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國元勛蔡鍔傳奇之二十五：鞏固邊防

原標題：護國元勛蔡鍔傳奇之二十五：鞏固邊防

蔡鍔(1882-1916)

雲南地處祖國西南邊陲，與越南、寮國、緬甸接壤，在國防上有著重要意義。對此，蔡鍔有深刻的認識。督滇期間，蔡鍔極為重視雲南的軍事和邊防建設，在都督府設軍務、參謀二部，統籌軍事，並對軍隊實行廢鎮置師，將原陸軍一鎮改編為二師，委軍務部總長韓建鐸兼第一師師長、軍政部總長李根源兼第二師師長。援川軍回滇後，改委李鴻祥為第一師師長，駐省城及南防蒙自一帶；謝汝翼為第二師師長，駐迤西大理、迤東昭通一帶。每師轄兩旅，旅以下建制改聯隊為團、大隊為營、中隊為連、小隊為排。又將原陸軍警察隊改編為憲兵隊，編為四區隊，每區隊轄兩分隊。同時，對其他軍事機關也作了調整和完善。講武學校以劉祖武為校長，沿舊辦理，作為培養軍事人才之場所；將原機器局改為陸軍兵工廠，以張開儒為廠長，製造六八步槍彈、手榴彈、七生五炮彈及其他一切軍用雜械物品；原軍械局照舊辦理，以沈汪度為局長，負責保管和領發兵工廠生產及外購的槍炮子彈等軍品；又將原糧餉局和被服廠合併為軍需局，以秦光第為局長，負責軍用糧餉、服裝等軍需物品的製備支發；將原陸軍測地局改為陸軍測量局，以李鍾本為局長，隸屬都督府參謀部；將原測繪學堂改為陸軍測量學校，隸屬都督府。

雲南軍需局

雲南軍事改革基本就緒後，蔡鍔於9月親自到箇舊、蒙自等地「巡閱南防」。他認為，「滇省接壤強鄰，前清時代已有朝不保夕之虞，一有不慎，動貽外人以口實，而禍患隨之」，而箇舊、蒙自作為雲南的門戶，在國防上尤為重要，其安危「直接則一省之關係，間接則一國之關係也」。為鞏固邊疆，抵禦外來侵略，蔡鍔根據云南乃至整個西南地區的實際，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和主張，並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加以實施，確保了西南邊疆的穩定。

一、推行改土歸流，促進強邊固防。土司制度始於元代，盛於明代，延於清代，是封建中央政府對於沿邊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一種特殊統治制度，其基本特徵是封建中央政府利用少數民族上層進行統治，暫時保持少數民族地方政治、經濟結構不變，以避免少數民族地方的反抗。歷史上，土司制度曾對於穩定邊疆地區，促進國家統一，起過一定的作用，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形態和結構的變化，到明代後期，土司制度逐漸表現出了它的沒落和腐朽，並成為束縛民族地區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雲南地處祖國西南邊陲，與越南、寮國、緬甸接壤，由於歷史的原因，雲南沿邊地區長期保留土司制度，有大小土司五十餘處。這些土司歷來割據自雄，凌虐土民，「內足為文化之梗，外足為邊境之憂」,是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辛亥革命後，蔡鍔認為，「現全國同享共和，而土族猶沉黑暗，若仍照滿清時代羈縻之策行之，貽患實覺無窮。為大局計，為國防計，不能不籌議改革」。刀上達「永康之亂」平息後，為維護土司地區穩定，除了在該地區設彈壓委員外,蔡鍔還指示在滇西的李根源借平息「永康之亂」之機，對雲南土司地區實行漸進主義的改土歸流政策，「以振興教育，收攬法權，代清財政為主，濟之以賓士道路，獎勵開墾，試辦警察，提倡實業」，同時，在省議會議員選舉中，根據云南的特殊情況，並報經內務部同意，蔡鍔還將全省土司地劃為7區，規定每區選舉代表一名，俟正式省議會召集時，同時令飭到會，予以代表名稱，准其在會陳述意見，從而「使土司地方與內地人民受同等之法治。以故沿邊土司皆四面內向，無復前清時代，嫉視漢官矣」。土司地區的穩定，對於鞏固雲南邊防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勘定中緬邊界，維護國家主權。1894年，中國駐英公使薛福成同英國外交大臣羅斯伯里簽訂《中英續議滇緬界、商務條款》，大致確定了尖高山以南一段中緬邊界，而尖高山以北的一段中緬邊界並未劃定。甲午戰後，英、法爭奪雲南的鬥爭日趨劇烈，英國加緊推行將中緬北段邊界劃在雲南境內、侵佔片馬等地的計劃。之後，中英雖多次查勘、商談中緬北段邊界問題，但均因中方拒絕接受英方的方案而未有結果。英國見通過外交途徑難以達到目的，於是訴諸武力，派兵侵佔中國片馬地區，企圖迫使清政府承認英國佔領片馬。清政府走投無路，一度動搖，打算將片馬永遠租借給英國，但因雲南人民強烈反對，未能實現。不久，辛亥革命爆發，英國侵略者乘中國政局動蕩，進一步加強對片馬地區的控制,「私豎界石,展修道路，寬可行軍,並於他戛、官寨、把仰、赧霧、茨竹林及沿小江、恩梅、開江等處駐紮多兵,以規取浪狩、犭求夷等地」。面對英帝國主義在雲南邊境的侵擾活動，蔡鍔致電袁世凱及各省都督指出：「（英人）似此節節進步，勢不至盡蝕我騰、永、麗、維之邊疆，上窮里搪、打箭爐，直拊衛、藏之背，挈四川之領不止，後患何堪設想！」他要求北京政府「遴選聲望素著，熟悉滇、緬邊務之員，先充雲南外交司，俟片馬事發生，即以為勘界專員，庶可先事籌維，不至臨機倉卒」。同時，他一面「派員赴京鈔界務及外交重要檔案地圖，預備將來嚴與交涉」；一面派員「周流俅江流域，搜集屬我之證據」，並「循高黎貢山脈，北至藏境，繪圖備用」，以利通過外交途徑，簽訂條約，劃定邊界，平息邊界糾紛；一面指示迤西鎮守使李根源由國民軍內抽撥人員組織殖邊隊，到英國遠征隊尚未到達的怒江、俅江西北部殖邊，以「早為地步」，「稍戢(英人)野心」，從而挫敗列強借邊界糾紛入侵我國的企圖。

蔡鍔就中緬邊境劃界事致中央密函

三、籌劃滇桂鐵路,增強國防能力。雲南鐵路對於近代雲南政治、軍事、經濟意義重大，但云南鐵路問題歷史上也較為複雜。1905年，在全國收迴路礦主權運動的鼓舞下，由昆明著名士紳陳榮昌等人領頭，上書清政府，呈請由雲南省自辦滇蜀鐵路。清政府在當時全國各地興起的爭迴路礦利權運動的震撼下，不得不批准雲南自辦滇蜀鐵路。同年6月以陳榮昌為總辦的滇蜀鐵路公司宣告成立。1906年，雲南又收回了英國人正在測勘的騰越路，由滇蜀鐵路公司一併修築,因此，滇蜀鐵路公司又改稱為滇蜀騰越鐵路公司。鐵路公司成立以後，在雲南鐵路的出省方向問題上引起過一番爭論。當時基本的意見有三個，即通蜀、連湘、接桂。從客觀地理因素和雲南的實際考慮，三條鐵路都是應該修的，但從當時財力而言，要湊成修築其中一條的經費已經十分不易。1910年，雲南寶華銻礦公司總經理、湖南寶慶人唐璆提出了「滇蜀鐵路改道滇邕議」。他認為鐵路是「便兵商、致富強」的交通機關，當時雲南「居西南邊地，當英法交沖，今英之鐵路已抵滇邊，法之鐵路直抵滇省」，要想自修鐵路來謀求抵制，就應該「審地理之形勢，道路之遠近，必使路線易於成功而便於行兵行商」，這樣方可以設法「保滇」。基於這一思想，他具體分析雲南「北通四川，中由貴州而通湖南，東通廣西」的三路線優劣之後,他認為,「滇湘本我國西南幹路，道遠工巨，山嶺重複，非國家主持斷不能修，可毋庸議」。而滇蜀一線也不僅路途遙遠，而且「山嶺最多」，「非六千萬不能成工」，因而提出：「今日而為雲南鐵路計，與其先修滇蜀，實不若先修滇桂；因地而制宜，尤不若先修滇邕之為愈。由滇省經瀘西州、廣南府以至百色，不過二十站，千餘里而已，款干數百萬而已。再延長以抵南寧，不過三十站近二千里，款二千餘萬而已，較修至成都實少一二千萬之款矣。此路若成，廣西之兵一日可以至雲南，廣東之兵不過二日，兩湖之兵不過三四日，行軍之便，莫過於此，豈若滇蜀之路，徒運一省之兵可比哉。若夫商務之便，有此路則可奪滇越鐵路之利，一也；由西江順流可以直達香港，二也；我國商務之盛，無過廣東，有此路可與廣東聯成一氣，三也；寶華公司之礦產銷路最便，四也。以此觀之，有此路，則商務必盛。」從軍事、外交、商業利益諸多方面分析後，唐璆得出了雲南必須先修滇桂一線的結論。當時的雲貴總督李經羲也傾向於唐璆的意見。由於當時雲南是極貧瘠的省份，李經羲於是向清政府建議由中央主持該路的修築。1910年，清政府決定將「滇蜀騰越鐵路」收歸國有，並準備「先修滇桂緩修滇蜀」，命郵傳部具體負責滇桂一線的踏勘修築事宜。郵傳部便派羅國瑞到雲南查勘滇桂鐵路。在築路經費上，當時決定由清政府及雲南、廣西、貴州各出一份額。後來，由於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垮台，滇桂鐵路就被擱置起來。

唐璆：《滇蜀鐵路宜改道滇邕議》

雲南軍政府成立後，為了增強雲南的國防能力，蔡鍔極為關注云南鐵路問題，調閱了清朝時有關鐵路問題的檔案，並面詢時為統一共和黨員的唐璆，聽取其意見。在吸收前人合理意見、「熟審邊地情形」之後，蔡鍔認為「滇蜀一線尚可緩圖，滇桂一線尤為切要」，於是再次發起了議修滇桂鐵路的活動。1912年5月2日，蔡鍔致電袁世凱、國務院及廣東、廣西、貴州都督，力主修築滇桂鐵路，並曆數其六利：「一則路線較短，成功較易，需費較省；一則滇、粵交通互相策應，動員集中均能神速，則邊遠可固；一則與滇越路不平行，免滋外人口實，且離越較遠，於兵事上甚為安全；一則經滇、黔、桂三省之地，可擴商業，可辟荒土；一則滇川、滇黔兩線將來便於延長；一則東昭礦產便於轉運，且此路一通，則滇越一線之勢力頓失，既可以阻其伸張之勢，並可以徐圖贖還之機。」與此同時，從軍事和國防上考慮，蔡鍔還進一步建議滇桂鐵路「尤以延長至龍門島為要」。因為「龍門島去南寧不過四百餘里。島嶼環抱，為泊船最良之海灣，而風浪不驚，較北海為尤善。若以之闢為商港，則粵、桂、滇、黔四省之物產皆可委輸於此，商業可期發達。且此中海水深廣，可泊兵輪，而港口甚窄，間有暗礁，新到之船，亦難遽窺堂奧，可並營軍港，以屯海軍。將來鐵路、軍港首尾銜接，滇、桂不至坐困，庶可鞏固國防」。最後，他提議，滇桂鐵路由該路所經之滇、黔、桂、粵四省分段承辦。

蔡鍔的建議分析透徹、立意高遠、切實可行，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視，不僅三省都督均表贊成，就連當時身在澳門的孫中山先生聞訊後也當即致電袁世凱及交通部表示支持，並指出：蔡鍔的建議「從地理、國勢上說明滇桂鐵路之必要，真知灼見，殊深藎佩。滇桂一線關係西南邊陲，殊屬重要，此路果成，滇黔桂粵銜接加戎，不惟有利於軍事、實業、交通，尤資利益，事關國力伸宿[縮]，鄙人深為贊成，應請從速核議建築。如中央未遑議及，即請應用滇、黔、桂三省都督令其籌款自辦」。同年9月，孫中山接受了「籌劃全國鐵路全權」，並於11月14日在上海成立「中國鐵路總公司」。1913年1、2月間，為籌修滇桂鐵路，蔡鍔與孫中山等人密切聯繫，請孫中山「主持籌措巨款，派員到滇，切實調查，設立鐵、煤廠，以鍊冶鋼軌為大宗，近以備建築滇邕鐵道之用，遠以供西南諸省之需」。並與桂、黔、粵三省都督商議籌款事宜。此後，孫中山還在他的著名的《建國方略》中具體論述了關於這一鐵路的若干設想。北京政府以及廣東、廣西、貴州等省都督在當時對於蔡鍔的倡議的響應亦是十分積極的。北京政府交通部很快就決定派遣錢世祿、隴高顯兩人赴滇桂沿線調查前清時羅國瑞勘路情況，以備進一步決策。

由於蔡鍔的積極倡導，孫中山等人的支持響應，不久，滇桂鐵路又繼續勘測，將羅國瑞未測完路段盡數勘測成備，並開始著手具體修築，設定了路線所經過的大小站目、里程等等。後來，孫中山「近規目前之利益，遠企將來之發達」，又對滇桂鐵路提出了新的方案。他認為，「廣州為南部之中點，商埠已興，不難與世界競勝。即于軍事上亦屬重要之地。滇省貨物運送外洋，由此出口未為迂折，而輸入腹地各省，則必至廣州，而後便於分布。至龍門一口，出洋雖覺較捷，然商埠未開，輪船罕至，倘事經營，非有千萬之巨款不可，實非目前之力所能辦......故桂省一段不如取道柳（州）、慶（遠）。......而由柳州至南寧，可建一支線，仍不失滇邕之功用」，因此，他主張興修一條由雲南昆明經廣西柳州至廣州的滇桂粵鐵路。儘管如此，蔡鍔初衷不改，多次要求北京政府批准雲南自行通過利用外資修建滇桂鐵路。但由於三省的費用分擔問題一直無成議加之意見不一，尤其是袁世凱為首北京政府既無心也無力進行經濟建設，在雲南都督任內，蔡鍔的鐵路之夢難成現實。直到新中國成立後，蔡鍔的雲南鐵路之夢才成為現實。1966年，貴（陽）昆（明）鐵路建成通車；1970年,成（都）昆（明）正式通車； 1997年南(寧)昆(明)鐵路正式通車。

四、倡導五省聯防，共保西南邊疆。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它雖然在名義上是一個全國性的中央政府，但無論是孫中山在位時期，還是袁世凱繼任時期，「中央行政，不及於各省，各部亦備員而已」，而且「大都省自為制，但事內爭，幾忘外競，中央既有鞭長莫及之患，各省益增感情睽隔之虞」。在此「內訌未靖，外患斯乘」之際，蔡鍔清醒地認識到，民國雖然建立，但東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野心和企圖並未改變，「英窺西藏，法窺滇黔桂粵之謀日迫，邊陲多故，危機四伏，若屏藩不固，國將不國」。從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西南地區的侵略戰爭、鞏固民國國防的高度出發，蔡鍔積極倡導滇、桂、粵、川、黔五省聯合邊防，並發起在昆明召開五省聯合邊防秘密軍事會議，邀請桂、粵、川、黔省都督府軍事代表及陸軍部、參謀部代表參會，共同商議了出師、集中、作戰、兵站等一系列重要問題。在此基礎上，蔡鍔主持制定了《五省軍事聯合計劃草案》。該《草案》分為計劃方針、計劃要領、計劃實施三編共十一章，近4萬字，對西南五省實行軍事聯合、共同抵禦英法入侵作了詳細的闡述和具體的規劃。

關於《草案》編製的目的，蔡鍔指出，「環球列強，其因人道主義，求世界之平和者，則贊助興國之盛業。其懷狼子野心，但謀自國之權利者，則陰乘鷸蚌之機勢。乃者矇事發難，藏事繼起，片馬告警，越地增兵，四郊多壘，全國震驚。夫前此列強之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者，以共趨於均勢之途，無發難之戎首故也。茲則英、俄肇端，他國協從，相率而來，實逼處此。」他表示，「吾儕忝列軍籍，承乏戎行，擁護國家，捍衛疆圍，權責所在，戚休系之」，「敢為通力合作之謀，爰為五省軍事聯合,以圖補救於萬一。」同時希望，此《草案》「雖發端於一隅，冀收效於全國」。

關於五省聯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蔡鍔從政略和兵略兩個方面分別作了詳細的闡述。從政略上而言，五省聯合邊防之必要有三，第一，「民國初立，國基未固，瘡痍未復，民生凋疲。居今日欲為實際上國際之戰爭，恐不免為理想之談。俄蒙問題之遷就，亦固其所然。強硬之宣言，亦為外交手段之一端。故聯合足以間接為對俄外交之後盾」。第二，「英窺三藏、滇、蜀，法窺滇、桂、黔、粵。交涉日益糾紛，增兵既已見告。故聯合足以直接為對英、對法外交之後盾」。第三，聯合對外凶，有利於減內爭，中央自收統一之效。從兵略上而言，五省聯合邊防之必要有四，第一，從雲南敵情來看，滇當兩大敵之沖，英伺於西，以求達其侵略全蜀，雄據揚子江上游之目的；法伺於南，以割兩廣。五省聯合邊防有利於挫敗英法之陰謀。第二，從雲南形勢看，「滇為川、黔之屏蔽，而桂、粵之輔車也。無滇則川、黔無屏障之益，桂、粵失相依之利，無川、黔、桂、粵，則滇無策源之望，而有後顧之憂」。第三，對英作戰，滇、黔兩軍可出騰衝、緬寧，以為主攻，川軍出藏邊，以為助攻；對法作戰，則桂、粵兩軍出鎮南關、諒山、高平、海寧，以為主攻，滇、黔兩軍出老開、河陽，以為助攻。第四，滇、桂、黔貧瘠，有強大兵力，無雄厚資源；而川、粵物資豐富，加以交通較便。五省聯合邊防則可取長補短，負擔自均。通過以上分析，蔡鍔認為，「聯合為滇、川、黔、桂、粵生死之關鍵，而民國安危存亡之問題也」。如能聯合，「救亡圖存事或可期，不然，則省制劃分，畛域見存，各擁集權力、據其提封，畫地而不犯，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亡而已矣」！基於此，他大聲疾呼，西南五省必須精誠聯合，「無聯合則西南固亡，聯合而不堅則西南亦亡」。

關於五省聯防的計劃方針，蔡鍔經過對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分析後指出：西南五省軍事聯合，在對外政略上，應當採取進取主義，「一方以英為想定敵國，為第一之戰爭準備，一方以法為想定敵國，為第二之戰爭準備，同時以英、法為想定敵國，為第三之戰爭準備」；在戰略上，「對英作戰應取守勢，對法作戰應取攻勢」。根據以上戰略，蔡鍔對西南五省聯合軍對英、對法和同時對英法作戰時的編成提出了詳盡的方案，並在對西南五省以及印度、緬甸、越南等作戰地的形勢逐一分析的基礎上，分別確定了五省聯合軍在上述地區對英、對法作戰的主據地、主要策線及支分策線、戰略要地等，提出了在對英作戰、對法作戰和同時對英法作戰等三種情況下，聯軍各軍之作戰線、作戰區域及作戰目標。

關於五省聯防的計劃要領，蔡鍔按照對英作戰取攻勢防禦，對法作戰純取攻勢的戰略，分別提出了詳盡的對英作戰、對法作戰、同時對英法作戰時聯合軍之戰鬥序列及其區分計劃、聯合軍之集中掩護陣地及集中掩護方略、聯合軍之集中地及集中方略、聯合軍之作戰計劃、聯合軍之兵站設置計劃，並提出了出師準備(動員計劃)、舉辦鄉兵、擴張初級將校及軍士教育、添購新式軍械器具及改良兵工廠、規劃集中掩護陣地之假備築城、測繪兵要地圖、修築軍路、各方面諜查之派遣、沿邊各土司之經營等9項作戰準備事項。

關於五省聯防的計劃實施，蔡鍔提出：「由中央參謀部、陸軍部及川、黔、桂、粵各省都督府派遣重要人員，充軍事會議代表，於雲南省城特開五省軍事聯合會議。以會議之結果，訂為《五省軍事聯合計劃方案》。一方分配於五省軍事各機關，迅速為作戰準備。一方呈咨於中央軍事各機關，以主持進行。會後，五省聯合設一西南協會，為永久機關，以資聯絡，並從事西南一切之軍事計劃。由中央劃定軍區，俾五省軍隊有統屬機關，以統一軍令，方能一致進行。」最後，蔡鍔強調：「此次軍事聯合，為我西南諸省利害關係而發生，亦即我西南諸省安危生死之問題，果能協同一致，實施以上計劃，則西南半壁有磐石之安，而民國前途庶免覆巢之虞。否則，雖連篇累牘，特以快一時之論耳，計劃云乎哉。」

雖然蔡鍔關於五省聯防的設想由於其他四省都督各懷心思而未能付諸實施，但通過這份周密而詳實的《五省軍事聯合計劃草案》，我們不難看出，蔡鍔為保衛西南邊疆、維護新生民國的安全而嘔心瀝血，殫精竭慮，所獻出的智慧和真誠。

總之，民國初年,雲南各要地雖然「歷經血戰」，但在以蔡鍔為首的軍政府正確領導和雲南省議會及社會各界的支持下，「均為時甚暫，秩序立即恢復，內外無間」，因而，「時天下紛紛，或苦兵，或苦匪，或苦餉，而滇中宴然」，並煥發出勃勃生機，全國南北諸省之中，「滇獨較有秩序焉」。

蔡鍔在一次游昆明西山後欣然所賦的七言絕句兩首，反映了辛亥革命後雲南欣欣向榮的景象和蔡鍔豪情滿懷的心境：

其一

東風吹徹萬家煙，迎面湖光欲接天。

千載功名塵與土，碧雞金馬自年年。

其二

雙塔崢嶸矗翠華，騰空紅日射朝霞。

遙看傑閣層樓起，五色飛揚識漢家。

（摘自：鄧江祁著《護國元勛蔡鍔傳》第五章「經略南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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