[24]，江淮學術正宗的看法未必盡然。唐文治受業於黃以周門下，請教漢宋兼采之儒當以何者為最，黃答道：「王白田先生是已。」[25]據說陳澧「門下有名者最多」，如梁鼎芬輩，號稱「學問品行，博通正大」[26]，以正學自任，但章炳麟還是目為鄉愿[27]。章氏指責「澧既善傅會，諸顯貴務名者多張之：弟子稍尚記頌，以言談剿說取人」[28]。劉師培則說：「澧學溝通漢宋，以為漢儒不廢義理，宋儒兼精考證，惟掇引類似之言曲加附合；究其意旨，仍與摭拾之學相同，然抉擇至精，便於學童」[29]。「惟(陳澧)學術既近於模稜，故從其學者，大抵以執中為媚世；自清廷賜澧京卿銜，而其學益日顯」[30]。將東塾學派的祖師門生一概罵倒。
戊戌前康有為的今文經學大行其道，浙人呼籲「昌浙學之宗派，絕粵黨之流行」[31]，視康有為之說為「南海偽學」。入於民國，江淮仍為學術重心所在。日本東方文化事業總會的橋川時雄所編《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收錄民元至1940年間在世、從事文化教育、學術研究和文學藝術有名於時的人物共4600人，其中從事中國研究者多半仍產於江淮[32]。1948年首屆中研院院士中，浙江19人，江蘇15人，廣東8人，江西、湖北各7人，福建、湖南各6人，山東、河南、四川各3人，河北2人，安徽、陝西各1人，其餘各省缺[33]。陳寅恪將江淮排除於南學之外，與通行所指不同。
不過，陳所謂南學，當不限指嶺南，至少還應包括湖南。他與楊樹達交誼甚深，譽為文字訓詁之學當世第一人。時人稱中國學人只有馮友蘭之哲學，陳垣之史學，楊樹達之訓詁學，足以抗衡日本。另有餘嘉錫，考據目錄之學極精博，與楊樹達同為在京湘人治樸學者。梁啟超稱湘粵兩省均為清初學者極少，中葉以後乃學風大盛[34]。本來清代湘士大抵治宋學，「乾嘉之際，漢學之盛如日中天，湘士無聞焉」[35]。後又為今文學流風所被，所以多文人而少學者。但同光以後，湖南的二王。一葉馳譽海內外，尤其是葉德輝精於版本目錄，連胡適也說他雖然沒有條理系統，畢竟為屈指可數的舊式學者之一[36]。陳家三代與湖南關係匪淺，而且楊樹達對北京教育界的看法；很可能是陳寅恪立論的重要依據。
二、太炎門生
所謂「江淮已無足言」，其實主要指當時浙江籍人士把持北京教育界和學術界，佔據要津而貢獻水平不稱其職。
民初中央政府教育部人員多產自江浙，親歷其事的王雲五解釋道：「由於江浙為文化最發達之區，教育界的傑出人物，往往不能舍江浙二省而他求。因此，教育部此時的高級職員中，包括次長和四位參事中的三位與三位司長中的兩位，都是籍隸江浙兩省。」[37]但情況之嚴重，甚至可以由參事司長集體辭職迫走兼署的粵籍總長陳振先，改換浙籍的汪大燮，則至少不能說是正常。而且就學術而言，江浙為人文淵藪的概念，在北京已經演變為浙江人一統天、，國立各校多由浙人控制。本來兩浙皆揚州舊屬，浙東浙西設立_之初，「其範圍殆北盡長江之濱，南極甌閩之地，實包括今江蘇、安徽之南部。若以現今行政區域之浙江省而言，此時尚無與江南文化之列也」。宋代兩浙學術大盛，但主流皆非發源於浙境，其重要尚在福建之次。章學誠指清代兩浙學術分別由顧炎武、黃宗羲開山，而兩人學術上之影響，與其所受之影響，皆不在浙江一隅。及至晚清，浙江有俞樾、黃以周、孫詒讓，或溝通吳皖，或兼采漢宋，號稱三大師，俞、黃分別主持久負盛名的詁經精舍和南菁書院，孫則為清代小學的殿軍，影響泛及江南乃至京師。因此賀昌群特意指出：「言兩浙人文，似當統括於江南之自然區域，而後可以得其錯綜複雜之故。若以行政區域劃分，為方便計固可，為考鏡學術之源流，竊以為非深刻之論也。」[38]後章炳麟「應用正統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內容，延辟其新徑」，「為正統派大張其軍」[39]，又講學於日本、京師，培育眾多弟子門生，使浙學地位上升。至民國，在浙人佔據中央教育行政要津的背景下，章氏門生趁勢奪取京師學術陣地。「從前大學講壇，為桐城派古文家所佔領者，迄入民國，章太炎學派代之以興」[40]。兩浙取代江淮，表明浙人可以自認為居於主導江南文化的中心地位。
東京國學講習會聽講的留學生中，本以川、浙兩省人居多，而後來繼承章氏衣缽者，卻主要是浙人。蔡元培長校北大，奉行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提倡學術研究，對中國的大學教育和學術發展影響巨大。但在人事上，受主客觀的制約，不免偏重浙人，尤其是中國文史研究方面，「北大國文系仍不免有被浙江同鄉會、章氏同學會包辦的嫌疑」。20世紀20年代，北大中國文學系、史學系主任分別由馬裕藻(幼漁)、朱希祖(逷先)擔任，沈尹默一度出任文科學長，國學門主任則是沈兼士，國學門委員會除當然委員外，只有胡適一人非浙籍。北京大學季刊國學組雖由胡適主任，12位編輯員中卻有8位是浙籍。牟潤孫從旁觀者清的角度分析：「形成這種狀態，自有種種因素，不能說孑民先生存有什麼偏私之心。不過必須指出，不論資格，不審查著作，辦學的人不了解被請人的學術，濫竽充數的流弊，就容易產生。北大當年國文、歷史兩系有幾位教授，不能算上等人選，其故即在於此。」[41]
關於此事，1925年「閑話」專家陳源與魯迅打過一場筆墨官司，後者拒不接受「某籍某系」的指控。其實「籍」雖然命中注定，若加入同鄉會就並非身不由己；而「系」除國文一解外，還可以說是同學會的章系，即魯迅糾正的研究系、交通系之謂。對此沈尹默坦言：「蔡先生的書生氣很重，一生受人包圍，…… 到北大初期受我們包圍(我們，包括馬幼漁、叔平兄弟，周樹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劉半農等，亦即魯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謂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42]所以周作人說人家總覺得北大的中國文學系是浙江人專權，「某籍某系」的謠言，雖是「查無實據」，卻也「事出有因」。不過，魯迅的辯解亦非惺惺作態，因為這畢竟不是正式的團體組織，人在圈內外的感覺不盡相同。周作人自認為「在某系中只可算得是個幫閑罷了」，許多事情不能參加，魯迅更從來不以北大教員自居，未參與浙人把持之事。圈外人也往往依據圈內人與自己關係的親疏論在籍與否，馬衡的人緣即相對不錯。而有「鬼谷子」之稱的沈尹默，在該集團中「雖凡事退後，實在卻很起帶頭作用」。他和年長的馬幼漁進北大尚在蔡元培長校之前，「資格較老，勢力較大」[43]。1922年胡適從丁文江、秦景陽等人口中了解到的北大十年史，幾乎就是一部沈尹默弄權史，連胡適本人也不免為其利用[44]。但這還是主幹與附從的關係，周氏兄弟雖不以籍和系自居，卻因此而受益，其進北京和進北大，背後都有籍與系的關聯，在被排擠的旁人眼中，自然仍是同一利益團體中的分子。
中國為人情社會，而且實際上地緣較血緣作用更大，同鄉同學又是維繫人情的重要紐帶，這種感情因素往往制度化為社會組織功能。紹興師爺的獨佔性，據說主要便是靠組織制度的優勢而非一方水土賦予一方人的特長。如果處置得宜，或無他人在側，則至多不過被斥為學閥。照胡適的看法，北大作為最高學府是不妨做學閥的[45]。然而一旦因此而導致負篩選，則難免武大郎開店之譏，甚至怨聲載道了。太炎學派代桐城派古文家而興，本是進步，而蔡元培長校期間，又引進新人，留用舊派，浙人的把持，還處於兼容並包的總形勢之下。更為重要的是，當時的北京大學尤其是文科中的文史之學，在全國高等教育界一枝獨秀。蔡元培對此十分瞭然，1921 年7月他在舊金山對華僑演講道：「國立大學只有四個，其中天津之北洋大學，只有法、工兩科。山西大學雖有四科，惟因交通不便，學生亦僅數百人。東南大學新辦預科，其幼稚可以想見。……中國之私立大學，亦寥若晨星，北京則有中國、民國，上海則有大同、復旦，且經費亦感困難。此外則有廈門大學(預科)。……力量較大者，惟一北京大學，有三千餘學生，一百六十餘教授，單獨擔任全國教育。」[46]在別無分店競爭的局面下，本身學術貧乏的北大感受不到外部壓力。
馮友蘭說在不論政派政見以及年齡大小的兩方面兼容並包中，「蔡先生把在當時全國的學術權威都儘可能地集中在北大，合大家的權威為北大的權威，於是北大就成為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其權威就是令國最高的權威。在北大出現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全國也出現了這種局面」[47]。這多少摻入了後來的觀念，且失之籠統。還是辦武漢大學頗有成就又當過教育部長的王世傑講得較為具體客觀：「用普通教育的眼光，去評量當時的北大，北大的成就，誠然不算特別優異。從思想的革命方面去評量北大，北大的成就，不是當時任何學校所能比擬，也不是中國歷史上任何學府能比擬的。」[48]1921年吳虞進北大前夕，友人告以「北大是全國文化運動中心(內容姑不必論)」[49]；1925年魯迅對蔡元培長校以來北大的評價仍是：「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50]。所肯定的都是思想政治方面的作用，而不及於學術。
對北大學術成就看法的保留，與中國高等教育量的激增以及某些學科質的提高不無關係。到1926年，北京的國立大學增加到9所，地方則有南京東南大學、廣州廣東(中山)大學、天津北洋大學、上海南洋、同濟、政治大學，雲南、陝西、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山東、河北、奉天等省均設立大學，浙江、安徽則已成議；而私立者更多，北京、上海兩地各30所，加上其他各地，共80餘所：另外教會大學在非基督教運動後也提倡中國化[51]。北大的獨佔地位從此被打破，同類比較中學術水準高低的砝碼自然日益加重。當時中國的大學足以言學術者，主要還是文科中的中國學。由於清華舉辦國學院，燕京加強中國化，輔仁穩步發展，中國大學樹旗對壘，北大的學術權威受到嚴重挑戰。而北大在這一領域為浙人把持的狀況，較往日有增無減。身歷其境的吳虞對此深有體會，常有人與之談及，「馬幼漁、沈士遠為三千學生所認為不行者」；劉半農之無恥無學，任教授一年半，因學生不上渠課，尹默乃運助出洋，實非例也」[52]等，雖夾雜舊派的鄙夷，畢竟反映部分事實。
尤其是國民政府統一後，浙人因前此反對奉系軍閥，支持國民黨，多受重用，勢力還有進一步擴張之勢。1928—1931年在北大以旁聽生名義進修的吉川幸次郎，對當時北大文學院教師80％為浙江人，以及北大浙人與外部非浙人的矛盾衝突，留下深刻印象[53]。楊樹達在日記中多次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其嚴重性已經引起北大學生乃至同籍同門的反感。1929年北大學生曾開會「以朱希祖、馬裕藻兩主任把持學校，不圖進步，請當局予以警告」，兩人因而提出辭職，經代校長陳百年、校長蔡元培再三慰留，才勉強復職[54]。1930年底，北大史學系學生散發《全體學生驅逐主任朱希祖宣言》，列舉罪狀三大綱十四條，並致函朱希祖，迫其辭職。朱一面撰文辯駁，一面提出辭呈，雖經陳百年慰留，去意已決[55]。1931 年國文系學生又集會要求聘楊樹達任教。黃侃聲稱：「北京治國學諸君，自吳檢齋、錢玄同外，余(季豫)、楊二君皆不愧為教授」，言下之意，他人均不足道。而吳承仕、楊樹達、余嘉錫等，正是對浙人把持反應最強之人。「檢齋為章門高第弟子，學問精實。其同門多在北大任職，以檢齋列章門稍後，每非議之；實則以檢齋學在己上娼嫉之故」。楊樹達曾以請吳任教事告馬幼漁，馬云：「專門在家著書之人，何必請之。」而馬本人即為「十年不作一文者也」。余嘉錫因「北京大學為某等把持，止以數小時敷衍，決不聘為教授，致與人相形見拙」。同為浙籍的單丕「憤朱、馬輩把持」，甚至說：「欲辦好北大，非盡去浙人不可。」連一向與人為善的陳垣談及北平教育界情形，也「深以浙派盤踞把持不重視學術為恨」[56]。他雖然因沈兼士的關係被北大國學門聘為導師，卻不能做本科專任教授[57]。唯有同是浙人的王國維，才享有幾度拒受北大禮聘的待遇資格。
對於北大學術水準的欠缺，胡適似有相當的自覺，十年間他反覆向師生大聲疾呼，不惜危言聳聽。1920年，被人恭維作新文化運動領袖的胡適對於北大全校兩年間只能出5期月刊，5種著作、1種譯著的情況感到痛心疾首，稱為「學術界大破產」[58]。陳獨秀雖然不同意其一味主張提高，也承認北大理科並未發展，「文科方面號稱發展一點，其實也是假的」[59]。時隔兩年，北大25周年校慶，胡適再度刊登文章，發表演說，對於該校「開風氣則有餘，創造學術則不足」的狀況痛加批評，認為本應有世界性貢獻的社會科學，仍然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稗販，希望「北大早早脫離稗販學術的時代而早早進入創造學術的時代」[60]。這次得到李大釗的共鳴，後者自問：「值得作一個大學第二十五年紀念的學術上的貢獻實在太貧乏了!」並且斷言：「只有學術上的發展值得作大學的紀念。只有學術上的建樹值得『北京大學萬歲』的歡呼。」[61]
然而，十年後情況仍無多少改善，1931年胡適在北大文學院開學演說時聲言：「北大前此只有虛名，以後全看我們能否做到一點實際。以前之『大』，只是矮人國里出頭，以後須十分努力。」[62]可惜積重難返，歷史系因朱希祖去職，傅斯年代管系務，尚能引進新人，儘管錢穆、蒙文通等並不為主流派所欣賞。而國文系在胡適接替兼職的蔣夢麟出長北大文學院著手改革時，連裁併課程也遭到馬幼漁的抵制。直到1934年，胡適才徵得蔣夢麟的支持，解聘林損等人。傅斯年得知「國文系事根本解決，至慰」，拍手稱快之餘，認為「此等敗類，竟容許其在北大如此久」，是由於馬幼漁曲意袒護，指馬為「此輩之最可惡者」[63]，「罪魁馬幼漁也。數年來國文系之不進步，及為北大進步之障礙者，又馬幼漁也。林妄人耳，其言誠不足深論，馬乃以新舊為號，顛倒是非，若不一齊掃除，後來必為患害」。請求蔣夢麟當機立斷，不留禍根。並稱：「馬醜惡貫滿盈久矣，乘此除之，斯年敢保其無事。如有事，斯年自任與之惡鬥之工作。」[64]措辭如此激烈，固有胡適一派的夙怨作祟，亦可見前此浙人把持之甚。而胡、蔣合力，在籍系聲勢已衰之際尚只能動林損而不敢碰馬幼漁，則鼎盛之日的八面威風可想而知。
20世紀20至30年代，正值中國學術界人才輩出之時，佔盡天時地利的北京大學，因人為因素而不能吸引一流人才，真正形成學術中心，不僅有礙於中國學術的發展，也影響到中國學術界的國際地位和聲譽。吉川幸次郎等人留學的目的，本是秉承狩野直喜的教誨，欲用當代中國學人同樣的方法治中國學，但在北大三年，聽馬幼漁、朱希祖的《中國文字聲韻概要》、《經學史》、《中國文學史》、《中國史學史》等課程，甚至包括到中國大學聽課[65]，充其量只得到清學殿軍的餘緒，而不及中國學術的前鋒。1933年來華考察交流學術的國際漢學泰斗伯希和(Paul Pelliot)，原是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通訊員，論人則推崇王國維、陳垣，論機構則讚譽史語所、燕京和輔仁，對北大似乎置若罔聞。而浙派宗師章炳麟對弟子們的表現也頗為不滿，1922年底他演講浙江文學時稱：「今浙人之所失者，即在無歷史學問。浙人前以經學著名者甚多，如俞樾等是也。今則浙人已失其根本矣。或謂歷史不過是過去的記載，無甚名貴，此皮相之論。……清代浙人，專致力於詞章之學，實則若輩所作詩詞駢文，亦不甚出色也。」吳虞推測此「殆亦悟其徒多致力於音韻字義，有用少乎者」[66]。雖然章曾在弟子中戲封東西南北天王，晚年卻認為「前此從吾游者，季剛輥齋，學已成就。絸齋尚有名山著述之想，季剛則不著一字，失在太秘」[67]。語不及「同籍同系」的浙人，並引戴震的話說：「大國手門下，只能出二國手，而二國手門下，卻能出大國手。」[68]這在歷來對他人苛對弟子寬的章炳麟來說，可謂出言極重了。
三、新文化派
陳寅恪泛稱江淮，一則歷史上浙西本不限於當時的浙境，二則晚清浙學泛及江南，三則不欲顯露譏評時人之旨，而另一重深意，當隱指非浙籍的其餘北大派人士，特別是胡適一流。這裡的北大派，並非在北大任教或由北大出身者的全體概稱，而是如今關壽磨所劃分，主張結合清代考證學余流與西洋諸學，提倡白話文的新文化派。正如不能將所有在北京教育界和北大任教的浙江人都視為某籍某系，同是浙籍的葉瀚、陳漢章便不在其列一樣，不少北大教師還是非北大甚至反北大派。張爾田便有意劃清界限：「民國以後，主講北京大學，而所謂赫赫有聲之北大派，仆亦未嘗有所附麗。凡我同好，如黃誨聞諸公，皆可為我證明此言。」[69]面對北大日益趨新，他主張堅固團體，以求自保[70]。
自蔡元培接掌北大起，文科就有新舊兩派之分，新派以陳獨秀為首，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為主幹，舊派以劉師培為首，與黃侃、馬敘倫結合，並得到附屬該校的國史編纂處屠寄、張相文等人的同情，朱希祖的主張介乎二派之間，行動則與新派關係較多[71]。新派的陣地，原在改為同人雜誌的《新青年》，向社會宣傳鼓吹新文化，在北大內部，則進行宗旨課程的改革更新。在這兩方面，胡適不僅是外來戶，而且是遲到者。早在他入北大前，「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新的端緒」[72]。1919年陳獨秀在湯爾和、沈尹默等人的極力排擠之下，被迫離開北大，胡適無形中成為新派的重要代表。他進北大主要是陳獨秀援引[73]，陳去勢孤，校內外兩方面事業的主要合作者都是浙籍章系，雙方既有不少共識，又存在複雜的人事糾葛。
原來浙人把持之事，遠不止於文史兩系，更關乎整個北大行政。1923年度北大共有教職員286人，其中浙江籍67人，佔1／4，居首位。其餘依次為直隸55人，江蘇48人，廣東27人，安徽20人，湖北18人，江西11人，福建、湖南各9人，四川、山東各5人，河南4人，廣西、山西各2人，陝西、貴州、甘肅、奉天各1人[74]。早期浙人包圍蔡元培，旁觀者就譏笑怒罵，如錢玄同常到蔡元培處，被譏為「阿世」[75]。在此期間，先後於北大行政舉足輕重的湯爾和、蔣夢麟等人，常在人事安排方面黨同伐異，被指為「浙派之植黨攬權」。此外，沈尹默是所謂北大「法國文化派」要員，和李石曾、顧孟余等「結黨把持」，與胡適對抗。胡適則逐漸培植自己的人脈，即後來魯迅所謂「現代評論派」，形成「法日派」與「英美派」抗衡競爭的態勢。到1926年，據說「北大教職員會，李派與胡適之派人數平均」[76]。胡適自稱：「我對尹默，始終開誠待他，從來不計較他的詭計，而尹默的詭計後來終於毀了自己。」[77]陳源和魯迅的衝突，背後即有浙、胡兩派矛盾的作用。
雙方在國學研究領域也時有摩擦。胡適十分推許本派後起之秀的顧頡剛及其《古史辨》，國學門主任沈兼士則因顧與胡適親近而頗疑忌之，胡適撰文交由顧頡剛在研究所的刊物發表，沈兼士怒道：「他不是研究所的人，為什麼他的文章要登在研究所的刊物上!」其實胡適擔任研究所的委員和導師[78]。顧又認為沈兼士等人「心腸真狹窄，教我如何能佩服!」[79]並指「錢玄同輩的有新無舊一派」，「彷彿以為人類是可以由上帝劈空造出來的」觀念，「只成一個彈指樓台的幻境罷了」[80]。因此，編輯《國學季刊》時為論文的排列順序也發生爭議[81]。吉川幸次郎稱吳承仕、顧頡剛等與浙人不諧，是省籍矛盾的表現。胡適推薦周作人去燕京大學任國文系主任，以圖另立門戶，「據所謂『某籍某系』的人看來，這似乎是一種策略，彷彿是調虎離山的意思」[82]。雙方的矛盾一直延續到廈門大學國學院，1927年2月，顧頡剛在日記中記道：「兼士先生與我相處三年，而處處疑忌我為胡適之派，我反對伏園、川島全是為公，而彼對人揚言，以為是黨爭。可見他之拉我，非能知我，乃徒思用我耳。」[83]
儘管如此，雙方在提倡白話文，創作新詩，以及疑古辨偽等方面，畢竟還是同道。為了達到主要目的，不能不有所妥協遷就。特別是在校內舊派勢力尚大，而社會上反對呼聲亦高的情況下，一致對外便成為首選策略。與胡適矛盾最深的沈尹默，認為自己不能去法國進修而改到日本，是由於胡適的反對干擾。但胡適致函青木正兒介紹沈尹默，又稱「他是我的朋友，是『新詩』的一個先鋒」[84]。沈兼士也曾為顧頡剛所編書籍作序。胡適撰寫北大《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要代表全體發言，便不得不顧及看法不盡相同的太炎門生的意見[85]。因此，外界看來，北大派仍為統一的整體。而浙人的把持教育，往往又和北大派的爭權壟斷牽扯聯繫，只是這一變化附上了新舊衝突的色彩。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國際形勢壓力和自身利益需要之下，日本朝野提議歸還庚款，用以舉辦所謂對支文化事業。此事在中國引起普遍反響。北京大學因為與北洋政府關係緊張，財政受到壓抑，很想利用國立大學的有利地位，參與庚款用途計劃。早在1922年7月，胡適、蔣夢麟等人就擬訂計劃，主張提倡東方文化研究，設立歷史、自然博物館和圖書館，在中國國立大學設日本文學、歷史、法制等講座，附帶圖書購置費，以及設日本留學中國學額，在日本帝國大學設中國講座等[86]。該計劃顯然使北大享有絕大部分利益。在校方授意下，一些留日出身的北大教授與日方官員合組中日學術協會，積極活動。後來中日雙方協議，在北京設人文科學研究所和圖書館，在上海設自然科學研究所[87]，北大又有謀劃「將圖書館及人文研究所館長、所長歸校長兼理之說」，引起校外學者的不滿。張星娘函告陳垣：「北大黨派意見太深，秉事諸人氣量狹小，其文科中絕對不許有異己者。而其所持之新文化主義，不外白話文及男女同校而已。當其主義初創時，如屠敬山等史學專家皆以不贊同白話文而被擯外間，有知其內容者皆深不以其事為然。北大現在已幾成為政治運動專門機關，不宜再使與純萃學術牽混，故圖書館館長及研究所所長皆宜立於黨派之外，且人須氣量寬洪也。聞日人有派柯劭忞，或梁任公充所長之說，烺意此兩人甚相宜。柯則為遺老，與世無爭，梁則無黨，且氣量寬洪，可容納異派人也。」他希望陳垣將此意見轉告日方，如公開發表，則願具名[88]。
張星烺的態度多少受其父張相文的影響，後者與屠寄曾為北大國史館編纂兼講師，因支持舊派而被排擠。不過日方拉攏北大，是鑒於北洋政府無望，試圖找與國民黨有淵源者牽線搭橋，以便在談判中討價還價，盡量保留既得利權。後來形勢變化，對北大的態度也隨之冷淡。而梁啟超的研究系在學界名聲不佳，所以所長由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總裁柯劭忞兼任。可惜這位意外獲贈日本文學博士學位的遺老，學問雖號稱與沈曾植南北並立，卻不能用人唯賢。其親隨並無才學，亦得入選，而狩野直喜一再推薦，中日各方又一致公認的首選人物王國維卻被擯於外。
由於新文化運動以來北大一直是新風氣的代表，針對北大派的種種批評議論，往往被斥為守舊。其實，歷史的複雜曲折，並非這種簡單劃分所能概括和認識。
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功績早有定評，勿庸置疑。然而，包括輸入新知、文學革命、思想改革和整理國故幾方面，新文化運動者的「學行淺薄」[89]，恐怕是難以一概否認的事實。贊成新文學和白話文的金毓黻也認為「新文學家之缺點，不在主張之不當，乃在根柢之不深。彼輩太半稗販西籍，不入我見，日以發揮個性詔人，曾不知己身仍依傍他人門戶以討生活，此根柢不深之失也。尚論之士，宜分別觀之，既不能因其主張尚正而為之迥護其失，亦不能因其植根淺薄遂並其主張亦一概抹殺也」[90]。胡適曾對登門請教國文講法的吳虞說：「總以思想及能引起多數學生研究之興味為主。吾輩建設雖不足，搗亂總有餘。」[91]這正是不少新文化鼓動者存心破壞以致眾從的心理自白。因此，其興也速，振動社會，帶引風潮，聲勢浩大，頗有順者昌逆者亡之勢。但風頭過後，內囊就不免盡了上來。所以，對新文化運動的全面認識，至少應包括其凱歌式行進之後。這時批評者的合理內核也會顯現，不能一言以蔽之日頑固守舊。
1920年胡適批評北大雖然掛著「新思潮之先驅」、「新文化的中心」兩塊招牌，其實「現在並沒有文化!更沒有什麼新文化!」他被恭維成「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卻自稱「無論何處，從來不曾敢說我做的是新文化運動」，指責「現在所謂新文化運動，實在說得痛快一點，就是新名詞運動」，呼籲北大同人全力切實求真學問，提高學術程度，以期「十年二十年以後也許勉強有資格可以當真做一點『文化運動』」[92]。在輸入新知方面，胡適的實驗主義比《學衡》的人文主義當然要淺而且偏，前者只籠統地拿來不論正邪的當代新思想，後者則主張從文藝復興甚至希臘羅馬時代的源頭分清主流與支脈。陳寅恪特別批評從東歐和北美囫圇吞棗的新理論，顯然指胡適的實驗主義科學方法和當時熱火朝天的社會性質論戰。1932年浦江清提議辦《逆流》雜誌，「以打倒高等華人，建設民族獨立文化為目的」，得到向達、王庸、錢穆等人的贊同。「《逆流》者，逆歐化之潮流也」[93]。這時人們已逐漸趨於擯除門戶之見的輸攻墨守，「化中外之異端，集古今之流派」，正如早年與《學衡》同道而不排斥白話文的《湘君》所主張：「不嫉惡而泥古，惟擇善以日新。」[94]
新文學方面，形式上的白話文和新詩，不久都遭受嚴重挫折。白話文雖經大眾語的有意矯枉過正而得以堅持普及，新詩卻至今仍有爭議。今人多誤信胡適對新文學運動的總結，以為反對派不堪一擊，被新思潮風捲殘雲。其實胡適為《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冊所寫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作於1922年3月，正值鼓吹新文學如日中天的顛峰狀態，而胡適歷來講話內外有別，在北大談新文化和學術尚能自省，公開評價新文學的成就則不免誇張，對反對聲音過早定論。他斷言： 「《學衡》的議論，大概是反對文學革命的尾聲了。我可以大膽說，文學革命已過了討論的時期，反對黨已破產了。從此以後，完全是新文學的創造時期。」[95]然而，世界上沒有一種文學可以不經創作階段的檢驗便大功告成，極盛恰是中衰的先兆。新文化淺薄的弊病很快暴露，證明胡適的預言為時過早。僅僅過了一年多，張聞天就對中國文壇的狀況感到難以容忍，他說：「自從白話詩、白話文、白話小說流行以來，一般青年都爭著做詩、做文、做小說，這並不是他們對於文藝方面有特別的興趣，這是因為這樣可以用最少的努力得到最大的效果。最近更因為做長詩不容易，所以大家去做短詩了。社會上充滿了無數的青年詩人!其次是文章家，又其次是小說家!……但是我痛恨一般以文藝為終南捷徑的青年!」[96]而白話詩文小說，正是胡適一年前詡為成功、成立和進步，以證明新文學成績大勢的幾個要點!
絕非保守的朱自清綜合郭沫若、成仿吾、鄭伯奇、丁西林等人的評論，對此分別有形象的描述，他稱「新文化運動以來的譯文譯書，其『糟粕』是『有目共賞』，『有口皆碑」；「近幾年來『一般的』趨向……總名之日：『雜誌之學!」「中國五四以來的雜誌，雖也有些介紹西洋新學說的，但雜湊材料，東拉西扯的卻非常的多!只看近日這些出版品已零落略盡，便可以知它們價值之如何了!」「提倡白話文，雖有人說是容易作，但那只是因時立說，並不是它的真價值。一般人先存了個容易的觀念，加以輕於嘗試的心思，於是粗製濫造，日出不窮」。並借他人之口說：「新詩破產了!什麼詩!簡直是：羅羅蘇蘇的講學語錄；瑣瑣碎碎的日記簿；零零落落的感慨詞典!」白話詩如摩登小姐，既無品格，又無風韻，和八股文「同樣的沒有東西，沒有味兒」[97]。1922年《學衡》頂風逆流從古典立場立論的批評，如今被新文化主義者自己更加痛快淋漓地表達出來。可見與胡適的指責相反，這種反對論確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僅和不該稱為「學罵」的。
於是許多過去新的先鋒，都轉而向著整理國故去深厚自己。「學術上考據之風大盛，即研究文學藝術者，亦惟以訓詁歷史相尚，而於文藝本身之價值反不甚注意。各大學國文系課程，往往文字訓詁為重，其關於文學史之課程，內容亦多考證文人之生卒，詩文之目錄，及其文法章句名物故事之類，而於文學批評與美術之品鑒忽焉」[98]。連新文化運動源頭的北京大學，歷史系「應當稱作中國古代史專業(先秦史專業)」[99]，國文系也是重考古，輕創作與欣賞批評，令胡適感到「風氣之偏」[100]。不能說錢玄同、劉復是復舊，而聞一多的越來越古便是精深。此風一直持續到20世紀40年代，大學裡的中國文學系都是古典文學一枝獨秀，而且「充滿著『非考據不足以言學術』的空氣」[101]。「新文藝作家插足在中國文學系，處境差一點的近乎是童養媳，略好一點的也只是『局外人』，夠不上做『重鎮』或者『台柱』之類的光寵」。西南聯大中文系主任羅常培要糾正學生「愛讀新文學，討厭舊文學、老古董」的思想，聲稱：「中國文學系，就是研究中國語言文字、中國古代文學的系。愛讀新文學，就不該讀中文系!」[102]抗戰勝利後，中文系師生的認識分歧有增無減，同學認為所開課程中國太多，文學太少，近於國學系而非文學系，有誤入甚至受騙之感[103]。
有一則在西南聯大廣為流傳的口碑，最為生動地反映這種世風流變。據說一次跑空襲警報，沈從文從自稱為天下兩個半莊子中半個的劉文典身旁擦肩而過，後者大為不悅，對學生說：「沈從文是替誰跑警報啊!這麼匆匆忙忙地!我劉某人是替莊子跑警報，他替誰跑?」[104]沈從文曾是胡適推許為在中國公學「最受學生愛戴，久而不衰」的教新文學的新文學作家，劉文典則是20世紀20年代初在北大「背時極了」的人物。他雖列名章門，但不同籍，也不得某系的好處，「不如典的，來在典後兩年的，都是最高級俸」，而他整整五年，「總是最低的俸」。北大章程規定，以授課時間之多少、教授的成績、著述及發明、在社會之聲望四項條件為升遷依據，他自認為除末條外，其餘均不輸於人[105]。而後一條件的取得，顯然以新文化為捷徑。順應時勢，大可一好遮百丑。魯迅後來批判策動新文化的北京學者在北伐成功後「身穩」「身升」，「幾乎令人有『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之感」[106]，則獲得社會聲望的動機目的手段，也不能不令人懷疑。劉文典雖然「天資甚高，作舊體文及白話文皆可誦」，胡適說他和錢玄同是北大國文部能拿筆作文的僅有兩人[107]；劉曾於1919年在《新中國》雜誌發表《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溝通》的長文，批評附會式的西學中源說，分析希臘、中國、印度三大文明系的短長，引證古今中西，很有新銳之氣。因為不能趨炎附勢，面子又覺得難堪，只好他就。不料時來運轉，社會聲望的高低也會因時而變。
北大新文化派的整理國故，包括胡適推許為不可磨滅的《古史辨》，也是破壞有餘，建樹不足。舊派的反對自然不足為據，但公開讚譽顧頡剛史學考訂超過清代語文學成績的北大同學傅斯年，背後指其「上等天資，中等方法，下等材料」[108]。極少公開臧否人物的王國維、陳寅恪等各方公認的學者，當眾與私下都有所批評。素來老成持重，又與胡適私交不錯的陳垣，也隱加諷喻。他說讀書少的人好發議論，牟潤孫揣度其意指章學誠或章所恭維的鄭樵，因為六經皆史之說，在章以前至少已有8人言及。章與鄭是胡適和顧頡剛大力發掘鼓吹之人，陳垣稱章為「鄉曲之士」[109]，實有譏刺力捧章、鄭的胡、顧之意。
1932年初，孫楷第致函陳垣，試為蠡測品類宇內名流，認為。今之享大名者名雖偶同，而所以名者則大有徑庭，其間相去蓋不可以道里計也」。他分時賢為三類，前二者一為時勢造英雄，「偶因時會，奮起昌言，應社會之須要，有卓特之至論，風聲既播，名價遂重，一字足以定毀譽，一言足以論高下。雖時過境遷，餘威猶在。既婦孺之盡知，亦無施而不宜」。一為淵源有自，「關閩不同，揚劉異趣，都分門戶，盡有師承，人慕桓榮之稽古，士歸郭太之品題，學利可收，清譽易致」。前者當指胡適一流，其次則章門弟子。「雖成就不同，仕隱各異，然俱有赫赫之名，既負碩望，亦具威靈。足以景從多士，輻湊門閭；然而業有不純，實或未至，其一時之聲氣誠至為炬赫，身後之品藻，或難免低昂。即以見今而論，亦隨他人所認識者不同，而異其品目」。在孫楷第看來，都不過是「凡夫庸流所震蕩」的「名浮於實之聞人」而已。此意他曾向余嘉錫道及，並與王重民莫逆於心，均推崇陳垣「乃不藉他力，實至名歸，萃一生之精力，有悠厚之修養，……亦精亦博，亦高亦厚，使後生接之如挹千頃之陂，鑽彌堅之寶，得其片言足以受用，聆其一教足以感發」。與胡派章門相較，一為「名浮於實」的「一時之俊」，一為「實浮於名」的「百代之英」[110]。而照楊樹達的評語，不能既溫故又知新的胡派章門非庸即妄[111]。
四面楚歌之中，北大派不免草木皆兵。1928年1月，因主辦《學衡》與胡適等結怨的吳宓主持天津《大公報》新增《文學》副刊，他請趙萬里、張蔭麟、王庸和浦江清等人相助。不久，因張蔭麟與朱希祖反覆辯論古代鐵器是否先行於南方，馬衡便「向人言《大公報』文學》副刊專攻擊北大派」。其實張蔭麟並無此意，他還曾撰文評論清華研究院所出《國學論叢》，因「罵得太過火」，吳宓讓浦江清刪改後仍不敢刊出[112]。「北伐成功後，所謂吃五四飯的都飛黃騰達起來，做了新官僚」[113]，吳宓得知「舊日北京大學一派人當權，則為毫不容疑之事」，與陳寅恪商量善後，表示：「清華如解散，而京中教育又為北大派所壟斷，不能見容，則或者於輔仁大學等處謀一教職。」[114]當時北京的清華、燕京、輔仁、中國等校以及北京圖書館的文史學者，不少是被北大排擠之人。
四、學分南北
陳寅恪評語的另一重意思，是所謂南學與北學(即黃河流域)的優劣浮沉。中國南北文化差異明顯，學術風格也各自不同。朱維錚教授認為：「把空間分布作為學術派分的畛域，始於南北朝。但承認『統一』時代還存在學術的地域剖分，則盛於北宋。」[115]清代以來，學者論學，每每講究地域與流派的關係。清初顧炎武《日知錄》引《論語》評南北學者之病，指北方學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學者「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梁啟超早年《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即分先秦學派為南北兩支，各有正宗與支流，並據以歸納南北學之精神[116]。日本京都學派論述清代學術史也多牽連及此。但南北學者若揚己抑彼，則為不智。民初《清史稿』儒學傳》成，請人評審，吳士鑒提出增加崔述：「其所著書，雖無家法，而北學除通州雷、肅寧苗、昌平王三人外，尚覺寥寥。東壁久已懸人心目之中，能否增附於雷傳之下，以饜北人之望，而免他日北人攻南之弊。此中消息極微眇，侄非助北學，乃所以護南學耳。」[117]陳垣對褒陳澧貶崔述者道：「師法相承各主張，誰非誰是費評量，豈因東塾譏東壁，遂信南強勝北強。」[118]道光初年江藩著《宋學淵源記》抑南揚北，但他本人籍貫揚州，而且照朱維錚教授所見，本意當在貶斥桐城諸家。總體而言，南學強於北學，當是近代學術的一般態勢。即以舊學而論，民初北京尊奉清代北學正宗顏李學派的，唯有徐世昌的四存學會，其餘均為南學派系。直到20年代末，王重民、孫楷第、張西堂、劉盼遂、謝國楨、王靜如、羅根澤、孫海波、肖鳴籟、齊念衡、庄尚嚴、傅振倫等組織學文學社，因社員多系淮黃流域學者，向達、趙萬里名之為北學派，其實不過戲言[119]。
南北學之分，又因依據不同而內容迥異。其分法有二，一據籍貫，一講居處。民國時論南北學風不同，多據後者。1922年8月，胡適與來訪的日本學者今關壽磨談論中日史學，認為「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將來中國的新史學須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學工夫」[120]。此即因居處要而言之，因為北方有不疑古而勤苦之士，南方亦有信古而簡陋之人。當時東南大學的《學衡》公然樹旗，與北方的北大派分庭抗禮，形成所謂「南高學派」，成為南方學術的代表聲音。「學衡」派主將之一的胡先彇十餘年後總結道：「當五四運動前後，北方學派方以文學革命整理國故相標榜，立言務求恢詭，抨擊不厭吹求。而南雍師生乃以繼往開來融貫中西為職志，王伯沅先生主講四書與杜詩，至教室門為之塞，而柳翼謀先生之作《中國文化史》，亦為世所宗仰，流風所被，成才者極眾。在歐西文哲之學，自劉伯明、梅迪生、吳雨僧、湯錫予諸先生主講以來，歐西文化之真實精神，始為吾國士夫所辨認，知忠信篤行，不問華夷，不分今古，而宇宙間確有天不變道亦不變之至理存在，而東西聖人，具有同然焉。自《學衡》雜誌出，而學術界之視聽以正，人文主義乃得與實驗主義分庭抗禮。五四以後江河日下之學風，至近年乃大有轉變，未始非《學衡》雜誌潛移默化之功也。」[121]此北大學派與南雍師生，亦據居處而分別，若論籍貫，則多為南方人士。
由此可見，無論言中學還是西學，這時北方為新而較空，南方則舊而較實。蔡元培稱尚屬幼稚，胡適一派也說不曾組織完備、癥結最深、最不滿人意的東南大學文哲兩系關於東方者[122]，請梁啟超來講國學，任教於此的顧實、吳梅、柳詒徵等卻在梁出席該校國學研究會時屢與衝突。顧實還譏諷梁摸不到《道德經》的邊，「他講的不是老子，而是『咱老子』!」[123]國學運動中，東南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等校的國文系和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以及南方的幾個國學研究會彼此溝通聲氣，互為聲援，共同對抗北大派，這種矛盾還延伸到由北大派生的廈門大學國學院和中山大學文史學科。有趣的是，先此黃炎培、蔣夢麟等人曾一度打算將南京大學辦成新派大本營，而將北大讓給舊派講老話[124]。
南北學既有對壘，也有對流。南方的一些學者北上，在北大以外形成據點，清華國學研究院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南學北上的會合。胡適雖然在該院籌建時參與意見，但吳宓做主任負責具體事務，其精神必然與北大派相反。由於幾位導師或名高望重，或真才實學，胡適還算佩服或禮敬，對較為次要者則不大客氣。他罵《大公報·文學》副刊「是『學衡』一班人的餘孽，其實不成個東西」[125]。實際上參與其事者除吳宓、張蔭麟外，均與《學衡》無緣。倒是趙萬里、浦江清兩位助手的東主王國維和陳寅恪，過去可算是《學衡》的同路人。
與此同時，一些北大派成員為避難或謀生，相繼南下，先在廈門大學組織國學院，夭折後再赴廣州。近代閩南盛產詩人和翻譯家，學術則雖有陳衍號稱大家，「博聞強記，自經史子集以逮小學金石目錄，山經地誌，靡所不賅貫」，仍以詩文見長，「與陳散原、鄭海藏一時爭雄」[126]，且整體尚不足觀。而嶺南雖出學者，令陳寅恪嘆為將來恐只有南學，廣東卻並非宜於治學的居處。激進而好弄新文學的浙人魯迅的印象是：「廣東報紙所講的文學，都是舊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證明廣東社會沒有受革命影響；沒有對新的謳歌，也沒有對舊的輓歌，廣東仍然是十年前底廣東。」[127]傅斯年等人在時，一度表面似有新氣象，真相卻是「廣州的不能研究學問乃是極明顯的」，因為「書籍不夠參考，商量學問又無其人」[128]。於是南下的學者很快又紛紛北上任教於北大卻對北大派不無異詞的黃節[129]，一度出任廣東教育廳長，不久也掛冠而去，重理舊業。最後連粵籍小生容肇祖也不堪忍受，致函鄉前輩陳垣，抱怨廣東「學校經費，又值困難，教授人才，又多偏於詞章，而學生風氣又安於陋簡而不求深造」；「南中參考書難得，每有好題目，以參考書不足故輒廢然而止」；加之提倡讀經復古，「故此現在廣州之學風，由質樸而轉空疏，由思想自由而轉拘守，由馳騖新學而轉高頭講章。先生等提倡樸學於外，而故鄉競顛倒其學於內」[130]。
浙學成為清末學術中心，因其無論就籍貫還是居處而言均已形成風氣。而廣東自20年代爭取日本退還庚款時就提出：「廣州與北京、上海，同為吾國南北中三部之中心，地位之重要既屬相等，關於此項文化事業之設施，廣州與上海、北京自應同等參與，與同時實現，此固為無疑義之見解」，希望日本當局了解廣州在中國之地位，在廣州設應用科學研究所及建廣東大學圖書館[131]。但這多少出於政治與地理考慮，而非人文環境的成熟。而且不顧基礎一味講求應用的短見根本違背學術規律，註定會底氣不足。此後廣東屢有力圖證明自己為華夏文化正宗嫡傳之舉，卻始終成效不大，嶺南雖出學者卻不養學問，粵籍學人往往只能做北學的幹將。
粵風重商，好急功近利，本不宜於非功利的學問。早年李文田以名士自認，「粵人闊老中少有學問者，師(即李文田)氣焰大，往往失歡」。而其視學京畿，卻令「北學可以大振」[132]。晚清嶺南學術聲名鵲起，又由於阮元、張之洞等封疆大吏的提倡鼓吹。對於高位者執學界之牛耳，鄧實等人早有定論，言宋學則「偽名道學，以諛媚時君」，言漢學則「著述雖豐，或假手於食客。是故清學而有此巨蠹之蟊賊，而清學亦衰矣」[133]。此言不免偏激，但學術在野則盛，在朝則衰，確是通例。學海堂之於廣東，開風氣之功固不可沒，陳垣等人，多少得到學海堂弟子的提攜影響，但民國時北學中的粵人，均非其嫡傳[134]。而粵學的正宗，在全國反而淪落為旁支。南學之於嶺南只能言籍貫而不能講居處，原因至為繁複，要言之，傳承稀則禁錮鮮，有助於博採眾長，以樹新風。浙學代興，亦由於此。而學問之道，雍容乃大，非超越功利的無為之為不能奏功。若以急功近利和討生活的商業市井眼光衡量要求，或如暴發戶弄古玩似的裝潢門面，投入與產出自然不成比例。
1933年的京派與海派之爭，再度將學分南北的問題擺上桌面。揚京抑海的沈從文和為海派辯護的杜衡，本來只是從文學創作的角度立論，後來參戰人多，內容也擴大到學術整體。分別的標準，仍是居處的文陋而非籍貫的都鄙，看法卻與20年代截然相反。「所謂『京派』大概可以說是抱著為學術而學術的態度，所謂『海派』大概不免多少為名利而撰作」[135]。魯迅雖然深刻揭示「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但從官得食者其情狀隱，對外尚能傲然，從商得食者其情狀顯，到處難於掩飾，於是忘其所以者，遂據以有清濁之分」，畢竟對京派寄予希望，因為「北平究竟還有古物，且有古書，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學者文人們，又大抵有著講師或教授的本業，論理，研究或創作的環境，實在是比『海派』來得優越的」，「希望著能夠看見學術上，或文藝上的大著作」[136]。並進而指出南北人互取對方的機靈與厚重之長，而去其愚與狡的弊端，為「中國人的一種小小的自新之路」[137]。其實，十年間南北學風的逆轉，很大程度上便是南人北上的結果。
關於京海之爭，後來的評論多少離開了當時的語境，摻入主觀臆測。未歷其境者的附會可謂不著邊際，而當事人的曲解就不免別有用心。蔣夢麟批評海派崇拜權勢，講究表面，在文學藝術和生活各方面膚淺庸俗，而讚揚京派崇尚深刻，力求完美，但有意無意間稱「北大不僅是原有文化的中心，而且是現代知識的源泉」，似乎北大成了彙集北京的各方學者、藝術家、音樂家、作家和科學家所組成的「京派」的代表，「科學教學和學術研究的水準提高了。對中國歷史和文學的研究也在認真進行。教授們有充裕的時間從事研究，同時誘導學生集中精力追求學問，一度曾是革命活動和學生運動旋渦的北大，已經逐漸轉變為學術中心了」[138]。這多少有些自我表功，顯示其把握北大之舵時，能夠繼承蔡元培的方針事業。事實上，時任北大文學院長的胡適正想方設法打破浙人的壟斷，調整人事，並學習傅斯年辦史語所的成功經驗，以圖扭轉北大文史學科的被動局面[139]。而北大文史學科的人才培養，似乎也落在清華和燕京之後。清華和燕京兩校以學生為主的歷史學會，當時十分活躍，北大學生因而有相形見絀之感。史學系學生鄧廣銘等人試圖「以北大再來一次活躍的史學運動」，以改變「我們的北大，在新文化運動之後日在趨於消沉，甚至被人譏為『行將就木」的面貌[140]。所以牟潤孫說：「直到胡適作了北大文學院院長，國文、歷史兩系才有改革進步。」[141]經此一役，浙人把持的積弊基本掃除，但要使北大成為全國學術中心，至少文史學科還有待努力。其史學系成績最好的時期，便是陳受頤當政之際[142]。
此後，隨著中央研究院的南遷以及北京舊書肆在滬、寧開設分店，南北學風又有對流。而抗日戰爭的爆發，使之發生異變。戰後更有所謂新海派。南北學風的流動，仍在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之間進行，惟有南學的局面，始終沒有出現。近代學術史上以居處而言嶺南的幾度興盛，差不多都是北人(此為閩粵人的北人概念)或北學(亦含粵人)南下所造成。其中也包括陳寅恪自己在眾人皆醉我獨醒之際所承擔的一柱擎天的作用。可惜由此帶來成為講居處的學術中心的大好機緣，都被人為坐失。梁啟超曾經詫異阮元在廣東和雲南同樣施為，而結果迥異，此番輪到粵人來自我檢討了。
文章來源：《歷史研究》1999年第3期
桑兵教授，現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中山大學逸仙學者講座教授。1987畢業於華中師範大學，獲歷史學博士，1992年晉陞教授。1999年10月任廣東省珠江學者特聘教授。2005年1月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出版《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孫中山的活動與思想》、《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晚清民國的學人與學術》等專著。主編《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叢書》、《清代稿鈔本》。合編《戴季陶辛亥文集》、《近代中國學術批評》、《近代中國學術思想》。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發表晚清民國史的論文百餘篇。近期主要研究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清代以來的學術、大學與近代中國、近代中日關係史等。
【金陵讀書2017.11.29】《學術江湖》與民國學術源流與掌故
時間: 11月29日 周三 18:30-21:00
《學術江湖》一書是桑兵教授多年來發表於各種學術期刊上的文章結集，共計十篇。這些曾在學界引起重大反響的文章，現統攝在「學人與學風」這一主題下，文章間有機結合，既有對學風產生的歷史條件、社會環境的高明洞徹之把握，又有對學人的學術成就、治學方法的客觀條理之辨析，同時寄寓作者本人的治學心得於其中，亦對當下的學人與學風有著借鑒和針砭意義。是近代學術史領域研究的一部力作。
主講： 童亮，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共南京市委黨校講師。
交通乘車：地鐵2號線 、3號線大行宮站，公交5路、25路、9路、55路等 大行宮站；
聯 系 人微信：13813076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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