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中產的失落與抗爭丨每月作家

原標題：全球中產的失落與抗爭丨每月作家

除了每周推薦一本書（Editor"s Pick），單讀還會每月重點推薦一位作家。我們關注年輕的作者，他們剛剛發表新作，或者身處作家生涯的前半程，他們是漫長的漢語寫作中最新的一環，並且在徹底改變的世界圖景中，仍然致力於捕捉時代精神。這個月是周軼君——作為長期報道中東局勢的記者，她剛出版了新作《走出中東》。在前言中，她特別提到中產的力量，我們節選了這個章節，並和她做了個簡短的訪談。

遍訪 16 個國家，與 135 位人物交談，在離開中東十年後，周軼君又回望那裡。十多年前，周軼君作為一名國際記者，報道中東問題。如今的《走出中東》更像一本隨筆集，她用作家的眼光記錄那裡的動蕩。

在她的筆下，每一個人都是政治性的。無論是詩人、戰士，還是流浪漢、教徒，她都試圖在他們身上為社會問題、國際形勢破局。塗鴉牆就是思想寫照，自然景觀也是社會背景，一切宏達或細碎的事物，都是全球民主浪潮的見證。

新聞現場的粗糲觸感，加上思想與寫作的細密質地，在暗流涌動的世界大潮中，她作為中國記者/作家的代表交出了答卷。

單讀問周軼君

每次新書出版後的感覺怎麼樣？和第一次電視曝光的有何不同？

十年前第一本書出來的時候什麼感覺，不是很記得了，印象中因為需要配合密集宣傳，有些抵觸和厭煩。現在能換個角度去看待了，珍惜每次跟讀者交流的機會，如果真是有話要說的話。

第一次電視節目曝光？當然是不敢看。但很多人會給反饋，看電視的人比讀書的人多，這是沒辦法的。

這次等待時間特別久，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2012 年寫了第一稿，因為出版社要這樣那樣的限制，我乾脆拿回來重寫。2015 年上半年終稿完成，最終到了 2017 才跟國內讀者見面，也真是漫長吧，書名也做了妥協。一開始覺得只要書能出來，有一個人讀都很值得了，現在當然也奢望多些人讀啦。

這個過程中，我能想起來的，是一動一靜兩種時刻：「動」是作為自由人重返中東的密集採訪，每一分鐘都是在尋找；「靜」是最後四五個月每天往返圖書館伏案七八個小時寫作，那真是需要毅力和定力。我用毛姆的話反覆給自己洗腦：「一個作家能得到的最好回報，就是寫作過程本身。」

寫這本書最困難的地方在於哪兒？

哈哈，也應該問最開心的——我想說，是摸到一些脈絡，看清一些規律的過程。不是書上讀來的，而是自己走出來，悟出來的，豁然開朗無上體驗。過了一陣子，又發現這種領悟有它的界限，繼續拓寬繼續去找，就特別有意思。

在傳媒行業的困局之下仍然在這個領域工作，動力是什麼？

我個人在這個領域的境況還好，於是還在做。確實身邊太多優秀的記者離開了。我只是膽小、牽掛多吧。但在傳媒裡面也換了幾乎所有領域：通訊社、電視、新媒體、紙媒都做過了。

這個時代我們更缺少作家還是記者？

缺少哲學家。作家和記者裡面，永遠可以分成怎樣的記者，怎樣的作家，沒辦法一股腦說。現在經濟支配著一切，不被經濟需要的部分，才會出現反思，這個是最麻煩的。有次我跟一個法國人聊天，說很驚訝看到巴黎街上的乞丐都在看書，雖然不知道是什麼書。那個法國人說，因為乞丐不被經濟需要，倒是有時間思考了！

這個話題其實可以展開來說很多。時代什麼也不缺，因為時代是我們自己賦予的概念，缺少什麼只是因為我們開始思考並因此憂慮。

寫作會有計劃嗎？日常工作對寫作影響大嗎？

目前有計劃，但這個題目對自己很挑戰，要去探索自己略知一二卻面對廣闊陌生的領地。日常工作對寫作當然是很大的阻礙，兩者之間充滿敵意，互相爭奪，但人總是先要糊口，所以我說自己膽小啦。也有前輩作家跟我說過，不贊成關起門來寫，跟外界切斷也不好。但我知道，沒有一段長時期的全身心投入，乃至脫胎換骨之痛，寫不出好東西。

如果不做傳媒，你會做什麼其他工作？

從前有個巴勒斯坦的星象大師說我是 「queen of changes」，會有出人意料的變化，現在看起來沒說准吧。我知道自己有從事某種工作的天賦，但這種工作在我們的社會環境中沒有現成的道路。傳媒，本來就是個框，什麼工作跟它都沾邊。我認為現在人就是傳媒，每個人都是——不是「自媒體」的概念，而是你這個活生生的人，從頭到腳都在傳播信息，人聯網、腦聯網。這個網，我們更難逃出。

你猜測，人類的未來發生哪些不可思議的變化？

不可思議的變化，就是無從猜測的。《走出中東》（繁體版名字是《拜訪革命》）序言中提到美國作家托馬斯.弗萊德曼說，「如果你沒有猜到大象會飛起來，就不要去預測它會飛向哪裡」。變革的本質就是無可預測。不過，最近我也寫過一篇文章，「未來，是否真的沒有教科書」，當中我提到對很多事情無法把握，可能只是我們對歷史了解得太少。蘇格拉底時代認為文字記錄就是記憶外掛，所以只用辯論和講演流傳知識。今天我們認為互聯網讓記憶外掛了，也許也不是新鮮論調，只是程度問題。我比較關注未來的宗教——科技，將來如何需要人文背書，如何實現新的政教合一或對抗。

對最近的新聞事件，有什麼評論？

請看我最近在騰訊大家的文章。結尾已經說得很清楚。權力的強大導致傲慢，然後變得無知跟懈怠，也是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走出中東

周軼君 著

中信出版集團

2017-8-1

《走出中東》前言

近些年，地球上一些看起來穩定安全、一成不變的地方，接二連三動蕩起來。驚濤怒浪、山河變色的一章，發生在 2010 年年末開始的「阿拉伯之春」，並由突尼西亞迅速波及埃及、巴林、葉門、利比亞、敘利亞等。然而，稍微把視線放寬些就會看到，突如其來的變革不僅限於阿拉伯國家，2009 年伊朗「綠色革命」，2011 年俄羅斯人抗議普京，2013 年土耳其 100 多座城市鬧翻天、巴西數十萬人上街、烏克蘭總統出逃，2014 年委內瑞拉、匈牙利……世上年年有示威，但如此密集、此起彼伏的抗爭之間，是否有共通之處？

▲2011年，開羅。攝/ Lindsay Mackenzie 來源/ Huck Magazine

一

「阿拉伯之春」聲勢最大，變化最劇烈，很容易被單獨歸類，被認為要麼是中東在地緣和宗教上百年恩仇的延續，要麼就是石油鬧的。

誠然，中東任何風吹草動，都會撕開舊衝突的瘡疤，但這一次，一種新的因素不但貫穿「阿拉伯之春」前後，更把這世界的不安分連成一片。

2011 年，埃及企業主艾哈邁德舉著受傷的手臂告訴我：「這不是為了麵包的鬥爭，而是關於自由。」他把那場革命定義為「中產階級抗爭」。在巴林，我看見人們開著賓士、舉著 iPhone 出來遊行；土耳其抗議爆發前 10 年，人均國民收入（GNI percapita，世界銀行資料，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翻了接近 3 倍，國內生產總值（GDP）在全世界第 15 至 17 位之間，超過西方一些發達國家。

這些年我走過的抗議現場，幾乎都能見到，不是吃不飽肚子的人揭竿而起，反而是經濟條件尚可的人，站出來要求更多權利。國內生產總值反映宏觀經濟，而人均收入、貨幣購買力、失業率等綜合考量，大致可以衡量一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以「阿拉伯之春」發生前 10 年計，埃及人均收入翻了一倍。突尼西亞經濟增長有起伏，但以購買力計，10 年間人均收入增長 40%，漲速最快的時期，恰恰發生在推翻本·阿里統治前3 年。僅僅從資料來理解，兩國人民本該是「奔向好日子」才對。

變革發生前，突尼西亞與埃及的失業率雖然常年較高（10%以上），但沒有突然升高，埃及的失業率自 2001 年以來甚至一路下降，只在 2008 年全球經濟危機影響下略微增高。也許有理由懷疑官方資料是否準確，但可以肯定的是，兩個最早發生政權更迭的阿拉伯國家，革命前沒有出現特別嚴重的蕭條。經濟原因或有助推，但不能單獨構成抗爭的導火線。

貧困人口亦非抗議主體。2011 年，當開羅城裡的抗議如火如荼，我在郊外的「死人城」——貧困人群聚居的墓園——看到人們猶豫旁觀，置身事外，大規模遊行爆發當天，「死人城」里的一家人正籌辦女兒婚嫁，對未來所求，不過是能不能搬進城裡住。

日子好過一點的人要求獲得更多的政治權利，在人類歷史上並不新鮮，18 世紀法國大革命、1848 年席捲歐洲的革命，乃至中國現代革命一開始也是由知識分子領頭，農民、工人後來才成為主體。然而，這一次全球中產興起，潮流浩蕩今非昔比，一個深刻的變化正在醞釀：接下來的十多年裡，人類歷史上中產人數將第一次超過貧困人口總和。

總部設在巴黎的歐盟安全研究所發表 「 2030 年全球趨勢」，預言全球

中產階層人數將從 2012 年的 20 億，增加到 2020 年的 32 億，到 2030 年，

更會增加到 49 億。整個地球村正在脫貧奔小康。

▲ 2011 年，開羅。攝/ Guy Martin ; 來源/ Huck Magazine

二

討論這股趨勢帶來的變化之前，我們先要解決一個問題：誰是「中產階級」？字面意思是社會中間段收入的人。但各國衡量標準不同，目前為止，並不存在「中產」定義的普世標準。經濟學家們用來衡量「中產」的指標超過 20 個，但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

其中，最寬泛的定義是「非窮人」。世界銀行劃定的貧困線，是每天可支配收入兩美元。如果在這個標準線之上就算「中產」，那麼發展中國家已經出現30 億中產，但他們有的還沒有用上電和潔凈水。這個指標設定顯然太低了。如果以接近或超過發達國家中等收入、每天可支配收入 85 美元計，那麼全世界只有12%的人算「中產」，這個標準又定得太高。

兩位曾在世界銀行工作的學者布蘭科·米拉諾維奇和什洛莫·伊札奇，設定的中產收入標準獲得過廣泛引用：把巴西（發展中國家代表）和義大利（發達國家代表）2000 年的平均收入，定為全球中產收入的下限和上限：年收入 4000—17000 美元。除去貨幣購買力因素，他們定義「中產」的每日可支配收入大概在 10—50 美元之間。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兩名研究員烏里·達迪什和希莫什·阿里認為，無論怎麼算，以收入來定義中產階級都會碰到現實障礙，如匯率波動、申報不準確等。他們提出了一個更加便捷直觀的演算法：擁有一輛汽車的家庭，就算中產。車雖有普通豪華之分，比如在印度，一部二手汽車價格也許只要 500 美元，但即便如此，負擔得起一輛汽車的人，多數情況下，算得上當地中產。

歐盟安全研究所報告採用的中產定義，是除去購買力因素外，每天可支配收入 10—100 美元的人，比米拉諾維奇、伊札奇的演算法上限更寬。而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在研究「阿拉伯中產階級」的報告中，使用「三分之一原則」：滿足基本食物、住所開支之後，剩餘三分之一收入可自由支配。

計算方法五花八門，但各種統計都認同這樣的趨勢：全球中產階級增長之快，大大超出預料。而近年來新增中產人數，幾乎全部來自發展中國家。

以汽車數量估算中產規模的方法，存在諸多缺陷。比如，不適用於中國香港、新加坡這樣公共交通發達、私人汽車稅率極高的地方——當地中產未必買車。如果一個家庭擁有不止一輛車，以汽車數目代替中產人數，也會不準確。但是，過去 10 年間，全世界汽車擁有量增長最快的 10 個國家，其中 9 個是發展中國家，這與其他計算方法推導的中產興起趨勢驚人吻合。

三

依我所見，各地廣場上的抗爭者，未必各個都擁有汽車，也不清楚他們口袋裡有沒有三分之一的閑錢。但相同的一點是，他們對信息的掌握、爭取自身權利的意識，超過了當地統治者的預期。

掌握信息終究有賴一定程度的經濟收入。你需要錢來買報紙、買收音機電視機或者手機計算機，需要積攢旅費出去見世面……全球範圍內，獲取信息的經濟門檻正不斷降低，這形成了我對「變革型中產」的理解：解決了溫飽而對生活產生更多要求的人。他們有一定的經濟能力，使用智能手機、互聯網，收看衛星電視，甚至四處旅行。說到底，全球中產階級興起，改變的並非只是錢包，還有頭腦。

這一輪變革，是中產浪潮與信息革命的交匯。歷史上，新技術的產生，往往首先為統治者所用，比如鐵的發現，被用來打造盔甲、製造兵器，壯大王的軍隊。20 世紀前20 年裡，收音機、電視機、擴音器，幾乎都為掌權者服務，當時任何一場變革，都以奪取當地電台電視台開場。但 20 世紀末期開始向公眾開放的互聯網，本質恰恰是反權威、反壟斷，人人相聯，卻無人掌控。儘管統治者仍然能夠實施控制並加以利用，但互聯網生來是博弈的工具，而非獨佔的資源。

另一股變革衝擊力，來自人群更大規模、更快速度的移動。以穩定著稱的新加坡，引進外來勞工比例持續上升；2013 年年末，印度勞工挑起建國 40 年來的首宗騷亂。以這些勞工的收入，在新加坡算不上「中產」，在故鄉卻是受人艷羨。他們每天與新加坡本地人謀面，自然產生對照：為什麼我們不能像他們一樣享受平等？無論網上會面，還是不同背景的人群相遇，人類歷史上從未像今天這樣，能夠隨時隨地把各自的生活境遇、經歷的管治手段，攤在同一個平面上對比。

全球中產階級興起，按理說是好事。各國國內消費需求增加，促進經濟發展。全球富豪榜上，目前財富增長最快的不是壟斷性資源的掌握者，也不是奢侈商品供應商，而是「為中產階級服務」的商家，如西班牙平價時尚品牌 Zara 的老闆阿曼西奧·奧特加、宜家創始人英格瓦·坎普拉等。中產消費者的壯大是他們致富的源泉。美國學者法里德·扎卡瑞亞在《自由的未來》一書中說 ：「經濟權力，幾百年來集中在少數商人、銀行家、大亨手中，如今卻向下分配。大部分公司，乃至整個國家，都在竭力討好中產階層，而非金字塔頂端的少數富人。」

通常我們認為，中產階級傾向安逸的生活，政治主張溫和。「全世界中產階級聯合起來」時，世界應該更加和諧、富饒才對。可是，當 2030 年的歷史轉折點越來越接近時，為什麼我們首先看到的竟是一場接一場的動蕩和危險？

究其原因，是一些政治制度的設計原本建立在「少數精英+少數中產+大多數窮人」的國情之上。中產階級的數量急劇增長，註定要求在政治上具備更多代表性，要求政府的管治更合理和有效，由此形成了對舊制度的衝擊。比如在巴西和土耳其，民主選舉已經實行多年，但執政黨始終是以貧困人口為票倉的「窮人黨」——政策往往討好低收入者，民粹主義宣傳在選舉中也比較管用，真正的獲益者卻是上層權貴資本和裙帶關係。但當這些國家的中產階級膨脹起來後，他們的訴求卻沒能及時得到滿足，甚至遭到刻意忽視，於是不得不向「窮人黨」討個說法。埃及第二波反穆斯林兄弟會(起源於埃及的遜尼派組織，由哈桑·班納創立於 1928 年，倡導以《古蘭經》與先知穆罕默德的聖行（Sunnah）為穆斯林個人、家庭、小區與國家的唯一參考指南。以其慈善工作與積極的政治參與而在阿拉伯世界有廣大的號召力，然而，也因為它與政府對抗的立場與恐怖攻擊活動，目前已被巴林、埃及、敘利亞、俄羅斯等國列為恐怖組織。)執政的抗爭，就是類似情況。利比亞、委內瑞拉的石油財富分配不公，少數上層發動多數貧困人口擠壓中間人群的模式，也在此列。

▲ 2011 年，巴林。攝/ Hasan Jamali ; 來源/ AP Photo

可以預見，未來全球不穩定因素之一，正是飛速增長的中產階級與落後的管治之間的衝突。

但是這種衝突本身，很難單獨帶來徹底、積極的改變。中產階級革命改變不了什麼。他們通常手無寸鐵，跟傳統勢力缺乏聯繫。在土耳其，幾個月的抗爭只保住幾棵樹，而抗議對象埃爾多安仍然在選舉中獲勝；在伊朗，江山未改顏色，抗爭一朝受到壓制，餘溫幾乎盡散；在埃及，「不為麵包為自由」的抗爭者，眼見變革的結果南轅北轍鏡花水月，代價卻是昂貴的鮮血；在列支敦斯登，號召限制君主權力的人，爭取不來大多數選民的支持；委內瑞拉和巴西的「窮人黨」根基穩固，繼續執政……

更不幸的是，中產抗爭一旦牽扯地緣政治，觸動暗傷隱患，註定攪起翻天覆地的變革。烏克蘭的一場反貪腐示威，造成俄羅斯乘虛而入，幾乎二分烏克蘭疆土；埃及三年兩次政變，重新定義東西方力量對比；而在利比亞，內亂招來北約兵臨城下，演變為真正意義上的戰爭。

中產革命本身力道不足，但它可能是雷霆巨變的燎原之火。街頭怒火一旦點燃，沿著歷史、信仰、地緣、利益的裂縫，燒出誰也無法預料的圖景。

廣場上的埃及人，並不知道 18 天后，做了 30 年總統的穆巴拉克會倒台，更料不到後來的權力反覆、生靈塗炭。烏克蘭人也不知道亞努科維奇真的會出逃，更無法預見民主抗議會招來強鄰覬覦。

另一重驚訝是，推動變革的是受惠於經濟增長的中產階級，但他們卻對主政者沒有感恩戴德之心。埃爾多安執政時期，土耳其經濟騰飛，國際影響力上升，分享這些好處的人卻站出來叫埃爾多安「別插手我們的生活」！政府與民眾之間「多一點經濟好處、少一點個人自由」的協議，恐怕保質期有限。

諸多不確定中，如果說誰有多一點的主動權，應該說是統治者本身。變革突發由下自上，但由上自下的傳統管治塑造了它的走向。在突尼西亞和埃及，統治者在執政後期給予了公民社會一定的空間，因此人們對和平示威並不陌生，初期變革和轉型也才相對平穩，不像利比亞，沒有一絲公共空間允許表達，一上來就是內戰。

經濟不是催生變革的決定性因素，但是統治者手中如果有經濟這張牌，就可以拖延變革的發生。土耳其、巴林鬧得再凶也無法翻天，列支敦斯登的富裕令大多數人安於現狀。經不起「阿拉伯之春」吹拂的，往往是推行經濟改革的共和體制，而躺在石油上的君主制國家，最多是吹皺春水，卻興不起浪潮。中國向委內瑞拉提供的數百億美元貸款，客觀上令查維斯和他的繼承者兩手不空。

除了施以恩惠，統治者壓制變革的辦法還有「恐懼」。伊朗 2009 年發生「綠色革命」之後，再沒受到周邊抗爭鼓動。鐵腕鎮壓的記憶、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監控，固然加深了人們的反感，卻也真的消磨了他們的勇氣。一個伊朗抗議者告訴我，他停止示威的原因，竟是最高精神領袖發出了「回家」的號召：「在這裡長大，你就明白，他們真的有能力叫你停……」統治者的技術管制，也能夠阻擋信息傳播的威力。過去我們認為反映社會貧富差距的「基尼指數」，能夠衡量社會突變的可能，但是2010年以前，突尼西亞和埃及的「基尼指數」反而比伊朗還要低。綜合世界銀行及其他機構的資料（不是每年都有統計），突尼西亞「基尼指數」為 0.366（2010 年），埃及 0.308（2008年），伊朗 0.445（2006 年）。0.4 是所謂爆發社會衝突的「警戒線」，但線下的突尼西亞和埃及率先亂起來，在線上的伊朗反而相對穩定。

假定不用「基尼指數」衡量，而是對比這 3 個國家網路的使用與管制，結果就有趣起來。2001 年以後 10 年間，突尼西亞和埃及網民增長速度遠超伊朗，伊朗對互聯網內容的限制指數為「32」，世界第一。儘管伊朗幾乎人人翻牆，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信息都在網上。突尼西亞抗議爆發的導火線，除了小販自焚視頻迅速傳播外，還有維基解密揭發的本·阿里家族的荒淫歷史。信息時代的「不平等」，未必是絕對財富值的比較，而是群體感受的不公。　

外來勢力在中產變革初期幾乎難覓蹤影。埃爾多安、穆巴拉克、本·阿里都是鐵錚錚的西方盟友。美國前總統小布希曾經制定「自由中東計劃」，要求埃及等國政府給予民眾更多自由，但在這個高高掛起的旗幟下面，口氣輕重、措施緩急卻是分時段、看對象，突如其來的政權更迭，絕不是最有利於西方的選項。卡扎菲怪誕到沒朋友，但要不是國內起了風波，法國前總統薩科齊也不敢輕易重劃「地中海版圖」。「阿拉伯之春」初期，西方反應遲緩，甚至錯判，美國在巴林問題上的雙重標準，更是令自身蒙羞。但正如前文所述，中東亂局很快便陷於陳疾窠臼，令人忘記了中產變革的元氣。事實上，衝冠一怒的中產，最後發現身處國內傳統勢力與國際博弈的夾縫中，初時短暫的狂喜過後，迎接他們的是更長久的失敗與痛楚。中產階級無法單獨創造更好的未來，要不要與傳統勢力聯手，更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道義問題。爭取傳統勢力中的改良派，難保換湯不換藥，一旦取得勝利，中產階級的利益可能會立即被犧牲掉，比如埃及人就在反覆錯選中備受打擊。而另一個難題是，要改善自身際遇，是否一定要首先改造世界？

還是僅僅為自己找個舒適的小環境，所謂「小確幸」即安？

▲ 2011年，巴林。攝/ Hasan Jamali ; 來源/ AP Photo

四

這本書中收錄的是我過去幾年的現場採訪，講述的並非變革原理，而是人的故事，是從個體命運與情感中，看到聽到嗅到變革的姿態和味道。新興中產階級的訴求或許相似，但每個人在歷史轉折中的處境各有不同。這裡記錄下的是他們的憤怒與驕傲、淚水和血水，更有拉開時間的距離，看他們如何面對變革的曲折與失意。

這些年，我見到中國讀者對別國變革的品評，常以成敗論。眼見他樓塌了，扔下一兩句冷嘲熱諷背過臉去。然而在現場的不同角落，在對人物的反覆採訪中，我看到變革過程的複雜。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做出不同選擇，同一事件以不同角度切入，滋味迥異。需要說明的是，為了保護受訪者，書中部分人物使用的並非真名。

除了中產人群本身，書中也涉及值得思考的管治模式。迪拜的「中央計劃 + 自由市場」經濟，需要造出一個神秘難測的君主；而超然穩定的瑞士，卻沒有人坐在權力頂端；同樣號稱「全民直接管理」的利比亞、委內瑞拉模式，則少了法律保障和程序限定；走向共和的尼泊爾，尚未形成中產階級，我看到新階層身影朦朧，但步履興奮；而伊拉克人雖然首先要解決的是安全問題，可是關於民主的討論從未缺席……戰後十多年，新的中產正在形成，卻成分複雜，又常常被教派標籤模糊訴求。

書中也收入了我在英國留學時的見聞。800 多年前，英國《大憲章》簽訂。英國貴族要求限制王權，大概是有錢人爭取政治權利的最早例子。雖然《大憲章》初次簽訂之後幾經反覆，但卻被視為近代民主與自由的起始。

受時空所限，我無法到達每一個抗議現場。雖然沒能親歷敘利亞，但書中仍然收入對變革起因的探索，因為它提供了一個統治者的經典難題：改革的門，能不能半開半關？敘利亞總統巴沙爾曾經主導「大馬士革之春」，引入全面改革，卻很快發現失控的危險，只得急急踩下剎車。不幸的是，「對一個糟糕的政府而言，最危險的時刻，是它開始了改革」。

「阿拉伯之春」已成噩夢，始發地突尼西亞卻不聲不響走出暴力怪圈。2015 年諾貝爾和平獎也授予了突尼西亞內部對話機制。在去往利比亞的途中，我幾次經過突尼西亞，卻始終沒有機會好好研究它的轉型。突尼西亞在本·阿里出走後，也曾經歷混亂與殺戮，但它的成功似乎還因為國情特殊：軍隊不強大、宗教團體較溫和、世俗派不極端、社會氣氛開放。換句話說，傳統勢力不強，傳統包袱不多。而恐怖組織也看出了突尼西亞可能成為「另類」的端倪，存心製造襲擊。成功的故事要留待時間檢驗，希望將來有機會另篇詳論。

書中少不了我在各地遇到的中國同胞。變革發生在他們眼前，在他們的不同反應中，一幅中國世界觀越發清晰。各種趨勢報告都認同，這一波全球中產潮，浪花掀起的最高處在中國。歐盟安全研究所報告指出，中國的中產階級比例在 2030 年之前將躍升至 74%，居全球第一。

暢想未來，全球中產的生活方式、穿衣戴帽、讀的書看的電影聽的音樂，很可能越來越接近，甚至我們的胃都變得越來越 fusion（美味混搭）。然而，即便沒有新興中產與舊制度的矛盾，全世界中產階級就真的能夠團結起來嗎？文化、信仰、歷史、地理，這些基因里的記憶會不會在彼此對比之下，反差更加鮮明？

伊拉克人終於有了上街抗議的權利，但我見到的一次示威，竟然是要求政府立即處死獄中的「基地」成員。事實上，國際人權組織批評伊拉克政府不審訊而直接槍斃被捕武裝人員的情況已經夠多了。2015 年 1 月，《經濟學人》雜誌一則極短的報道，措辭別具深意：「斯洛維尼亞終於出現公民社會大規模遊行，遺憾的是，這是一次反同性戀權益遊行……」在自由了 800 年的英國知識分子看來，斯洛維尼亞人有了公民意識是好事，但沒想到首先宣講的是保守價值觀。全世界中產階級在爭取權利的戰壕里並肩，但很難講他們能手把手多久。更不用說，生產與消費全球化後，發展中國家中產人數暴增，西方發達國家卻是中產身價貶值、規模縮小。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中，很大一部分正是全球中產此消彼長潮流對沖中的失落者。新型中產首義中東，四處激起迴響。互聯網與急速全球化（人類祖先走出非洲就開始了全球化，但當下互聯網等多種因素助推，速度大大加快）的腳步沒有停，發達國家未做思考就行動的排外情緒高漲，可看作中產變革的第二篇章：西方中產的失落。

美國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曾經站在開羅解放廣場上，感慨埃及變革「如巨象起飛，如果你沒有預見到它的發生，也就別瞎猜它將飛向何處」。全球中產階級興起，作為一種現象，儼然也是一頭騰飛的巨象，無人能夠預言它的方向，甚至可能連它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僅僅從眼下來看，那些覺悟起來的中產階級，那些起而抗爭的中產人士，仍然在舊世界沉重的陰影下，匍匐在地，難以飛升。急速全球化的故事，一切才剛剛開始。

▲ 2011年，利比亞。攝/ Hassan Ammar ; 來源/ AP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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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明天起，做一個不失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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