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教科書的多重面相
撰文：瞿駿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清末民初的中國面臨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一轉型時代，關注民族，國家和自身命運的讀書人為因應西潮掀起了種種思想革命和文化運動。在《天下為學說裂：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與文化運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10月）中，作者通過對學生生活、教科書、「排滿」革命等問題的細膩考察，重塑清末民初讀書人的群體形象，嘗試挖掘這些讀書人當時生活、行動與心境的幾個側面，解說清末民初中國的變之深與變之痛。
以下內容受權選摘內容摘自該書第六章第二節。
在考察了教科書的出版與民初新教育結構的互動影響之後，民初教科書編寫理念和其內容的多重面相亦值得我們多加註意。通讀《共和國教科書》我們會發現其編寫理念基本上植根於富強與進化觀念，著力於所謂軍國民教育和實利主義教育，這是從洋務運動開始就已出現的變化，到清末則成為幾乎每個讀書人都受其影響的時代風氣，民初則仍在延續。正如劉延陵所說，「辛亥以前中國屢蒙國恥，舉國上下最熱衷於富國強兵，報仇雪恥」。
《共和國教科書》談到上海會立即引申至租界與國恥的粘連，說：「我國所謂租界，其管理地方之權，概歸外人，不獨上海一地為然，此國之恥也。國民宜善謀其國，使我政教昌明，國勢日盛，乃可以雪恥耳。」談到唐太宗則希望能「隱寓尚武強國之道」；教《木蘭詩》要學生領會「女子亦有軍國民資格」；講鐵路則誇其「便行旅，便輸運，平時已獲益匪淺。軍興時朝發夕至，成敗利鈍，悉繫於此」，「為工戰、商戰之利器，更為兵戰之利器」。
上述課文所宣揚的理念在時人看來因為世界潮流日新月異，瓜分危機日急夜迫，列強又經常以強權代替公理，所以其非但具備合理性，且要強調其緊迫性。不過《共和國教科書》雖有大量篇幅宣揚國家富強和社會進化，卻並不僅有這一個面相，其另外兩個隱而不彰的面相更值得我們加以討論。首先即是民初教育與儒學的關係。
《共和國教科書》出版的年代正是中國舊傳統接近於破碎之時。所謂「接近於破碎」，一方面如1894年前後有士人觀察到的「自今設再鼎革，非惟制義必廢，即儒術亦將廢」，但另一方面此士人認為「雖廢，亦不能盡廢，當如今之佛教為一線之延而已」。因此，《共和國教科書》之內容雖和儒學之大本大原格格不入，但有些課文在不經意中仍表現出一些儒術雖廢，但亦未「盡廢」的痕迹。
如《共和國教科書》中《孔子》一課會強調「本課言孔教之有體有用，不若宗教家之藉一神多神以惑人，故足為萬世師表」。有時大概為迎合時勢，《共和國教科書》也曾直接引北京政府之敕令入課文，以稍為孔子正名。如1914年在《教育公報》上發表的教育部敕令就曾被略作修改後收入《共和國教科書》，「教育部以孔子之道最切於倫常日用，為本國人所敬仰。其言行多散見於群經，故明定教育宗旨，通飭中小學校於修身、國文課程中，採取經訓一以孔子之言為旨歸」。
《共和國教科書》中會出現這些內容緣於清末民初教科書的興起，廢止讀經的過程並非如目前研究所描述的那樣簡單。以往多將廢止讀經的發端歸於1911年革命功成和蔡元培的雷厲風行，這大致是個迷思。湯化龍就追憶說：
夫學校讀經、講經,自前清迄今,聚訟呶呶,考其沿革,約分四期。其始也以《孝經》、「四書」、《禮記》為初等小學必讀之經,以《詩》《書》《易》及《儀禮》為高等小學必讀之經。既而知其卷帙繁多,理解高深,未足為教,遂改訂章程,減少經本。前宣統三年,中央教育會議已經以經學義旨淵微,非學齡兒童所能領會,決議採取經訓為修身科之格言,小學校內不另設讀經一科，民國仍之。
湯化龍作為清末民初詭譎風雲的親歷者，深知中小學廢止讀經一事所經歷的曲折與繁複。其所分的四個時期大致以1904年《奏定學務綱要》頒布，1909年《奏請變通初等小學堂章程折》出台，1911年中央教育會會議召開和民國建立為界限，確為湯氏即時的所見和所感。在這一個「經書」不斷少讀，漸至於不讀的過程中實際上充滿著新舊之間的緊張、權勢爭奪的激烈與前後拉鋸的反覆。
從清廷主導全國教育的學部來看，1904年《奏定學務綱要》的頒布，已明確規定學堂不讀全經。
中小學堂，科學較繁，晷刻有限。若概令全讀「十三經」，則精力、日力斷斷不給，必致讀而不能記，記而不能解，有何益處？且泛濫無實，亦非治經家法。茲為擇切要各經，分配中小學堂內。若卷帙繁重之《禮記》、《周禮》，則止選通儒節本，《儀禮》則止選讀最要一篇。自初等小學堂第一年，日讀約四十字起，至中學堂日讀約二百字為止。大率小學堂，每日以一點鐘讀經，以一點鐘挑背淺解，共合為兩點鐘。計每星期治經十二點鐘。中學堂每星期以六點鐘讀經，以三點鐘挑背講解……計每日讀經一點鐘，間日挑背講解一點鐘，每星期治經九點鐘。至溫經一項，小學、中學皆每日半點鐘，歸入自習時督課，不佔講堂時刻。
到1909年，不過五年時間，情況又發生了重大變化。5月學部奏請變通初等小學堂章程，建議：
從前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分為修身、讀經、講經、中國文學、歷史、地理、格致、算術、體操八科，民間往往以科目過多，師資難得，經費難籌，坐是因循疑沮，有誤時機。小學教育未能普及之故，此其一端。現擬酌量省並，約為五科：曰修身，曰讀經、講經，曰中國文學……惟原定各經卷帙較多，未便一律責以成誦。因《學》、《庸》理解高深，《孟子》篇幅太長，恐其記憶較難，現擬專授《孝經》、《論語》及《禮記節本》三經，緩授《學》、《庸》、《孟子》，將來併入高等小學堂教之。蓋多讀而不成誦，不如少讀而成誦，於誦習經訓較有實際。其國文一科，原定授課時刻每星期四小時，不敷教授，現擬將國文一科鐘點格外加多，較舊章約增數倍，當不致有荒經、蔑古，道喪、文敝之慮。
此折得到清廷批准，付諸實施。當年10月張之洞去世，他曾是不讀全經、立停科舉之推手，但此時又是力圖維持中學，開設存古學堂之巨擘。因此馬上有人將張的亡故與經學式微聯繫在一起，說：「文襄逝後，國粹主義大衰。」又進一步指出，「綱常亦國粹之一，十年內恐將凘滅矣。京師諸耆宿之守死善道者亦不過三數人，其餘則皆泰東、泰西之門徒。時變之來不可臆測，論者每謂中國進步遲，孰知學風波靡，捷於轉蓬，南皮朝死，而存古學堂夕撤矣」。這些話恐怕都是在針對《奏請變通初等小學堂章程折》所說，特別是對此折中「經學」內容減而再減，且將以「國文」科取代「讀經講經」科的有感而發。
其實張之洞即使不死，學部對於中小學減少讀經的大方向亦不會有多少改變，大概只會稍緩而已。這是因為調整「經學」在新學制內的位置一方面與學部中人的派系與新舊有關聯，但更多是由學堂制度建立、學術分科後的大時勢所推動。這個大時勢推動著那些和新教育、教科書密切相關的東南新人物如張元濟、黃炎培、庄俞、沈頤、蔣維喬等人不斷發聲來對中小學讀經質疑和提出異議。
1902年張元濟在《教育世界》上已撰文提出「勿濫讀四書五經」，因為「往聖大義微言，髫齡之子，詎能解悟？強令誦習，徒耗喪腦力而已。天下事惟求其是，斷非可以意氣爭。四書五經雖先聖遺訓，而不宜於蒙養。至於今日，要已大明，則又何必故為袒護乎？愚意《論》、《孟》二書只宜中學。其它諸經必列專門，非普通畢業者，不令講授」。
1903年張元濟在為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高等小學《中國歷史教科書》作序時又說，他在童稚之年讀的是「十三經」，練習的是「八股試帖」，因此到十三四歲時「心界、眼界無一非三代以上景象，視世間事相去不知幾千萬里」。後來偶得《綱鑒易知錄》方略知朝代更替，又讀御批《通鑒輯覽》、《資治通鑒》、二十四史，「顧皆卷帙繁重，不能卒讀」。其緣故雖可能是自己「姿稟淺薄」，但更重要的大概是「其書之宜於瀏覽而不宜於教科」；現在《欽定學堂章程》出台，更清楚顯現「以上諸書之不宜於教科矣」。因此商務編撰的新式教科書令張氏感到「吾方恨少時無書可讀」，生於今日者「宜自幸而發憤致力於是書」。可見教科書出版與經書的教授從一開始就已明顯呈現互不相容的態勢。
到1904年《時報》上有人評論《奏定小學堂章程》，提出要「毅然刪去講經讀經一科，將經籍要義歸併諸修身科中」。此文雖然未明確撰者，但從《時報》的編輯、作者群推演之背後清晰可見的是當時已出現的一個以上海為中心，以江浙為基地的新人物所聯結而成的權力網路。這一權力網路以《時報》、商務印書館、江蘇省教育會、預備立憲公會等出版機構、社團、學會為運作空間，其勢力從清末一直延續至民國，經久不衰，日趨膨脹。
此網路中人最著力事之一是編寫、推銷中小學教科書，而要推銷中小學教科書，各學校若仍然讀經大概就要平生不少阻礙。由此，蔣維喬、顧實等屢屢在《教育雜誌》和《東方雜誌》上發表激烈文字來攻擊讀經。前述小學堂章程不斷變更，諸「聖經」的閱讀量大減，很大程度上正是上海這個趨新網路不斷發文攻擊，造滔滔輿論的成果。
小學堂章程每星期教授時刻表：高等三十六小時，初等三十小時，讀經、講經各佔十二；夫於三十小時之中，使讀經、講經占其十二者，其要義將使聖賢正理深入兒童之心，以是端蒙養之本，所期望於國民者至厚。顧保存國粹，誠不宜荒經而蔑古；而古人淺近之語言，自今人講習之，無一非深邃之文義，童年索解尤苦其難，故小學教員惟此科成績較少。在高等小學之生徒，國文程度較深，聰俊者或亦領會過半；而初等小學中雖有聰俊之生徒，尚不過什解二三；此外則成誦已頗艱澀，中材以下往往敷衍終課，隨班而退。教員之經驗較深，及生徒家族之知識較優、責望較切者，謂不如多習國文、算術，可為生計之預備，是誠至言。
至1911年，庄俞、何勁、黃炎培等人的態度表現得更為決絕。庄氏在《教育雜誌》上直接撰文追問：「所異者，必強列讀經講經一科，不知何解。」黃炎培則在視察崑山官立高等小學的報告中指出，教員雖然講經「極清晰」，但他卻越發感到「全講經文斷非小學教科所宜」！
至同年夏天北京召開各省教育總會聯合會議(即中央教育會會議)，這些主張「廢經」的人物之意見開始從滔滔輿論進入付諸實施層面。他們先著手的是提議初等小學廢讀經講經課。當日此提案「爭議甚烈」的情形在《申報》上有非常詳細的現場紀實報道：
小學不設讀經講經課一案，胡家祺登台說明小學不能不廢止此課之理由。吳季昌登台演說，大約反對停止小學讀經講經。程澍海登台演說讀經講經宜用節本，由學部編定。俾聰穎可以參考全書，魯鈍者領略節本。林傳甲登台演說此項功課萬不可廢，歷敘日本、俄國、西洋均研究中國經書。中國竟廢去，是廢經畔孔，是喪失國粹，語涉題外，經各會員請簡單發言，林猶大聲急呼，痛哭流涕，擊案頓足，經一句鍾之久。眾叱責之，林猶不止，會場秩序大亂。某會員謂時已十句三十分，請宣告休息，會長宣告休息。眾退出會場，林始下台。
十一句鍾，復入場。會長謂適間秩序大亂，未免可惜，會場言論本屬自由，但望諸君於範圍內討論真理，囑辦事官宣讀會議規則第十二、三、四條，請眾遵守。黃炎培登台演說小學之讀經解經不能不廢，從教育上研究及保存國粹上研究，有此功課均屬無益。賈豐臻登台演說外國無經學，不能以外國章程論。但就《大學》朱子序文論之，由小學以至大學皆有層次，亦未言小學即須讀經講經。有明以來注重科舉，始以讀經講經為主要，請眾研究。
馬晉義登台演說侯會員此案並非廢經，不過因兒童之心理，讀講無用，故議停止，但就社會上心理言之，遽然廢止恐於學務上有礙。現學部已改章，初等小學自第三年起始讀經，似於實際上頗有斟酌，眾可研究。陳寶泉登台演說與馬晉義所言略同，改在第三年讀講尚可實行。姚漢章登台演說各會員有看此案太重者，有看此案太輕者，本員以為此案當從教科支配上研究。
時場中欲發言者甚多，會長謂已有贊成反對即作為討論終局，囑辦事官宣讀胡家祺等提議初等小學不設讀經、講經課，節錄經訓定為修身科之格言案，並宣告此案重大，用無記名投票法表決，可者用白票，否則用藍票，先由辦事官分票後，由辦事官收票，共會員百三十五人得白票八十一，藍票五十四，遂表決。
以上是中央教育會第14次會議的情形，「廢經」一方大勝。張元濟、黃炎培等本欲乘勝追擊，讓中學和高等小學也取消讀經講經科，但沒想到第16次會議討論時，孫雄（即孫師鄭）當場「宣讀景廟時聖訓（關於讀經講經者）二道，感動人心，中學及高小讀經課程遂得保存」。
數月以後，國體入共和，但這並不意味著各方爭論中小學校讀經事的結束。對於趨新人士，尤其是與商務印書館有關聯的諸人而言，此事除了涉及思想的新舊之爭外，還關乎教科書的生意。於是1915年北京政府頒布的《特定教育綱要》就被他們認定是開復古的「倒車」和讀經的回潮。
其實平心觀之，當時北京政府對於中小學讀經的「回歸」程度相當有限。不過是初等小學在第三、四學年授《孟子》，高等小學第一學年起讀《論語》，且明確規定，「各校不得借口讀經，銳減各科教授時刻」。讀經時刻的多少以小學畢業時讀完《論語》、《孟子》兩書為準。中學校則是從《禮記》中節讀《大學》、《中庸》、《儒行》、《禮運》、《檀弓》等篇，《左氏春秋》同樣也是節讀。
關於這個讀經的量的大小，我們可以參考幾位和袁氏復辟壓根無關係的讀書人的意見。1913年末，楊昌濟提出「民國之廢讀經，自有其教育上之理由」，在於「書經、易經，多古奧難解，不適於為教授之材料」，所以希望能由「明習經術之士，取經說之極精要者，編入國文教科書及修身教科書中」。這不正是「中小學校於修身、國文課程中，採取經訓一以孔子之言為旨歸」？
但楊氏的討論並未停留於此，他進一步說：「若必欲以讀經示尊孔之義，則專讀《論語》或尚可行，因篇章不多，文義淺顯，尚不致過重兒童之負擔」；又說：「其他各經可參擇教授者甚多，如《詩經》之詩，有可選入國文讀本者，《禮記》中之言禮意者，可作中國倫理教授之材料」；「《左傳》、《公羊傳》、《孟子》，皆吾國第一等好文字。《史記》亦宜選讀」。他特別指出：「時人所作之文字，反不如《孟子》、《史記》之易解。余嘗親試之矣。以前清時文字，教余之子女，彼等苦其難解，及教以《公羊傳》及《史記》，則彼等甚喜讀之，故施教之序不可紊也」。
汪康年之弟汪詒年則指出：「《孝經》、《論語》、《孟子》及《詩經》之前半部，實不可以不讀，卷帙無多，並不多佔時間，又大率理深而語淺，但使教習善於講解，學生亦不難領會。」
可見袁政府所定的「經」的閱讀量相較於清末學校讀經所規定的量只少不多，對比一般讀書人關於讀經量的認知也近似。即使這樣，由於經過了清末到民初極其激烈的新舊之爭，且這種新舊之爭並不只停留在觀念層面，而是深深牽涉到了實際利益層面，因此趨新一方只要見到「讀經」二字就全力以赴攻擊之，以將其塑造成為一種天然的政治不正確。
更詭譎的是，北京政府的讀經「回歸」又因其「有限」而受到了孔教會一系的激烈反對。這是因為當時北京政府的立場大致是要調和兩面：一面要「救經學設科之偏」；另一面則希望「不蹈以孔為教之隘」。教育總長湯化龍就提出：
茲二說者（按，讀全經與立孔教），似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要不免得其偏而遺其全……經書固宜課讀,然一經之中,深淺互見;設非節取為教,強以難知,貽誤學童,良非淺鮮。孔子為人倫師表,歷代均致尊崇。顧必謂推孔子為教主而道始尊;微論孔聖未可附會宗教之說以相比倫,而按之國情及泰西宗教之歷史,均難強為移植,致失孔道之真,而啟教爭之漸。
因此教育部在要求以孔子之言為旨歸時會特別說明:「其中不可不辨者,一則尊孔與國教不能並為一談;一則讀經與尊孔不能牽為一事。以立教為尊孔,於史無征,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也。以讀經為尊孔,經籍浩繁,義旨淵博,兒童腦力有限,與其全經課讀,諸多扦格之虞。」
湯氏的這些意見被新人物看作落伍守舊，而在孔教會中則被看作「禍心暗藏」，他們激烈指責湯氏意見道：
托崇經尊孔之名，行毀孔蔑經之實者，其居心尤險毒，取術尤巧詐。其事若行，則誣孔而人不知，亡經而人不覺，中國之精神命脈從此斬焉而絕，無復生之望，此真邃古未有之變，普天不共之仇……其事維何？即教育部呈大總統宣明教育宗旨之文……庶以救經學設科之偏，復不蹈以孔為教之隘等語。果如所論，則孔子不得為聖人，六經不得為聖經。教育部之智識高出於孔子萬萬，教育部所編之教科書，高出於六經萬萬，然後可也。明明割裂聖經，而曰吾以救經學設科之偏，且曰是崇經也，是採生折割人者為愛人也。明明謂孔子之言為未足，而曰吾不蹈以孔為教之隘，且曰是尊孔也，是毀人者為敬人也。不意綰教育之大權者，其狂悖乃至於是。推其故不過藉此以悅庸眾，固權利耳。為固一己之權利，而不惜斷喪一國之元氣，干犯舉世之清議，褻侮至尊之先聖，賊害將復之人心，蓋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亡已久矣。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非人也。以非人者而當教育之任，幾何不胥天下之人而不如禽獸也。
北京政府的讀經「回歸」遭到兩面夾攻，說明如何看孔子、如何對儒學、如何讀經、如何立孔教等在民初讀書人心中有紛繁多重的意義和層層疊疊的糾葛。1913年楊昌濟就指出，「孔子但說現世，故不得以儒術為宗教」，不過「若為廣義的解釋，則孔子受全國人之崇拜已二千餘年，實亦具教主之資格。吾人既設廟祀之，即不能不認孔子為有半神之資格」。
這番話的曲折實揭示了民初各方的心目中有多重孔子在焉：有欲立孔子為教主以重振世風國運者；有將孔孟之道抽離其立說之根基，而試圖將其客體化、對象化者；亦有想借儒家學說救人心、社會之弊者。情形可謂異常複雜。
這種複雜情形在《共和國教科書》和其他各種教科書中都會有所反映。如孫毓修編寫的《新說書》同樣為商務印書館出版，其通篇均是關於地球大勢、美國革命和中國國恥的時髦新知，但同時也會赫然出現「至聖孔子像」和「亞聖孟子像」的廣告。這是因為進入共和後，讀經雖然廢止，但各學校拜孔子之典禮依然按時舉行。蔡元培在回應林紓的批評時亦特彆強調除了君臣一倫已不適用於民國外，「父子有親，兄弟相友，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在中學以下修身教科書中，詳哉言之」。
此外，民初教育對於現代國家和世界的理解也有頗值得討論之處。以《共和國教科書》為例，其編寫者大多都曾是從小束髮讀書的士人。他們的觀念世界多受到源遠流長的「天下」觀念和晚清流行的「公羊學」之影響，因此其思考範圍就不太會局限於單一國家。由此，《共和國教科書》中時常會有超越民族國家和機械進化的內容。這一點和清末特彆強調民族國家的情形已不太一樣。
1906年《欽定教育宗旨》把「尚武」、「尚實」等理念作為教育所追求的終極目標。蔡元培在民初反駁說：「軍國民教育者，誠今日所不能不採者」，「實利主義之教育，固亦當務之急也」，但是「強兵富國之主義。顧兵可強也，然或溢而為私鬥，為侵略，則奈何？國可富也，然或不免知欺愚，強欺弱，而演貧富懸絕，資本家與勞動家血戰之慘劇，則奈何？」對此，蔡元培給出的方案是「教之以公民道德」，輔之以美育和世界觀的教育。何謂公民道德？蔡氏一面指的是泰西尤其是法國革命中所說的自由、平等、博愛（原文為親愛——筆者注）等要素；另一面也包括中國經典中的義、恕、仁等核心價值。
兩者的結合使得《共和國教科書》對何謂自由、平等、共和之精神等均有專篇討論，這是一種新的有關citizen的價值觀的輸入與養成，但同時又為新的價值觀羼入中國傳統元素。對此已有許多研究者有過討論，茲不贅述。
同時兩者的結合又使得《共和國教科書》有了超越狹隘民族主義的世界意識和人類意識的內容。如它講義和團會特別區分愛國心和排外心，又強調「排外與愛國心截然不同」，「蓋排外者出自偏激之感情，亦即利己心之變相。其意若曰不排擠之，足損我私利也。故排外之情倏起倏滅，今日排外而明日媚外者不足異。何則？其心目中本但知有一己利害也，若愛國者不然，彼挾其明晰之理性，堅定之意志，而為遠大之計劃，故不惜犧牲身家之利害，以殉國家」。進而《共和國教科書》會從「人愛其類」的理由出發闡明「對待外國人之道」。在《世界強國》一課的教授法中編者就著重指出：
所謂強國，非僅地廣人眾之謂，亦非僅軍備充足之謂，要必人民有進取之精神，國家有完善之制度。若學問、若實業及其餘各端，俱有蒸蒸日上之勢。原因甚多，非旦夕所致也。
正因對何謂「強國」有這樣的理解，《共和國教科書》在小學生畢業前夕才會通過課文要求學生學會做「大國民」。所謂「大國民」，「非在領土之廣大也，非在人數之眾多也，非在服食居處之豪侈也」，而是要「人人各守其職，對於一己，對於家族，對於社會，對於國家，對於世界萬國，無不各盡其道！」
《共和國教科書》強調「大國民」要「無不各盡其道」，說明此時對清末過度強調「富國強兵」的反思已經露出端倪，五四時「一般青年學子憧憬於一種大同世界的幻影」，正和民初教育的轉型密切相關。與此同時也說明中國古老的「道不遠人」之教育理想在民初仍有其餘緒。錢基博就指出：「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這種「循其性之自然」的教育之道並未隱退，反在時人議論中時有顯現。像章太炎就以為：
自新教育潮流輸入，亦復守其故說，納一切學術於書本。師以是教，弟以是率，而不知教育之為道，正不爾爾。蓋教育家，非能教人育人，在能使人自教育而已，彼以書本為教育，實屬大謬。教育事業，精神事業也。譬之於禮，鞠躬長揖，端跽下拜，彼人自行禮，而教育家從旁贊之而已，曾何力之有焉？
閻錫山在1921年召開的「進山會議」上曾專門召集其麾下幕僚來討論什麼是「道的教育」。在閻氏看來：
道的根本，非在身外。人受中生，又生而有欲。中者人之所以為貴也；欲者人之所以資生也。道的教育在使人保其中而不然乎習，養其欲而能順乎理。明白的說，己所不欲，不施於人，是道。教人己所不欲，不施於人，即是道的教育。
這些對教育之道的強調源自於《易經》「蒙卦」中所說的「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與《禮記》「學記」中所謂，「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往後則可以延伸到1940年代，潘光旦仍然在說：「好的教育正是要使青年多多的自動」，教育的過程要努力「激發與激勵此種自動的力量」。
民初雖然不少讀書人和政治家仍然不乏「道不遠人」的教育理念，但總體而言他們並不能抵抗現代潮流席捲而來後「天下為學說裂」的時勢。這一時勢造成了科舉廢除、聖經棄讀和書院消亡，留下的尚有私塾、家學和一些衛道的人物。這些仍有可能載道的空間與人物雖然在地方社會一直具備相當的權勢，但新學對於舊學之「凌駕」是更為兇猛的潮流。這潮流拍岸的結果或可看作趨新啟蒙對於守舊復古的重大「勝利」，但若仔細審察其演進的歷史過程，即使其能夠被稱為「勝利」，但在這個過程里仍包含許多由「勝利」帶來的不堪言與不忍言之處。這主要表現在：一方面「新」教育的推行貌似熱熱鬧鬧、轟轟烈烈，但其如何去做卻總是處於不斷地「調整」和「嘗試」的「未定」狀態之中，而在這一過程中被消耗和傷害的是萬千青年的具體運命。1937年張元濟就感慨道：「近幾十年來，設學堂、講究新學……國家受了不少的益處，但是在社會上迷漫著一種驕奢、淫佚、貪污、詐偽、鄙賤、頹惰、寡廉鮮恥的風氣，使我國家糟到這樣的田地，不能不說也是它的結果。回想四十年前，我們在那裡提倡新教育的主張，到今朝，良心上也受著狠嚴重的譴責。」而對於這種消耗和傷害潘光旦有過更具體的闡發。他說：
近代所謂新教育有許多對不起青年和國家的地方。……這種對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話總括起來說：教育沒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個「人」，做一個「士」。
近代中國的教育沒有能跳出三個範圍：一是公民、平民，或義務教育，二是職業或技能教育，三是專家或人才教育。這三種教育和做人之道都離得很遠。第一種目的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過是識幾個字，教大眾會看簡單的宣傳文字；說得最好聽，也無非教人取得相當的所謂「社會化」至於在「社會化」以前或「社會化」之際，個人應該有些什麼修養上的準備，便在不論不議之列。第二種教育的目的顯而易見是專教人學些吃飯本領，繩以「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的原則，這種教育原是無可厚非的。但至少那一點「榮辱」的道理應當和吃飯的智能同時灌輸到受教育的腦筋里去，否則，在生產薄弱，物力凋敝的今日，也無非是教「不奪不饜」的風氣變本加厲而已。第三種所謂人才教育最聳人聽聞，其實充其量也不過是一種專家教育以至於文官教育，和做人、做士的目的全不相干，弄得不好，造成的人才也許連專家都當不了，文官都考不上。
另一方面近代中國「新」教育未立，行之千年的傳統教育雖然並未完全傾倒，但在思想和輿論層面已被趨新讀書人徹底地「污名化」。光緒年間一本教蒙童識字的書就直指「村學究之書塾儼然一囹圄」。1909年出版的《圖畫日報》在談到私塾時認為，「其所謂蒙師者類系粗識之無，毫無程度之人。以故塾中弟子之功課一切殊不可問」，因此「若輩應在天然淘汰之例」。包天笑在1912年所寫的一本《共和國宣講書新社會》里也大談特談了一番入學堂的好處與進私塾的可怕。1916年考過科舉且做過塾師的師範教習張棡作教育新劇，也是要寫「科舉時代教育腐敗，一老秀才聚徒講學，適丁科舉之廢，新學朋興，而老生不服調查，大起衝突」。以上或都可看出在新教育跌宕推行和傳統教育急劇失勢的合力催逼下，中國讀書人群體的分裂與學問的分裂。
在此種情況下中國的讀書人雖然從教科書中獲取了不少舶來新知，卻很難在教科書里找到為人立身治家處世的大義，而陷入無窮的困惑之中。因此民初教育轉型背後的核心問題或正在「道不遠人」的理想與「天下為學說裂」的時勢間的牽連與糾葛。民初教育結構、理念、內容的多重矛盾面相讓當時的讀書人無所適從。面對席捲而來、咄咄逼人的新潮，他們既不願選擇隨波逐流，亦無法待在原地，顢頇強守。正是在如此糾結與無奈的歷史條件下，民初教育在「變亦變，不變亦變」中艱難前行，直到教育之「道」與天下之「道」徹底被形形色色的外來「主義」取代。
※周六薦書｜民初教科書的多重面相
※「可口可樂」翻譯者、「啞行者」蔣彝的「西遊記」
※人物｜「可口可樂」翻譯者、「啞行者」蔣彝的「西遊記」
※一本歷史書何以暢銷半世紀
※美國失去理性時代
TAG:東方歷史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