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清朝的滅亡完全是內部的崩潰

來源：澎湃新聞

清朝的滅亡與明朝不一樣

明朝的滅亡是征戰的失敗。清軍的鐵騎一路掃蕩，雖有投降的官員與士人，但許多讀書人是不合作的，是抵抗的。忠明與殉明，是當時官員與士人所認定的最高境界，許多人出於多種原因沒有做到，被認為是怯懦的、自私的和不道德的，儘管也是可以原諒的。清初的統治由此也遇到了許多麻煩。

清朝的滅亡完全是內部的崩潰。在中央，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絕對不忠於清朝;在地方，廣西巡撫沈秉堃、安徽巡撫朱家寶、江蘇巡撫程德金等人是主動革命。作為清朝統治機器一部分——各省咨議局，普遍地同情或參加革命，許多人就是地方反清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人。作為清朝統治機器最重要部分的軍隊多有反叛，尤其是新軍，在鎮(師)、協(旅)兩級的高級軍官中，忠清和殉清的幾乎沒有，叛清的卻大有人在。在上海進行南北議和的南方人士，如伍廷芳、趙鳳昌，都曾是清朝官員。張謇作為清朝狀元，主動倒清，據稱是退位詔書的起草者，這在明朝是不能想像的。

作為中國傳統思想主體的儒家思想，此時起到了什麼作用?此時發生了什麼變化?

儒家思想自然有多重的面相，然其最核心的面相是政治思想，講的是「忠」。「忠」的核心自然是「忠君」。清亡五十年前，咸同之際，儒家思想還催生出諸如曾國藩、江宗源、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駱秉章、沈葆楨、丁日昌、郭嵩燾、劉銘傳等等一大批忠義之士。但到了此時，儒家思想表面上還佔據著主導地位，但已經抽出了忠義的精神，清末政治思想的基本面相已變。

清末許多官員與士人之所以不再忠清，是受到了種族革命思想的影響，不願意為異族效忠;但大多數並不主張種族革命，他們的思想又是如何發生變化，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嚴修與蔡元培

由此我們可以看一下清末民初的兩個重要人物，他們分別是南開大學的創辦人嚴修和北京大學「永遠的校長」蔡元培。

嚴修(1860-1929)從小受到了嚴格的儒學訓練，進士出身，入翰林院。1894年以翰林院編修出為貴州學政，主持一省之學務。很可能受到甲午戰爭的影響，他於1897年上奏，提議開經濟特科。光緒帝接受了，相關的準備也正在進行，成為戊戌變法中的重大改革事項。至戊戌政變後，他請假回到天津，辦理女學堂，自我學習西學，曾兩次赴日本考察教育。1902年，他應袁世凱之邀，任直隸學校司督辦，是直隸(尤其是天津)近代教育的發起人和主持人。1905年，清朝成立學部，他任侍郎，1910年以病回天津，至袁世凱組織內閣，再任學部大臣。他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主要實踐者和領導者。而在這一時期，他的思想從原有的知識結構向新式教育轉變，似乎沒有遇到太多的障礙。他對清帝的退位，似乎並不意外，是順從的;對民國的創建，似乎也不意外，是歡迎的。他後來創辦的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已經看不到太多過去儒學或經學的特點。

蔡元培(1868-1940)，也是受到完整的儒學訓練，進士出身，入翰林院。戊戌政變後，請假回籍辦理中西學堂，後到上海，參預辦理澄衷學堂、南洋公學、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1904年，他參預組織了光復會，後加入了同盟會(他有種族革命的思想)。1906年，清朝派翰林出洋，他銷假回京申請，未能成行。次年，他隨清朝新任駐德公使孫寶琦到德國，入萊比錫大學旁聽三年(孫寶琦曾給予他一定的資助)，完整地接受了西學。辛亥革命時回國，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是重要的革命黨人。北洋時期，再次出洋赴法國。1916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校長，主校期間提出了「兼容並包」的辦學思想。

嚴修與蔡元培，都是進士出身，都進入翰林院，都去了東洋或西洋，主動從傳統思想中走了出來，並進行新思想、新學術的傳播，開始辦學。就清末時期而言，嚴修更多一點官方色彩，蔡元培更多一點民間色彩，但並不影響他們的大方向。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說，他們自我完成了思想革命，並從事于思想革命。他們在當時和後來都是影響極大的人。

順便地說一句，蔡元培主持的愛國學社，「愛國」一詞已不是「忠清」，而是有了現代國家的觀念。愛國學社的教員與學員，後來大多是反清的。

葉昌熾的課題與廢八股改策論

嚴修與蔡元培，是清朝最重要的學術機構——翰林院中走在最前面的人，或者說從傳統主動邁入近代的人。翰林院中的其他人呢?

最近由於上課的原因，我在讀晚清四大日記之一的《緣督廬日記》，作者葉昌熾(1849-1917)，蘇州人，學問精深，今天被視為金石學家、文獻學家。他於1889年中進士，入翰林院，1902年以翰林院編修出為甘肅學政。1903年8月，他在蘭州求古書院出了三道課題：

允猶翕河義(典出於《詩·周頌·般》，指允水、猶水合流為黃河)

問歐洲各國皆用金鎊，中國用銀，金貴銀賤，公私漏卮甚巨。即以銀幣論，西人曰先令每一先令重二錢二分，易中國銀，浮於所之重數懸絕，是同一銀幣，中西貴賤不相敵，不變圜法，匱可立待。何策以維持之?

蘭州新設官書局應排印何書議(《葉昌熾日記》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初九日)

求古書院是蘭州最重要的書院，此時的學問已經完全變化(葉昌熾在光緒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記中稱：「省城蘭山書院，督臣為政。求古書院，學臣為政。舊例也。」)。第一題仍比較傳統，葉昌熾此時在蘭州，似乎也是頌「時周之命」。第二題我不知道今屬大學哪個學系的專業內容?經濟系、政治系、金融系、社會系似乎都有點關係。第三題是有所指的，即當時最為缺少的時務書。葉本人此類書籍不多，主要來源是西安。西安此類書籍也很少，蘭州更少，由此而需要刊刻排印。而這些沒有讀過時務書或讀過不多的蘭州學子，又如何比較，如何回答?葉作為一省學政，須在各府、州進行科、歲兩試。其中在鞏昌府的院試，所出的生古題為：

問地為球體行星之一，其體皆有盡界而浮於空中，所見地面水面有一定界線，試言其理

問鞏昌石刻上溯漢魏，下迄宋元，年月書撰，或存或佚。各舉所知以對

哥舒瀚論

所出的童古題為：

問空氣流動而為風，由於冷熱漲縮，試言其理

問鞏昌隴右名區，人文所萃，前賢撰述，文獻足徵。試以四部條例其目，並論其著書大意，略如提要之例

姜維論

其中第一、二題是「策」，葉昌熾怕生童做不出第一題(分別談地平線和風的產生)，特別說明「兩策任擇一題，無庸全作」，由此可用地方知識來補其西學之不足(《葉昌熾日記》光緒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而他在西寧府的三試題中有：

問古人以兵戰，今東、西各國以商戰、工戰、農戰而實以學戰，試申言其意(《葉昌熾日記》光緒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從這樣的課題出發，學子能得出什麼樣的結論來呢?葉昌熾不以西學見長，與馮桂芬、江標、費念茲、張之洞有交往。我很懷疑他對國際匯兌、地平錢、風和「學戰」等課題是否有完整並大體準確的知識，也不知道他的評分標準，很可能由他的幕僚來操辦之。他不是新學的一派。他這麼做，是其職務使然。他所出的題目，應當被認為是晚清最為主流的政治思想與學術思想，表達的是官方的意志。

我讀了這一年(光緒二十九年，1903)的葉昌熾日記，感受很深。我也知道相關的背景，即兩年前，1901年，清朝宣布從明年起廢八股，鄉、會試皆試策論。葉不能不變。1906年，清朝又廢學政，改設提學使，葉也就不再做官，返回鄉里。他曾任江蘇存古學堂歷史、地理總校，民國後不再出仕。他聽到張勳復辟的消息時，有一點欣慰，但認為不會長久。

葉昌熾日記中所描寫的這一年，1903年，清朝進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經濟特科，清朝通過了「癸卯學制」，規定了三段七級的教育體制。後一年，1904年(光緒三十年)，清朝在開封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試，即「甲辰恩科」會試。考題大變。

第一場史論(五題)：

周唐外重內輕，秦魏外輕內重，各有得論

賈誼「五餌三表」之說，班固譏其疏。然秦穆嘗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說亦以戒單于，其說未嘗不效論

諸葛亮無申商之心而用其術，王安石用申商之實而諱其名論

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請於私第見客論

北宋結金以圖燕趙、南宋助元以攻蔡論

第二場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題)：

學堂之設，其旨有三，所以陶鑄國民，造就人才，振興實業。國民不能自立，必立學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愛之心，自養之技能，必需之知識，蓋東西各國所同。日本則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鑄國民之教育也。講求政治、法律、理財、外交諸專門，以備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設農、工、商、礦諸學，以期富國利民，此振興實業之教育也。三者孰為最急策

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實，盍縷舉近百年來歷史以證明其事策

日本變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國以日強，埃及用外國人至千餘員，遂至失財政裁判之權，而國以不振。試詳言其得失利弊策

《周禮》言農政最詳，諸子有農家之學。近時各國研究農務，多以人事轉移氣候，其要曰土地、曰資本、曰勞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實資智識。方今修明學制，列為專科，冀存要術之遺。試陳教農之策

美國禁止華工，久成苛例，今屆十年期滿，亟宜援引公法，駁正原約，以期保護僑民策

第三場四書五經義(三題)：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義(《大學》)

中立而不倚，強哉矯義(《中庸》)

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義(《易?繫辭下》)

從考題的內容與形式來看，與原來的科舉會試有了本質性的區別。以今天的知識水準來判斷，第一場史論，大約最優秀的歷史學家都難以解答清楚，且也不能依據史實來回答，出題者另有其意在內;第二場西政與藝學，屬政治家和各行專家討論的問題，且也不可能有標準的答案;第三場四書五經義，實際上也潛藏著對當時國政的新解。用這樣的題目來選拔人才，果真能找到經國濟世之才?

清代最後一榜(也是中國最後一榜)會試進士共兩百七十六人。如果去分析這兩百七十六人的後來經歷，真是什麼樣的都有。此時離清朝滅亡已經很近了，但我記得這一批人中沒有忠清、殉清的。該榜探花為商衍鎏，在清朝、北洋、國民政府任職，其中在國民政府任職極短，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時，出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

又一年，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科舉廢除了。在新的教育體系之中，經學只是其中一科。抽去科舉的支撐後，傳統的儒學軟軟地塌了下來，在青年學子的心中變得沒有什麼用處了。傳統的由「知書」通向「達禮」的路上，人跡漸稀。

張之洞的內心世界

科舉試題很大程度上代表著官方的意識形態，而科舉消亡又顯示著官方主流政治思想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張之洞(1837-1909)，主持著晚清的學制改革。他的主要代表作，當稱《勸學篇》，雖由其幕中人士代筆，仍體現出他的思想，完成於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即戊戌)。

我最近重讀《徐世昌日記》，發現很有意思的記錄。1897年，翰林院編修、袁世凱的幕僚徐世昌來到武昌，張之洞與徐相見多達十六次，每次談話的時間都很長，經常是夜半談到三四更，甚至天明。他們是同鄉。張又是喜歡夜談之人。更重要的是，甲午戰爭初期，1894年10月，徐世昌上奏提議調張之洞主持朝政大局，朝廷為此命張之洞進京，後因兩江總督劉坤一赴山海關督師，改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張由此對徐另眼相待。徐世昌日記記錄了他們的談話內容，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張的內心世界：

問當今挽回大局之要，當從何處下手?薌翁雲其要有三：曰多設報館，多立學堂，廣開鐵路。而曰收三者之效之曰士農工商兵，然必欲觀此五者之成，仍不外乎變科舉。多設報館，可以新天下之耳目，振天下之聾瞶;多立學堂，可以興天下之人材，或得一二傑出之士以搘拄殘局;廣開鐵路，可以通萬國之聲息，如粵漢之路、盧漢之路，奉天之路修到伯都納與俄國之路聯接，五六年內一律告成，中國可不至於危亡。大哉斯言，高出尋常萬萬矣。至於變科舉，尚不可以旦夕變，然終必至於變而後已。(《徐世昌日記》，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薌翁」即張之洞，號香濤。奉天，今瀋陽。伯都納，今吉林扶余。張之洞之意是中國新修的山海關到奉天的鐵路，延至伯都納，與俄國的中東路相連接。當時俄國已獲得修築中東路(滿洲里經哈爾濱到綏芬河)之權，該鐵路連接西伯利亞大鐵路，至海參崴，尚未獲得修築中東路支線(哈爾濱經長春、瀋陽到大連)之權。

張之洞本是科舉健將，虛歲十四歲中生員，虛歲十六歲中舉(順天府試解元)、虛歲二十七歲中進士，殿試探花(同治二年，1863)，入翰林院。過了這些年之後，竟然主張變科舉。而他講的報館、學堂、鐵路，與傳統的儒學體系是有衝突的，而與前文提到的葉昌熾新式考題卻是聯通的。徐又記：

薌翁云：士農工商兵五者，兵須藉商之財之為養，而又非農工不能成，然農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訓教不能精。今日泰西以商務立國，夢夢者幾疑商可冠乎四民矣，得此言可以破群疑、息眾喙。而為士者仍不力求實學以副其名，能無懼乎。又言中國之弱，上溯其源，始於老氏之清靜，繼之於佛學之空虛，又繼之以理學之迂拘。老氏盛於漢，一洗秦之苛擾;佛盛於晉，亦稍弭一時殺戮之慘;理學盛於宋，大有功於五代之亂。是皆有益於世，可救一代之弊。然皆以靜為之，不欲其動。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其不動也，以至於積弱而不能振，至今日而已極矣。又自唐專以文字取科名，有所為詞章之學者其汩人材益甚。直至本朝，更求工於小楷試帖，束縛為已極矣。官到卿貳，不免於文字之考，何由得經濟之才。不思變計，中國斷無振興之機，彼飾皮毛，無益也。又言：能師管、葛，必大有功於世。(《徐世昌日記》，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

張之洞認為，士農工商兵五者，士是最為關鍵者，即「農工商兵又非士之考究訓教不能精」。他此時反對老學、佛學與理學，更反對科舉之制度，主張「變計」，主張師從管仲、諸葛亮。作為清朝的高官，作為當時許多讀書人的精神領袖，張的這種思想將會發生重大的作用。徐又記：

三更，薌翁約談，座有念劬，極言科舉之當變，而又申說其辦法緩急、難易之故。一尊小酌，橫論古今，直至四更盡始散。(《徐世昌日記》，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四日。「念劬」，錢恂)

薌翁酌夜話，小酌，論中西學術，論西政、西學之分，論時人之愚闇，太息痛恨。問余志學之所向屬，擇一事言之。告以時事孔亟，願聞經世立身之道。云：目前新學，中年通籍之人，以講求西政為先，西學隨性之所近而涉獵之，仍以中學為主。因論中學甚晰，立身以必有守然後有為。又論同治中興名臣。寅正始就寢。(《徐世昌日記》，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寅正，早上四點。此外，徐世昌還記：「薌翁約夜酌，深談，論各直省生人材質性情，欲提倡直隸人材有三要，曰多看書，多走路，多見人。俟通俄幹路成，能多出洋遊歷，方有實濟。」)

徐世昌是很謹慎的人，日記中一般不太會記錄太多的事情。他之所以會寫下這麼多，自然是受到了張的內心世界的感染。

從徐世昌日記之中，我驚詫地發現，張之洞的這些言論與梁啟超此期在《時務報》上發表的《變法通議》等政論文章，有著很多相似之處。我們不能認為張之洞受到了康、梁的影響，他與徐的談話中，清楚地說明：「宜極力講求與諸務並舉，不可惑於邪說。」「邪說」一語，指的就是「康學」。然而，從光緒二十三年武昌總督府的一次次夜談中，我們可以隱隱看到「江楚三折」的影子，看到「癸卯學制」的影子，看到張上奏停止科舉的影子。張之洞一生都在阻止政治革命，但他實際上已經發動了思想革命——「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他的設計——持續長達數百年的傳教事業，已為這個國家鋪墊了最為基礎的西學知識;持續長達數十年的洋務企業，也顯示了西學知識的實際運用效果。但是，舊的科舉制度改變之後，新的教育制度建立之後，中學漸漸地不能為體了。

在這裡，我似乎還需幫「中體西用」說幾句話。今天的人們對「中體西用」有著誤讀之處，甚至指責其不能徹底地改為「西體西用」。最早明確使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說法的是孫家鼐，他是光緒帝的老師，也是京師大學堂的首任管學大臣。在「中體」與「西用」之間，張之洞、孫家鼐強調的是「西用」(「中體」在當時根本不存在任何疑問)，即容納西學，使西學能正式進入清朝官方的意識形態體系之中。這從《勸學篇?外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們的這一提法在當時還有一定的政治風險：戊戌政變後，守舊的勢力上台，「西用」被打了下去;而到了庚子(1900，光緒二十六年)之變，與「西」與「洋」有點關係的五大臣(總理衙門大臣徐景澄、袁昶、徐用儀、聯元，內務府大臣立山)，被守舊派殺了。

思想革命的主體

由此可見，晚清的思想革命是從甲午戰敗開始的。過去的人們過多地關注康有為、梁啟超的自我宣揚，認為他們甚至認為革命黨人是思想革命的發動者。從廣大的人群來看，從寬闊的地域來看，康、梁和革命黨人的宣揚效果有限。以上談到的人士，張謇、嚴修、蔡元培、葉昌熾、張之洞、徐世昌，以及後面還將提到的張百熙，都是兩榜進士、翰林出身，都是康、梁影響不了的人物，甚至是反對康、梁的人物。他們代表著那個時代學術的主流，代表著知識的最高階層，也是思想影響力最大的團體。

我以為，晚清的思想革命起於近代教育：從廢八股到廢科舉，從辦學堂到派留學，西學進來了，一點點擴大，成為知識的主體部分。然而，所有這一切的發生和發展，都來自於朝命，都是清朝政府中張之洞、孫家鼐、嚴修、徐世昌等一大批官員推動的，葉昌熾等一大批官員裹挾其中。即便是蔡元培，也於1906年在清朝的京師譯學館教了一個學期的國文與西洋史。由此，我以為，晚清的思想革命是由清朝政府主導的，其主體是包括翰林院眾多官員在內的清朝最高精英層。

我以為，似不能低估政府倡導在那個時代的決定性作用。在科舉制的時代，大多數苦心讀書的人，決非為個人知識的增加、個人修行的提升，而是為稻粱謀，為了能進入政府謀得官位與名利。到了此時，清朝政府主辦或倡導的各類新式學堂，需要大量的教員，需要大量的教科書，引出更多的士人與近代讀書人投身於此;新式學堂的畢業生除了繼續從事近代教育外，也進入社會，進入政府，進入軍隊，進入各行各業。他們所憑藉的，不再是對聖賢經典的理解，不再是八股文章和詩賦、小楷，而是數算格致、聲光化電、各國語言文字，乃至各行各業的專業技能。為了彌補中國知識(中學)的不足，外國知識(西學)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為了彌補中國知識人(新學人才)的不足，留學又成為清朝的國策。外洋的博士，最初還只是比附中國的進士，後來又凌駕之。

科舉與教育的變化，促進了近代傳媒的發展，促進了各類社會團體的產生。我在前面提到了葉昌熾的課題，蘭州求古書院的學子、甘肅各地的生童，只能通過這類新書刊來獲取新知識。以各種知識名義成立的社會團體，吸引著許多知識饑渴的青年。比起以往千年不變的四書五經，比起那些科舉參考的高頭講章，這類新書報更具吸引力;在舊的知識體系之中，從讀者到作者需要幾十年的功力，且成功者很少，而在新的知識體系之中，由於需求的旺盛，許多讀者很快就成為作者。上海、天津、漢口等地租界，由此成了翻譯、出版、書報等文化產業的中心，進而成為輿論和社會團體活動的中心，成為新式文明與文化的中心。

作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清末新式學堂的師生普遍地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與清末新式教育相聯繫的海軍與陸軍(新軍)，也有相當大比例的軍官反清或同情政治革命，清末出現的新式媒體——報館、出版機構的從業人員亦多有傾向或同情政治革命者。更為明顯的現象是，清朝的官員，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官員，後來大多成了民國的官員。北京政府似乎只是換了一塊招牌，內部人員沒有太多的變化，外交部和海軍部尤其如此。我曾經幫忙審看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寫的人物傳紀，主要是光緒朝後半段，發現其中許多人按照傳統史學應列入「貳臣傳」。從清末到民國以至到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許多清朝官員不僅是「貳臣」，而且當了「三臣」甚至「四臣」。徐世昌做了中華民國的大總統。晚清官員棄舊朝而投新朝，自然有著生計的原因，但他們在做政治選擇時，並沒有太多的思想痛苦。這樣的情景與明末清初大不相同的。當然，還有一些官員不是不想投新朝，而是被新朝所棄。

作為晚清思想革命的重要成果，相當大數量的留學生被清朝政府派了出去，或者在清朝政府的支持下自費留學。為此，清朝建立了留美預備學校。其中一位，名為胡適之，是清朝政府選派的「庚款」學生。清朝留下的京師大學堂，在民國年間成為思想革命的中心;清朝派出的留學生，成了民國思想革命的中堅。晚清開始的思想革命，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有了結局。我們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出兩者之間的連續性。1898年張之洞提出「中體西用」時，意在中學容納西學;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提出「兼容並包」時，已是對舊式學人和儒學的寬容。不到二十年間，中學與西學已是主客易勢。

由此，我以為，從晚清開始的思想革命，通過近代教育和傳媒工具，通過張之洞、葉昌熾、嚴修、蔡元培、胡適之等人，一步步到達彼岸。西學的內容進來了，其中的政治學說也是清朝最為警惕的部分，清朝學部對教科書亦有審查，然這類審查只能去掉一些敏感的辭彙。西學作為一個整體，不是一些名詞的變換即可以攔截，而傳統的「四書五經」崇高至上的地位無可挽回地一天天墜落。我們再來看惲毓鼎日記中的兩段話：

……近來新學盛行，四書五經幾至束之高閣。此次各卷，往往前二場精力彌滿，至末場則草草了事，多不過三百餘字，且多為隨手掇拾，絕無緊靠義理髮揮者，大有如不欲戰，不屑用心之勢。閱卷者以頭、二場既薦，於末場亦不能不稍予寬容。久而久之，聖賢義理不難棄若弁髦矣。學術人心，可憂方大。張、袁二制軍立意欲廢科舉，其弊害至於是，更有不可勝言者。袁世凱(慰庭)不足道，張香老舉動乃亦如此，豈不可痛哉!書至此憤懣萬分。

三年新政，舉中國二千年之舊制，列聖二百年之成法，痛予剷除。無事不紛更，無人不徇私，國脈不顧也，民力不恤也……日朘月削，日異月新，釀成土崩瓦解、眾叛親離之大避，而吾屬橫被其憂，念及此，不禁放聲大哭，罪魁禍首則在張之洞、張百熙之力主令學生留學東洋。(《惲毓鼎日記》，光緒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宣統三年九月初六日)

光緒二十九年會試，形式改變：頭場為史論，二場為策論(包含西政西藝之內容)，三場為四書五經義。按照以往的習慣，會試只重視頭、二場，三場多為陪襯。第二年，即光緒三十年最後一次會試，仍沿用之。

惲毓鼎也是進士出身，亦曾任翰林院編修。前一段話寫於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他任「癸卯會試」同考官，閱卷有感，矛頭指向張之洞。後一段話寫於武昌起義之後，清朝大勢已經不穩。張之洞、張百熙皆是清朝的管學大學，是近代教育體制的設計者，也是留學日本的推動者。在惲看來，清朝之所以滅亡，在於思想的變動，尤其是儒家思想受到「日朘月削」而造成的地位變化。

清朝滅亡了，這是不變的事實。然而清朝該不該亡，又是另一回事。從歷史的過程來看，辛亥革命有其偶然性，四川的保路運動和武昌的新軍起義，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治革命即便不發生，思想革命已經在進行。清朝即便不滅亡，其主導的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須得有一個革命性的變化，其政治結構與學術制度須得有一個革命性的變化，才能適應新知識之下的士人和近代讀書人。

(2015年11月在澳門大學歷史系主辦的「晚清的重新審視」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2016年1月修改。)