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歷史書何以暢銷半世紀

撰文：大衛·格林伯格

翻譯：張舒

校譯：陶小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哲學著作的生命可以延續千年，小說可以延續數百年。歷史著作如果實為佳作，也許能留存一代人的時間。然而，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國政治傳統》已經迎來了它第五十個出版年（編者註：本文寫於1998年），而且它依舊是重版圖書中一部堅挺的暢銷作品。高中生、本科生、研究生讀它，一般讀者也讀它。如果記者們需要在專欄里援引一點兒權威歷史學家的話，他們會從書架上取下這本書。學院派歷史學家同樣推崇它：每當他們打算針對這本書寫些什麼，最終都會以一片頌詞作結。這本充滿活力的舊作就像一個健壯的耄耋老人，讓人想去探究一番它經久不衰的秘訣。

《美國政治傳統》（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的寫作始於1943年，當時霍夫施塔特僅有二十七歲，四年後全書完成，這位年輕學者的事業在這本書的助推下蒸蒸日上，成為他那個時代知名的歷史學家。此前他已寫過一本書，《美國思潮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這是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畢業論文，由默爾·科蒂（Merle Curti）指導，至今它還是這個主題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畢業之後，霍夫施塔特在馬里蘭大學短暫地教過書，很快重回哥倫比亞大學，在這裡教書直至職業生涯結束。

在那裡他不但寫下了《美國政治傳統》，還有其他幾部振聾發聵、影響持久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最著名的也許是他獲得1955年普利策獎的《改革的年代》(The Age of Reform)，這部作品介紹了他的「地位政治」（status politics）觀念（這一觀念的含義是，人們的行為與其說是出於純粹的經濟學意義上個人利益的考量，倒不如說是出於維護他們社會地位的需要），而且有爭議地將19世紀晚期的民粹主義者描繪成懼怕現代性，懷念過往的農耕時代且相當偏執的形象。修正主義者指出了這幅肖像中的致命漏洞（比如說，霍夫施塔特誇大了民粹主義者的排外主義，而且很少談及它對資本主義「鍍金時代」合理且有力的批判），不過這本書一直被民粹主義（和進步主義）歷史學家當作自己寫作的出發點。他的其他有影響力的著作包括：《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1963），這是另一部榮獲普利策獎（1965年獲獎）且常被引用的作品。

然而，《美國政治傳統》仍是霍夫施塔特擁有最多讀者和最受歡迎的作品。它由一系列美國歷史人物的微型傳記組成——十個人的人生，從托馬斯·傑斐遜和安德魯·傑克遜到赫伯特·胡佛和富蘭克林·羅斯福；另外還對兩組人（開國先輩，強盜資本家）做了細緻地描述。霍夫施塔特的主題中既有美國英雄，也有反面人物，他對這些人做了以前他們沒有經受過的批判性審視，不過他這樣做並非是因為他殘忍的熱情——我們經常會把那種殘忍的熱情與「修正主義」歷史聯繫在一起。《美國政治傳統》是一部成熟的作品，霍氏後來說的「明顯是一個年輕人的作品」並不準確。

它假定在可理解性和深刻性之間無法折衷。霍夫施塔特的語句很乾脆，警句多，但不晦澀。舉個例子：「要成為總統，有些時候林肯必須得說的比他認為的更激進；要成為一名握有實權的總統，他必須得表現的比他所想的更保守。」再比如說：鍍金時代的美國總統拉瑟福德·B·海斯（Rutherford B. Hayes）和本傑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 「既不卓越也不腐敗，他們在美國編年史上之所以有名，主要是因為他們默默無聞。」

霍夫施塔特

霍夫施塔特的簡潔風格之重要性遠不止體現在它所帶來的樂趣上面。它同樣反映出他的信念：「歷史是文學的一部分，所以它應該像虛構作品或詩歌那樣是一門自覺的藝術。」（小阿瑟·施萊辛格語）。儘管霍夫施塔特會使用心理學和社會學的研究和觀念，但是他從來不會欺騙自己說歷史是某種科學，或者說人們可以「證實」一個歷史學觀點。比起論據的充分，他更喜歡洞見的美感。他知道，在某些證據被證偽很久之後，洞見卻常新。

儘管《美國政治傳統》摒棄了當今學院派歷史學在學術領域內部吹毛求疵的毛病，它確實含蓄地、有時明確地向他的前輩提出挑戰。霍夫施塔特最喜歡做的莫過於消除歷史的神秘感。他把托馬斯·傑斐遜請下了神壇，第一句話便是：「圍繞托馬斯·傑斐遜發展出來的神話的數量之多、給人留下的印象之深刻在美國歷史上首屈一指。」之後他便努力除去這些錯綜複雜的「傑斐遜神話」，然後這樣一幅肖像躍然紙上：傑斐遜並非一個思想縝密的哲學家，而是一個時常改變治國理念和方式之人，幾近反覆無常。霍夫施塔特寫道：「林肯傳說對美國人的想像力所產生的影響遠遠超過其他一切政治神話。」從他的修正中，我們對林肯有了全新的理解：他是一個可憐的被自己的雄心壯志綁架的人。不過，霍夫施塔特提出的這些觀點是在激烈地批評頑固的錯誤觀念，而非與其他持不同意見的學者就一些細枝末節發生的口角，也不是帶著一副幸災樂禍的神情對前輩學人發起「弒父」攻擊。

有一位歷史學家的身影在《美國政治傳統》一書中揮之不去，他就是查爾斯·A·比爾德（Charles A. Beard），他是霍夫施塔特前一代的傑出進步主義歷史學家。霍夫施塔特對比爾德的鐘愛持續一生。後來他寫了一本書《進步主義歷史學家》，書里寫了比爾德、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和沃濃·L·帕靈頓（Vernon L. Parrington）。不過更重要的是霍夫施塔特對他的反叛。比爾德和他同時代的進步主義者把權貴和民意之間的持續衝突作為了美國歷史的主線。相反，霍夫施塔特看到的是美國歷史的連續性和統一性，在他的描述中，美國歷史沒有太多衝突，這讓人很吃驚。他在這本書的導言中這麼說到：

（美國歷史中的）政治鬥爭的激烈常常使人產生錯覺。大政黨內主要競爭者的視界通常局限於財產和企業……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個人處置私有財產和用其投資的權利、機會的價值、私利和自主在寬鬆的法律限度內會自然演化為一個施善行的社會秩序……這些都是美國政治思想的中心信仰之主要原則；傑斐遜、傑克遜、林肯、克利夫蘭、布萊恩、威爾遜、胡佛雖然各不相同，但大多都認同這些觀念。

所以說有些歷史學家把《美國政治傳統》和霍夫施塔特的其他作品放在了戰後時期佔主導地位的「共識」歷史學派的核心位置。歷史學家約翰·海厄姆（John Higham）將霍夫施塔特的著作和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的《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丹尼爾·布爾斯廷（Daniel Boorstin）的《美國政治的特質》（Genius of American Politics）放在一起，他認為這些作品都表達出一種因為過去兩百年間幾乎毀掉歐洲的階級矛盾和政治動蕩沒有在美國出現的感激之情。一些讀者甚至批判霍夫施塔特對美國讚譽過度。

然而，霍夫施塔特不會心悅誠服地接受海厄姆給自己貼的標籤。他表示自己在寫這本書時，腦海里甚至連一個中心主題或論點都沒有。他後來提到，就連長達六頁的導言也是他在編輯的堅持下才勉強交稿的。他這樣的表達，一下把本書斟酌良久的「論點」降格為事後產生的想法。

人們一直在爭論霍夫施塔特究竟是在讚揚、痛惜，還是在控訴美國政治傳統中的狹隘，這本身就突顯出他作品的多義性。我會說，霍夫施塔特既讚揚，又痛惜，還控訴了。他對傳統既感失望，又表示尊重。歷史學家C·馮·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在霍夫施塔特去世的悼念會上這樣說：「他對美國生活的多個方面進行了批判，但他從不屬於任何反美國主義的流行圈子中的一員。」

戳穿了愛國主義的陳詞濫調，卻依舊珍視美國的傳統——《美國政治傳統》體現了20世紀自由主義一些最優秀的品質。這本書之所以長期受到歡迎，也許既要歸功於它的哲學，也要歸功於它的文學上的魅力，或者還有它在歷史書寫上的準確定位。比起哈茨和布爾斯廷的著作，如施萊辛格的《至關重要的中心》（The Vital Center）和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自由的想像》（The Liberal Imagination）與《美國政治傳統》更像一個序列中的作品。霍夫施塔特不但和這些書的作者私交甚好，而且他們共同抱有一個現代主義者的決心，那就是把自由主義置於墨守成規的保守主義和過度敏感的感傷主義的兩極之間。

正如政治學家埃拉·卡茲尼爾森（Ira Katznelson）說的，霍夫施塔特是在啟蒙自由主義的「黑暗時代」寫下了《美國政治傳統》。當時儘管法西斯在歐洲已日薄西山，但它捲土重來的潛在可能仍令人心驚膽寒，「赤色恐慌」（red scare）當時正在席捲美國。蘇聯的共產主義再一次對左翼勢力產生了吸引力，一些冷酷無情、持懷疑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不懷好意地暗示，自由主義和理性主義多少要為納粹和大屠殺負責。霍夫施塔特和其他人對這種潮流感到恐慌，他們加入到為自由主義的靈魂而戰的隊伍中。在《美國政治傳統》里，霍夫施塔特警告人們，將歷史變成意識形態工具是很危險的。這是他和《黨派評論》那些反斯大林文學批評者共同的信念，只不過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表達起這些觀點來有獨一無二的優勢。

霍夫施塔特

霍夫施塔特不僅在回應他所處時代左右兩派的意識形態信徒，同樣也是在回應查爾斯·比爾德（再一次），范·威克·布魯克斯（Van Wyck Brooks）以及其他先驅——這些人在尋找布魯克斯所說的「有實用價值的過去」，即對社會正義有利的歷史。在布魯克斯的年代，這個概念意味著一種進步，向前跨進一步。在霍夫施塔特的時代，納粹和斯大林主義者通過操縱歷史來達到他們自身的邪惡目的，這些事情已經讓人們看到了「有實用價值的過去」這個信條過於天真。霍夫施塔特更傾向於不去「利用」過去，而是像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提出的那樣，去「吸收」它——去理解歷史是如何造就了一個人所處的政治和知識氣氛，而不去總結一些實際教訓。霍夫施塔特在《美國政治傳統》中一直在提醒讀者，歷史很少會有簡單的結論，眾多屬於美國的理念之間經常不可調和。

霍夫施塔特最知名的觀點是指出自由和民主之間經常會發生衝突。他在介紹開國先輩的一章中談論起那些貴族對於民眾的不滿態度時，特別借用了比爾德的譏諷口氣。但他和比爾德不同，比爾德將建國看成是自私的富人和道德高尚的窮人之間的戰爭。霍夫施塔德遠遠地超越了比爾德，他拋棄了比爾德的二元論，他對開國先輩體現出的睿智表達了感激之情。霍夫施塔特再一次回到他最喜歡的話題：

當代的美國民間觀念都認為民主幾乎等同於自由，雖然民主理論家力求對二者做出區分，但是與此同時，他們一般都認為民主為自由所不可或缺。但是開國先輩們認為，民主會威脅到他們最為關心的自由。在他們的思想中，自由同民主無關，而是同財產有關。

如果這種對開國先輩的看法讓他們的光環黯淡了一些，那也只有如此；霍夫施塔特諷刺他們「對財產權的堅持到了死板的程度」。不過他也稱讚他們的現實主義令人敬佩，「雖然他們認為自利是一個人最危險也最牢不可破的特質，他們也一定會同意對其進行控制。」他援引教士傑瑞米·貝爾納普（Jeremy Belknap）的話：「讓我們承認這一原則：政府源於人民；但人民需要接受教育……他們不能統治自己。」霍夫施塔特知道這樣的話說出來會令人不快，但他不是那種會站出來宣布這說法不對的理想主義者。

在霍夫施塔特的勾勒中，幾乎每個美國的自由英雄都是不怎麼熱心的民主人士。安德魯·傑克遜是一個「不深思熟慮的人」，他「倒向民主陣營的原因是因為民主陣營倒向了自己。」對林肯來說，「民主還無法跨越膚色的界限。」伍德羅·威爾遜只相信「國家必須在財閥統治和平民統治之間選擇一條中間道路。」富蘭克林·羅斯福認為外交事務的「目標無論多民主，其手段都遠非民主。」

霍夫施塔特為什麼要指出幾乎每個美國英雄作為一個民主人士都不完全夠格呢？在我看來，他所做的糾偏性的評論不是針對這些歷史人物（因為他並沒有全盤否定他們），而是針對那些神話製造者，那些「英雄崇拜和民族自我吹噓文學」的散播者。他在導論中對這些人嘲諷了一番。

文學評論家阿爾弗雷德·卡辛（Alfred Kazin）在日記中談起他和霍夫施塔特還有他第一任妻子費莉絲·斯瓦多（Felice Swados）的親密友情。費莉絲是一個作家和編輯，29歲就過世了。卡辛尤其記得霍夫施塔特狂放的幽默感。在大蕭條時期，卡辛寫道：

費莉絲認真地考慮過給迪克（霍夫施塔特名）在夜總會找一個單人脫口秀的工作。每次他模仿羅斯福，還有那個女兒掉井裡的奧扎克農民（有一句台詞是：「這幾天我們總得把她給弄出來」）的時候，我們都會狂笑不止。

C·馮·伍德沃德曾經在文章里說霍夫施塔特有種「調皮的風趣，還有發現荒誕之事的天賦……那些是傑出的諷刺作家和漫畫家有的天賦。」

霍夫施塔特的作品有的不是那種讓人大聲發笑的幽默。嚴肅的學術作品會剔除掉那些令人捧腹大笑的內容，不過一些風趣的內容還是可以有的。霍夫施塔特在《美國政治傳統》中的諷刺既尖酸又搞笑。他在談到鍍金時代的巨頭們時這些寫道：「因為他們的事迹之經久不渝的價值是那麼偉大、那麼美好，他們不需要對他們平日的不誠實行為感到焦慮。」他冷冰冰地或者說不無酸楚地這樣寫胡佛：「養活了歐洲的人成了飢餓的象徵，才華橫溢的執政者成了災難的象徵。」

就像他的文學天賦一樣，霍夫施塔特嘲諷的幽默感不僅僅是裝飾。這種幽默感表現出他樂於稱之為「複雜性」的品味——他拒絕接受簡潔的回答。他以超乎尋常的努力把每幅圖景變得複雜。比如他在談到林肯時會在誇耀林肯是個「樸實」之人和揭露林肯是個「徹頭徹尾的政治家」之間小心翼翼地做著平衡。他寫道：「林肯的質樸是非常真實的……但他同樣是一個複雜的人，複雜到足以理解自己的質樸的價值。」之後，他再一次改變之前的說法：「他的手法有些刻意……但是其中不存在欺騙的成分。「

這種左右搖擺看上去有些膽怯、像是缺乏判斷力。但是經過常年的累積，這種躊躇似乎成為了一種受歡迎的謙遜的標誌。不過，霍夫施塔特又用一種近乎厚顏的自負抵消了這種謙遜——這種自負就像喝下一杯甜美的潘趣酒之後往上躥的熱情。這個年僅二十七歲的作者敢於對美國歷史每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時期做出評論，但在很多地方霍夫施塔特的稚嫩又讓讀者感到有些尷尬。他對這些人物都做出了一些過於相似的批判：他的談論對象不但都是不完美的民主主義者，而且有很多還是傲慢的道德主義者。威廉·詹寧斯·布賴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西奧多·羅斯福，還有伍德羅·威爾遜這些非常不同的人物都被他抨擊為自以為是。其他好些人則是在智識上有欠缺。霍夫施塔特有些過於高傲地評論了一番不多的可以被稱為知識分子的總統。他這樣寫道：羅斯福的頭腦」沒有深邃的思想」；威爾遜作為總統「在經濟問題上處理能力不佳」；傑斐遜這位蒙蒂塞洛的智者「從未嘗試寫下一部關於政治理論的系統著作——這可以理解，因為他沒有系統性。」（補充一句，很尷尬的是，在現代人看來，他這部由全男性的傳統締造者組成的政治諷喻劇並不完整；當然他的遺漏與其說是個人原因，倒不如說是因為40年代的時代原因。）

我們可以從霍夫施塔特的傳記找到他這種引人注目的自信之來源。她的母親在他十歲那年去世，他的第一任妻子費莉絲在她20多歲時被病魔纏身。阿爾弗萊德·卡辛在日記中用很迷人的筆法暗示了費莉絲的病痛是如何影響到她丈夫的：「迪克在一間昏暗的房間中坐在費莉絲身旁照顧她，黑暗中，他在一個黃色的墊子上開始了《美國政治傳統》的寫作，他總沒法看清自己寫下的字。」人們在這句話中能夠讀出的東西不多。但是不難想像，生命的轉瞬即逝給年輕的霍夫施塔特帶來很大衝擊，他決定在有機會時從他所學的東西中記錄下「精華」。「黑暗」的一再到來營造出一種無可逃脫的毀滅之感——卡辛這句如詩一般的語言表明了他的朋友「沒有時間可浪費」的決心；霍夫施塔特意識到，把時間花在瑣碎的問題上面只會是浪費生命。怪不得C·馮·伍德沃德把霍夫施塔特描述為一個很難一起度假的人——他到哪裡去總是帶著打字機和參考文獻。

1970年，他的生命因白血病而停在了54歲，而那個時候的霍夫施塔特已經寫出了幾乎是一輩子才可以寫出來的能夠傳之後世的歷史作品。伍德沃德在追悼會上說：「說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是一個才華已經充分實現的歷史學家似乎很無情，因為他在人生的全盛時期突然離世；然而在數量和質量上，在文體的優雅和學術的敏銳上……他的具有創見的作品不僅內容豐富而且體量龐大，這些都宣告著他已經取得了英勇的成就。」

本文選自《大西洋月刊》（1998年11月刊），《東方歷史評論》受權譯介。

大衛·格林伯格（David Greenberg），羅格斯大學歷史和新聞及傳媒研究教授。著有 Republic of Spin: An Inside History of American Presi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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