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日本女人如何用身體慰安美國大兵？

核心提示：日本很會使用「性」在戰爭中的特殊效用。在日本的侵華戰爭中，有多少中國女人被強暴、輪暴，甚至輪姦，又有多少被侵略國家的婦女被強迫為「慰安婦」。歷史很會嘲弄人。

日本很會使用「性」在戰爭中的特殊效用。在日本的侵華戰爭中，有多少中國女人被強暴、輪暴，甚至輪姦，又有多少被侵略國家的婦女被強迫為「慰安婦」。

歷史很會嘲弄人。在戰後一個很長的時期里，連日本政府都專門組織妓女慰勞美國大兵。日本女人們爭先恐後，都以能巴上美國兵為榮，即便巴不上白大兵，至少也得湊合巴上一個黑大兵。

日本戰後妓女為美軍服務

1945年8月18日，即在日本投降的第三天，其政府再次藉助「性」的戰略戰術功能，決定三點措施，重點是如何用慰安婦來迎接和犒勞美國進駐軍。十天以後，在平時百姓禁入的皇宮廣場，召開了聲勢浩大的「特殊慰安設施協會」(簡稱PAA)成立大會。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賣淫托拉斯，號召日本女性加入，聲稱這是「為國家做貢獻」。PAA前後徵集兩至三萬名慰安婦。在世界歷史上，由政府出面，大規模用自己國家的女人的「肉體」來滿足佔領軍的「欲」，日本堪稱空前絕後。

日本的「性肉彈」果然起了戰略功用，可怕的性病在美國佔領軍中蔓延，隨後又由他們帶回自己的祖國。

一位美國隨軍牧師拍攝下在PAA前排隊，大叫「快！快！快！」的醜態，結果在美國國內引起強烈反響。在強大的壓力下，PAA被迫關閉。

日本政府的這項措施是為了構築起性的「防洪大堤」，即用「專業妓女」來保護「良家婦女」。其實，絲毫未能阻止美國大兵的「性佔領」。電影《肉體之門》就揭示了美軍是怎樣蹂躪日本良家婦女的。

這也好，為日後小說家和劇作家們提供了素材，產生了像《蝴蝶夫人》那樣的作品。連中國人都沾上光，能觀賞到《人證》那樣的日本電影。

《人證》的情節十分動人心弦。一個前美國黑人士兵窮困潦倒，流落街頭，在奄奄待斃前，告訴兒子一個秘密，他是自己與一個日本女人的結晶品。

兒子滿懷希望到日本去尋找生母，誰知橫屍東京街頭。

日本警方經過廣泛而周密的跨國調查，終於真相大白。兇手就是死者的親生母親--一名耀眼的服裝設計明星。

原來，當年這個女人為生計所迫，與一名美軍黑人大兵生下一子。後來，這名黑人大兵撤回國時，由於對黑人的種族歧視，美軍當局只准孩子隨行，結果母子天各一方。

這位女子在悲痛中，隱瞞以往，發奮圖強，苦學上進，終於在日本的經濟起飛中，出人頭地，並有了新的家庭和孩子。

就在舊傷已痊癒之際，突然黑兒子又闖入生活。眼看地位名利就要為丟臉的過去而崩潰，她企圖用金錢打發這個不速之客，但這個兒子不為所動，一心認母。於是，婦人立起殺機，裝作親熱，卻將利刃捅進兒子的胸膛，但刺到一半，又手軟了。被眼前殘酷的現實震驚了的兒子，頓時完全心死，乾脆用力向刀衝去，主動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最後，事情敗露了，忠於職守而又富於人情味的警察，網開一面，讓這位母親跳崖自盡，以免受審而判死刑。

德媒曝二戰美軍暴行：割耳朵殺俘 性侵19萬女性

德國《世界報》網站5月5日發表題為《強暴、搜刮戰利品——美國大兵的戰爭罪行》的文章，作者為斯文·費利克斯·克勒霍夫，全文編譯如下：

1945年美國士兵的殘忍暴力過去曾鮮為人知，但德國電視二台的紀錄片揭露了黑暗的秘密。

一名傘兵的手套血紅。這引起了另一位同伴的注意，他詢問此事。這時，傘兵將手伸進褲袋，掏出了一串耳朵。這名士兵驚恐地回憶：「他整晚都在『搜刮耳朵』並將它們串在舊鞋帶上。」

人們原本只能從西部牛仔電影中（當時是頭皮，而不是耳朵）了解到的血腥場面，在1944年初夏的諾曼底再次上演：美國士兵為取得人體戰利品而侮辱死去敵人的屍體。至少一定比例的美國大兵這麼做——但大多數人會對腰帶扣、匕首或勳章等物品感到滿意。但是沒人知道，有多少德軍士兵單單因為這件事而不得不死去。

在歐洲二戰結束70周年紀念周，德國電視二台於黃金時間放映了關於「解放者罪行」的紀錄片。本片不是描繪蘇聯士兵在向西行軍過程中犯下的罪行，其大量實施的強暴、掠奪和對戰犯的屠殺已經有過記錄。對於導演安妮特·哈爾芬格和米夏埃爾·倫茨來說，重要的不是這個，他們要尋找「美軍在二戰中的黑暗秘密」。

因為，即便自然如真正或所謂的和平主義者樂於宣稱的那樣，並非所有士兵都是兇手，但戰爭確實讓其中一小部分人變成兇手。暴力失控的結果導致很大一批戰士不只在戰鬥中大開殺戒，而且也在戰鬥結束後進行殺戮。這類暴力未被記錄，哈爾芬格和倫茨因此著手做這件棘手的事情。

倒不是因為迄今完全無人知曉美軍士兵（和法國士兵以及——明顯規模更小的——英國士兵一樣）也在二戰中犯下戰爭罪行。自上世紀80年代起，他們的罪行就在專業文獻中一再被強調。在過去幾年，類似軍事史學家彼得·利布的《霸王行動》等作品讓廣大讀者對此有所了解。

德國電視二台的這部紀錄片十分大膽，因為它不得不在時長44分鐘的短片中避免事無巨細並說明西方盟軍士兵所犯戰爭罪行的背景。為此，哈爾芬格和倫茨只能使用寥寥數語。表達的準確性因此變得更加重要。

德國電視二台的2位導演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儘管存在可忽略不計的小局限。他們清楚地說明了某些美國士兵無可爭議的荒淫行為，與國防軍和黨衛軍受上級指使所實施的往往被荒淫行為加劇的暴行之間的差別在哪裡。

《解放者的罪行》事實上成功地做到了在不淡化一點的情況下描述另一點。這值得稱讚，因為理論上看上去簡單的，往往被證明在實踐中是難以克服的。

給美國和加拿大士兵下達的各種被記錄在案的命令（不要俘虜妨礙己方進軍的敵人）當然違反1944年時的戰爭法。因為投降的士兵原本享有和平民一樣的待遇。但戰爭的實踐卻是寧可多殺一人也不要漏過一個。

明顯更困難的問題在於，空襲德國城市是否也算戰爭罪行？在倫敦擔任教授並將擁有德國波茨坦大學唯一特殊軍事史教席的森克·奈策爾是除彼得·利布外德國電視二台紀錄片的另一名專家。他有不同的判斷。因為二戰時還沒有禁止攻擊敵國後方和民用目標的有效國際戰爭法原則。

乍一聽或許會感到驚訝，但細細一想，對城市的空襲最終保護了百姓性命的斷言是準確的：如果空軍不是被迫參與了與經濟實力遠遠佔優的美國的「高技術戰爭」，軍事工廠肯定能製造多得多的坦克和大炮。這麼看，轟炸縮短了戰爭——但這個代價合理嗎？

毫無疑問，針對敵人的報復行動和針對婦女的任何性暴力都是犯罪。犯下這些罪行的絕不是靈魂扭曲者，這一認識是重要且讓人印象深刻的。當然也有心理病態的案例，但他們只在戰犯總數中佔少數。相反，絕大多數兇手在正常生活中絕不會想對周圍人施加這樣的暴力。這一點讓人愈發感到不安。

實際上，當時未對這些事情進行調查。儘管美國軍事法院調查了解到一些荒淫行為，但調查程序通常被撤銷。原因很簡單：沒人想主動給自己找麻煩。

此外還有團隊精神和可以理解的對抹黑同伴的踟躕不前等因素。甚至在像強姦這樣明顯的犯罪行為面前都是如此。美國軍方的官方文件僅記錄了幾百宗案例，但實際上肯定數量要多得多。

史學家米麗婭姆·格布哈特最近提出了一個觀點，她認為美國士兵在1944至1945年間至少對19萬名德國婦女施暴。但這一推論尚無有說服力的基礎——但真相同樣有可能是這一數字的一半或者2倍。人們不知道確切數字，而且將來也無法確定。哈爾芬格和倫茨將重點放在這一主題是有道理的，他們的判斷謹慎而合理。

事實上，至少西方盟軍士兵實施的強暴迄今在很大程度上是個禁忌。德國電視二台的短片能讓廣發公眾了解此事，這是值得稱讚的。因為澄清總好過沉默——這既適用於「搜刮耳朵」同樣也適用於強暴。

二戰美軍另一面：強姦法國婦女更勝納粹

士兵在二戰期間到底做了什麼

[英國《金融時報》網站8月2日文章]1945年8月，《生活》雜誌刊登的一張照片成為20世紀最具標誌性的一個瞬間。艾爾弗雷德·艾森施泰特拍攝的一位水兵在紐約時報廣場親吻一名護士的照片引起美國人的興趣，因為這張照片代表二戰的結局就像童話故事般美麗。就像珀修斯與安德洛墨達、聖喬治與公主、超人與路易絲·萊恩———美國戰勝了怪物，贏得全世界的感謝，這一吻就是獎勵。

從這一天開始，無數關於二戰的書籍、電影和電視節目都讓這一童話故事延續。在美國，二戰仍被稱作「正義之戰」，參加二戰的男人都是「最偉大的一代」。盟軍被描述成像《兄弟連》一樣，無所畏懼地直捅敵人的老巢，並活著給後人講述這一神話。相反，軸心國則與他們所犯的暴行分不開：南京大屠殺、緬甸死亡鐵路和猶太人大屠殺。而其他人都是可憐的受害者：被侵犯的猶太人、被拯救的戰俘和充滿感激之情的法國抵抗運動者。

嚴肅的歷史學家向來對這些神話表示懷疑。多年來，許多人試圖給我們傳統二戰的講述模式引進新鮮角度，但這些新角度總是集中在具體細節或事件上———比如對盟軍轟炸行動的道德批判或我軍戰俘受到善待。

性侵案比比皆是

沒有哪位歷史學家會質疑盟軍打倒納粹政權的核心目的，但現在似乎有一種趨勢，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開始直面這場「正義戰爭」中黑白分明的方方面面。就拿那張時報廣場的親吻照片為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歷史學教授瑪麗·路易絲·羅伯茨在她的新書《士兵做了什麼：法國二戰時的性與美國大兵》中對這張照片作了不那麼光彩的解釋。這一吻不是主動獻上的，而是水兵強吻的，他覺得自己理所應當。如果從美軍在歐洲的所作所為來看，這張照片變得令人有些反感。

羅伯茨指出，幾乎在《生活》雜誌刊登這張照片的前一年，該雜誌也刊登過一張美國大兵親吻法國婦女的照片，為的是宣傳戰爭的好處。但羅伯茨說，許多美國士兵根本不勇敢，他們首要目標就是活下去和性愛。用現在一位觀察家的話說，美軍對法國女人的態度是：「我們解放了你，你不欠我們點什麼嗎?」

羅伯茨說，帶著這樣的態度，隨著諾曼底登陸而來的是「真正男性慾望的海嘯」，讓當地人民大吃一驚。她從諾曼底檔案中找到許多美國士兵性侵和公然猥褻的案例。比如在勒阿弗爾，當地人出門時幾乎肯定能撞見美國士兵與妓女在公共場合交歡。許多法國人聲稱，美國人的行為比德國人要糟糕得多，其中一人寫道：「他們襲擊、搶奪，把街道和我們的房子弄得團團亂。」

但羅伯茨的書也有問題。她沒有探尋戰場上的暴力體驗和對性的貪婪之間的心理聯繫。她也沒有給出這些事件的規模，也許只有少量士兵是這樣的，但其比例不得而知。羅伯茨沒有詳述這些方面本身就透露了一點———她只想觸碰禁區，留待其他人為著迷於性愛的美國大兵來辯護。

為金錢臨陣脫逃

這不是我們習慣看到的關於二戰老兵的描述。另一本最近出版的著作也在質疑盟軍的英雄形象。記者查爾斯·格拉斯的《逃軍者：二戰最後一個不為人知的故事》，講述了1939年至1945年間，15萬英美士兵放棄軍職的事。這些故事以前從未被提起的原因，一方面是這些人覺得很羞愧，另一方面是我們想讓這些英雄永垂不朽。然而，通過講述這樣的故事，格拉斯打破了將近70年無人觸碰的禁忌。

格拉斯用大量篇幅描述了許多士兵在血腥戰鬥的壓力下失去人性的過程。格拉斯描述的戰爭與我們習慣在《兄弟連》中看到的狀態相去甚遠，因為許多士兵在不同的部隊間調動，從未能與同伴建立任何深厚的友誼。約翰·韋恩在電影《硫黃島浴血戰》(1949年)里刻畫的指揮官像父親一樣的形象也被無情地顛覆了。的確有許多軍官自己也身負重傷，無暇顧及尋求指導的普通士兵。雖然英勇事迹在這本書里也比比皆是，但這種英雄主義標準是多數士兵無法做到的。

雖然他十分同情這些士兵，但格拉斯也認為，這些士兵在戰場下的行為是不可原諒的。他在書中說，一些逃軍者不是被炮彈嚇退的，而是看到賺錢的機會，通常和暴力犯罪團伙攪和在一起。他們性放縱，在黑市牟取暴利，甚至從事暴力犯罪。

殘暴不遜日本兵

如果說羅伯茨和格拉斯質疑了英雄的形象，那麼曼徹斯特大學研究東亞歷史的阿倫·威廉·穆爾的新書則顛覆了怪物的形象。穆爾在《書寫戰爭：士兵記錄下的日本帝國》一書中，通過200多名日本、中國和美國士兵的日記審視了當時的亞太地區戰場。

據他描述，日本士兵遠非許多西方人仍然堅信的是「被洗腦的機器人」，日本士兵展現的思想和行動的自由度與中國和美國士兵完全一樣。他們能夠在目睹暴行時表達不滿和懷疑。1937年，一位日本士兵在南京大屠殺後抵達南京時驚恐地在日記中寫道：「這是日本兵乾的嗎?」

同樣，只有日本人殘暴的想法也是錯誤的。穆爾描述，許多美國士兵與日本人的殘暴程度完全一樣，包括將囚犯亂刀砍死，斬首，把油炸過的日本人的耳朵或手指作為戰爭紀念品。穆爾直言不諱地指出：「在這一方面，美國人與其東亞的對手沒什麼區別。」日本士兵拒絕投降的傳奇其實主要是怕被美國人虐待，而非什麼特殊的狂熱。

也許最讓人不安的是穆爾對士兵寫日記的分析。他說，在美國、日本和中國，士兵的想法和感受都受到上級的嚴密監視。因此，他們平時表現的是自我控制的一面，寫日記成為這些士兵說服自己聽從國家命令的有效手段。

也許相比上一代人，或者10年前，我們現在能更加舒服地表達質疑，而過去我們深深地陷入對冷戰或反恐戰爭非黑即白的論斷中。也許我們武裝部隊今天的所作所為(比如阿布格里卜監獄醜聞)也讓我們不禁懷疑他們過去表現得如何。

不論最近歷史學家和出版商想要打破禁忌的原因是什麼，關於正義戰爭的論調不會輕易消散。這些故事得以持續的原因是，我們會對自己感到好受，對我們的父母或祖父母感到好受，對培養我們的國家感到好受。這些故事讓我們同過去產生情感聯繫。時報廣場上的這一吻比任何知識分子追求的細節真相更能滿足我們靈魂深處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